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乔纳森·卡勒运用史蒂文·纳普的“文学兴趣”概念来激活理论研究，将作为指涉物的文学插入与理论表述一体的新脚本，使文学通过“能动”结构，从理论对象变为理论自身的性质。“能动”一词来自纳普及其述行立场，因此不能被译为“代理”。但将文学纳入述行时又因语境性等始源残余，回避了他者的冲击。由于述行中这种始源残余，立足于它的“能动”结构并未根除对象与结构的界限，阻断了理论中的文学。用基于事件思想的“虚空”结构置换卡勒的“能动”结构，以主体趋向语言限度的潜能运动来根除对象与结构的界限，才解开了理论与文学的融合难题。主体在此虚空化进程中，呈现出与“泰然任之”的本质区别。这一置换揭示出理论中的文学在后理论定位上有别于经验感悟之处，并已初步得到实例的演示。
关键词
理论中的文学；乔纳森·卡勒；能动；述行；虚空
作者简介
刘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文论研究。
Abstract
Jonathan Culler uses Steven Knapp’s concept of “literary interest” to activat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a new script that integrates literary insertion and theoretical expression as a reference, so as to change literature from the object of theory into the nature of the theory itself through the “agency” structure. The word “agency” comes from Knapp and his performative position, so it cannot be interpreted as “agent.” However, when literature is included in the performative, it avoids the impact from others because of the original remnants such as contextuality. Given the residual origin in performative, the “agency” structure based on it does not eradicate the boundary between object and structure and, therefore, blocks the literature in theory. Only by replacing Culler’s “agency” structure with the “void” structure based on the idea of event and eradica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object and structure with the potential movement of the subject tending to the limits of language can the problem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literature be resolved. In this process of void, the subject present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from “Gelassenheit”. Such a replacement reveals that the post-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literary in theory”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experience, and it has been preliminarily demonstrated by examples.
Key words
The Literary in Theory; Jonathan Culler; agency; performative; void
Author
Liu Ya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specializing i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liutaiyang2001@163.com
