郭杰：杰出的学者，永存的风范
——纪念杨公骥先生百年诞辰
今年（2021）是著名社会科学家、杰出的中国文学史家、我们的恩师杨公骥先生（1921—2021）百年诞辰。回首百年历史，可谓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杨公骥先生毕其一生，始终保持着学者本色。我感到，杨公骥先生作为一位学者，其毕生成就，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首先，杨公骥先生是一位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毕生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杰出学者。
1921年，杨公骥先生出生于河北正定的一个士绅之家，家道富足，但他从少年时代就目睹了国家衰败、民族危难、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十六七岁的年纪，毅然来到延安，投奔革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延安时期，他在紧张忙碌的工作劳动之余，更加深入系统地学习。他曾自述：“这时期主要是学马克思主义，认真地读大部头的原著。所谓十七八岁娃娃啃《资本论》者正是我辈。”“我在延安所受到的革命实践锻炼和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的确为我以后的治学态度、治学道路、治学方法、治学能力打下了基础。”[1]从此，他便牢固树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毕生不曾动摇。
杨公骥先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为了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文学发展的现象和规律，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显示出鲜明的思想个性和学术品格。一九五一年，他的《中国文学》第三稿，曾受到中央教育部表扬，被认为“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因此，将它“介绍推广给各院校（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通知》）”。学术界公认，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深入阐述中国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杨公骥先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贯穿于他所全身心投入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火热实践过程之中。一九四八年，正当解放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杨公骥先生也在紧张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感到：“解放军浴血苦战，天天打胜仗。基于责任感，我觉得在我这一革命岗位上，也不应该打败仗。”[2]他的卓越成就，是在坚强的理想信念支撑下，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取得的。他的卓越成就，是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紧密联系起来的。
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杨公骥先生深知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在曲折面前，他从不退缩；在挫折面前，他从不动摇。十年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长白山区的深山老林，生活遇到困难，身体也受到损害。当时有白发学生远道前来探望，流着泪说：“老师少年时便参加革命，想不到老来时，下场竟如此狼狈！早知如此，就悔不当初了罢？”杨公骥先生笑着答道：“这是历史的必然道路。中国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行，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假如我再重新生活一遍，我还会照旧这么干，我毫无悔意。”他把这次问答，写信告诉了远在长春的挚友、著名诗人公木先生。公木先生当即赠诗三首，其中第一首诗云：“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心也甘。”毕生贡献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这就是杨公骥先生、公木先生等老一代革命者的铮铮铁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境界！
其次，杨公骥先生是一位取得了卓越成就、在学术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杰出学者。
杨公骥先生以其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卓越成就，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的代表性著作，如《中国文学》（一九五七）、《唐代民歌考试及变文考论》（一九六二）等，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论述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在规律以及相关问题的，堪称经典之作。另一方面，他的治学领域，又远远超出单纯的文学史范围，涉及到哲学、史学、语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众多学科。他以其涉及范围之广，学科领域之多，极大地开拓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同时，又以其严谨扎实的科学精神，穷尽各类史料，深入考据和思辨，极大地增强了学术研究的深度。他认为：“学某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独立存在的，都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对后者不通晓，对前者难精通。”[3]
