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农：中国地图学史的解构

对以往构建的地图学史重新进行审视，也许需要对以往这种构建出来的中国地图学史进行解构，从而使得今后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下面就此进行分析：

一、民国以来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一部“准确性”不断提高的 “发展史”

了解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者都会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留下一种印象，即中国古代地图学史是一部地图绘制“准确性”不断提高的“发展史”，或者说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是一部不断追求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的历史。任何形式的历史认识都是构建的结果，那么在分析上述中国地图学史之前，需要了解这一中国地图学史构建的历史背景和大致过程。中国地图学史的构建起源于民国时期，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无疑应当受到近代史学演变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史学很多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基本方法，甚至重要的观点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在当时各种史学观念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线性历史观”，按照王汎森的说法，“线性历史观”是一个不太容易界定、但却很容易理解的概念，他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它（即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这一观念至今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依然居于重要地位，其核心之一就是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存在大致相同的前进路径，或者说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有着相同的发展路径。这种所谓的共同的、线性的发展路径，不仅适用于历史的整体进程，也适用于各个专门领域的历史进程。这一观念在我们近现代史学的方方面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时期对于科学的宣扬也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各种关于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科学”一词，似乎唯有追求科学才是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对于“科学”的追求似乎也成为当时被广大学者认同的人类共同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公例”之一，甚至目前这种观念依然很具有影响力。

民国时期，一些学科正是在上述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研究对象的历史，即以线性史观（进步史观）为前提，以科学性的不断提高作为研究对象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能体现出进步和科学性提高的文献、材料、史实进行解读、阐释。在将近百年之后，我们的很多学科实际上有必要对这一研究理路进行检讨。当然，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以及由此产生的“李约瑟问题”，这里顺带提及的是，如果我们能论证上述两种观念不适用于构建相应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的话，那么“李约瑟问题”也就成了假问题，本文分析的中国地图学史即是其中一例。

中国在近代之前，并不存在地图学这样的专门学科，当然也不存在地图学史这样的研究，更不存在关于地图学史的著作了。因此，当民国初年王庸先生开始整理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数量众多的地图的时候，并无什么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借鉴。

在当时历史背景和史学环境下，王庸先生以西方地图学发展的“公例”来梳理中国的地图学史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种“公例”即是地图绘制中对“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追求，这一点王庸先生虽然没有明言，但在后来他撰写的《中国地图史纲》的字里行间中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了他对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如：

“（对于‘制图六体’的记载）这是中国地图史上极重要的史料，因为从此以后，直到明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输入以前，这一千二三百年间的地图制作，在方法上没有跳出它的规格；而且大多数的地图，并不能按制图六体来认真制作” 。这段文字已经显现出王庸先生对于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即那些不按照体现了准确性的“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是“不认真的”。

 “……相形之下就不能不说裴秀和贾躭的制图工作主要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是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仅仅按分率画方的制图方法就并没有为一般官府的绘图工作者采用，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亦不画方，还比裴秀、贾躭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显然在王庸心目中体现了“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裴秀和贾躭的地图要远远好于其它传统舆图。

又如对南宋王致远刻石的《地理图》的评价，王庸认为“但论其制图规格却比《华夷图》和《禹跡图》较差，大概是官府的传统绘法”，在这里王庸并未具体说明他认为《地理图》较差的原因，不过可以推想主要可能是因为《地理图》并不画方，而《华夷图》和《禹跡图》则与王庸推崇的贾躭有关，并且《禹跡图》又是“计里画方”的，由此地图的高下也就立现。

另外，从整本书来说，王庸推崇的是那些看上去绘制的较为准确的或者使用了某种代表了准确性的绘图方法如“计里画方”的古代地图，而将附有大量文字注记的地图认为是较差的，如 “我们在前面已经屡屡讲到，当地图本身不能进步甚至退步时，往往在记注文字上加工而蜕化为地志的体制”，作者的判断标准非常明确。

而且就全书的内容而言，除了关于图经与方志的部分之外，大部分介绍的都是那些在绘图方法（也即能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的方法）上体现了重要进步的人物和地图，而对于其他存世的地图则着墨极少，这其实不仅已经体现了王庸先生对于地图好坏的判断，而且还暗示着他勾勒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公例”，即对于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追求。

不过王庸先生似乎并未有意识的构建一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发展史，或者进步史，书中他虽然重点分析了一些绘制“准确”的地图以及一些能使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的方法和这些方法的提出者，但并没有明确地将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也认识到除了那些“准确”的地图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的地图，而且这类地图还占据了主导，如“况且这些（汉代）地图，内容既甚疏，大概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所以后来各书，亦多引它们的文字；这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也许是王庸先生隐约感觉到了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早在西晋时期，中国就已经提出了领先于世界的绘图学方法，但后来中国的地图绘制不仅未能取得明显的进步而且似乎还有所倒退？该书是王庸先生的遗稿，并未最终完成，因此我们也难以确定他对中国地图学史的整体看法，不过至少从字里行间来看，王庸先生并未刻意地将中国的地图学史构建为一部“发展史”。

可惜他的这种保留态度，并没有被当时的学者所认同，这在后来也成为一些学者对该书诟病的问题之一，即谭其骧先生在该书弁言中提到的“自《中国地理学史》出版以来，不少读者感觉书中讲到地理知识和地理学说的发展的地方较少，联系到时代背景和各时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的地方更少，认为还不能满足学术界的要求。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中国地图史纲》基本上也有此同病”。

如果说王庸以“准确性”和“科学性”为标准构建了一部中国地图学史的话，那么李约瑟则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则直接将中国古代地图称为“计量图”（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这部分出版于1959年，稍晚于王庸的《中国地图史纲》），并在关于中国的标题中直接将中国的地图绘制称为“科学的制图学”。我们试看下列从该书中摘录出的文字和对人物的评价：

“正当希腊的科学制图学在欧洲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这门科学却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在中国成长起来。中国的制图传统是由张衡的伟大著作所开创的，并且从未中断地一直继续到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的那个时候”。

“正如沙畹所说，这个人堪称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这个人就是裴秀”；“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是经纬度的测定）”。

“制图学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贾躭的《海内华夷图》“应当是一幅亚洲地图。赫尔曼认为该图的比例尺是1:1000000。有人曾试图把贾躭的这幅大地图同巴黎天文台的卡西尼大地图相比，那是一幅直径长24呎并用极地方位角投影的地图”；“唐代的地理学家很可能还曾经作过进一步努力，力图把地理座标同天文座标彼此结合起来”（实际上论述的是“分野”）；“唐代可能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最原始的等高线了”。

这样的文字在书中俯拾皆是，不再一一列举，尤其是在关于中国测量方法一节的开始部分他论述到“现在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简短地谈谈中国的科学制图学的传统”，直接表明了作者对于中国传统制图学的认识，即是“科学”的。在这些文字中，李约瑟不仅直接将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建立在“计量”、“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对中国地图史如此看待，而且也用“计量”上的好坏来评判西方地图学史的发展，将T-O地图认为是一种倒退），并以此构建了一个不断前进的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这点从与中国地图学有关的各节的标题即可看出。在“比较回顾”一节中，李约瑟通过将中国、西方、阿拉伯三种文化中的地图进行关联分析，将中国地图的发展纳入到了世界地图发展史中，也即中国地图的发展并不是相对独立的，是整个世界地图（建立在科学、计量标准上的）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不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

王庸是公认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研究的开山鼻祖；虽然对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褒贬不一，但无疑两者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大影响力，而且整部著作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推崇备至，无疑也迎合了当时中国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由此，两者结合起来，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的构建，奠定了后来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视角和具体内容。

在这一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之下，此后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分析中国地图绘制中“准确性”的具体体现和发展过程，在研究内容上则主要关注那些能体现这种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地图和绘图方法，同时那些体现了准确和科学的地图则被认为是“好”的地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主流，而那些不准确、缺乏科学性的地图虽然没有被公然认为是“坏”的地图，但通常也被认为不如那些“好”的地图，甚至在某些研究者眼中与“好”的地图相比是一种倒退；中国古代地图的测绘方法和数理基础也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具体地图的研究而言，研究的重点除了具体的绘制内容之外，更多的是揭示这些地图中所体现的“准确”和“科学”，因此探讨地图的比例尺、符号等数理要素成为很多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

当然，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地图的新见解或者异议。如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一文虽然类似于随笔，但却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见解，即“要研究和使用过去时代编绘的地图，不但需要注意地图带给我们的史料价值，而且不应忽视编图者、绘图人当时对地理空间的认识，以及编图人和使用者的目的”，这种对地图编制和使用目的的重视，解决了一些中国传统舆图研究中存在疑惑的问题，如关于中国古代地图的正方向，之前学术界争论不休，但李孝聪从地图使用的角度出发，认为“地图的方位恰恰反映了制图者的文化观念……中国地图采用不同的方位，是中国制图工匠从使用目的出发的方位观”。而且作者更进一步的提出，“古代中国人的地图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如西方人的地图那么精确，但是中国人的地图体现了相当明确的务实性”，这种对地图“务实性”的强调，对于中国传统地图的研究从“定量”的局限中走出来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是最新一部关于中国传统舆图研究的通论性著作，由于作者没有受过中国古代地图研究的系统训练，因此没有局限于以往从“科学”、“准确”等方面来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视角，因此该书与之前的所有论著不同，提出“综上所述，我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解释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研究中国地图，要把中国地图放到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好’地图并不一定是要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它还可以表示权力、责任和感情”。这种研究视角从本质上与李孝聪提出的注重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目的和“务实性”是一致的。虽然该书在一些具体论述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拘泥于对中国古代测绘技术的讨论，但他所提出的很多问题非常值得在今后研究中注意。

不过，这些观点并没有被学术界所重视或者认同，如对于余定国的观点，有学者就认为余定国的“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地图学史的重建有一定的启发性, 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 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 会淡化地图的特征, 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其中作者虽强调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但实际上主要是从现代地图学的视角入手强调地图的绘制应当基于数理要素和追求绘制的“准确”，此外作者还强调其写作的这篇论文“利用由今推古和由古推古两种视角分析了地图流传中的‘多系并存’和‘精亡粗存’的现象, 并以地图三要素来区别古地图和山水画……”，而其中强调的地图三要素，同样来源于现代地图，即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整饰要素，显然作者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主流依然是对准确和科学的追求。关于“多系并存”和“精亡粗存”的问题后文会有所分析。

基于此，本文如果要对中国古代地图学史进行解构，那么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的主流是否以追求准确性为目标，或者其发展是否体现在了地图绘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不断提高，当然是否存在发展史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要对以往构建中国地图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重新评价和分析：

第一，“制图六体”是否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具有实际影响力，或者其是否曾经被广泛运用？

第二，“计里画方”到底是什么？是否能使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

第三，以往评价很高代表了中国古代地图“准确性”的地图，如《禹迹图》和《广舆图》，他们绘制时具体使用的是哪些数据和绘制方法？《广舆图》的影响力是否来源于它的准确？

第四、利玛窦传入的世界地图以及康雍乾时期的大地测量和绘制的地图是否对中国传统地图的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五，中国古代日常使用的到底是哪些地图？

最后将上述五个问题结合起来，重新审视以往构建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

二、对“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影响力的重新评价

    以往大多数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论著都给予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以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中包含了“方格制图法”，并将其中的“准望”比拟为经纬度，同时认为“谈到地图的座标网络同天文现象的关系时，立即就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裴秀和张衡的制图法同天文现象相关联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古代的中国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经度方面，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比希腊人差”；陈正祥认为“此六者之间，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约制的，可以说已经把今日地图学上的主要问题，都扼要指示出来了”；卢志良认为“……以他创立的‘六体’为理论指导，完成了两种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图的编绘”、“‘制图六体’的创立，在中国地图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