“理论中的文学”是乔纳森·卡勒出版于2007 年的著作书名，也是他进入新世纪后的同名主张，其核心是将作为指涉物的文学插入与理论表述一体的新脚本，使文学从理论对象变为理论自身的性质。这就要破除文学与理论的界限，找到使两者不再彼此外在、相反融为一体的动力。此前已有学者对此表示过类似愿望，①但在探讨实现这一主张的结构方面，卡勒是第一人。他称这种特定结构为“能动”，却只纲领性地简要提出，后续未再展开详尽论证。这或许是此后十五年里多见对此话题的照搬，而鲜见对它作跟进分析的原因。当今天关于“理论之后”的研究日趋深入时，对“能动”结构的译名、内在机理以及外在定位进行深度考察，重审理论中的文学，便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与学术补缺意义。
01
Agency 译名辨正与“能动”结构的提出
卡勒提出“理论中的文学”的语境，是1960 年代以来理论的变化，尤其是“理论之死”引发的讨论。“理论之死”论的代表、英国学者史蒂文·纳普1993 年出版了《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各种限度》一书，书中的核心概念“文学兴趣”（literary interest），启发了卡勒对理论走向的思考。在纳普看来，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别种思想与写作模式的、特殊的文学兴趣，那是一种使人对其表述本身感兴趣的表述，这种表述“将其所指对象插入与表征本身的特定语言与叙事结构密不可分的新‘场景’中”（Knapp 3），实现文学话语他指与自指的同构效果。纳普认为，解释的重构使一种解释的难题——诸如“作者写诗这件事是诗中发生的事吗”——成了文学兴趣之源，这个难题通过一个叫做agency 的中介得以表现。agency 即被插入表述本身的指涉物，它既可以被观看，又可以通过它进行观看，因此既充当表述的客体又成其为自为的主体，从而成为解释的难题。所谓文学兴趣，就是对这个归根结底产自文学写作模式的难题的兴趣。
纳普围绕agency 展开文学兴趣，旨在融合创作主体及其创造的文学世界，这两方毕竟有身份上的连续性，不难得到理解。当把这一思想从文学活动拓展至理论活动，让研究文学的理论本身也成为文学，双方便由于传统观念中抽象/ 形象思维之别，而让事情变得不那么顺理成章。在这点上的探索者首推卡勒。他借鉴agency 这一纳普的关键词，展开理论中的文学推演。要弄清他的确切意思，因而需要先解决agency 如何准确翻译的问题。
国内最早完整中译出卡勒《理论中的文学》一文的学者是余虹，他2003 年发表的译文将题目译为“理论的文学性成分”，将agency 译为“代理”（余虹、杨恒达、杨慧林 121）。这是常见的译法。可举一例旁证：2020 年去世的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认为要使记忆成为真正的记忆，必须懂得遗忘以获得记忆的真实性，这种遗忘状态被中译为“代具状态”（斯蒂格勒 134）；他援引博尔赫斯小说《费奈斯或记忆》中主人公费奈斯虽拥有惊人而细密的记忆、却终究与真实擦肩而过的故事，表明记忆同时应当包含对差异的遗忘（这种差异是事后塑造的产物），才能通达真正的差异（这种差异则意味着事件及其叙述之间的真实距离）并实现事件。“代具”显然即“代理”，显示出汉语学界在翻译agency 这个词时的某种普遍性。再加上文学是语言的创造活动，语言就是起替代（表征）作用的符号系统，译作“代理”似乎更显得天经地义。但这样译不正确。
在卡勒的语境中，agency 不能译作“代理”，应译为“能动”或“行动”。2007年出版的中译本《理论中的文学》译之为“行动”，才是准确的。理由首先在于，这个词作为卡勒直接借鉴纳普的产物，在纳普的著作中被明晰表述为“能动”：
在我的论述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注意到其中的核心重要性，这一系列问题涉及各种实际的与想象的能动（imagined agency），特别是自柏拉图以来的文学作品的明显倾向，歪曲或破坏能动（agency），人们认为这种歪曲或破坏能动的方式或涉及非理性的固定，或涉及不可阻挡的转移或循环。（Knapp 3）
这里的两处显然都只能译为“能动”，若译作“代理”便弄反了意思。纳普在这段话中表明，柏拉图之后的文学作品出于将文学理解为非理性活动的意图，趋向于虚构（代理）而淡化着能动性，后者在文学中其实已长期被忽视，而显得久违了，现在他就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而重新伸张文学的能动性。所以这从词源上有力地辨正了上述译法。还可以补充一个有力的证据：当代欧陆学者在强调事件与我们对事件的感知之间不存在任何插手之物（中介）时，用了acting without agent 这一表述（Romano 3），表明了agency 与act 在“能动、行动”之意上其实相当接近，以至于论者为强调程度的微妙不同而不得不苦心再加以分辨。
