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最近十余年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在中国内地高校得到了普及。在技术层面，研究的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实证研究却出现了三大弊病。
文章目录如下：
1. 研究选题有没有价值观问题？这关乎学术的审美
2. 为什么要有参照系，并在边际上看问题？好的研究者不犯方向性错误
3. 中国真的能够为一般理论提供证据吗？你要检验的理论是个市场经济啊
4. 为什么制度背景是重要的？请确定你讲的故事不是发生在印度
5. 理论对于经验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理论不是经验研究的遮羞布
6. 横截面数据可以用来干什么？一大堆问题，来不及秀技术
7. 面板数据到底何用？有时候，重要的就是“固定不变”的
8. 交互项有什么用？看差异的差异
9. 为什么要去做异质性分析？不要相信有普适的政策
10. 经济的显著性为什么要评估？宰牛何用杀鸡刀
11. 模型的解释力在什么情况下是重要的？别“拿着鸡毛当令箭”
12. 为什么要做实地调研？高校真的是象牙塔啊
13. 我们做的研究真的有政策含义吗？好吧，你说的对
作者简介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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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余年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在中国内地高校得到了普及。在技术层面，研究的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实证研究却出现了三大弊病：
第一，因为缺乏对于所研究问题的具体背景的了解，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在不少研究中被忽视了，一些研究得到的政策结论，甚至南辕北辙；
第二，研究普遍关注于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及内生性的处理，其他一些在实证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被忽略了；
第三，因为追求方法的所谓现代性和科学性，一些无法用到最酷炫的技术的最基本事实和重要问题缺乏关注。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一系列讲座，目的是为了澄清一些实证研究中的相关误区。这些讲座不能取代实证研究方法本身的学习，事实上，计量经济学方法本身的学习材料已经非常容易找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联联合办的实证研究暑期学校也致力于普及实证研究方法。
在各位听到和看到的这一系列讲座中，为了增加实际问题的理解，我举了一些例子，仍然是围绕着我自己的研究（参见文末目录），而较少涉及到其他研究。
原因有两点：
第一，我自己就处在城市和区域发展相关问题的最为核心的争论当中，所以这些例子有助于大家理解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系，顺便也澄清一些相关的问题；
第二，我对自己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最为了解，而对于讲座中提到的其他人的研究，则不宜过多贸然评论，相信各位能独立判断。
因此，各位听众和读者各取所需，有一分用，取一分，有十分用，则取十分。
1. 研究选题有没有价值观问题？这关乎学术的审美
13点用来骂人的话，说的是一个人太疯狂，可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在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政策研究的相关领域里面，我们受到了一些既有的制度和激励机制的制约，恐怕我们的狂人是太多了，但是我们却缺少一些疯子，来突破既有的制度和激励机制对我们的制约。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很多既有的研究，什么是好的研究的判断也出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于青年学子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在模仿一些所谓的优秀的研究的时候，恐怕忘记了很多学术研究，特别是政策研究本来所应该追求的价值，甚至产生了一些对于方法的误用，这就是我做这一系列语音它的一个原始的初衷。
今天我们先来讲第一个问题，那就是选题，我要问的问题是研究的选题到底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
先从地方开始说起呢？先从一次我和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位经济学家之间的讨论开始说起。
大家都知道在今天的学术界，特别是高校里，我们来评价一位学者是否好，是否足够晋升到比较高的职位上，尤其是对那些从海外学成归国的海归来讲，我们的评价体系大量鼓励他们去追逐国际顶尖杂志的发表。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之下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那一次我在跟一位比较前辈的学者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了这样的话，如果我现在在所有条件都同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同样有数据，同样有理论、同样有模型，但是我面临两个选题，一个是研究美国的黑人教育问题，另外一个是研究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那么在中国的环境之下，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先研究哪个问题呢？
我想可能在今天的激励机制下，可能很多的选择都会去研究关于美国的黑人教育问题，而可能暂时把留守儿童的问题放在一边。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
因为美国的黑人教育问题可能对于美国的学术界来讲就更为关心一些，那么在发表上可能就相对来说更加容易发表在比较好的杂志上。
而似乎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一个中国特有的问题，所以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研究显然是有价值观问题的。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做研究到底是为了发表，还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重大问题，当然我这里主要讲的是那些实证的应用研究。
我们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上占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比重，对于我个人来讲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是一个足够庞大的群体，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恐怕都不是一件小事。
但是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确面临一个从传统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逐渐走向世界，要跟全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去对接这么一个问题。
于是问题就来了，在目前的英文杂志里，的确有国际所通行的所谓顶尖杂志以及其他一般杂志这样的区分，而大量的顶尖杂志其实是在美国出版的，当然也包括少量在欧洲出版。
在美国学术研究里，的确存在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还有应用性的研究这样的区分。在应用研究当中，其实他们很多的应用研究是在研究美国的一些重要问题，就比如说我今天讲到的教育问题。