    一些学者进一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喻沧认为“裴秀创‘制图立体’并对六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进行了精辟论述，除了当时不可能涉及的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几乎提到了地图制图学上所应考虑的所有主要因素，标志着中国古代地图制图理论体系的形成，且对后世的地图制图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侯仁之认为，它为中国“自古以来即已发达的地图制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称裴秀是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创始人”；《中华古地图集珍》一书提出“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对汉魏制图实践的理性总结，把古老的制图学奠基在科学的数学基础上，创立了我国中古时期地图制图理论。裴秀的制图理论，对我国后世地图编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元、明间著名制图学家贾躭、沈括、朱思本和罗洪先都是按制图六体的原则来制图的。制图六体在世界制图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人们称裴秀为我国古代科学制图法的创始人”；辛德勇虽然认为裴秀只是“根据绘图技术人员提供的资料来阐述所谓‘制图六体’……而裴秀叙述‘制图六体’的意义，便更多地体现为用文字记录了古代的地图绘制准则，使文人了解地图绘制原理，并自觉地加以运用”，剥夺了裴秀的首创权，但同时也认为“因此，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这种制图原理，直到普遍采用西方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需要注意的是辛德勇提出的观点与以往不同，其强调的重点并不在于“制图六体”，而是那些在裴秀之前就已经长期流传，并由裴秀总结的制图准则在绘图人员中的长期延续，当然本质上还是认为这些准则（也就是“制图六体”）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虽然对裴秀“制图六体”的解释学界存在一些争议，但不可否认，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其在当时确实是先进的。不过，问题在于，这一理论是否如上述学者而言，对中国后来的地图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实际上并没有学者进行过具体的研究，下面就对此进行一些尝试性的分析，来澄清“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的影响力。

（一）、文献、舆图中对“制图六体”的记载

    要确定“制图六体”的影响力，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查找文献和中国古代舆图的题记、叙录中对其记录、描述、阐释的情况，以及分析中国古代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下面一一进行介绍：

    1、文献中记载“制图六体”的情况。

     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一文，依据电子版《四库全书》和《中国基本古籍库》进行了检索分析，现对其结果摘引如下“以‘制图之体’为检索词，四库中显示14 条记录，又以‘制地图之体’为检索词，另有5 条记录，共19条。在古籍库中以‘制图之体’可检索到24条记录，以‘制地图之体’可以检索到8条，共32 条，多出的条目数，多数是乾隆以后。检索结果显示，制图六体最初源自裴秀所做的《禹贡九州地域图》序,现存最早记录始自唐代，一条载于房乔的《晋书》卷三五《裴秀传》，另一条载于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四库19条记录中，13条记载了制图六体的内容，其中8条同《晋书》，系利用‘制图之体’检索词查出；另外5条系利用‘制地图之体’检索的结果，源于《艺文类聚》。显而易见，后世文献的相异，系源于这两个文本”；“历代文献收录了制图六体的内容，但是一直到清代的胡渭才有对六体的解释，并作为他绘制《禹贡锥指》图的理论依据，其他文献或节选或全文照抄，很少评述，从一定程度上讲，制图六体得以传承更多的是因为它是裴秀的作品”。

    韩昭庆的归纳和分析基本正确，不过有两点需要补充。

    第一、韩昭庆的检索结果并不全面，在电子版《四库全书》中按照“六体”和“裴秀”作为关键词检索，将检索到更多的内容，共有50条记录。不过韩昭庆得出的结论，即子部类书类收录的最多，这点是正确的，共有21条，这显然与类书的特征有关。其他各部中，集部中只是总集类才引用全文，其他各类只是简单的提到“六体”这一术语或者裴秀所绘的舆图；经部著作中提到“制图六体”的很少，大都出现在与《禹贡》有关的著作中；史部，只是《晋书·裴秀传》和《山西通志》（裴秀是河东闻喜人）中引用了全文，此外《经义考》中引用全文是因为这是与《禹贡》有关的内容，《通志》则是基本上抄录的《晋书·裴秀传》，其他各书仅仅只是提到裴秀所绘舆图和“六体”。因此，关于六体的论述之所以被各书抄录，主要是因为：1、其是与《禹贡》有关的内容；2、是裴秀撰写的文字；3、类书。就内容而言，不外乎是对《晋书·裴秀传》或《艺文类聚》的摘引、对“六体”以及其所包含的术语的引用，直至清代胡渭的《禹贡锥指》才第一次对“六体”进行解释。

第二，胡渭在《禹贡锥指》中虽然对“制图六体”进行了解释，但并未用来作为其绘制地图的理论依据，这点他自己叙述的也很清楚，即“于是不揣孤陋，既作《锥指》，辄据《九州》、《五服》、《导山》、《导水》之文，证以《地志》、《水经》，参之诸家传记，略倣朱思本意，计里画方，为图四十七篇……但使东西无易面，远近不相背，说之所及，以图证之，图之所不及，以意会之，辨正方位，存其梗概而已，也就是依据文献，使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图，而且只是示意图；又“右《禹贡图》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条理，原隰陂泽之形势，及古今郡国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远近，大略粗具，而独恨晋图既亡，诸地记道里之数，无以得准望远近之实也”，则明确说明没有使用“六体”。此外，根据研究其所绘的四十七幅图中有十六幅是艾南英《禹贡图注》的翻版。

《禹贡锥指》中最为关键的实际上并不是胡渭对与六体的解释，而是他的一些感慨，现摘录如下：

“……古之为图者，必精于句股之数，故准望絫黍不差……后之撰方志者，以郡县废置不常，而无暇以句股测远近之实。其所书唯据人迹所由之里数，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虽有精于句股者，亦孰从而测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数，与准望远近之实，往往不相应，此图之所以难成，而地理之学日荒芜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国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等书皆于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数，可谓详矣，而夷险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据者，著地人迹屈曲之路乎，抑虚空鸟道径直之路乎？至于近世之郡县志，尤为疏略，其道里亦未必尽核，况可据以定准望邪！昔人谓古乐一亡，音律卒不可复。愚窃谓晋图一亡，而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呜呼惜哉！”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1、至少在胡渭的时候，已经和我们现在一样，不清楚“制图六体”的具体含义了，而且由于裴秀所绘地图的散佚使得“准望之法亦遂成绝学”，也就是“六体”的具体内容很早之前就已经不为人所知了；2、至少胡渭认为绘图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总志和方志，否则不会在文中一再强调这两者所记录的材料的粗略和数据的性质，由此也可以认为在当时绘制地图并没有进行相应或者专门的直线距离的测量；3、至少明清时期的方志中所记府州县之间的距离是道路距离，但胡渭无法对唐宋时期各种地志中所记载的距离的性质做出判断。

    2、传世舆图及其相关资料中记载“制图六体”的情况。

    就流传至今的宋元时期的各种舆图来看，在相关的序跋、题记中都没有提及“制图六体”，如《九域守令图》的图记、朱思本《舆地图自序》、乌斯道《刻舆地图序》。明代的全国总图也基本如此，如权近《历代帝王混一疆理图志》、叶盛《水东日记》中的“释清俊《广舆疆理图》”、罗洪先《大明广舆图序》和《跋九边图》、《乾坤万国全图 古今人物事迹》的图记、《杨子器跋舆地图》的跋文、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大序》等等。

    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提到“制图六体”的大概是叶春及的《惠安政书》，其在《惠安政书自序》中记“晋人图具六体，其于广轮，彼此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详矣”，不过从其后文所记具体的绘图方法来看，其并没有采用“制图六体”；而且从其所绘制的万历《永安县志》和《惠州府志》的地图来看，虽然进行了实地测量，但绘图时使用的也只是计里画方的方法，无法证实其在绘图时使用了“制图六体”。

    方志中关于舆图的部分也极少提到“制图六体”。现在所见记载“制图六体”的方志大都编纂于清代，而且主要集中于清代中后期，如（乾隆）《宁夏府志》“图考”记“自裴秀为《舆地图》标其六体，后世图地里者，表毫厘、计嬴缩，其法益精”；（道光）《博兴县志》“条例·重修博兴志条例十则”记“古者献地必以图，其绘法不传。惟晋裴秀请定六法，曰轮广、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为得古人遗意。开方法始《周髀》，唐贾耽《九州华夷图》、明罗洪先《广舆地图》、本朝胡渭《禹贡锥指》、顾景范《方舆纪要》皆宗之。其制先为开方图，而后绘地形其上，广袤宽狭不待言而瞭然，诚地理家不易良法也”；（道光）《重修胶州志》“重修胶州志凡例十则”记“七曰法古以辨体。今之方志，最失古义者，莫舆图与艺文若也。晋裴秀言地图之体有六，一分率、二准望、三道里、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唐贾躭《九州华夷图》、明罗洪先《广舆地图》、本朝胡朏明《禹贡锥指》、顾祖禹《方舆纪要》皆法此义，为开方图，诚不可易之规也”等，其中基本上只是对裴秀“制图六体”的简单记录。

    因此，从现有材料来看，传世舆图及其相关资料中同样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少量的记载不仅非常简略，而且理解的并不全面。

    3、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

    是否存在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这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不过至少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在现存舆图中难以确定某幅地图是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甚至裴秀在其序文中提出“制图六体”的《禹贡地域图》，一些学者也认为其很可能并不完全是依据“制图六体”绘制的。如王庸认为“可是，裴秀的图是否把全国各地方的比例、方位以及道里之类，都一一画得正确呢？我想是不可能很正确的，因为以当时中国之大，既不能往各处去实际考察，又不知道现在的测量方法；无非根据新旧图籍的记载和少数旅行所到的地方，依‘六体’的标准，在图上作许多纠正工作而已”，也即“六体”的运用只局限于“纠正”，不过用“六体”进行纠正也需要大量测量工作，不能仅仅在“图中作许多纠正工作”，因此裴秀很可能并未对数据进行太多的纠正；余定国认为“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裴秀的地图学理论中，定量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对裴秀达到地图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吻合是极重要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上，裴秀好像十分依赖文字的材料，以达到上述之吻合，所以我们不能否认文献考证研究的重要性”。

    此外，还需要提及的是，以往认为沈括在裴秀六体基础上提出了“七法”，并绘制了《守令图》，但实际上七法并不是在裴秀基础上的扩展。而且，依据“六体”绘制地图，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际测绘工作，而这种测绘活动在中国古代可能从来没有进行过（参见后文叙述）。

    从上述三点来看，文献、舆图等等材料都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更毋庸说对其的论述了，甚至我们也难以确指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但是仅此我们并不能否定传统观点认为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因为对于上述现象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一、“制图六体”确实非常具有影响力，并且在舆图绘制中成为了一种准则。基于这种传统观点可以进一步认为，由此其已经成为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方法，因此没有必要记载和解释。二、“制图六体”并不为古代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在中国古代舆图绘制中基本没有应用，影响力不大，因此很少被提到。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存在一些的缺陷，下面对这两种解释分别进行分析。

（二）、对两种解释的分析

1、“制图六体”在舆图绘制中成为一种准则，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由此使其不需要在文献等材料中进行论述或者记载。

    要对这一解释进行论证较为困难，因为缺少直接证据，大致只有两种勉强的、不太直接的论据：

（1）、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文献，主要是由士大夫撰写的，因此轻视对技术的记载，关于这点可以参见魏根深《中国历史手册》中的分析，由此关于舆图绘制的方法就难以成为传统文献记录的内容。