一九四八年，杨公骥先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主持发掘吉林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并亲自撰写《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初步发掘报告》。其中报告了我国东北地区发掘并公布的第一个完整陶鼎，显示出高度的学术水平。郭沫若先生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信《东北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性的文字。……方法正确,态度谨严,叙述翔实，见解审慎，很能实事求是。” 这篇报告，作为建国前后一项重要的考古学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在一九七八年发表《漫谈桢干》，运用哲学、语言学等学科方法，从人的实践、认识、语言三者关系出发，对汉语词根进行深入寻索，取得重要建树。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指出：“最近看到杨公骥先生考据‘桢干’一词的文章，……阐发了唯物主义在汉语发展方面的全貌，对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有极重要的启发，而且以具体材料指出方向，是篇值得学习的文章。”[4]杨公骥先生的论文，从不率尔操觚，每一篇都是心血凝聚而成，都在某一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堪称经典之作。
（杨公骥先生手迹）
杨公骥先生成就卓著，享誉学林，但他所执着追求的，从来不是个人名利，而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为了探寻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历史的本然面貌。他拥有广阔的世界性的视野和胸怀，能够在国际学术对话甚至较量中，发出中国学者对于事实和真理的呼唤。一九五八年，杨公骥先生撰写《西藏古史考》。[5]这部著作，针对英国人查利·伯尔所著《西藏史》和《西藏之生活》两部书，一针见血地指明其解读西藏历史时明显违背科学精神，其要害就是试图切断藏民族与汉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形成血脉关系。杨公骥先生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真实评价了西藏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深入揭示了藏民族和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血肉相连的兄弟关系，从而有力维护了历史事实、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
第三，杨公骥先生是一位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的杰出学者。
从一九四六年东北大学（即“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创办之初，杨公骥先生就是首批教授之一，此后整整四十三年间，他始终服务于这所学校，呕心沥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在课堂上聆听他的谆谆教诲，从书本里领受他的远见卓识，学业有成，报效国家，成为栋梁之才。
杨公骥先生身为教授，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将课堂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倾尽心血培养人才。一九四八年，他带领历史系助教李洵、薛虹和学生王承礼、吴枫进行吉林西团山文化遗址的田野考察，施教于实践中，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一九四九年，他在中文系担任文学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史，在历史系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古代史。他曾回忆：“当时，我工作繁重，白天给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两门不同的课，课外便领学生挖山考古，夜间备课后，就整理研究出土文物，同时为了查阅日文资料而突击学日文，此外还要挤时间写《中国文学史》讲义。”[6]可见，他把教学工作看得何等要紧，把教书育人看得何等神圣！他说过：“如果没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是不能把一门课程不厌倦地、认真而兴奋地讲授上百遍。”
一九五二年，杨公骥先生开始担任国家研究生导师，到“文革”前，先后培养出三届研究生（其中包括我的硕士导师傅庆升先生）。一九七八年，他重又担任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一九八一年，杨公骥先生以其卓越学术成就，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创立了东北师大历史上首批两个博士点之一（另一个是林志纯先生创立的世界古代史博士点），同时，这也是当时东北三省唯一的文学学科博士点。他先后培养出李炳海等八名博士[7]，后来都取得了较大成就，成为海内外颇具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又培养的一批批博士，有许多也已成为各高校的领军人才。由此可见，杨公骥先生以其艰苦卓绝的努力，为学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发展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杨公骥先生重视坚实的基础，要求广泛搜集并全面占有材料。同时，他更强调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他鼓励研究生既要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又要善于求教，提高自我。他告诫研究生要不计个人名利，以思想家的标准要求自己，“应该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而决不能成为“以知识谋生的知识小贩”，或者“以文化牟利的文化巨商”。[8]这些谆谆教诲，堪称金玉良言，充满了睿智的思想，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我毕生深感荣幸的是，在杨公骥先生晚年，自己能够在他指导下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攻读博士学位。耳提面命，春风化雨，使我略知门径，受益无穷。今天，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缅怀恩师之风范，重温恩师之教诲，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内心充满感恩之情。三十多年来，如果自己学业上略有进步，那是与恩师当年的悉心指教、精心栽培分不开的。可惜由于自己天资鲁钝，更兼多有旁骛，未能取得应有的成就。好在诸位学长都能继承恩师的学术，并在不同领域发扬光大，实际上在学界已然形成杨公骥先生的学术流派，推动了学科发展，培养了更多优秀人才。薪火相传，更见辉煌。恩师杨公骥先生在天有灵，看到这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当是满怀欣慰，颔首而笑了。
文章来源：纪念杨公骥先生 ，学术治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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