其实美国的教育也有很强的特殊性，它的教育财政体制并不是世界通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财政体制，它的人口学特征也非常特殊，因为美国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产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黑人群体。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在长期美国历史上倍受歧视人群的教育的关注，就成为了美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美国发表的学术论文，由于有一些应用性的问题，对美国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对有一些对美国非常重要的问题，给出一定的空间来发表它。
到了中国，我觉得很多问题就有很多差异了。在中国研究里，当然有很多也的确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问题。
再拿教育举例子，我自己也做有关教育的研究，比如说我最近的研究涉及到了人力资本外部性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讲的意思是说一个城市的教育水平如果提高了，怎么能够通过知识的溢出效应来提高整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
另外还有我研究技能互补性，也就是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相互竞争的还是互补的？再比如说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些陕西师范大学的朋友，他们最近有一些研究是关于0到3岁的儿童早期教育的一些问题。
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都是有普遍意义的话题，但是有一些中国的问题就极为特殊。
比如说我今天举到的例子，就是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大家不难想到，其实是跟中国非常特殊的户籍制度是有关系的，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城市里，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很难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公立的学校去读书。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随着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加强对于人口规模的控制，外来人口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读书——甚至民办学校去读书——的困难就越来越强了。
这个问题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而留守儿童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其实官方的统计和学者的统计口径也不太一样，官方的统计口径是统计的年龄在16岁以下的学龄儿童，而且他们统计的范围是，在父母双亲当中，只有一位离开孩子进城打工，而另外一位可能是和自己的孩子留在老家的，这样就不算留守儿童。
但是对于学者的估计来讲，如果要是一位家长外出，另外一个家长留在身边，就把他们记入了留守儿童的统计范围，所以这两者的统计出来的数据是大相径庭。
那么到底一个孩子在成长期是双亲都离开了，还是仅仅离开了一个，对于孩子后面的教育发展以及长大成人后的表现有什么影响，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甚至不同的统计口径所得出的留守儿童的规模到底有多大，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大城市控制人口的政策，对留守儿童的数量影响到底有多严重，这个基本问题现在恐怕都搞不清楚。
再包括留守儿童问题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比如说是不是留守儿童长大以后的犯罪倾向会更严重，还有在公共政策领域，对于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到底是采取措施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跟随他们的父母进到城里去接受教育，还是鼓励他们的父母回到老家，通过加大在他们的老家进行的教育投入来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广泛存在争论的，而且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举的这些例子我想大家不难理解，很多对于中国非常特殊的问题的研究，放到国际学术界，恐怕那些英文杂志的编辑就会问一个问题，你所研究的这个问题，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讲到底有多重要，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太具有特殊性了。
但是对于中国的政策研究，包括推进中国的发展来讲，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几乎是可以不用辩驳的。
长期以来我个人认为，由于我们过于注重英文文献的发表，对于类似我刚刚讲的这样一些具有重大的中国实践意义的问题的关注，学术界恐怕是不够的。
最近这些年从国家层面到学校层面，恐怕也注意到了学术研究跟实践脱节的问题，现在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国家开始鼓励智库建设，但是当前存在的对于智库建设的一些鼓励，我觉得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比如说智库的研究和学术的研究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把智库研究等同于不断的给政府写政策报告，用上级的领导批示作为对智库研究肯定性的一种指标。
那么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智库的研究是不是就不需要学术研究和扎实的数据分析来作为它的基础，是不是智库研究就可能很难产生批评性的研究成果？
所以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未来就是，如何在学术研究严谨的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找到某种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
可能很多人会问，我是一个个体，国家的政策变化和制度变化可能我影响不了，那么我自己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坊间存在这样一种说法，甚至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一些经济学家，我的前辈也采取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一个年轻学者在40岁甚至45岁前，在拿到学校的长聘教授职位之前，可以不用那么关心国家的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可以更多的在乎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档次。
等到拿到学校的长聘教授职位以后，再转来做中国问题的应用研究，我自己对于这样的看法一直是不太认同的，一个人如果要是在40岁甚至45岁之前，长期都从事跟中国没有关系的研究，恐怕这个人的知识结构到了中年之后就已经固化了。
我后面会讲到，在国际学术界发表的很多学术研究的论文，它所运用的理论框架，往往是一个标准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而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不是产生于一个教科书式的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如果长期的脱离中国的实践，对于形成一个固化的思维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到了中年之后再进行扭转就非常困难了。