    但这一论据的缺陷在于，《四库全书》中收录了很多子部著作，其中一些记载了大量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例如著名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另外，通常情况下重要的、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在相关文献中至少应当有所记录和解释，但实际上除了不断的重复抄录和简单的提及之外，在清初之前基本上见不到对“制图六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阐释。而且即使文字材料中没有相关的内容，那么在保存下来的大量舆图中也应当有所记录，然而事实上在保存下来的传统舆图以及相关材料中对“制图六体”的记录甚至要远远少于文字材料。

对这一缺陷也可以进行如下解释，即无论是在文字材料还是在传世舆图中，除了“计里画方”和“制图六体”之外，基本没有记载任何绘图方法，由此也就可以推测中国古代不记载舆图绘制的方法是一种传统。不过，这并不是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因为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有可能在中国古代并未形成系统的、复杂的制图方法，因此并不需要对制图方法进行记录。

对于这一问题，辛德勇也提出了一种解释，即“从裴秀讲述‘制图六体’之第二段内容以下使用术语的混乱情况，可以看出，裴秀本人对于地图绘制理论，并不十分精通，甚至可以说还颇有些隔膜。假如是由一位从事实际技术操作的制图技术人员，来撰文阐述这些理论，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由此可以推论，所谓‘制图六体’，应当是裴秀依据绘图技术人员准备的相应材料，铺叙修饰成文，予以表述出来……从地图产生之日起，绘制地图的技术人员，就应当一直或不自觉或自觉地在奉行并传承着这些制图规则，只不过在具体制作地图时，其精细严整程度，往往不一定十分合乎理想的要求而已”；还有辛德勇对胡渭所说“志家终莫知其义”进行的解释，即“他（即胡渭）所说的‘志家’大致可以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地理学家。虽然这些‘志家’或地理学家，大多根本无法理解裴秀的‘制图六体’，可是绘制地图的方法，却一直沿承上古以来的旧规而没有发生改变。这一历史事实，可以充分说明，按照这样的制图原理来绘制地图，自另有一技术层面的传统和传承途径，并不依赖裴秀的理论阐释而存在”。由这两段论述来看，辛德勇主要强调“制图六体”所依据的绘图准则很可能只是流传于绘图技术人员之中，而不被“志家”所了解。这一解释当然也有成立的可能性，但也存在问题。首先，我们确切的知道一些“志家”，如朱思本、罗洪先、胡渭、刘献廷等都是亲自或者至少是熟悉舆图绘制的，因此如果真的“另有一技术层面的传统和传承途径”，他们至少应当是知晓的。其次，如果“另有一技术层面的传统和传承途径”，同时所有现存文献、舆图都没有记载和解释，清末以来的学者们也不了解，也有些不可思议。毕竟舆图不同于那些曾经失传的工艺品，直至清末依然存在大量采用传统绘图方法绘制的地图，因此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可能性不大。总之，辛德勇的观点虽然存在成立的可能，但可能性并不大。

总体而言，这一论据成立的可能性极小。

    （2）、虽然在清初之前的文献和舆图材料中基本没有对“制图六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分析，但在叙述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或者涉及到重要绘图方法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到裴秀或者他的“制图六体”。如：

    《旧唐书·贾耽传》载贾耽进“陇右山南图”表云：“臣闻楚左史倚相能读《九丘》，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累蒙拔擢，遂忝台司。虽历践职任，诚多旷阙，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值得注意的是，《九丘》和“六体“，在很多追溯古代地图的文献中都有提及，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成为了一种“范式”。

    丘浚《拟进大明一统志表》：“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贱士，叨蒙拔擢，岂能如楚左史之读《九丘》，沗效编劘；窃自比晋司空之创六体，莫能称诏，深虞玩愒之尤”。

    另外一种常见的引用方式就是从裴秀或六体出发，然后依次叙述朱思本、罗洪先等等，具体可以参见上文所引清代中后期的方志。

由此而言，可以认为在古人心目中，裴秀及其“制图六体”在地图绘制史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不过问题在于，地位很高并不等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可能由于至少自唐代贾躭以来就对这一绘图方法推崇备至，后人虽因袭这一说法，但实际上已经不了解具体如何应用。因此，这一论据有一定道理，但也算不上强有力，而且也无法真正解释为什么文献和舆图中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

除了支持这一解释的上述两种论据之外，还需要阐明这种解释所存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有二：

    1、如上文所述，我们找不到明确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当然，也许存在这样的地图，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因此这一问题并不算十分致命。

    2、韩昭庆所说对“制图六体”的解释自胡渭始，基本是正确的。而且除了胡渭之外，确实也难以见到其它的解释。现在，可以查到还有四库全书本《山西通志》卷十七“山川志”序言中的简要归纳，即“昔柏翳著《山海经》十八篇，又著《岳渎经》，为志方舆者之宗。六国时，尸佼著书二十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吕氏春秋》多采其说。至晋裴秀《禹贡图》十八篇，盖测高量深之法于是乎备矣”，在这里其只是着重强调了“制图六体”中的高下。而且从胡渭的行文来看，他应当没有见到在他之前和当时存在的其他对“制图六体”的解释。不仅如此，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记“自晋頠作‘准望’，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虽然他混淆了裴秀和他的儿子裴頠，不过从《广阳杂记》中记录了很多关于舆图绘制的内容来看，刘献廷对于地图绘制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其所说“惜其不传于世”，至少说明他没有看到过关于“制图六体”的解释。刘献廷和胡渭生活的时代基本上属于清代前中期，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存在对于“制图六体”的解释了。实际上，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因为清初保存下来的古代著作的数量远远超过现代，由此当时所有关于“制图六体”解释的著作全部散佚，并且甚至提及这些解释的著作也全部散佚，这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可以大致认为即使中国古代存在对“制图六体”进行解释的著作，其数量大概也极其有限，而且至少在清初这种方法已经不为人所了解了。如果考虑到一种技术的流散需要缓慢的过程，那么显然难以让人信服裴秀的“制图六体”在“舆图绘制中成为一种准则”。

    综上来看，上述两种能支持虽然文献、舆图中缺乏对“制图六体”的记载，但其在舆图绘制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论据，都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成立的可能性都较小。根据现有材料，只能认为古人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在地图（绘制）史中具有很高的地位，但这并不等同于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同时这一解释的缺陷却非常致命，即至少在清初裴秀“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已不为人所知，而且现在也难以确指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

（2）、“制图六体”并不为古代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在中国古代舆图绘制中影响力不大。

    与前一种解释相比，这一种解释比较容易被理解，逻辑上也较为合理。这一解释还有着大量的证据：

    （1）、就制图六体本身而言，如果对其应用需要进行大量的测绘工作，具体来说就是要确定“制度六体”中的“道里”，即大量的道路距离数据在中国古代是否真的在实践中通过运用“高下”、“方邪”和“迂直”来转换为直线距离。至少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点是存在疑问的。如果“制图六体”应用于地图测绘的话，那么在绘制各种地图，尤其是绘制全国总图之前，必定需要为了校正数据而进行大规模的测绘工作，其测绘规模甚至要超过使用经纬网数据绘图的测绘规模，但是在文献中既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也没有相应的数据资料存世，甚至也看不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2）、不仅存世的文献以及地图的题记、序跋，而且那些曾经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地图绘制方法和过程的学者，如叶春及和刘献廷都没有具体叙述“制图六体”或者提到具体的应用。

 （3）、上文提到的至少在胡渭和刘献廷的时代已经不了解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也佐证了“制图六体”在当时地图绘制中影响力并不大。如果“制图六体”曾经运用于地图测绘，并且在中国地图测绘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就不会存在到了清初难以理解“制图六体”，从而需要胡渭在《禹贡锥指》中长篇大论进行解释的情况，也不会存在韩昭庆提到的“乾隆以前还没有对制图六体的性质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的现象，也不会出现清末光绪年间绘制《会典图》时遇到缺乏这方面人才的问题了（这点参见后文叙述）。而且在前文对《四库全书》所收各书引用“制图六体”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古籍中对“制图六体”的引用，实际上仅仅是对文字的摘引，而不是在理解之上的叙述。

    （4）、一些重要的舆图，并不是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这点参见后文的分析。当然并不能排除某些区域图和涉及地理范围较小的专题图是采用“制图六体”绘制的，不过就目前来看，我们还难以确指使用这一方法的地图。

    （5）、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使用，而不是为了准确，这点可以参见前文所引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从现存地图来看，中国存在数量众多的附有大量文字的地图，这些附属于地图的文字很多是对地理要素的描述，比如道路的距离、山的高度等等。从使用的角度来说，这比表示两点间的直线距离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更为实用（“制图六体”中没有说明如何在图中表示地形以及如何测量方向），因为使用这样的地图，行人由此可以判断大致需要的路程时间和决定每天住宿的地点。而当前保存下来的大量地图都属于这种附有文字说明的地图，因此可以认为从现存舆图来看，“制图六体”并不占据主导，至少“制图六体”并不是中国舆图绘制唯一的一种传统。

    此外，还要对这一解释的缺陷进行分析。这一解释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舆图只是古代曾经绘制过的舆图的一小部分，大量地图已经散佚，因此理论上存在古代曾经有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舆图的可能性，尤其是某些区域图和涉及地理范围较小的专题图。不过，就现在掌握的大量明清时期的舆图来看，难以确定其中存在使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舆图。

    此外，文献的散佚也是这一解释可能存在的缺陷，不过上文已经对此进行了分析，即可以认为即使中国古代存在对“制图六体”进行解释的著作，其数量应当极其有限，而且时间也当较早，至少在清初这种方法已经不为人所了解了。

总体而言，“制图六体”不为古代大多数绘图者所了解，因此在中国古代舆图绘制中影响力不大，由此文献和舆图中缺乏记载。这种解释存在多种论据，而且缺陷也不致命，因此成立的可能性较大。

（三）、总结

    在上述两种解释中，第一种解释成立的可能性极小，第二种解释成立的可能性较大，而且即使存在早期的用“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或者相应的解释，也不能证明“制图六体”曾经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要彻底否定第二种解释，只有早期曾经存在大量用裴秀“制图六体”绘制的地图（或对其进行解释的著作）并且后来全部散佚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这种可能性显然极小；或我们今后通过研究发现当前存世的舆图中很多是用“制图六体”绘制的，这点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可能性并不大，而且考虑到至少在清初学者已经不了解“制图六体”的涵义了，因此可能性就更小了。退一步讲，即使小概率的事件发生，那么大概也只是适用于清代之前的情况。

    总体来看，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裴秀的“制图六体”对于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影响很可能是非常小的，至少可以认为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什么是“计里画方”？以及“计里画方”是否代表了地图绘制的准确性？

自王庸和李约瑟开始，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古代绘图史上的地位基本上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李约瑟就将中国的“矩形网格”（即“计里画方”）与西方的经纬方格相比照；王庸虽然没有直接评价“计里画方”，但基本上将其等同于“分率”（即比例尺）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对贾躭《海内华夷图》的评价是“图以‘一寸折成百里’，可见他同裴秀一样，讲究‘分率’，是画方的……所以贾躭的绘图方法，在原则上不过继承裴秀，没有新的创新，但在中国地图史上，还是杰出的、划时代的”，对朱思本《舆地图》的评价是“朱图大概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在比例、方位以及距离上用功夫，仿佛现代测绘地图是测定经纬度和三角点，是地图的基本工作……因此我推想朱图的内容，地名或者不甚详细，但他所定的‘图廓’却是相当正确的”，此外胡邦波认为“这种我国古代地图学传统的制图方法, 在世界地图学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同时，在以往的地图学史著作中，也给予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以较高的评价，如《禹迹图》、《广舆图》等。这些研究虽然将“计里画方”与中国古代地图的准确性联系起来，但地图的准确与否涉及到多种因素，最为直接的就是绘图数据，单纯的“计里画方”并不一定能使地图绘制的准确。下面即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什么是“计里画方”

