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托“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基于监督型机器学习（SVM）的大数据分析，探索青年亚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与网络文化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网络亚文化在青年群体内部形成更加统一的认知框架；在外部行动中更加主动地冲击主流文化，论争性、对抗性增强；其参与者具有较为集中的身份指征、相对稳定的群体结构，构成了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以教育程度聚类的独特景观。认知一致性、行动对抗性和结构聚集性推动网络青年亚文化不断“中心化”，推动网络文化结构整体转型，在“心灵港湾”和“赛博战场”的龃龉中与主流文化持续互动。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网络亚文化；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监督型机器学习（SVM）；大数据分析
一、 研究缘起：理解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演进趋势
中国的青年亚文化正在网络空间发展出独特的演进趋势，形成不同于主流文化形态的网络青年亚文化。作为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以青年网民为主体的多样化文化类型体系的总称，早期的网络青年亚文化从黑客亚文化、网络语言亚文化迅速扩展至所有青年亚文化现象，尤其以粉丝文化、恶搞文化等为多。同性恋亚文化、御宅族亚文化、粉丝亚文化、耽美亚文化等成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诸多现象，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长期以来，从芝加哥学派聚焦社会底层青年，挖掘作为越轨人群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特殊之处，到伯明翰学派将青年亚文化看作“一种亚系统——即更大的文化网状系统中某个部分之内更小、更地方化、更具差异性的结构”，再到萨拉·桑顿提出青年人的“兴趣文化”，由此产生“后亚文化”视角，将亚文化描绘为一种“无关政治、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纯娱乐文化”和“没有意义附着的符号狂欢”，亚文化始终被置于非主流的、从属的社会地位上，作为与社会主导文化对应存在的文化形态，作为“边缘亚文化群”（marginal subcultures），代表了某一区域或某一集体特有的、局部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某种程度看，亚文化事实上彰显了“主文化”的地位，是主文化的重要“补充”。
与此同时，当掌握新媒体与技术革新话语权的90后、00后青年崛起为网络空间的关键群体，成为网络空间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者和引领者时，其具有的独特的政治审美和文化取向正在推动青年亚文化在互联网上破圈发声、展现自我，建构新型文化认同，不断与主流意识形态碰撞。青年网民自发团结起来迫使微博恢复LGBTQ（同性恋群体权益）相关内容，在性别论争议题中显示强烈的阶层关怀，在EDG夺冠、各大饭圈事件、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号召行动中从网络表达、网络论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网络行动，不断拓宽公共话语范围。网络青年亚文化正在超越自身圈层，以其独有的思维方式和组织行为持续向其他文化蔓延；以其创造性存在和文化活力不断地刺激和推动社会主流文化的创新与前行；由“小众联盟”向“普泛化”转向，整体改变着网络文化系统中各类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亚文化正在加剧对主文化的“冲击”和“代际更替”。
那么，网络青年亚文化到底是作为非主流的、从属的文化状态，还是作为冲击主流文化、推动价值观更替的文化状态？我们该怎样认识中国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发展总体趋势，如何审视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以解读多元文化碰撞中的种种现象？这需要我们从具体的、小众的、现象性的网络亚文化研究转向整体性的、历时性的网络文化分析与趋势分析，在阶段性变迁中把握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核心关切在中国互联网文化实践中的在地意义。