不仅如此，学术研究特别是在应用研究这个问题上，话题的前沿性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长期脱离中国实践的话，如果再想到中年以后试图去把握中国研究的问题的前沿性，我觉得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我第一讲讲到了关于研究选题的价值观的问题。打一个比方吧，现在流行音乐界也有类似的看法，在一个看脸的时代，还有人会在意唱功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多元价值的问题，有的人就是要去看脸，有的人就是在意唱功，但是我相信对于真正好的艺术和好的学术来讲，总会有人会去欣赏它，发光的并不一定都是金子。
但是我仍然相信，虽然目前的评价体系并不是那么鼓励那么去做真正重要的，跟中国发展相关系的那些重大话题的研究，我仍然相信是金子就总会发光的。
2. 为什么要有参照系，并在边际上看问题？好的研究者不犯方向性错误
这一讲讲两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一个叫参照系，另外一个叫在边际上看问题。
这两个思维方式虽然说是我们经济学家特别强调的，但是其实我不认为只有经济学才需要有参照系和边际上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在讨论任何社会科学问题，公共政策，甚至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去讨论一些有关社会公共话题的时候，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就来谈参照系，今天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来讨论什么是参照系，以及为什么参照系对我们讨论问题来说特别重要。
先来谈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被全世界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都批评为投资过度了，而消费相对来说不足。于是这样的问题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的经济结构其实并没有那么坏，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说你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把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去比较，比如说就拿中国和美国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人均资本的存量非常低，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人均资本拥有量要远远超过中国。
别的不说，就说机场，美国整个国家的机场有几千个，而中国一千个都不到，仅从这样的指标看起来，似乎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就非常大。
所以就有学者说，中国还要持续加大投资，这句话看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参照系选择的一个错误问题。
在我们讲到中国经济是不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的时候，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是在宏观经济学当中的一个有关投资消费比率的黄金率这么一个理论。
所谓黄金率就指这样一种状态，如果一个国家一直在投资，加大自己的产能，但是这个国家的消费却不足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投资就会出现投资回报下降的状态，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的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必须大减价来卖。
这样的状况下，哪怕你今天的投资很高，看上去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到了未来，因为你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或者贱价来销售，结果就导致企业的投资回报很低，再进一步进行投资的能力就会下降。
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那么这个国家的投资就显得过度了，如果你通过促进消费来提高投资的回报率的话，那么有可能使得从长期来讲的经济增长率会更快。
那我们谈一谈对于美国的追赶，我们不否认中国相比美国来讲，我们人均资本拥有量还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用多快的速度来追赶美国。
如果我们急于求成的话，可以套用中国的古话叫“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说你今天投资多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追赶的速度快了，但是当我们把时间拉长的时候，其实你的投资降低一点，消费上去一点，能够提高投资的回报，这样的话，反而从长时间来看，你追赶美国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黄金率的道理。
以黄金率作为参照系的话，中国的投资恐怕就长期以来太高了，产能出现了过剩的问题。如果要是我们选择错了参照系，就会对中国经济的经济失衡的状态，产生严重的错误的判断。
我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中国的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而且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因为它有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作为背书，
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官员晋升激励的制度，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地方官员的考评和晋升，往往都是基于一些经济的表现，比如说经济增长率、招商引资还有税收。
如果一个地方官员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来追求自己的晋升，那么你看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工作非常努力，大干快上，似乎这也的确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于是就有人把它总结为一种中国模式，通过实施官员的晋升激励考核，把它跟经济增长挂钩起来，来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在这一点上，又涉及到参照系问题了，如果我们用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社会的最佳状态，同时我们又以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最优配置，来作为一个最优状态的话。
那么相对于这样的最优状态，中国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恐怕你最多只能说官员的激励考核制度有利于促进短期的和局部的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激励来加大本地的投资，结果在整个国家层面就出现了我前面所讲的产能过剩、投资过度的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每一个地方都在最大化本地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结果就使得一些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反而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官员激励和考核制度之下，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最多也就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经济增长，但是很难在时间上持续下去，并且在地区和地区之间形成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甚至加剧了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