    现存舆图中最早明确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就是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和江苏镇江市博物馆分别为刘豫阜昌七年（1136年）刻石和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刻石的《禹迹图》。此外，有学者认为西晋裴秀绘制的《方丈图》和《禹贡地域图》即是计里画方的，确实也有这方面的依据，《北堂书钞》卷九十六“方丈图晋诸公赞云：‘司空裴秀以旧天下大图用缣八十匹，省视既难，事又不审，乃裁减为《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隋书》卷六十八《宇文恺传》“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根据上述文献，裴秀所绘地图使用了“计里画方”，这一推论成立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么下面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计里画方”？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进行了一些解释，如胡邦波“计里画方是在地图上按一定的比例关系绘成方格网, 并以此来控制地图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卢志良也有完全相同的定义。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定义，古人的定义也与此近似，如胡渭在《禹贡锥指》中指出“今按分率者，计里画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谓也”，刘献廷则从具体绘制的角度给予解释，即“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着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纵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嘉庆）《溧阳县志》中也有着相似的观点：“《溧阳新志》首列全图，据今封域所作也。县东西百里，南北百五十里，乃旧图东西反三倍，南北真形全失，览者迷。方今先画方格，每格十里，以纸覆之，山川、城镇、方隅距里准格丁列，于晋裴秀所论六体差得大意，惜未获准望耳”。总体来看，“计里画方”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控制网格，绘图时在纸上先绘制好网格，然后将数据按照比例折算后绘入图中。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绘制地图时更容易掌控各个地理要素摆放的位置。不过，将数据按照比例尺折算之后，绘图或者复制地图时也可以不绘制方格，这一推测存在一些依据。如《广舆图》是计里画方的，参照《广舆图》绘制的《大明舆地图》除了《舆地总图》之外，各分幅图都没有画方，但与《广舆图》相比，两者地理要素在图中的位置大体相同。

需要强调的是，“计里画方”的方法并不为中国古代舆图所独有，中国古代重要的绘画种类——“界画”和建筑工程图中也使用这一方法，而且使用的范围也非常广泛。

 “界画”即亦称“屋木”，主要以亭台楼阁及宫室等建筑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因绘制时一般须用界尺引线作画，故而得名“界画”或“界作”，界画讲求比例尺，如（宋）李廌《德隅斋画品》中记界画“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寸计丈，增而信之，以作大宇。皆中规度，曾无小差”。此外，刘献廷也直接将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等同于界画，除了上文所引的材料之外，《广阳杂记》中还有另外一条材料，即“壬申春日，于茹司马署中，与虞臣卧地看《楚地全图》。图纵横皆丈余，不可张挂，而细如毫发。余既短视，立则茫无所见，遂铺图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视之，楚地全局，见其梗概矣。命虞臣执笔于侧，书身所经历诸水道，所恨者无界画则里至不能详尽耳”。从《广阳杂记》中多处与地图有关的内容来看，刘献廷对舆图绘制是较为熟悉的，他将舆图中的“计里画方”等同于界画应当并无问题。

    清代保存下来的样式雷图档中也存在大量画方的情况，术语称为“抄平子”，即地形测量，用白灰从穴中即基址中心向四面画出经纬方格网（不是经纬度），方格尺度视建筑规模而定；然后测量网格各校点的标高，穴中标高称为出平，高于穴中的为上平，低于穴中的称下平，最终形成定量描述地形的图样则称为“平格”。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计里画方”即是绘图时使用的控制网格，带有一定比例尺的涵义，但其并不是中国舆图所独有的方法，在中国古代绘画和建筑工程图中也广泛使用。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是否真的比不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

（二）、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真的准确吗？

    准确只是一种相对的标准，这里的准确指的是与不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相比，问题也可以转化为：“计里画方”是否能使得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计里画方实际上只是一种绘图方法，而不涉及到绘图使用的数据，这是以往中国传统舆图绘制和“计里画方”研究所忽视的。关于计里画方所使用的数据，以往主要有两种观点：李约瑟直接将计里画方等同于经纬网，因此也就认为绘图时使用的是经纬度测量数据；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使用的是直线距离数据，如胡邦波认为“它（计里画方）具有方位投影和按比例缩小的性质，所表示各地物之间的距离是水平直线距离，符合西晋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六项制图原则——‘制图六体’”。但这两者都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1、中国古代舆图绘制时是否使用了经纬度数据

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经纬度的基本方法，而且至少在唐代就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经纬度测量工作，在元代也进行过“四海测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保存下来一套经纬度数据集，而在西方，早在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等著作中就有着大量的经纬度数据。不仅如此，在西方的早期地图中就清晰地标明了经纬度，但中国至少现存的受到西方影响之前的传统舆图中没有一幅体现出其绘图数据来源于经纬度，也没有文献记载曾经为了绘制舆图而进行过经纬度测量。

《明史》中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至少明代政府机构中没有保存这样的数据：

    今各省差数未得测验，据《广舆图》计里之方约略条列，或不致甚舛也。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并偏东一度，山东济南府偏东一度十五分，山西太原府偏西六度，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偏西三度四十五分，陜西西安府、广西桂林府偏西八度半，浙江杭州府偏东三度，江西南昌府偏西二度半，广东广州府偏西五度，四川成都府偏西十三度，贵州贵阳府偏西九度半，云南云南府偏西十七度。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认为，当时并没有为了确定经度而进行测量工作，只是利用《广舆图》所载的距离数据推测了各省府的经度。试想如果明代政府曾经进行过经纬度测量的话，那么就不会采用罗洪先私人绘制的《广舆图》，用“计里画方”折算直线距离并推算经纬度了（关于《广舆图》的绘图数据参见下文）。这再次验证了，中国古代虽然掌握了经纬度的测量方法，但未能进行大范围的测量工作，更不用说用这些数据来绘制地图了。

2、绘图时是否使用了直线距离数据

 与上一个问题相同，中国古代确实很早就掌握了测量高度和直线距离的方法，而且也提出了“制图六体”这样将道路距离折算成直线距离的方法，这一点在各种地图学史著作中或多或少的有所论及，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等。但是掌握方法与应用于舆图测绘并不存在直接联系，而且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这些测量方法极有可能没有运用于地图的测绘：

首先，如果是通过测量方向、高度和直线距离来获得绘图数据，也就是要使用“制图六体”的话，那么必须进行大量相对位置的测量，其测量规模可能要远远超过对于经纬度的测量，但是在文献中却难以找到关于我国古代进行全面直线距离和方位测量的记载；其次，对于中国古人而言，除了一些工程之外，大范围、大尺度的直线距离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各种文献、志书中所记录的道路距离反而更切合于实际需要，这正是李孝聪所说的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务实性和实用性；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在古代文献中找不到一套中国古代某一时期可以直接用于地图绘制，包含地理要素之间直线距离以及方位的数据集；最后，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全国总图是由私人绘制的，比如朱思本的《舆地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先不论个人是否有能力进行如此规模的测绘工作，且在这些地图保存下来的前言后记中我们看不到他们曾经进行过测绘工作，其中大都只是记录了他们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和参考过的地图。

因此，以前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的讨论，并不能证明中国古代地图测绘时运用了这些技术，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然联系，当然并不排除在小区域地图中使用这些测量方法的可能。

3、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所使用的数据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使用的应当是道路距离和代表方向的四至八到，在绘图时直接用道路距离表示直线距离，而且这种数据所标示的不是某一地理要素的绝对位置（经纬度就是一种绝对位置），而是一种与周边大量地理要素相关的相对位置，如与所属府州的位置关系，与周边各县的位置关系，同时由于是道路距离，因此数据之间的相互矛盾大量存在。这种误差就不是方格网可以控制的了，而且古人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广阳杂记》“自晋頠作‘准望’，为地图之宗，惜其不传于世。至宋朱思本，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准望’之遗意也。今之《职方图记》，即用此法，非此则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考。然其事甚难，至十里一方，则竟无从著手。四至八到，方方凑合，求其毛发不爽，难矣。今之舆图，奉旨所写，如此已足。彼若为界画，是自穷之术也”。从这段叙述来看，用计里画方来绘制地图，由于数据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甚至刘献廷最后感叹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绘制地图是自寻烦恼。

在《广舆图》中存在这样的典型例证，即《北直隶舆图》中永清与东安之间的位置关系。《北直隶舆图》将永清县绘制于东安县的东侧，而实际上应当在东安县的西侧，但两者的位置关系，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记录：永乐《顺天府志》卷十二“大兴县”下载“南至东安县界门家庄六十里，自界首到东安县治九十里，共计一百五十里；至寺垡店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永清县治四十里，共计一百六十里”，仅由这条来看，东安县和永清县都位于顺天府的南侧，只是永清县稍远；同卷“永清县”条下载“东至东安县北隐村界三十六里，自界首到东安县治一十二里，共计五十里”；卷十四“东安县”条下载“西至本府永清县界横亭村一十二里，自界首到永清县治三十八里，共计五十里”，由此很容易判断东安县位于永清县的东侧。

《北直隶舆图》中错误产生的原因，正是来源于对于相对位置的处理，以及极坐标投影法（参见下节的介绍）中要求县级政区的定位首先应当考虑与上级政区的相对位置关系。可以大致推测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即东安县位于顺天府以南150里，但又位于同属顺天府的固安县东南100里，因此将东安县绘制于顺天府以南偏东；而永清县的定位首先要符合大兴县（顺天府）以南160里，但又要符合位于霸州东北60里，而按照绘制顺序霸州在图中已经定位位于大兴县正南，因此将永清县标于大兴县的东南而不是正南。由此造成本应位于东安与固安之间，东安县西侧的永清县，被标于东安的东南。

关于中国古代舆图中使用的数据和绘图方法，参见下文的分析。不仅如此，大多数专题图以及很多全国总图就现代看来只是示意图，很可能只是在这些道路距离和四至八到的基础上对地理景物的大致体现。结合到计里画方，其实就是将各种志书中所记录的道路距离和方位距离按照比例折算，然后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为地图。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的准确性。显然，数据类型已经决定了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就现代意义而言，是绝对不准确的，甚至也无法认为“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相对准确，因为与不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相比，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判断两者准确的程度，而且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采用道路距离绘制地图已经说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并不太追求准确性。

还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计里画方”在中国古代舆图绘制中使用的并不广泛。刘献廷提到“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着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纵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这既是一旁证。而且，如果计里画方是一种常见的绘图方法的话，那么明末以后对于《广舆图》也不会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了，对于《广舆图》的推崇恰恰说明在明代后期，“计里画方”的方法已经不太为人所知，或者使用的并不多了。而且，从当前保存下来的传统舆图来看，无论是在全国总图，还是区域、专题图中，使用计里画方的并不多。而且甚至到了清代，在各种区域，尤其是专题图中计里画方使用的也不多，当然这很可能与地图的性质有关。对此王庸也有着相似的观点：“仅仅按分率画方的制图方法就并没有为一般官府的绘图工作者采用，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画的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亦不画方，还比裴秀、贾躭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

（三）、结论——对“计里画方”的再评价

总体来看，首先“计里画方”这一方法并不为中国古代舆图所独有；其次，由于数据的问题，“计里画方”并不代表地图的准确性，只是能在绘图时更好的控制地理要素的空间布局，而且也并不代表地图绘制的准确与否；最后，“计里画方”在中国古代舆图中使用的并不广泛。综上而言，“计里画方”只是绘图（地图、图画、工程图）时的一种方法，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以往对其的评价显然过高了。