更关键的是，从纳普到卡勒，他们都从述行理论的背景出发谈论agency，强调agency 使“理论的后果是向诸学科通告其结构所具有的虚构性和述行效果二者”（《理论中的文学》35），因此纳普赋予agency 的述行性含义——“能动”，也为卡勒所承继。当然，卡勒2007 年在为自己著作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特意指出，共同完善着这种“能动”结构的动力因素还包括文本、全知与阐释等，但述行“极端重要”（13）。联系整体理路来看，卡勒接上了纳普的思路，不满足于将文学理解为虚构对象，而把理论本身也视作文学行动来加以创造性处理，“能动”结构加强着理论的这种行动意味：故事就是讲故事。
循此以进，卡勒指出“能动”结构是“一种将个别性和普遍性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理论中的文学》25），能使哈姆莱特既体现于个别细节中，又以现实中的人所不具有的方式带有普遍性。理解作为能动的自我，就是既要在具体情境中观察自己，又要揣想某人在我的情境中会做什么，以及他可能的选择和行动路线。例如在身份政治批评中，身份或被认为由出生决定，或被认为随人物命运而变化，一部《安提戈涅》却让人们在具体的叙事情境中，领略身份在先天与后天选择之间相互生成的微妙情形，这是身份理论靠自身做不到的，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展示出更为复杂的纠葛。后续一些国际著作也将精选的小说视为“在审美片刻中理解身份的一种方式”（Fraser 5），支撑了卡勒的信念：文学应当从理论之所说者变成理论之所说。
尽管如此，细绎卡勒的论证，会发现这一观点还没到无可推敲之境，至少有深浅不一的两个矛盾引起我们进一步追问的兴趣。就浅层矛盾而言，卡勒关于理论中的文学的讲述，存在着内涵有时暗中发生游移的问题。总体来说，他倡导的是一种作为思想方法的文学观念，但从诸如文学为身份政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理论中的文学》28）、以及朱迪斯·巴特勒“使用”《安提戈涅》这出悲剧讨论亲属关系模式理论等表述看（31），文学有时被卡勒处理为促进理论研究的材料与例证，便又成了对象而非结构本身，与他的整体立场是有矛盾的。卡勒最后呼吁通过“回到文学作品”实现理论中的文学（The Literary in Theory 42），也存在着重新将文学实体化的嫌疑，而有待于进一步考虑与整体理路取得协调。
比起以上浅层矛盾，深层矛盾直接触及了要害。这就是卡勒赋予“能动”结构在动机上的规范性，和他同时相信这种结构在效果上的变化性之间的矛盾。作为卡勒的主要资源，纳普并不执著于文学的社会公正担当之类主题，这与卡勒同时举证的美国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论正好相反。卡勒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原本也并没有明显的文学伦理倾向，以至于在别的学术研讨场合明确挑战阅读伦理学，表示“不认同以伦理方式对待作品这一理想”（彼得·布鲁克斯、希拉里·杰维特90）。虽如此，卡勒仍不知不觉地倒向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规范性立场，而坚持理论中的文学实即“文学能作为行动的范例性表象（exemplary representation）对理论起作用”（The Literary in Theory 36）。此处的exemplary 一词，应非卡勒随意之笔，它不只简单有举例、示例的意思，在英语中指“模范的、典范的、可作榜样与楷模的”，即某种总体性模型。这与他所引述的纳普有关文学兴趣涉及“行动自身的理想状况”的说法异曲同工（《理论中的文学》25）。那么，这点怎样与卡勒在同一文章中寄予理论的厚望——“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他者、不确定性或远离工具理性的另类场所或事件的话语”（33）——相协调呢？带有规范性与总体性的出发点，如何导出非同一性与充满了他者冲击力量的事件？
中间的路线似乎被卡勒设想得过于平坦了。他不长的行文也制约了他本应在此更充分发挥的阐述，而把接着思考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正是这个深层矛盾牵引出的述行与事件的不等同性，动摇了“能动”结构在实现理论中的文学时的合法性，让事情变得没有那样顺利。
02
“能动”的始源残余：未能根除的界限
鉴于“能动”结构直接建立在对述行（performative）的信任上，要凭借这一结构根除理论与文学的界限，便需要检查：述行是否已保证所说者与所说本身不再分离？述行是以言行事的简称。问题于是进一步变为：以言行事是否根除了所说者与所说本身的界限？从而，以言所行之事，是当代思想所说的那种让发生物与发生源融为了一体、消除了始源的事件吗？这一问是卡勒未及深究而等待我们来填充的。