我们认为，理解中国互联网空间的青年亚文化演进趋势，需要把握两个面向的问题。
第一，“主文化”与“亚文化”的关系。国内外研究者一般从两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上理解“主文化”：一是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是与统治阶级紧密联系的文化；二是主流文化（mainstream culture），代表着一个社会中文化力量的总系。主导文化是与权力相关的主文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亚文化是始终处于主导文化大背景、大体系之下的文化样态，虽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表现出“反抗”的尝试，但一般不会颠覆或取代主导文化的现存秩序和规则。这种情况在中国互联网空间尤其显著，青年亚文化会试探主文化的边界，将“碰撞”自觉控制在“红线”以下，也会大量借用主导文化话语完成自身价值主张的框架化，比如在影响广泛的“227事件”中，“饭圈”社群使用“维护公序良俗”框架举报相关作品，“耽美”社群则使用“抵制劣质艺人”框架致使多个品牌宣布与艺人解约。另一方面，主流文化代表了某一个时期内产生主要影响、代表主要趋势的主文化，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处于持续互动的状态中。如果说成年人始终代表着社会中坚力量，引领社会主流文化，那么，当某个世代的青年群体不断长大，其生命周期的变迁也会推动这一群体曾经的亚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中国90后、00后网民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但我们看到的是，在当前的中国互联网空间，亚文化很难代替“主导文化”；与此同时，虽然从理论上看，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有推动亚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趋势和可能性，但这一过程是否已经在经验层面上形成新的网络文化结构，仍难以确定。因此，更核心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如何通过理论化的概念更加准确地描绘和分析90后、00后从亚文化走向主流文化的过程。
第二，作为过程的网络青年亚文化“中心化”。我们尝试用“中心化”的理论概念描述青年网民在互联网上通过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主流文化互动的过程。因为缺乏相对全面的网络文化结构分布研究，中西方文献大多是基于具体的亚文化类型展开分析，鲜有对主亚文化关系的经验性研究和整体性探索。尽管新的网络文化结构是否形成还未有定论，但90后、00后青年网民正在不断从“边缘”走向“中心”。种种现象表明，“中心化”的过程本身如何在历时性的整体趋势中体现，通过哪些重要的面向冲击、重构着主亚文化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探索。本文提出的“中心化”作为一个过程，不重在描述网络文化系统中各类文化之间的结构关系结果，而重在描述结构关系互动、变化的趋势是何以形成的。换句话说，既有的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占据网络文化的核心地位，但随着90后、00后逐渐成为各大互联网平台的主流人群，青年亚文化通过“中心化”的过程与主导文化、主流文化互动，从“边缘”向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和地位靠拢。青年网民形成兴趣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通过互联网上的行为互动，强化“主体价值”和“群体身份认同感”，在群体内部产生紧密的联结，在群体外部不断挑战“主流”，从而形成长期的团结意识、高强度的互动行为以及更加稳定的群体结构，持续改变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推动网络文化的整体结构转型和价值观代际更替。