四、《禹迹图》的绘图数据和绘图方法

    关于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数据，以往的学者极少关注这一问题，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是汪前进，他在《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85]中提出“虽然历史上流传下来大量高水平的地理全图，但迄今尚未找到一份具体用来绘制这些地图的原始数据集，也不清楚古人如何绘制成这些地图”，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明显，但在之前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认为《元和郡县图志》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就是用来绘制地图的，并认为这是一种极坐标投影法，而且这种绘图数据和方法不是孤立现象，为中国测绘史上所普遍采用。虽然该文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传统舆图的绘制问题，比如两点间的道路距离在绘图时是否以及如何转换为图上的直线距离，但却为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他的这一观点还存在一些旁证，如宋代《九域守令图》题记就记录其绘制时参考了《九域志》；明代《杨子器跋舆地图》的题记中记载其参考了《大明一统志》等。

    本人也认为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志和地方志等地理志书是舆图绘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问题在于，地理志书中记载的这种数据以及汪前进提到的“极坐标投影法”，其数据特点就是地理要素位置的确定主要依赖要素之间的相对位置（距离和方向）关系，数据之间不仅相互依赖，而且这种依赖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单一的，一个地理要素通常与很多其它地理要素之间具有数据上的依赖关系（即“四至八到”）。这种数据结构，不仅由于相对位置关系的复杂性会使得数据之间矛盾百出，而且随着极坐标投影的逐级叠加也会使得数据误差被逐渐放大。

本节即以传统认为代表了宋代地图绘制准确性的《禹迹图》为对象，验证汪前进推测的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方法和绘制数据，并分析中国古代绘图时如何解决这种绘图数据中必然存在的矛盾。

《禹迹图》是现存唯一一幅宋代使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全国总图，由于“计里画方”可以比较容易的测量出各点之间的方位和大致距离，因此可以与志书中记载的方位、道路距离进行对照。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全国总志有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因此这三者就成为我们复原《禹迹图》绘制方法和绘制数据的主要文献材料。

需要说明的是，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是一种逆推的方法。就绘图资料而言，我们并不能确切的判断《禹迹图》的绘图者使用的就是上述三部全国总志，只能假设其所用的绘图材料很可能与这三部总志相关，或者存在一些相似，因此本文最终的分析目的是要确定：是否可以利用这三部全国总志绘制出类似于《禹迹图》这样的地图。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只能针对某些局部对《禹迹图》与三部总志的关系进行分析，主要分析行政区划（以《太平寰宇记》“关西道”为例）、海岸线（以山东半岛为例）。此外，由于《禹迹图》中没有使用标明治所准确位置的符号，只是用文字标识，而文字占据很大的空间，因此难以准确的判断用于计算距离的起止点（由这点来看，当时的绘图者似乎也不在意两点间距离的准确与否），因此只要道路距离和方位不存在极大的偏差（一个方格以上），就可以认为两者基本相合。

（一）行政区划——以《太平寰宇记》所载“关西道”所在区域为例

下面以京兆（唐代的长安）为中心，列出三部总志中所记录的《太平寰宇记》“关西道”各府州之间的位置关系（由于《禹迹图》中没有县级政区，因此删除了三部总志中与县级政区有关的位置关系）：

表一：《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中记载的《太平寰宇记》“关西道”各府州之间的位置数据：

图一：《禹跡图》局部

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一地区中最高行政级别治所城市的位置。如果《禹迹图》是在唐代地图上改绘的，那么京兆府（长安）理所应当的应该作为绘制地图的原点，也就谈不上与上级治所城市的位置关系了。如果是宋代绘制的地图，那么就需要确定其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的位置关系，《太平寰宇记》记其“东至东京一千二百七十里”、“东至西京八百五十里”；《元丰九域志》记“东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此外，《元和郡县图志》记“东至东都八百三十五里”。虽然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三者关于京兆府（长安）至洛阳、开封的距离大致相同。查《禹迹图》，其位于西京正西大约8.5个方格左右，位于东京正西大约12.5个方格左右，与文献记载的道路距离和方位基本一致。

从表一来看，图中其他各治所城市的位置关系极为复杂，每一个都对应于多座城市，要理清彼此之间的位置关系非常困难，尤其是这些文献记载的都是道路距离和大致的方位，要使得某座治所城市的定位符合所有的位置关系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利用“四至八到”或者说道路距离和方位来绘制地图时必然存在的问题。此外，如果仅仅以京兆府为基点，标绘其它治所会存在以下两点问题：一是很多治所缺乏与京兆府的相对位置关系（《元和郡县图志》除外）；二是仅仅以京兆府为基点绘制，那么虽然治所城市与京兆府的相对位置关系与文献符合，但各治所城市间的位置关系极有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数据存在很大的偏差。

基于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假设，古人在处理这些数据时，应当会采取一些简便的方法，即首先确定与京兆府存在直接位置关系数据的那些城市；然后以这些城市为基点，确定其他治所城市的位置；与此同时，还要大致符合与距离最近的治所城市的位置数据，并进行尽可能的调整。下面按照这一思路逐一进行分析：

耀州：《太平寰宇记》“正南至长安一百六十里”；《元丰九域志》“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里”，与图中的位置基本符合。

同州：《元和郡县图志》：“西至上都二百五十里”；（京兆府）“正东微北至同州二百五十里”。《太平寰宇记》：“西至长安二百八十里”；（京兆府）“东北至本府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同州一百二十里”，图中位置与《元和郡县志》的记载最为相合，与其他各文献所载在方位上稍微偏差。

华州：《元和郡县志》“西至上都一百八十里”；《太平寰宇记》“西至长安一百五十里”；《元丰九域志》“西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里”，虽然《元和郡县志》所载较其它文献多了30里，但与图中位置基本相符。与周边的其它治所城市的位置关系：与同州的位置关系符合《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但与《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在方位和距离都存在差异。与其它周边治所，如商州、耀州等都与文献所记存在一些差异。

泾州：《元和郡县志》“东南至上都四百八十里”；《太平寰宇记》“东南至长安四百五十里”，图中其位于京兆府西北，但又不是呈对角线的西北，距离经过折算大约为5个方格左右。同时其与周围的渭州、原州、宁州、陇州、庆州等的位置关系都与图中所绘大致相当，由此可以推测泾州可能是绘图时绘制这一地区其他府州位置的基点。

邠州：《元和郡县图志》“东南至上都三百里”；《太平寰宇记》“东南至长安二百八十二里”；《元丰九域志》“东南至本州界一百二里，自界首至京兆府一百五十里”，图中其位于京兆府西北，但又不是呈对角线的西北，距离经过折算大约为3.5个方格左右，因此与文献记载存在差异，但与泾州的方向和距离基本符合。

凤翔府：其定位则较为复杂，《太平寰宇记》“东至东京一千五百八十里”，“东至西京一千一百七十里”；《元丰九域志》“东京一千五百八十里”；《元和郡县志》记“东至东都一千一百七十里”，三者基本相同。但在《禹迹图》上，凤翔府位于东京以西偏北大约17个方格处，西京以西偏北大约13个方格处，与上述文献记载存在较大差异。这说明无论是《禹迹图》的底图为唐代或者北宋，都不是依据上述文献所记的位置关系绘制的。再看其他一些位置关系：

表二：凤翔府的位置关系数据

由上表来看，图中凤翔府与京兆府的距离与文献记载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在 方向上，《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与图中是一致的。在与其它治所城市的相对位置关系上，其与陇州和泾州在距离和方位上都相符合，而这两者都是距离凤翔府最近的治所。不过，其中陇州位于凤翔府以西，似乎不太可能先定位距离京兆府较远的陇州，然后再定位较近的凤翔府，而且图中陇州与京兆府的位置关系也与文献所记不合（参见下文）。因此可以推测凤翔府的位置是协调了京兆府、泾州的位置关系的结果，即泾州位于京兆府西北，同时又位于凤翔府以北2个方格的位置，因此不得已将凤翔府的位置向西多标了一个方格，而泾州则标的稍微偏南的一些，没有位于京兆府对角线的位置上。

陇州：《元和郡县图志》“东至上都四百六十五里”；《太平寰宇记》“东至长安四百六十五里”，而图中所绘陇州至京兆府为大约6个方格，两者存在较大差异。但如上文所述，陇州与距离其最近的凤翔府的相对位置关系是正确的，因此凤翔府很可能是绘制陇州的基点。之所以没有将泾州作为基点，是因为从文献数据来看，凤翔府和陇州都位于泾州以南，难以处理；而从凤翔府与陇州的相对位置关系来看，陇州位于凤翔府以西，因此图中的绘制与文献资料的记载做到了尽可能的契合。此外，陇州与秦州之间的位置关系文献所记与图中相合，因此陇州可能是绘制秦州的基点；但陇州与渭州的位置关系，文献所记与图中所绘在方位和距离上存在稍许差异。

原州：《太平寰宇记》记载“东南至长安五百四十里”，但图中其与京兆府之间大致为对角线的东南向关系，存在少许偏差，图中其与京兆府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为6-7个方格左右，因此两者只能说大致相符。不过如上文所述，其与泾州的相对位置关系是正确的，且与原州相比，泾州更接近于京兆府，因此泾州作为绘制原州的基点的可能性较大。

庆州：《元和郡县志》“东南至上都五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记》“东南至长安五百六十四里”，图中庆州并不位于与京兆府呈对角线的西北方向，两者存在稍许差异；两者距离大约为7个方格左右，也存在一些差异。此外，将文献与图中的位置关系比较，其与泾州的相对位置是正确的，与鄜州的相对位置也基本正确；与灵州的相对位置存在稍许差异；与宁州在方向和距离存在稍许差异；与延州、原州、盐州的相对位置存在极大差异。此外，其与环州的相对位置基本准确，而且其与京兆府的距离较环州近，因此庆州可能是绘制环州的基点。

宁州：《元和郡县图志》“东南至上都四百五十六里”；《太平寰宇记》“东南至长安四百五十三里”，图中其基本位于京兆府对角线的西北方向，距离大致约5个方格左右，两者基本相符。图中其与泾州的关系，只与《元和郡县志》泾州条中的记载相符。因此，以京兆府或泾州为基点绘制宁州的可能性都存在。将文献所记与地图进行比较，其与坊州之间，方向正确但距离存在差异；其与邠州之间，方向正确但距离存在差异；其与庆州之间，距离大体正确但方向存在差异。

坊州：《太平寰宇记》记“南至长安三百六十里”，与图中位置大体相符。虽然其位于耀州以北，但三部总志中并无其与耀州的位置关系数据，因此可以认为坊州应当是以京兆府为基点绘制的。文献所记其与同州、鄜州、丹州的位置关系都符合图中所绘。可以推测，坊州可能是绘制鄜州和丹州的基点。

鄜州：《元和郡县图志》“东南至上都四百七十七里”；《太平寰宇记》“东南至长安五百里”，而图中鄜州绘制在京兆府正北微偏东5个多方格的位置上，因此京兆府似乎不是绘制鄜州的基点。文献所记其与坊州、庆州、延州的位置基本与图中所绘相合，而坊州距离京兆府更近，此外其与丹州的关系为“东北至丹州一百一十里”，而图中其绘制于鄜州正东偏北1个方格多些的位置上。丹州这一位置的确定可能正是基于丹州位于坊州东北260里，鄜州位于坊州正北150里，丹州位于鄜州东北110里，这三者协调的结果。