事实上，把述行等同于德里达等当代学者所说的“事件”，并将文学纳入其中，是卡勒《文学理论》与《理论中的文学》共同处理的一个主题。前书第七章“述行语言”和后书第六章“述行”，提出了同一个命题：“奥斯汀式文学事件（the Austinian version of the literary event）”（《理论中的文学》140）。这个命题能否成立？需要来考察它是否仍存在着顽固的始源。
首先，以言所行之事因其语境的饱和性而“被中性化了”，不等于“超过限度内来到我身上”的事件（杜小真、张宁 63），这种中性化，如同康德所说的那种必然与“规格理念”有关的“平均值”（康德 54—55），即在对差异的均质调和中预设了一种始源。这是德里达坚持批判奥斯汀的理由。他发现，奥斯汀言语行为的目的论意味着主体意向的意识性在场，施行话语交流的规范性体现为意图意义的优先（与前述卡勒赋予“能动”结构的规范性一致）。这击中了以言行事的语境性（context）要害。奥斯汀确实表示过，施行话语“是在正常的情境中讲出的”（奥斯汀 19），因此“必须考虑说出该话语的整个情境——整个言语行为（44）。语境性，便在某种程度意味着总体性，它对事件最重要性质——发生性的回避，隐藏了述行的始源盲点。
被德里达正面树义的事件，则不取道于通畅（总是显得可能）的语境，而需要经过不可能性这一中介的尖锐转换才能达成，从述行便推不出事件思想。这或许与卡勒的英美学者身份有关。英美传统倾向于持可能性立场，与欧陆传统较多见的不可能性立场异趣。从卡勒晚近在研究抒情诗理论时反复提及“研究西方抒情传统中固有的可能性来探索替代方案”（Theory of the Lyric 3）、“可能性系统”（6）等，便不难领悟此点。在此意义上我们才理解，2017 年美国学者罗宾·瓦格纳－帕西菲奇所著的《什么是事件》，为何另辟蹊径指出事件由述行、指示（demonstratives）与表征（representations）三个要素共同组成，“只有当表征、指示与述行相互支持和反映时，事件和事件概念才会最终形成”（Wagner-Pacifici 91）。述行因此应被视为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其次，以言所行之事以“不严肃”为名排除了文学（Bass 325），卡勒吸取德里达思想来试图扭转这一局面，却在将文学纳入以言行事范围的同时预设了意图性始源。德里达用同样得到了卡勒关注的可重复性（iterability）与引用性（citationality），解构奥斯汀构造出的严肃/ 非严肃的形而上学对立，不再将文学视为非严肃的话语以至于排除出以言行事的范围，却想用文学引出其事件性力量。虽然后来奥斯汀的学生塞尔写了《复德里达》来反驳德里达这一主张，但从卡勒对塞尔这一观点的不以为然，以及肯定了“解构理论之所以存在，完全有赖于重复之功”看（《论解构》77），他对德里达观点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即也同意用文学来完善以言行事。然而他的说法却是，对一首诗歌“为了察觉这件任务是不可能的，它需要被当真地对待”（《理论中的文学》126）。“察觉这件任务是不可能的”，便允诺了意图在以言行事中的渗入，这与他同时正确强调的以言行事对意义与发话者意向的联系的打破（125），便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残余的意图性，因而也导致了述行的始源盲点。
再次，更重要的是，以言所行之事（如打赌、发誓和愿意娶某人为妻等），有别于现实实践活动而是观念性的，这就阻隔了他者性的力量冲击，仍不等同于事件。一件事在语言的施为中存在，呈现为观念形态，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毕竟是不同的。为卡勒所首肯的纳普的一句话，透露出这种观念性特征：“文学兴趣的道德利益或许不在于告诉我们哪些价值观是正确的，而更谦虚地说，在于它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评价倾向是什么”（Knapp 100）。“评价倾向”即一件在观念中而非现实中所做的事。根本原因仍然出在对语境规则的坚持上。奥斯汀并没有说“我道歉”这句话使我道歉成为一件事，他说的是“‘我道歉’这一施行话语的适当性使得我正在道歉成为一个事实：而且我的成功道歉依赖于‘我道歉’这一施行话语的适当性”（奥斯汀 40）。以言行事的成败，维系于它是不是合乎适当性、有没有破坏语境得以顺利展开的常规性。这表明以言行事始终是坚持某个前提之下的运作。
对这个前提，学者芭芭拉·约翰逊用一个带有文字游戏色彩的说法来描述：“如果考虑到奥斯汀经常坚持的所有述行话语的常规性（conventionality），真的可以说开始讨论的主席或为婴儿施洗的牧师或宣判的法官是人（person）而不是人格（personae）吗？〔……〕当述行话语使他成为传统权威的代言人时，述行话语自动虚构了他的发话者”（Johnson 150-151）。这一虚构自我的过程，抵御他者的介入与冲击，因为发话者诚然也受到限制，受到的却不是听话者而是语境规则的限制。如约翰逊所分析，受限于语境规则，其实不是真正的受限，因为那实际上在接受中放任和强化语境规则，中和了事件的尖锐冲击力。举敦煌曲子词《菩萨蛮》为例：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情人枕畔耳鬓厮磨、极尽忠贞不渝之情的海誓山盟和蜜语甜言，从述行角度看恰是一种在观念中而非现实中所做之事，如有识之士所言“枕前所发的誓言，大抵是靠不住的”（陶然 78），发话者无须为自己的话负绝对不出意外的责，听话者发现此话被现实证伪后，也不至于单单抓住这句兴之所至的话来索赔，离婚案的判决只能依据事实的法理而非观念的情理，其理便在于观念性同样造成了述行的始源盲点。