所以一旦我们选择一个比较正确的参照系的话，那么就知道，如果我们进行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去修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和考核制度，就可以让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有所提高，持续性也可以加强。
我给大家举的第三个例子涉及到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如果大家去看2004年以来中国地区之间——主要是指省之间——人均GDP的差距或者收入的差距，你会发现似乎中国的省和省之间出现了一些收敛的现象，所谓收敛就是指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差距在缩小。
于是就有很多人说，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收敛现象。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如果去回顾一下我们在经济学当中所学的经济增长的收敛理论，他讲的是有两个国家，——注意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逐渐的就会出现资本过剩，投资的回报率下降，这个时候发达国家的资本会考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相结合来进行生产。
而这个时候发展中国家正好可以利用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资本进行追赶，于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可以缩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在我刚才所讲的理论当中，跟发达国家差距逐渐缩小的历史过程。
可是当我们讲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在我们刚才所讲的理论当中一直在强调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应该是可以流动的，尽管在中国当前的状态之下不是那么自由。
但是对于参照系的选择来讲，我们就要以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状态作为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参照系。
那么中国出现的省和省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是因为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转移到了欠发达地区吗？请注意，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其实你是在说，在中国的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和大城市，已经出现了资本回报的下降，于是他们就转移到了投资回报更强的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
可是实际上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我在我的一系列研究当中告诉大家，其实2004年以后，所出现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现象，主要是因为通过行政力量所左右的资源在空间上重新配置，加大对于中西部的投资而来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大量的投资回报其实并不高，特别体现在基础设施、工业园和新城的建设上。当你加大投资的时候，当然你会看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快了，但是请注意，这种速度的加快，恐怕伴随着地区之间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这是我最近一系列的研究在讲的问题。
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讲到的经济增长理论里面的收敛来看，大家要知道，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由于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把资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个时候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而在中国一个国家内部，通过加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如果这个投资是没有可持续性，也没有足够高的回报，那么尽管你在短期可以看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更快了，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国家来讲资源配置效率是下降的。
这又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看数据，说好像数据看上去的现象跟理论所预测的是一致的，其实因为你的参照系没有理解清楚，就会对现实生活当中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严重的误判。
一旦我们用正确的参照系讨论现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既有的制度改革有很大的空间。可是每当我们讨论改革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质疑，说现在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好难，可是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千万不能以现状来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否则一个社会就没法进步了。
我在我那本比较畅销的《大国大城》的书里曾经讲过一句话，叫“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指明方向的。”
学术上所探讨的参照系，其实就是我们的理想状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真正的实现那样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持续的往那个理想状态迈进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福利来讲，都是一个福音和进步。
好的，讲完参照系问题以后，我们再来讲讲“从边际上看问题”。我们从一个小故事讲起，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讲到了关于促进中国人口在地区之间自由移民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要性，讲完之后就有一位前辈学者做了一个评论，说陆老师，你如果今天到欠发达地区看看就知道，有很多人是流动不起来的。比如说一些残疾人、少数民族，所以要对他们进行财政的补贴。这句话听起来似乎也是对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学术问题和公共政策讨论当中，特别注意，请大家采取在边际上讨论问题的办法。在我刚刚讲的例子里，有一部分人因为身体残疾，或者说他们是少数民族，语言跟汉族地区不通，这些问题会形成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那么即便你改革制度，他们的选择可能也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如果我们让外来人口的子女能够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同样进入公立的学校读书，如果我们廉租房、公租房的提供不是按照户籍身份来的，而是按你是不是在当地缴纳税收，并且是低收入群体来，……这些制度改革了以后，就会有很多人选择离开老家进入到城市里居住和工作。
所以对我们讨论公共政策问题来讲，最为重要的是，要去盯住那些有可能会受到制度变化和政策变化影响的人群来讨论问题，只要这个人群足够大，我们讨论的问题就一定是重要的问题，而且我们所相应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就会产生效果，因为它是影响最终的均衡状态的。