丹州：《元和郡县图志》“西南至上都五百五十里”；《太平寰宇记》“西南至长安五百五十里”，与图中所绘方向和距离皆存在很大差异，其定位见上文“鄜州”条。此外，文献所记其与绥州、延州的位置关系与图中所绘基本相合。

延州：《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其与京兆府的方位和距离皆于图中不符。文献所记其与距离其最近的鄜州的距离、方位与图中皆相符，参见上文“鄜州”条。此外其与绥州的相对关系与图中所绘大致相合。

绥州：《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其与京兆府的方位和距离皆于图中不符。其定位参见上文“丹州”和“延州”条，其绘制可能是以丹州为基点，并参考了与延州的相对方位。

银州：《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其与京兆府的方位和距离皆于图中不符。图中其与距离最近，且与其相比距京兆府更近的绥州的相对位置关系符合《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不符合《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测其应当是以绥州为基点，采用《太平寰宇记》的数据绘制的。

麟州：《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记其与京兆府的方位和距离皆于图中不符。图中其与距离最近，且与其相比距京兆府更近的银州的相对位置关系，符合《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元丰九域志》中将距离记载为180里，显误。因此，其应当是以银州为基点绘制的。

府州：《太平寰宇记》所记其与京兆府的方位和距离皆于图中不符。图中所绘其与文献中所载与其距离最近的麟州的方位关系相合，因此其应当是以麟州为基点绘制的。

丰州：只有《元丰九域志》记载了丰州的四至八到，其中“东南至本州界三里，自界首至府州一百二十一里”；“西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麟州一百一十五里”，即其正位于府州西北向延伸对角线与麟州东北向延伸对角线的汇合处，这与图中所绘完全一致。

胜州：距离胜州最近的当为新丰州，但是《元丰九域志》中没有胜州的材料，而《太平寰宇记》和《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记丰州为旧丰州，因此可以用于绘图的是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与其距离最近的府州和麟州的数据。《元和郡县志》载“西南至麟州四百里”，图中所绘方向一致，距离超过3.5个方格，两者基本相合，因此胜州应当是以麟州为基点绘制的。

环州：按照上文分析，其绘制基点应当为庆州，《元丰九域志》载“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庆州五十五里”；“东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庆州一百五十里”，从图中所绘来看，绘制采用的是东南方向的数据，而没有采用正南方向距离较短的数据。

盐州：按照上文的分析，绘制盐州的基点很可能是环州和延州，《太平寰宇记》载“东南至延州五百三十里”；《元丰九域志》环州条载：“东北至盐州三百七十五里”。图中延州与环州位于东西向水平的直线上，而从盐州所标位置来看，恰好位于延州、环州两点连成的水平直线上中分点垂直向上的直线偏西的位置，由此表示其距离环州的距离要比延州近。经计算，其与环州的距离大致为不到4个方格，与延州的距离为4.5个方格。因此，其与环州的距离与文献相符，与延州的距离存在一些差异，不过可以认为很可能是这两个数据协调的结果。

灵州：与灵州距离最近的为环州和盐州，《元和郡县志》载“东南至盐州三百里”；《元丰九域志》“环州”条载“西北至灵州四百六十五里”，这两条资料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由此灵州位于盐州和环州的西北，在图上无法进行表示。但由于环州是绘制盐州的基点之一，因此在绘制时以环州作为基点的可能性更高，从图上位置来看，灵州位于环州西北，距离为大约5个方格，与《元丰九域志》的记载大致相合，但如此绘制，图中盐州与灵州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就与文献的记载存在差异。

宥州：唐代有新旧两座宥州，《元和郡县图志》记“废宥州，在盐州东北三百里。在夏州西北三百里”；新宥州“东南至夏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废宥州三百里。东至麟州六百里。西南至灵州六百五十里。东北至中受降城五百六十里。南至盐州六百里”，将两者与图中比照，图中所绘应为旧宥州，新宥州应当更在其北侧。不过从图中所绘来看，其与“在盐州东北三百里”的记载相符，而不符合“在夏州西北三百里”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测其绘制应以盐州为基点。

夏州：距离其最近的应为宥州和银州，《元和郡县图志》载“东至银州一百八十里”，《元丰九域志》“东至银州二百里”，与图中距离大体相当，但方位不合。《元和郡县图志》“西南至盐州三百里”，与图中所绘方位和距离相去不远，也与《元丰九域志》所记“东南至绥州四百里”相去不远，可能是两者调和的结果。但完全不符合“南至延州三百八十三里”、“西至灵州五百五十里”的记载，因此可以认为绥州和盐州是绘制夏州的基础，而这两者与夏州的距离要比延州、灵州近很多。

故丰州：故丰州与其他各治所距离都很远，《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了三个数据：“东至胜州五百三十里”；“西南至灵州九百里”；“东南至夏州七百五十里”；《太平寰宇记》的数据与此相同。图中所绘位置与三个数据无一完全相合，其中与夏州的距离大致相合，但方位只是正南偏东一些；图中与胜州的横向距离大约为6个多方格，直线距离大约为7个方格；与灵州的距离大约为10个方格，方向大体相当，稍偏西了大约1.5个方格。因此可以推测这一定位似乎是以与夏州的距离确定了南北向的间距，然后再协调灵州、夏州各自与故丰州的方位，以其与灵州的方位为基础稍向西偏，这样使得夏州没有位于故丰的正南，从而符合“东南”的记载，而且也使得距离胜州的距离不至于过远。

西受降城：《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都记载为“东南渡河至丰州八十里”，与图中所绘相合。

天德军：《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西受降城”条记“正东微南至天德军一百八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又记“天德旧城，在西城正东微南一百八十里”，与图中所绘方位、距离都存在差异。但《元和郡县图志》又载：“西南渡河至丰州一百六十里”，这与图中所绘大致相合，因此可以认为“故丰”是绘制西受降城和天德军的基点。

中受降城：距离中受降城最近的为天德军和东受降城。《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记“东至东受降城三百里”，“西北至天德军二百里”，其中所记其与天德军的距离、方向与地图相符，而与东受降城的方位、距离都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其绘制基点为天德军。

东受降城：上文已确定其绘制当与中受降城无关，那么距离其最近的当为胜州，《太平寰宇记》记“西南渡河至胜州八里”，与地图相比，方位正确但距离不符，不过镇江本《禹迹图》则将东受降城与胜州绘制的更为密近，而且《禹迹图》中没有用点标绘府州的具体位置，因此这一误差可能是绘制时造成的。

总体来看，汪前进所提出的“极坐标投影法”大致是成立的，但在具体绘图中有着以下几点更为细致的原因：1、绘制某一治所时，如果其与京兆府之间存在其他治所，那么很多情况下会采用其中距离所绘治所最近的治所作为绘图时的基点，由此其在图中的位置往往会不符合其与京兆府之间的位置数据；2、绘图时会综合某一治所的多个位置关系数据进行协调。

实际上，利用方志中的数据来绘制地图可能有着多种方式，不一定必须采用极坐标投影法，本人曾在授课时让学生在没有参看《禹迹图》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的思路的来用《元和郡县图志》中的数据绘制地图。第一组学生绘图时以长安为中心，逐条绘制，数据有矛盾时以方位数据为主，道里数据作为参考。第二组学生绘图时的标准是：标定的位置要符合大部分，或者至少一半以上的材料；此外文献中所记东、西、南、北的方位数据并一定是正方向，允许出现偏差。而最终他们所绘制的也是“有模有样”的地图。

（二）、黄河与海岸线——以山东半岛为例

此外，利用上述三种全国总志也大致能绘制出《禹迹图》中的海岸线与黄河，因为篇幅的问题，同时海岸线的绘制与黄河的绘制在方法上是相同的，因此这里仅以山东半岛为例进行说明。

在具体分析之前，首先要需要明确绘图顺序，即应当先绘制海岸线和河流，还是先绘制各级治所。对于这一问题，文献中没有相关的直接记录，只是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三中提及“紫廷欲作四渎入海图，取中原之地。暨诸水道，北起登莱，南至苏松，西极潼关为一图。苦无从着手。余为之用朱墨本界画法，以笔纵横为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县按里至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86]，按照刘献廷的方式，绘图的顺序应当是：首先，在纸上绘制出“计里画方”的方格线；其次，绘制府州县；最后，依据府州县绘制出水道。这种绘制顺序也符合中国古代文献中绘图数据的实际情况，因为无论是在全国总志，还是在地方志中，河流、海岸线都记载于府州县之下，因此理论上，在确定府州县的位置之后，将文献中所载河流、海岸线与府州县之间的道路距离数据，用“计里画方”折算成图上距离后，按照所载的方向标绘在地图上，然后将这些点连在一起，经过一些曲度的修饰即可绘制出海岸线和河流。反之则不可行，主要是因为，海岸线和河流是一条线，即使在图上确定了海岸线和河流的起点和终点，但除了与府州县的距离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参考的绘图数据，也没有海岸线（河流）各段之间的距离和方位数据，因此脱离开府州县，无法绘制出海岸线与河流。因此在理论上，刘献廷的方法可能是中国古代绘制海岸线与河流唯一可行的办法。

就海岸线而言，利用《太平寰宇记》能大致绘制出与《禹迹图》相似的山东半岛的轮廓，下面是《太平寰宇记》中与山东半岛海岸线有关的材料：

按照以上数据，以《禹迹图》上绘制的莱州、登州和潍州为基点，在以下位置标绘一些绘制山东半岛海岸线的基点：

莱州以西0.3、以北0.5、东南2.5、西北0.2个方格处分别标绘一点；在莱州东南2.3个方格再东0.4方格处标绘一点；在莱州东南2.3个方格再南1个方格处标绘一点。

登州以东5个方格处标绘一点；登州以西、以北不远处各标一点；登州西南0.5个方格处标1点。

潍州以北1.2、东北1.2个方格处各标一点。

然后将各点连接起来并进行一些修饰即可以绘制出半岛的形态，与《禹迹图》的山东半岛相比，两者在大致轮廓上是相似的，如莱州以西向内的凹陷，登州与莱州之间的凹陷、登州以北的突出，当然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如山东半岛的东部大致少了一个方格，也没有体现出《禹迹图》中山东半岛南侧向内的凹陷，但多出了一个向南的凸起。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复原没有使用任何方志材料，而绘制《禹迹图》时必然存在着大量的图经和方志可以参考，因此可以在细节上进行更多的修饰，而且即使如此，本文的复原也可以说明仅仅使用方志材料就可以绘制出与《禹迹图》相似的山东半岛，完全不需要使用直线距离数据。

图二：用《太平寰宇记》的资料绘制出的山东半岛

（三）、总结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利用当时的总志中的材料，也就是道路距离和四至八到，即可以绘制出与《禹迹图》相似的地图。

此外就《禹迹图》的准确性而言，今天蓬莱市（也就是登州）距离山东半岛最东端的直线距离大约为174公里，而图中所绘的方格约为6个也就是大约600里，按照唐大里计算相当于今天的318公里，按照小里计算则为264公里[87]，两者差异极大，显然图中所用的数据不会是直线距离数据，而且也说明以往认为《禹迹图》的海岸线绘制的较为准确实际上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

不仅如此，今天从西安至正北黄河的距离大约为700多公里（Google Earth数据，下同），在《禹迹图》中表示为大约20个方格，也就是大约2000里，按照唐大、小里折算，分别相当于于今天的1060公里和880公里；此外，从银州至灵州，今天的直线距离大约为300多公里，但《禹迹图》中表示为大约9个方格，也就是大约900里，按照唐大、小里折算，分别相当于于今天的477公里和396公里。图中距离与今天测算的直线距离之间差异很大，至少证明《禹迹图》绘制的政区是不准确的，而且进一步证明其绘制不可能使用的是直线距离，因为即使测量存在误差，但误差也不应当如此之大。