既然将文学纳入述行会产生以上语境性、意图性与观念性的始源盲点，建立在它之上的“能动”结构，便使理论在讲述文学时，无法做到让自己也不露斧痕地同时成为文学，痕迹还在并阻断了理论中的文学。卡勒举弗罗斯特的两行诗《奥秘端坐其中》为例，认为当诗中写到人猜测奥秘时，“这首诗本身进入了猜测或知晓的模式”而激发文学兴趣（《理论中的文学》22—23），成为他倡导的理论中的文学同样在做的事：用猜谜这一修辞（文学）方式研究一首涉及猜谜的诗。一时虽还猜不出谜，毕竟却总相信已（可能）有一个谜底的方向在前方摆着，述行对规则之外的事件便缺乏估计。
以上从语言哲学角度对“能动”结构中仍残余着始源盲点的分析，同样得到了生存哲学的证明。对始源保持着高度敏感的当今海德格尔研究者，将agency 与海氏后期逐渐陷入了神秘的思想联系起来考察：
海德格尔谈论这种类型的历史转变的方式常常让人联想到一种神秘的准能动（quasi-agency），在我看来，这种能动并没有严肃的理由。显然，他会否认我刚才所说的方式，因为他认为“能动”（agency）是一个隶属于形而上学的概念。（Bahoh 89-90）
既然海德格尔不承认其后期思想蕴含着“神秘的准能动”色彩，却明确宣判“能动”是个形而上学概念，并没有对agency 一词及其述行立场作必要学理深究的卡勒，将如何应对这样的理据呢？看起来有点棘手。他没有沿此写下去，使之成为一个未竟的悬念。这个悬念驱动了“能动之外还有什么”的方向：对理论中的文学，有没有可能跳出目前的思维定势，来找到一条不再被始源所关联、以不动为大动的阐解新思路？
03
虚空论视野中的“能动”：潜能与语言限度
确保文学插入与理论表述一体的新脚本的关键，不是仍暗含着始源的述行方向，而是反过来消解了始源的虚空方向。虚空消解了存在于事件前的主体性，唯一地发生出客观性，才擦除了理论中的文学所面临的痕迹难题。
虚空（void）是坐落于“有/ 无”范畴之外的意义维度，虚空论是超越以存在论为标志的关联性立场的新思想。存在论的因缘结构，设定了主体入场后看不见自己所占据的点，有中必定生无，只能离场以尽收全场于眼底；虚空论则通过让主体虚空化，使主体既在场、又同时看见包括自己所占据点在内的场内全景。虚空论及其诗学效应，尚未在国内外学界形成正面的主题，但它作为隐线其实已贯穿于当代思想中。本着论从史出的原则，我们需先图绘这条隐线的四个关键环节，然后在此基础上观察虚空论为理论中的文学带来了什么。
20 世纪以来，把“虚空”这个源自古希腊哲学的概念，尝试运用于哲学与诗学的人首推布朗肖。与海德格尔视语言为存在的真理不同，他谈论马拉美与卡夫卡等现代作家，认为意义不靠语言的向心内收获得，却向外侵蚀而趋于虚空：“被吸引不是被外在的诱惑力所引诱，而是在空虚和匮乏中经历外界的真正在场，并且与在场联系紧密的情况下遭遇了无法更改的事实：只能处在外界之外”（福柯、布朗肖 58）。他据此视语言为对虚空、即主体不在场状态的等待，贯穿其间的是基于匮乏与深渊的吸引力，如同作家所咏叹，“好好看看雨和生命。看看暴风雨、寒冷、虚空、失去的猫、这朵花和你”（芒索 143）。事件在主体趋于虚空状态的过程中即时地生成，这个过程在主体趋于虚空之际打开了客观性。
虚空的这种客观性有没有时空维度？布朗肖交出否定的答案，认为基于虚空的灾异书写“有它发生完成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布朗肖 82—83）。这种无时空的灾异，也是“都无法和语言产生关联”的状态（73—74），成了纯粹无理性的。这稍后被德勒兹有关事件在虚拟中生成的思想所改进。虚拟又译为“潜在”，经历了在潜能中生成虚空的过程。充实时间—空间场域的是强度的量，其生成源于强度的零度，即纯粹时间—空间的虚空，需由此建立“一种对于空间和时间的空意识”（德勒兹 149）。这与语言走出同质性平衡的积极创造作用有关，引出了语言打破平衡状态后的限度。
语言是有限度的，其极限处构成了对经验性语言的否定。这点稍后被阿甘本注入了更深的意蕴。他旨在探讨使任何发生成为可能这一主题，即不仅发生出事件，而且要让“发生”本身也始终处于发生状态中。这靠海德格尔前期在有/ 无范畴之间的转换，以及后期对本有的某种静态持守，均已无济于事，需引入不同于它们的虚空这一新维度，从外部否定已有结构而非从内部同化已有结构，才能做到。他“恢复物自体在语言中的位置，同时，恢复书写的困难，恢复书写在创作之诗性任务中的位置”（《潜能》20）。“书写的困难”就是对语言的限度的敏感。自觉暴露语言自身的限度，物自体才能从各种预设中解放出来，在语言中得到恢复。这便将正在使用的语言逼向边缘，引出一种基于语言限度的经验，或者说“仅仅同虚空的和无决定的整体相关”（《来临中的共同体》85）的非书写之书写。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虚空论的问题意识是，以海德格尔（包括其前后期思想）为代表的关联性思路是否穷尽了客观性。对此的怀疑和反思，使它超越关联性思路而努力打开了存在之外的意义维度——虚空。其理路呈现为环联的四步：