为了从总体上历时性地挖掘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中心化”过程，本文聚焦饭圈文化、性别观念（女权主义）、LGBTQ、环保、动物保护等当前较为活跃的青年亚文化现象，期冀从整体上探索网络青年亚文化变迁展现出的网络文化特征和演进趋势。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该调查在新浪微博通过分层抽样抽取了4556个出生于1990年至2005年的来自不同区域、年龄层和教育层级的活跃青年网民作为研究样本，爬取其2009年至2021年发布的贯穿其电子生命周期的所有博文近千万条，展开基于监督型机器学习（SVM）的大数据分析。课题组设计了国家社会观、经济生活观、婚恋生育观、亚文化价值观等方向的16个专题板块，共计189项指标；对于每一个指标，请研究生完成4000个以上人工编码数据集，建设了上百个模型共计100余万条人工训练集数据库，通过SVM模型对4556位样本用户的所有博文展开逐一计算，获得每一条博文的态度倾向预测结果；最终，基于博文预测结果对4556位样本用户在每个指标上的态度倾向进行计算和赋值。课题组以2017年为界，将数据分为2017年以前（2009—2016）和2017年以后（2017—2021）两个时间段，以推进我们对青年网民价值观变迁的宏观理解。需要说明的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内涵丰富、表现多样，本文数据库中与亚文化价值观相关的板块，主要选取了更具公共性和影响力的亚文化议题，以更好地深化本文有关主亚文化关系和“中心化”过程的讨论。
二、认知一致性：网络亚文化在青年群体内部形成更加统一的认知框架
考虑到网络社会的复杂性，亚文化群体的认知出发点和核心观念多元并存，较难形成认知中心。参与者社会背景和个体经历的差异导致了态度倾向的参差。不同参与者往往携带不同的参与目的，在观点内在逻辑上也大相径庭。然而，随着网络多元文化的持续演变，各种亚文化内部逐渐形成更加一致的价值取向和更加统一的认知逻辑，持相对统一价值取向的青年群体比例也显著上升，逐渐形成“中心化”的价值取向。
第一，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正在各类网络亚文化内部形成主流意见，成为集体共识。大部分青年网民在环保、动物保护、饭圈、同性恋群体权益和女权等议题上持正面态度，持有负面或混合态度的青年网民比例相对较低。具体来说，在环保议题上，青年网民的态度以正面为主，大量青年网民正面评价环保观念与行动，认为环保有助于生存环境改善和个人健康等。类似的，在动物保护议题上，当代青年高度关注动物生存和动物权益问题，与近年来的宠物热（如云吸猫视频火爆、云南野象成为热点、流浪动物救治受关注）和“宠物也是家庭生活成员”的呼声高涨现象相呼应。在饭圈议题上，不少年轻网民对饭圈的存在本身持积极正面态度，肯定饭圈存在的意义。在性别议题上，主流青年网民对性少数群体相对宽容，对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问题比较重视。
第二，从纵向演进维度看，持有主流观点的青年网民群体比例有所扩大。在如上列举的多种亚文化中，持有正面态度比例的群体均有较为显著的上升。2017年以前，青年网民样本中正面评价环保主义的用户占比为47.9%，而在2017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至76.2%。更多的青年网民趋于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强调通过环保优化生活环境，造福后代。同样的，近年来青年网民对动物保护主义持有正面态度的样本比例也有较小幅度的上升，由2017年前的98.2%上升至2017年后的99.1%。在饭圈文化议题上，青年网民样本中持有正面态度的比例上升幅度较大，由2017年前的53.6%上升至2017年后的81.3%。另外，在同性恋群体权益和女权主义议题上，青年网民样本中持有正面态度的比例分别由2017年前的27.9%和34.4%，飙升至2017年后的65.6%和54.5%。更多青年网民选择尊重性少数的性别偏好，主张尊重女性权益。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青年网民在核心意见上达成更大的共识，为更大范围的网络行动创造了先决条件。
第三，青年网民对亚文化的态度认知逐渐形成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即亚文化群体中的多数成员基于相近的内在原因或潜在考量持有某种态度倾向。比如，在表达了正面态度的样本中，83.5%认为伤害动物是一种残忍的行径，46.6%的用户认为环保有利于子孙后代、人类与地球，青年网民主要出于集体主义的道德取向正面评价环保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扩展更大的空间。再比如，青年网民对同性恋群体权益和女权主义持有正面态度的理由，均受到婚育本位主义淡化的影响。一者，相较于传统的婚恋观，青年人认为爱情的目的不仅是结婚生子，婚姻不全是稳定、可靠生活的代名词，进入婚姻特别是异性恋婚姻并非唯一选择。二者，在婚育成本高涨、性别权利不平等等结构性困境下，以LGBTQ、女性独身主义为代表的“非主流”婚恋行为成为青年抗争主流文化的新旗帜，为青年网民对抗传统婚育观提供了精神出口。“同性才是真爱，异性只为繁殖后代”这一类网络名言虽然充满了戏谑与调侃，却体现出新青年与上一辈在婚恋取向上的巨大不同。不少青年网民倾向于认为婚育对象和婚育行为是个人选择问题，不同的选择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和包容。
