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2期（总第46辑）。
经济学家能够影响政策吗？
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10年3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和中国干一仗”（Taking on China）。在文章中克鲁格曼一边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损害了全球经济复苏，一边痛斥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碌碌无为。同时克鲁格曼言之凿凿地论证了美国不必害怕中国抛售美国国债，进而建议美国对中国来硬的，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对中国产品征收25％的进口税。
作为国际贸易学的研究者，我对克鲁格曼的学术论文一直非常钦佩。不同于大多数的西方经济学家只会用高深的数学堆砌出一篇篇论文作为其提升学术地位的台阶，克鲁格曼的论文往往能够用最少的数学抓住某个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环节并予以致命一击。在我看来，克鲁格曼在2008年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确实是名至实归。
不幸的是，克鲁格曼将其简约的学术风格无节制地拓展到了政策建议层面上。克鲁格曼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学术推理”存在明显的漏洞，在这里就不去讨论了。我想和大家聊一下的是：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制订有用吗？经济学家能够影响政策的制订吗？
在阅读《凯恩斯传》时，我对其中的一段描述印象深刻。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两位前辈大师做了有趣（甚至是刻薄）的评价。他称杰文斯（William Jevons）是在凿石头，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一直在织毛衣。凯恩斯解释道：“杰文斯对理论的某一个部分看得十分清楚，并将它展示到尽可能清晰的程度；马歇尔对整个理论和它的前因后果都明白，但为了占领整个舞台而不愿意使用聚光灯，因为聚光灯只能照亮其中的一部分，而将其余部分留在更深的黑暗之中。”凯恩斯显然对马歇尔式的经济学家颇为不屑，他戏言道：“将书本上的光荣留给亚当·斯密就够了。”凯恩斯推崇杰文斯的敏捷，赞叹其能够“迅速传播思想，将它们公之于众”。
如果讨论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影响力，凯恩斯毋庸置疑地名列前茅。凯恩斯的《通论》等著作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价格和利率决定的一些重要假设，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凯恩斯并不愿意等待他的思想慢慢产生影响力。他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特别是担任英国财政部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代表英国六次访美。
尽管凯恩斯没有直接指导美国总统罗斯福设计其新政政策，但在罗斯福新政机构中有一大批年轻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在1944年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代表英国所提出的世界储备货币计划被否决，最终通过的是英国财政部官员怀特的黄金美元挂钩计划，也就是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蓝本。尽管如此，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怀特（Harry White）对凯恩斯格外推崇，称其为“仍然在世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做过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要评估某个变量的作用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是控制住其他相关变量的作用，第二是搞清楚因果关系。我一直在盼望哪位研究者能够写一篇“关于经济学家政策影响力的实证研究”的论文，能够科学地回答我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但一直没有盼望到。也许对这个课题的科学研究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若干年前给我的导师芬德利教授（Ronald Findlay）的学术庆生会上，我倒是聆听了师兄戴维斯（Donald Davis）发表的一篇奇文。戴维斯将芬德利的研究文章和所研究的对象做了“科学”的回归分析，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篇调侃之作逗得老爷子很开心，只可惜没有发表出来供更多人欣赏。
说到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我们不能不说一下今天的中国。从2004年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以后，我参加的专业学术会议可谓越来越少，而参加的政策论坛则越来越多。经济学在中国真是一门显学，而宏观经济学似乎成为了显学中的显学。
论坛主办者最希望有诺贝尔奖得主光临，而且最好是新面孔，因为有些诺奖得主在中国的曝光率实在是太高了，高得使欣赏他们的边际效用为负了。近年我多次受托联络诺奖得主来华。不管对方的学术领域是什么，这些诺奖得主都被要求对中国宏观经济发表“真知灼见”。我常常和学生调侃，我也可以做同样内容的二十分钟的演讲，可惜没人会付给我五位数的美元价钱！
不久前我参加了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主办的虹桥论坛。到过上海的朋友一定知道虹桥机场，其周边的虹桥开发区在浦东开发之前是上海经济规划中的一个重点。虹桥地区拥有便利的交通优势，于是长宁区政府（虹桥归该区管辖）计划在虹桥打造一个“资募港”。
在中国新名词层出不穷，受到邀请时我还真不知道资募港为何物，后来看到英文（PE Center）才知道，它是指一个聚集私募基金等募资公司的区域。我立即想到了位于纽约北端康涅狄格州的小镇格林威治。这个只有六万居民的小镇聚集了近百家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着一千多亿美元的资本，占全球对冲基金总量的百分之十（《华尔街日报》2005年8月4日的数字）。
为什么这个小镇成为对冲基金的聚集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学科称为经济地理学。记得我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念本科时，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十分松散的学科，讲授的是资源和港口在全球的分布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这门学科的复兴应该归功于克鲁格曼。
在完成了“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之作之后，克鲁格曼将研究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地理学。在他的欧林讲座《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克鲁格曼讲述了他是如何将现代经济学方法应用到经济地理的研究中而使这门学科纳入到了学术主流之中。
在克鲁格曼建立的理论模型中，历史的偶然性和规模经济成就了象格林威治镇这样的经济中心。而政府在这类模型中可能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决定聚集效应的走向。对政策效应的这种理解恐怕深深扎根在克鲁格曼的脑海深处，他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激烈反应也是不足为奇的。
回归到这篇短文的主题，经济学家能够影响政策吗？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然而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家用什么来影响政策？我想归根到底是用经得起推敲的经济学思想的精华。
虽然马歇尔没有得到当面反驳凯恩斯的机会（他在凯恩斯调侃他“织毛衣”之前已经去世了），但马歇尔对凯恩斯的观点早已有答复，他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推理的速度太快，太掉以轻心，他的经济学很可能会不连贯”。
克鲁格曼的学术论文透出的是现代经济学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严格思维的力量，而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些专栏文章恰恰失去了现代经济学思维应有的纪律性。经济学在中国是一门显学，这使经济学家们看似在影响着政策的走向。然而只有经得起考验的经济学思想才能散发出它的持久的影响力。
不论是像杰文斯那样凿石头，还是像马歇尔那样织毛衣，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最终离不开踏踏实实的研究。而既不凿石头，又不织毛衣，只在那里大声吆喝以赚取眼球者，又谈何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呢？
转自：“经管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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