换句话说，对于有些人群来讲，它不会影响经济政策变化以后的均衡状态，虽然这部分人群不会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均衡状态，但是公共政策上，当然要在乎他们的福利，比如说对那些不愿意流动出来的残疾人、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加大财政补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由于我们采取边际上进行讨论问题的思维方式，显然促进劳动力在地区之间，跨地区、更为自由的流动，要更加重要，要远远重要。
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参照系和边际上看问题两种思维方式，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最后我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那就是“聪明人不犯方向性的错误”。
3. 中国真的能够为一般理论提供证据吗？你要检验的理论是个市场经济啊
最近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当中出现了一种趋势，那就是运用来自中国的数据，为经济理论提供证据。
这种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就好象在物理学里存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一样，实验物理能够为物理的理论提供证据，从而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那么如果中国的经验和中国的数据真的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经验证据的话，那么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
但是问题是，中国真的能够为一般理论提供经验证据吗？
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场合之下是可以的，特别是那些比较微观的研究，如果涉及到人的行为，比如说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检验一种行为理论，那么我认为中国人的行为和其他国家人的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时候，用来自于中国的数据和案例来检验理论，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来讲，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制度背景的话，恐怕就要看具体的情况，才能区分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中国的证据当作一般理论的证据了。
我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所学到的很多理论，有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其实这样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无摩擦的世界，其中恐怕很多理论都没有政府的管制，没有生产要素在不同地方、不同部门之间流动的障碍，这样一种世界，是一个无摩擦的市场经济。
但是我经常跟我的同行和学生说，中国的起点是一个计划经济，在中国，存在着三个词都是以TION结尾的词，分别都是regulation、distortion和misallocation，中文可以翻做为管制、扭曲和错配。
在这样一个存在着管制、扭曲和错配的经济体，如果我们盲目的去运用那些无摩擦的市场经济理论，用中国的数据去做检验，很有可能你得到的数据检验的结果，看上去和一般市场经济理论推导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在实践应用上，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解。
今天我结合我自己的研究，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最优城市规模理论。
大家知道，一个城市的人口在增长的时候，一开始当城市人并不够多的时候，人口的增长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劳动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是过了某一个点之后，人口继续增长的话，那么就会带来规模不经济，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于是在理论上就会存在一个所谓“最优城市规模”。
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人口的增长先上升再下降，呈现出一条倒U型的曲线。于是就有一些研究用中国的数据去拟合这样一条倒U型曲线，结果还真发现存在这样一条倒U型曲线，有一些中国最大的城市，似乎已经到了城市规模继续增长，劳动生产率开始出现下降这样一个阶段。
于是就有学者说，你看，中国有些城市已经超出了最优规模，于是支持政府采取管制的手段来控制城市的人口。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里，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多的管制，这些管制本身就是导致这些城市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因素。
比如说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一直存在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城市在历史上是根据一个比较低估了的人口规模，来规划自己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
而现实中的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初的规划，而在这些城市又在进行人口的管制，其中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管制，其实是严重的制约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 于是这个城市的服务价格就会比较高，会导致这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受到负面的影响。
那么当你在这样一个存在着严重的管制的这样一个城市里，看到了一个所谓负面的城市规模的规模不经济，到底是因为人口增长太快导致的，还是因为政府的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导致的呢？
我给大家解释了以后，大家恐怕就明白了，在这样的城市，如果真要缓解城市的规模不经济，恐怕是要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而不是简单的控制人口。
我的第二个例子又要讲到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的收敛，大约是在2003年、2004年左右，中国省和省之间的人均GDP的差距开始出现一个拐点，之后差距是有所缩小的，于是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验证了经济增长理论里的所谓“收敛”的理论。
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如果要是回顾一下收敛这样的概念就会知道，其实这个“收敛”是在经济增长理论里首先提出的，它比较适用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
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为什么会出现收敛呢？那是因为在发达国家，随着投资和资本积累，会出现所谓资本边际回报的下降，这个时候企业为了挣钱，就把自己的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
而这时候发展中国家正好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就借助于自己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的比较优势，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进行生产，于是实现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追赶发达国家，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就有所缩小。