五、《广舆图》的绘图数据和绘图方法以及《广舆图》影响力的来源

（一）、《广舆图》的绘图数据和绘图方法

此外，本人还曾复原了《广舆图》的绘制数据，根据复原，可以证实《广舆图》与《禹迹图》相似，是以方志中记载的道路距离和四至八到为基础数据，按照极坐标投影的方法绘制的，由此也说明《广舆图》的绘制即没有经过大地测量，也没有使用裴秀的“制图六体”。

由于采用的是道路数据，以及模糊的方位数据（也就是四至八到），因此《广舆图》绘制的非常不准确，而且还存在不少错误，比如上文提到的顺天府的永清县。将其与一些之前绘制的地图，如《杨子器跋舆地图》、《大明混一图》相比，实际上难以确定《广舆图》绘制的是否更为准确。

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广舆图》的总图和各分幅图以及专题图中都没有绘制最具实用性的道路，至少从现代的角度想像不出该图的实用价值，大概只能用于了解大致的地理形势、府州县的分布以及某些山脉的大致位置、河流的走向等等，换言之其使用价值应该只局限于作为读史、读书的辅助，成为士大夫论述古今得失的工具，至多可以作为制定某些宏观政策的参考材料。这一猜测也得到了《广舆图》一些序跋的证实，如罗洪先《广舆图序》“其后往来京师，从交友人，闻天下缓急大势，始知考次古今名人经略之迹，独恨于山川险易、郡邑联络，有不得尽闻者，则既无以即其形实以究其当时趋避取舍之所在，况得校论其失得哉！”。又如韩君恩《刻广舆图叙》“观兹图，计里画方形实毕具，天下之象，尽是矣。随图纪载，方略备陈，天下之势，审是矣。按图以索，不必足迹遍天下也，一披阅之间，而四海、九州宛在目前，无烦搜罗尽古今也。一讨论之际，而经制绥驭如指掌上，经世君子执此以往如持左券，又焉往而不利哉。昔者，禹纪《禹贡》，后世之辨方者祖之；周公作《周礼》，天下之谈王道者准焉。要皆其书有切于世道，故世不可少如此。矧斯图，广大悉备，视《禹贡》为加详，简要详核比《周礼》尤明，尽独可少哉”。实际上，其绘制目的与《杨子器跋舆地图》跋文中所述“若京师、若省、若府州县、若卫、若所、若卫所之并居府州县者，若内外夷方之师化与宾界者，势同异其形。远近险易，一览可视，愿治者常在焉，则用人行政，谅能留意”，并无二致。

因此，从使用的角度而言，《广舆图》没有必要绘制的非常精准，毕竟只是表现全国的大势而已，当然其所使用的数据也决定了其不可能绘制的十分精准。在《广舆图》的一些序跋中虽然对其“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并没有强调由此带来的细节上的“精准”，而强调的是由此可以清晰地表现天下大势，如霍冀撰《广舆图叙》中“天下虽大，指掌千里，经纶之迹，若是乎具在是也。君子曰：是图也，其义有四焉。其一，计里画方也。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析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卦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而且，后世以《广舆图》为基础绘制的很多地图并没有在意该图的准确性，而是随意的进行变形、修改，如明新安朱绍本、吴学俨、朱国达、朱国干等编制的《地图综要》，虽然以《广舆图》为基础，但是从总体绘制技术来看，则较远《广舆图》粗糙。以《天下舆地分里总图》和《广舆图》的《舆地总图》相较，虽然都是“每方五百里”，但不仅海岸线失真较大，而且河流的走势也有失真，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河流，地名的标绘也不准确。由此来看，《地图综要》与《广舆图》只是形似而已，作者并没有刻意的遵从《广舆图》的“准确”。甚至《广舆图》一些后期版本也是如此，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季源刊本，就将《舆地总图》中画方的纵线和横线任意减少了一半，但仍注为“每方五百里”。显然，《广舆图》的准确性，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在意的。即使是后来影响较大、评价较高的万历本《广舆图》也不是对嘉靖本的“复制”（增加了表示城市位置的符号），某些局部存在明显差异，如福建省中福州（图中标为福建）与兴化府以及泉州的相对位置，泉州与漳州的相对位置等。

此外，根据上文分析，罗洪先在《大明广舆图序》中对朱思本《舆地图》的评价，即“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实际上阐释的也是该图总体上的准确，而不是具体细节绘制的非常“精准”。

（二）、《广舆图》影响力的来源

那么为什么《广舆图》在当时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且后世产生了大量以此为基础绘制的地图呢？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使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因此便于距离的测量，当然其测量的应当是道路距离。

第二、与之前各种地图不同，《广舆图》是刻版印刷的，可以大量出版，而且翻刻也比较便利，因此易于传播，由此使其具有之前其他舆图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例子，比如：

《大元混一图》出自南宋陈元靓所撰《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大元混一图》是其中所收录的十二幅地图之一，但肯定不会是南宋编纂时所收录的，按照《事林广记》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翻刻的元泰定二年（1325）本（应当是现存最早的版本）来看，原名应为《华夷一统图》。此后这幅地图不仅出现在《事林广记》的各种版本中，还出现在《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中。

宋代的《历代地理指掌图》，这一图集的绘制目的，主要是为了读史所用，这在作者自序中体现的非常清楚，即“古今舆地，披图了然，如亲履而目见之，庶乎可以不出户而知天下”。后人也有相似看法，如宁宗时人费衮在《梁溪漫志》中记：“今世所传《地里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详，诠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当然，从传统地图的研究视角来看，这幅图集中的地图显然绘制的是极不准确的，但该图在明清时期影响力是较大的，很多历史著作中都有所提及，如在关于《春秋》的各种注疏中多次引用到《指掌图》，只要检索一下《四库全书》即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而且与上文分析的《禹迹图》同时代的《华夷图》，其与《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有着密切关系，但与《禹迹图》相比，以往认为绘制的不准确的《华夷图》反而在南宋的影响力较大，如《玉海》卷九十一记：“乾道元年七月癸丑晚，御选德殿。御坐后有金漆大屏，分画诸道，各列监司、郡守为两行，以黄签标识职位、姓名。上指示洪适等曰：朕新作此屏，其背是《华夷图》，甚便观览。卿等于都堂亦可依此”。这一记载还有一旁证《鹤林集》卷十九“论中原机会不可易言乞先内修政事札子”中记“孝宗思其难不惟其易，躬其劳不于其逸，故置恢复局，览《华夷图》，建国用使，开都督府……”，可见《华夷图》在当时处理国家政务中也是一种参考资料。

其也是当时士大夫了解天下大势、地理形势的辅助，如李纲在《梁溪集》卷二十四“次雷州”一诗中记“《华夷图》上看雷州，万里孤城㨿海陬，萍迹飘流遽如许，骚辞拟赋畔牢愁，沧溟浩荡烟云晓，鼓角凄悲风露秋，莫笑炎荒地遐僻，万安更在海南头”。《朱子语类》即“先生谓张倅云：向于某人家看《华夷图》，因指某水云，此水将有入淮之势。其人曰：今其势已自如此。先生因言河本东流入海，后来北流，当时亦有填河之议，今乃向南流矣”[。此外《鹤林玉露》卷三中记“（赵）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遊焉……又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

总体而言，《广舆图》在明末以及清代前中期的影响力，并不完全源于其绘制的准确，而很可能来源于他的形式，即刻板。

六、康雍乾时期的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对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的影响

首先介绍以往对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影响力的研究，关于这一点黄时鉴和龚缨晏有着细致的分析，余定国在《中国地图学史》中也有着相似的看法，总体而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传入的地图，虽然采用了更为准确的绘制方法，确实扩大了中国传统“天下图”的绘制范围，但是并没有对中国地图的绘制产生太大的影响。

康雍乾时期利用传教士，采用西方绘图技术绘制了在当时而言非常准确的一系列地图（即《康熙内府舆图》、《雍正十三排图》和《乾隆皇舆全览图》），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这批地图对中国传统地图的绘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关于这方面余定国已经进行了一些论述，本人在其基础上补充几点论据：

首先，在绘制这些舆图的同时及之后，清朝日常事务中使用的依然是传统绘图方法绘制的地图，只要翻阅目前各藏图机构所藏这一时期绘制的大量河工图、城市图、行宫图等即可明瞭。甚至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董方立、李兆洛依据这批测绘地图编绘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大量发行之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太大改变。

其次，当时的很多学者，包括一些绘图者实际上对于经纬度的概念并不了解。如《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同时使用了经纬网与方里网，其原因，李兆洛在例言中记为“原图依《内府》，以天度经纬分划，天上一度当地上二百里，然纬度无嬴缩，而经度自赤道迤北以次渐窄，则里数不可凭准……今依《灵台仪象志》实测，通南北画为每方百里，以取计里之便，而以虚线存天度之经纬，使测天者仍可依傍，其纬度则每度分为二，以应地上百里……”，由此来看，他其实对经纬度的概念并不完全理解，反而认为计里画方更为实用，但实际上两者对于对大地平面认识截然不同，是全然无法套叠的。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雍正十排图》中就已经出现，《雍正十排图》主要基于《康熙内府舆图》，后者主要采用“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图中的经纬网为斜交，但《雍正十排图》的一些版本中则将经纬线改成直角相交的类似于“计里画方”的方格网，显示出当时对于经纬网和投影的认识非常模糊。

最后，清末光绪年间绘制《会典》图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专业的测绘和绘图人员，如果康雍乾时期的地图对此后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话，就不应当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要求各省实施经纬度测量和地形测量，并且要求各省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圆锥投影，但后来虽然各省确实测量了一些经纬度，不过很不精确，至于圆锥投影，只有广东省在图集前加了一幅圆锥投影总图，甘肃在图集之外另绘一圆锥投影的《经纬度总图》，其他各省仍然是计里画方法再加上几条经线而已。这一情况实际上反映了直至《光绪会典舆图》绘制完成之时，经纬度的测量依然很不普遍。

    综上而言，康雍乾时期的地图测绘虽然成果丰硕，但对于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并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请参见结论部分。

七、中国古代日常主要使用的地图类型

上文分析了《禹迹图》和《华夷图》的绘图数据和绘图方法，大体而言，两者肯定是不准确的，而且绘图者也应当知道这样绘制出来的地图肯定是不准确的，但也许这也是当时绘图者所能采用的最好的绘图数据和绘图方法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样的地图也具有一定的追求“准确”的意味，或者体现了绘图者对于“准确”的努力，只是这种绘图方法，似乎直至康雍乾时期甚至之后依然没有什么改进，或者说似乎当时大多数人已经对此满足了。不过要记住的是，这种绘图方法至少自宋代以来将近使用了千年的时间，因此如果将中国古代地图的这段历史描述为是一种“发展史”显然过于勉强了。

不过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从现存明清地图来看，即使这样的勉强可以认为是对于“准确性”有所追求的地图似乎也不占据主流，这一点只要翻阅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图录，如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曹婉如主编的3卷本《中国古代地图集》，以及以大连市图书馆所藏舆图为主的《中国古地图精选》[；阎平、孙果清等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中国古地图珍品选集》；郑锡煌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等即可得出这样的印象。