（1）存在论在关联性思路作用下，用“无”凸显“有”的可能性，形成整体因缘结构，那照亮了“无”与“有”的界限，或者说以“无”与“有”并非一者、而是两者为前提，“有”已被“无”决定好而总是可能。
（2）虚空打破这种连续与共存的关联性，证明不存在一种事先去对“有”进行塑形并产生向心力牵引作用的“无”状态，相反，“有”面对的是另一种不断流露出新的匮乏、因而总是显得不可能的虚空状态，“无”因此和“有”失去界限，不再有两者而只剩下了一者。
（3）去除“无”状态后的虚空，吸引“有”通过自身潜能及其充满强度的运动去接近它，由于它不再如“无”那样是一种能达到的关联性目标，“有”的潜能运动因此始终只能趋向极限，却无法关联到它，原先清晰的界限由此被潜能代替，逼出了同时异于“有”和“无”的外部：总逼近着却实现不了之境。
（4）因此，从虚空角度看，界限导致了被内部所关联的伪外部；界限在潜能运动中的消除，才引出了异于内部的真外部。
虚空是主体在潜能中发动事件的结果，这以新的姿态避免了主体性的始源盲点：不让一种主体性事先在所论对象面前抬头，相反借助潜能运动和流变，以虚空化主体的方式增强了客观性。而只有当对世界的语言化介入，趋向一个将语言证明为不可能的边缘性极限位置时，主体才避实就虚，不再被关联进可能的内部，相反进入了虚空的外部。鉴于对语言来说“任意性与差别性是两个相关的特征”（Bass 10），以及为了更好地来“呈现语言的发生”（默里 22），语言的限度从学理上体现为三方面：一是任意性的限度，表现为，仍有非任意的物与实在存在于虚空中，那指向被卡勒正确提及的思辨实在论（《理论中的文学》序言 6—7）；二是差别性的限度，表现为，差别仍可能凝固成另一种形而上学实体而需要被进而打洞，那便是也进入了卡勒视线的事件思想；三则是发生性的限度，表现为对语言在否定了自身规则后才能获得的生命的探测，那包括同样已在卡勒考虑范围内的后人类与动物研究（6）。思辨、事件与生命，由此共同交织起虚空的复调，为虚空注入了复杂而富于新生机的内容。
理论在研究文学时，不再从仍携带着始源盲点的述行立场出发叙述，而反过来不断趋向自身语言的限度，在这个过程中根除理论与文学的界限，真正保持住对象和自身研究结构的一体性。这意味着，理论应当在趋近自身语言限度的过程中展示潜能的运动，不再在关联性意义上去企图穷尽文学对象的意义，却尽最大努力接近它，与它较量和搏斗，逼出其作为外部降临、而非主体内部同化的意义，那就使作为指涉物被插入与理论表述一体的新脚本的文学，成为一种避实就虚、探测语言限度的的独异性力量。这种虚空结构才从根本上解开了理论中的文学之谜。
当用虚空这样取代“能动”结构，激活卡勒所说的理论中的文学时，需要及时澄清的敏感问题是主体在这一新结构中的性质与功能。虚空化的主体，真还是具备生命活力的主体吗？抑或它流于理论的愿景，实际上失去可操作性而滑向神秘，沦入了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那种状态？
04
从去主体到新主体：虚空与“泰然任之”之别
从表面上看，虚空与“泰然任之”似乎有点像，以至于有些学者很自然地对此产生了怀疑。如前所述，虚空论的集大成者阿甘本，相信潜能作为含混而充满冲突的领域，在语言的极限处才具备反抗的可能。被如此设定的主体性，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以不可能性为自身边缘，建立于其上的生命政治因之在等待不可能性降临的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不再行动与自主创造，却“使得生命政治变得毫无力量，并缺乏主体性”而“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哈特、奈格里 46—47）。后者如学界所知，关涉“让存在本身总是前瞻性的与选择性的”始源盲点而为人诟病（沃林 152），这就把基于潜能的虚空论是不是在重蹈“泰然任之”状态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对于这个问题，简单呼吁一下“重建主体性”并不奏效。因为，如果仅仅出于反对潜能趋向限度运动的用意而重提主体性之必要，那带出的对策，很可能仍只不过把主体性“限定在不变的、自然主义的框架内”，即仍以“常数的”范式来描述主体性对权力结构的反抗（哈特、奈格里 47），而把主体性常数化，并不足以创造出生命的另类形式。以我国1980 年代中期的文学主体性大讨论为例，为反拨只讲客观、不讲主观的机械反映论流弊，当时一些中青年学者在个体性、自由性与精神超越性的意义上倡导主体性，而为了清除这种主体性理论脱离社会性所陷入的更大片面性，当时坚持审美反映论的另一些学者，针锋相对地论证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题中之义，认定情感、想象、无意识心理与创作个性等主体性成分“从根本上说是由客观现实所决定的”（王元骧 273），强调主体性是社会性意义上的主体性。今天看来，后一立场看似克服了前一立场的偏颇，却仍只到理论而非实践层次为止，停留在常数化的主体性观念中，在让主体性服从于一种逻辑主义设定下的客观性前提之际，回避了主体从事现实实践活动时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偶然与例外因素，质言之忽视了现实实践活动的事件性，令主体性仍僵固板结。所以，对“重建主体性”的常数化浮泛谈论，并不足以防范主体在虚空中“泰然任之”的风险。怎样进一步治本？