但是我想再次提醒大家，国家之间的收敛理论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前提之下的，那就是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是存在障碍的。这个时候，当发达国家出现劳动力不足，资本边际回报下降的时候，他就把资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一个统一的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你就要注意，如果地区之间要实现经济发展的收敛的话，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到发达的地区来。
而在实际中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一直存在着流动劳动力的障碍，而在大概2003年、2004年的时候，中国开始动用行政干预的力量，把大量政府可控的资源，包括转移支付，包括建设用地的指标投入到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方建工业园、新城还有基础设施，整个在中国的中西部形成了一个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投资本身在短期里就是经济增长，当然你会看到在不同的省之间，人均GDP的差距有所缩小。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在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投资导致的结果，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在欠发达地区出现了投资过剩、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大量闲置，鬼城、空城出现，工业园出现闲置。
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收敛”，是真的收敛吗？大家不要忘记，在国家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将资本转向发展中国家，它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率的结果，而在一个国家的内部，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再通过政府行政力量引导资源投向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这种做法实际上带来的是严重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如果不区分这一点，就会以为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是为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理论提供了证据，并且在实践上会更加进一步的主张用行政力量来干预资源的地区间分布。
我要举的第三个例子是一个著名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叫“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和相应“刘易斯拐点”。根据刘易斯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到了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所谓“刘易斯拐点”。
这个时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吸收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工资的快速上涨和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现象，这个就叫“刘易斯拐点”。
于是有经济学家就观察到，大概也是在2003年、2004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了快速的工资上涨，和城市部门的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可是这个现象能作为刘易斯拐点的证据吗？
同样因为我刚刚讲的道理，中国在存在比较严重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的情况下，又尤其存在比较大的城市对于人口规模进行管制的政策情况下，同时我们又加大了对于欠发达地区那些人口流出地区的转移支付和补贴，还有大量政府主导的工程建设。
一方面是因为人口流入地不接纳，或者不充分的接纳外来人口，一方面在人口流出的那些人的老家，加大了投入，这时候当然向人口流入地转移的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降下来，就体现为工资的上涨和劳动力的短缺。
可是大家想，这种拐点到底是一种政策的拐点还是真正的刘易斯意义上的拐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困难，因为大家只要回顾一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就知道，在那个理论里是没有劳动力流动障碍的。
所以如果中国真的出现的是一个劳动力已经真正短缺的刘易斯意义上的拐点的话，你就不会看到在中国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现象，比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是慢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国城市化的水平相对于世界上处在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来讲，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
你也不会看到在2003年之后，中国持续出现的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你更加不会看到，在所谓刘易斯拐点真正到来的时候，中国的城乡间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这种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才得到了遏制。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严格的区分中国经济是不是“刘易斯拐点”呢？因为它的经济政策的含义是完全两样的，如果中国出现的工资上涨和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是因为一个制度性的因素的话，那么在经济政策上就应该主要通过去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来缓解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是如果真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的话，那么它就主要是一个人口数量的问题了。
我今天举的这样一些例子是想提醒大家，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不要简单的、直接的把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些理论上，通过收集数据做一个回归模型，就以为自己得到的结论验证了所谓的主流的市场经济的理论。
如果简单粗暴的这样做研究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得到一系列错误的结论，特别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之下，得到的结论却用来指导中国实践，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强对于中国市场的管制，可是，实际上的情况却往往可能是中国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已经是过度管制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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