就各种实用性的专题图而言，其中大部分似乎并不讲求绘制的精准。大部分黄河图、运河图采用长卷的形式，因此并没有统一的正方向。如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京杭道里图》，绢本彩绘，绘制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表现的为康熙时期的地理景观。该图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立体象形符号表示与鸟瞰式形象画法，描绘了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沿途城市、山脉、河流、桥梁、村庄等地理景观。图幅纵79厘米，横2050厘米，也就是长卷的形式，从这一形式来看，这一地图肯定不具有统一的方向。

而在明清时期广为流行的海防图、航海图、驿铺图，其中大部分也都是长卷形式的，也没有统一的正方向，如对明清时期海防图的绘制产生重要影响的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全书共有文字20余万，其中有图114幅，一般采用文随图的方式，图文并茂，叙说详尽。所绘地图上方为海，下方为陆，不画方，没有固定方位。

再如台北故宫收藏的四幅明代的驿铺图，即《太原至甘肃驿铺图》、《岳州至龙州驿铺图》、《南京至甘肃驿铺图》和《四川省四路关驿图》，根据考订这四幅驿铺图应当是兵部绘制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但这四幅地图都是长卷式的，没有统一的正方向。

因此，仅就方向这点而言，这些地图就已经不符合所谓“科学”和“准确”了，因为由于全图没有正方向，也必然使得大多数地理要素之间难以保持正确的方位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当时的绘图者必然是知道的，但显然他们没有在意。

某些专题图，如河工图、城市图、道里图、园林图中虽标出了正方向，但在所有这些图中至今未曾发现一幅标出了比例尺或者能用来在图中测出距离的标识。在这里可以假设，如果中国古代这些具有很强实用性的地图是基于测绘资料，用某种追求准确性的方法绘制成图的，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因为如果不标出比例尺的话，地图使用者就无从从地图准确性出发来获得所需要的距离数据，那么实测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这也再次旁证了准确性并不是中国地图绘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从这一点而言，以往对于某些古代地图比例尺的测算也是毫无意义的。

此外，还有地图符号，确实在现在看到的一些明清舆图中出现了使用一些符号来表示某些地理要素的情况，甚至《广舆图》和《杨子器跋舆地图》中已经类似于今天的地图，将图中所使用的符号单独列出进行说明。但在绘图时使用符号似乎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自绘画诞生之初，这种情况就已经存在，甚至在今天儿童绘画中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退一步讲，符号的使用自秦末放马滩地图即已经出现，但直至清末我们依然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广舆图》和《杨子器跋舆地图》中类似于今天地图图例的符号，一直没有普及，因此似乎谈不上什么“发展”，也难以说存在朝向“科学”的地图绘制方法的发展。

总体而言，上文分析的使用道路距离和四至八到作为绘图数据的《禹迹图》和《广舆图》在中国古代地图中依然是少有的情况，中国古代的大部分地图都是示意图并配以相应的说明文字，也就是以“图像+文字”作为表现方法（但这并不等于说“图像+文字”就是中国古代的地图），当然也许绘制时也会参考道路距离和方位数据，但并不一定要在图中表示的非常准确，这也许才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

在这里还需要回答韩昭庆引自海野一隆的观点，即地图流传过程中“多系并存”和“精亡粗存”的问题。

“多系并存”肯定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对于中国古代地图而言，“多系”中的哪一系占据主导，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至少不能说那种追求地图绘制准确性的“系”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很可能那种形象、示意并配以大量文字说明的地图才是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

“精亡粗存”本身也并无问题，但问题在于什么是“精”的地图，其实海野一隆也并没有将“精”的地图定义为是绘制准确的地图，他只是说是“大型而又精细的地图”，也就是图幅很大、绘制内容详细、绘制精美的地图。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地图来看，民间广为流传的确实是那些绘制内容简单或者易于复制的地图，其实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刻本地图影响力为什么会那么大了。现在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些源自清代内廷的地图，图幅巨大、绘制极为精美，如著名的《大明混一图》，如实复制确实难度极大，流传肯定不广。因此“精亡粗存”并不能用来证明（其实也仅仅是旁证）中国古代可能存在大量绘制准确的地图。

八、结论——应当重新构建的中国地图史

上面的分析，首先认为以往作为科学、准确的中国古代地图史的基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的绘制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其次提出单纯的“计里画方”并不能代表地图的准确性，也不能使得地图变得准确；再次，在汪前进的基础上，实证了某些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绘制数据基本是以全国总志和地方志中所记录的道路距离和方向数据为主，而且以往认为是中国古代地图准确性代表的《禹迹图》和《广舆图》都是用这类数据绘制的，并提出《广舆图》影响并不一定来源自其绘制的准确；再次，通过分析认为，绘制准确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和康雍乾时期的地图实际上对中国地图绘制的影响力并不大；最后，提出那些示意性质的，配以文字的地图才是中国地图的主流。基础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地图的主流实际上并不在乎绘制的准确性。由此，以往构建中国地图发展史的基础，即“准确”、“科学”都是难以成立的，基于这种基础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远远偏离于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实际情况。

而且，以往这种以科学、准确为基础构建的地图学史本身也存在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如：

第一、自裴秀“制图六体”之后，中国的地图学理论在近1300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太大的发展，这是不可思议。当然，这一问题也就证明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带来的“李约瑟问题”。但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更应当思考，作为这一问题来源的我们所构建的整个地图史（科技史）本身是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中国古代确实掌握了可以使得地图绘制准确的测绘方法，而且无论是利玛窦，还是清代康雍乾时期在外国传教士协助下进行的大地测量，都将先进的测绘方法传入的中国，但它们的影响力又逐渐消散。如果中国古代地图史是追求“科学”、“准确”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存在这一现象。

第三，更为有趣的是，与现在看起来更为“精准”的地图存在的同时，那些“不精准”的地图依然广为流传。仅就这点而言，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古人绘制地图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在他们心目中地图实现使用目的所应采用的技术手段是什么了？显然，“准确”、“科学”并不是这两个问题的唯一答案。

此外还有“发展史”，这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发展史”的涵义是：研究对象在选取的某种标准之下是不断进步的。就以往构建的地图学史而言，其选取的标准是“科学”或者“准确”，不过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很难说中国古代地图在目前有现存地图可以研究的一千年中存在什么根本性的进步，也就是说难以构成一种“发展史”。

其实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误解了地图的绘制目的。

地图的绘制目的是为了使用，这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前很多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者将地图的绘制目的误解为是为了准确地反映地球地表，如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一文在摘要中提到“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会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仅从这句陈述中就可以看出，韩昭庆虽然认为地图是实用的，但“艺术性”和“文学性”似乎并不包括在实用之中，而且从后文的叙述来看，韩昭庆所强调的实用是建立在“准确性”基础上的，但在全文中作者并没有对地图的实用进行明确的定义，因此可以推断她混淆了地图的表达手法之一和地图的绘制目的，也即将实用等同于准确地再现地球地表。前文所引辛德勇《准望释义——兼谈裴秀制图诸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所谓沈括制图六体问题》一文提到“前面对‘制图六体’内容的分析表明，所谓‘制图六体’，阐述的是中国古代制作任何一种地图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程序原理。换句话，只要能够称之为地图，那么，它在制作时就不能逃避这些准则。前面曾经谈到，裴秀在《禹贡地域图》的序文中，指斥其所见‘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其实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说法。完全没有‘分率’和‘准望’，就根本不可能绘制出地图”。从这段叙述来看，作者显然将地图定义为按照某种科学方法绘制的能准确地反映地球表面的图像，而不具有这种科学方法的图像就不能称之为地图。

但不准确的，也即没有“分率”和“准望”的地图也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否则就无法解释留存至今的明清时期绘制的大量运用于实际的河工图、运河图、海防图、边防图，这些地图绝大部分即不讲求准望的正确，也不讲求比例，更关键的是这些地图的绘制者显然知道他们绘制的地图是极不准确的（甚至在康雍乾时期进行的全国测量之后，这类地图依然占据主导），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将地图绘制的更为准确，毕竟我们自秦汉以来就有着发达的数学和测量技术。

有学者可能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地图绘制不追求准确的话，那么如何区分地图与图像（图画）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很简单，区分图像与地图是我们近现代人的看法，那么古人是否存在这样明确的区分呢？可能是没有的。

第二、将地图错误的理解为是对世界的客观反映

很多学者和大多数现代的地图使用者可能都会认为，至少近代以来采用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是对世界的一种客观反映，但实际上这一点也是存在问题的。近现代地图也并未将准确作为唯一的绘制目的，很多地图在所谓“准确”的外表下，依然是对不同使用目的的追求，马克·蒙莫尼尔《会说谎的地图》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论述，这里只引用唐晓峰为该书译本所作序言中引用的蒙莫尼尔对地图的简单定义“地图并不是客观地理的再现，它只是一种中介，人们运用它或通过它，引导或获得对世界的理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并不能狭隘的理解为是对“客观地理”的再现，至少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对世界或者局部地区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再现。而且，很多现代地图为了达成其使用目的，而有意无意地置准确性与不顾，具体可以参看《会说谎的地图》一书。

甚至Google Earth也是如此，虽然其是建立在卫星影像基础之上的，似乎是对世界的客观反映，但依然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即为什么只能在GE中看到某类地理要素的名称，而看不到其他地理要素的名称？如果不加任何人为修饰的GE，只能被称为地球的照片。其实谷歌对于GE的命名是非常有道理的：谷歌还开发有网页版的地图，即“谷歌地图”，在其默认的打开模式中，主要表现有简单的地形、交通网等等，而且附有比例尺，类似于我们今天通常见到的纸本地图，虽然也能叠加卫星航片，但叠加后并不影响原来地理要素的显示；GE则与此不同，如果勾选掉左侧的一些选项，其底图上不具有任何地名、交通线等我们通常地图上所显示的内容，而且虽然有经纬度和视角海拔高度，但并没有比例尺，因此并不是地图。谷歌没有将其命名为Google Map，而是Google Earth，其实就已经清楚的表明了谷歌认为这种纯粹准确表现了地球地形，没有进行人为加工附带有人工元素的照片并不是地图。如同历史学永远不能如实的反映历史真相，地图也永远不可能如实的反映现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如实再现也不是地图绘制的首要和终极目的。

第三，“科学”不等于“好”

以往一再将中国地图绘制史构建于对“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追求之上，主要原因就是认为，朝向“科学”的发展是好的，或者说“科学”就是好的。但问题在于“科学”真的就“好”的吗？或者只有“科学”是“好”的吗？

从中国古代地图史的角度来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技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说这种绘制技术对于中国古代而言已经满足了大部分的使用需求，因此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地图似乎是“落后”的，但明末、清代康雍乾时期传入的西方的“科学”的绘图方法并没有被中国所接受，那么就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些西方的“科学”的地图应当并不是那么“好”，至少看不出“好”在哪里，或者说其中的“好”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纳。那么，可以说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我们现在认为好的“科学”，在那时似乎并不那么“好”。换言之，“科学”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是基于社会文化等因素。

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回答本文今后可能会遇到的提问：本文的结论是否证明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的落后？当然从传统地图学史，也就是“科学”的角度来看，确实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是落后的，但是如果“科学”并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甚至“科学”本身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标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应当不是落后的，甚至因为满足了古代的常见需要，同时又没有花费大量的财力、人力于地图绘制，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技术应当是领先于西方“科学”的绘图技术的。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应当可以彻底摆脱从“科学”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而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各种背负着试图证实中国古代不落后西方的责任，而“李约瑟问题”也纯粹成为了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

理解了上述三点，实际上也就理解了以往构建的中国地图学史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就完成了对过去建构的中国地图学史的解构。

来源：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

转自：古地图数字博物馆

转自：“测绘学术资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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