可取的方案是在虚空的去主体进程中生产出新主体。学者们由此提出“生命政治是新的主体性的创生，这既是反抗，同时也是去主体化”，感到应通过产生另类主体潜能，深化包括虚空论在内的理论研究。这种“去主体－新主体”的张力结构，被在事件意义上描述为“这个事件，通过生命规范与形式的积累，以及主体化的力量，介入主体性领域，实现了新的主体性的生产”（哈特、奈格里 48）。在去主体中重建新主体，就是清除虚空的寂灭性质，复原其行动性。这与齐泽克通过清算海德格尔思想引出虚空维度、又及时说明虚空决非趋于了最低生命张力的死亡变体，相反是“并不等于最低的能量水平”并“代表了‘未死’的方面”（张一兵 13），异曲同工。把虚空结构理解为在发生中不断激发新的发生、充满异质冲动而通过行动不再残余始源的事件，显示了虚空与“泰然任之”之别。
有人或许会问：如果有效弥补虚空论的出路是新主体发起的事件思想，那和虚空论的代表——阿甘本思想是否会构成矛盾？阿甘本以潜能为核心的虚空论，直接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而后者的基干不就已是事件吗？学者詹姆斯·巴奥出版于2020年的新著《海德格尔的事件本体论》，书名即已肯定了事件思想在海氏思想中的核心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再用事件去激活本就建立于事件之上的虚空，个中理路能否解通？可以从相关的两方面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一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事件是否已经是我们此刻正在呼唤的事件。在上面，齐泽克之所以指认海氏忽视了虚空维度，就是因为不满于海氏表示，此在消失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了，为改进这种强势关联性立场，他继续追究“澄明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从单纯的实体的封闭中‘爆炸’”（Žižek 10）形成的进一步前景——虚空。如他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虚空仍将继续存在，只是不再被海氏纳入意义视界中而获得披露。这表明当海氏相信此在被先行抛入世界、在澄明中获得意义视界时，他开启的是生存因缘结构这一事件。因缘结构，决定了海氏所持的是关联性意义上的事件，它与虚空论去主体后的新主体及其事件实质，在破除始源的关联性这点上根本有别。所以，两者不仅不矛盾，后一事件还是保证前一事件健全运作的前提。
二是海德格尔的事件思想是否存在着前后期的转向，以至于前期注重关联性，后期则超越关联性，而与我们此刻正在呼唤的事件合流。鉴于海德格尔本人曾表示过，前期以《存在与时间》为标志的思想仍未能挣脱形而上学，需进而转向后期围绕同一与差异而展开的“本有”思想，不少论者相应地容易认为，海氏的思想确乎存在前后期转向，这种印象由于当今一些理论（如生命政治）更多取径于后期海氏的思想，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巴奥却论证表明这种断裂式理解并不准确，应把海氏前后期的事件思想视为具有连续性的整体：“海德格尔著作中的历史事件概念是相对于他的事件本体论概念而衍生的，因此，系统地（systematically, 巴奥特意以斜体强调此词在体系意义上的有组织性和一贯性）讲，是相对于这一本体论概念及其与消除形而上学异化的关系而恰当定义的，与他的纳粹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无关”（Bahoh 10）。他并据此力排众议而主张“最好将Ereignis 译成普通英语中对应的event”（11），显示出对全局的通达把握姿态。依此看，前后期思想作为一个连续体，都存在着一个始源的问题。事实是否如此？
从法国当代哲学家菲利普·拉库－拉巴特的进一步论证中，可以获得对此的肯定答案。他在《印刷术：摹仿，哲学，政治》等著作里，批评指出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论执著于肯定自身、却不知自我否定与复返的主体，其后期思想中的回避（那显然包含“泰然任之”），则根本无法回避前期那过于强大的主体，真正的回避必须建立在回避的不可能性之上，“泰然任之”看起来是一种迥异于前期思路的转向，但其框架仍为其前期思想所决定，并无实质性突破与建构。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德里达赞赏性地指出，确实很难定义海氏思想中的“避免”“否认”与“逃避”等概念，“我们用‘避免’或‘否认’来理解什么呢？”（Lacoue-Labarthe 11）前后期思想都存在着主体的关联性衷曲，其事件立场便在本性上回避了发生之为发生的彻底性，由此需接受主体丧失（即去主体）－主体复归（即新主体）的范式更新，如研究者所说“失落的主体是拉库－拉巴特同时追踪自己经验的‘主体’”（Martis 19），由此充实以虚空论视野中的事件，便构成合理的路向。这也预示了事件思想在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活力与契机。
虚空的上述从去主体到新主体的事件性质，展开理论与文学的无缝对接状态，使卡勒有关理论中的文学的主张褪下了迷雾。相关的例证可以说明这一判断并非夸饰而是恰如其分。
用“虚空”置换“能动”探讨理论中的文学，可以举蔡良骥的《文艺枝谈》为例。这部著作对外国文学别开生面的研究，有助于证明此刻正待验证的主题。
从理论对语言任意性的限度呈露看，理论中的文学不到任意性为止，而是承认文学中有不任意的物与实在，无限趋向后者激发出的前者限度。如《月亮》一篇，发端于太阳作为光明使者却并不万能的感悟，引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它刚照明了地球的一面/ 它就把它的光迅如闪电送到另一边/ 与此同时这一面已经转为黑暗”，接着追问“怎么办”，不直接抛出答案，而即刻用《沙恭达罗》中天帝马车夫的话作答：“太阳命令月亮用她温和的光亮驱走夜晚的黑暗”（蔡良骥 32）。这里，从太阳到月亮的自然过渡，不借助看似任意却生硬的理论性人力，而让所分析的文学自己来“如波之折，如云之展”（钱锺书 409），复原自身的辩证逻辑。理论与文学的拼接痕迹，在理论语言趋向限度的虚空进程中得到了消弭。
进而从理论对语言差别性的限度呈露看，理论中的文学也不到差别性为止，而承认并追索文学中不止于语言建构的意义，后者超出着理论的预设，事件化着理论。仍在《月亮》一篇中，从朱自清与刘真笔下女性化的月亮宕开一笔，追询“月亮是人？不，它只是人体的一部分，是一张脸”，于是引出普希金《月亮》与格利戈罗维奇《苦命的安东》；再追询“月亮到底像人？像脸？像眼睛，作者认为它像人，就是人”，于是引出司各特《皇家猎宫》“黯淡的号灯”、德莱塞《天才》“闪亮的盾牌”、华盛顿·欧文《睡谷的传说》“滚动的巨轮”、阿·托尔斯泰《两姊妹》“游动的水母”、罗曼·罗兰“鹅毛”与波德莱尔“冰盘”之喻；进而追询“同一形态的月亮，既是人，又是脸，又是眼”，于是引出普希金《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和密茨凯维奇《康拉德·华伦洛德》（蔡良骥 33—35）；附议以歌德有关文学细节允许不可理解的独特认同，阐明“抒情文学中的形象”这一长期处于薄弱研究状态（因为对形象的界说往往只以叙事文学为判据）、也有相当难度的理论。密集而精妙的例证并不平铺直叙地作为理论举证现身，相反在紧张的层层追问形成的事件中，逼出一个个尖锐的问号，虚化（即积极克制）主体各种预设，防止文学兴趣在理论语言的符号差别所可能形成的另一种变相因果实体中失落。
再进而从理论对语言发生性的限度呈露看，理论中的文学同样不到发生性为止，而是承认并反转出那个否定现有语言规则的、赤裸的生命姿势，后者将理论与文学打通为一体。在《卖刀、卖画、卖车和卖圣像》中，从“十余年前”自己在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上听到的一段商贩对话入笔，引出果戈理《肖像》中施金劝画店店主的生意话，不禁“大大惊异于在不同国度里、相隔一百余年的一个商贩和一个店主，其语言竟那么的相似”（蔡良骥 120），沿此逐渐逼近作者试图道出的生活语言理论。这个运思过程已不见理论与文学之间那道顽固的鸿沟，讲述者将自己化身于所讲述之事中，仿佛在失去自身立足重心的情况下，端出了包括自己所占据点在内的现场全貌和真相，臻于理论表达的虚空化，获得了理论研究中罕见的空灵感。
做到这几点，哪怕是出版时间较早的例证，也不妨碍它具备了后理论写作潜质；反之，即使是最新出版的后理论著作，也可能比起理论甚至前理论来换汤不换药。如果按卡勒留下了缺口的论述，理论中的文学可能倒退回我们熟悉的那种满足于直觉意会、经验感悟老路的做法，那其实是前理论观念。正如用理论中的文学观念来研究诗歌有别于我国古代“论诗诗”，用虚空结构取代“能动”结构来贯通文学与理论，探索理论与文学的创造性临界写作，才清晰地凸显了“理论中的文学”的后理论定位。这种定位也正是今天我们需要来深度勘探它的动力和意义。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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