三、行动对抗性：青年网民在亚文化外部行动中论争性、对抗性增强
认知层面的聚焦和统一塑造了亚文化群体更强的集体观念、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也带来了更强的观念自信心，使他们在网络行动中更加敢于表达态度倾向和立场，更倾向与异己观点论辩，从而推动了亚文化在网络舆论中弄潮、在网络文化中彰显，不断冲击主流文化，论争性和对抗性增强，向中心地位靠拢。
在抗争色彩本就相对浓厚的女权主义亚文化中，论争性和对抗性泛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其一，近年的相关内容正从讨论零散的、具体的性别事件转向对抗整体的性别不平等结构，更多的青年网民意识到潜藏在局部性与偶发性的性别侵权事件背后的性别结构性矛盾；其二，要求维护性别权利的呼声高涨并有显著上升趋势，表明了性别力量在网络空间内的扩张。在2010—2016年间，提及维护性别权利的青年网民占比为49.5%，到2017—2021年间，占比提高到82.2%。性别权利意识的深化进一步赋能网络空间的女权主义抗争，使得青年网民在争取性别利益的过程中具备更强的动因。比如，部分青年网民的攻击性较强，频繁使用一些相对粗俗和情绪化的表达（“蝈楠”“小仙男”等），也有少量青年网民较为极端地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别对立。
类似于女权领域的抗争泛化，随着时间推移，青年网民在各类饭圈中的抗争行为增多，并逐渐指向网络暴力。存在对抗网络监管行为的用户占比增加表明，部分青年网民因自己想表达的内容被相关标签屏蔽而表达强烈不满；存在对抗资本行为的用户占比增加表明，部分个体认为经纪公司、节目组等资本方不尊重明星和粉丝而表达强烈不满；存在对抗大粉行为的用户增加主要由于饭圈内部意见不一致；存在对抗其他饭圈行为的用户增加、存在举报行为的用户增加，均体现为个体参与到饭圈之间的互撕和扯皮等行为；存在寻求官媒关注行为的用户增加表明，部分个体有意将一些事件和看法扩大，主动联系官媒。
2017年前，青年网民在微博上发起与饭圈相关谩骂的ID数为1759个，占样本总量的38.6%；而在2017年后增长至2802个，占样本总量的61.5%。与饭圈有关的网络暴力个体在短短数年间占比增加了22.9%、账号数增长了59.3%，成为网络空间突出的文化现象。饭圈应对矛盾与争论的办法变得更加简单粗暴，更多地采用举报（向平台举报、向官媒举报）等直接的形式。
除了女权主义和饭圈，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与同性恋权益亚文化的行动中心化趋势同样有所增强。环保运动由具体的各种事件举报行动（比如发现某公司胡乱排放污染后@某环保局），转为向整个网络社会传播环保观念、理论；环保行动的发起人从一般的小型环保团体让渡为更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明星网红。在动物保护主义中，包括反对“狗肉节”、保护流浪动物等议题在近年来多次引起广泛讨论，并逐渐演变为动物保护主义的重要行动目标。在同性恋群体权益中，“同性婚姻合法化”呼声高涨，参与者在账号中添加“彩虹”元素表达对同性恋群体和同性婚姻的支持。
四、结构聚集性：青年亚文化参与者具有较为集中的身份指征和相对稳定的群体结构，构成以教育程度聚类的独特景观
不论认知还是行动，背后都指向作为亚文化参与者的网络群体。参与者群体特征是反映网络亚文化发展趋势的重要维度之一。既有研究认为，不同阶层、教育、社会环境中的青年人分属于各种明显不同的群体，他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研究者们也会用阶级、性别、种族、年龄、性取向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两端即对立群体，来定义不同种类的亚文化。但经验实践表明，青年群体可以不止归属于某一种亚文化类型，可以从一种亚文化类型转向另一种亚文化类型，或者同时属于几种亚文化类型。如何理解网络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结构特质？本研究通过网络爬虫获得了用户结构属性数据包含所属地区（东北、东部、中部、西部、海外）、受教育水平（分为高中及以下、专科、普通高校、985精英高校、国外高校），将用户态度倾向与结构性数据逐个交叉分析，以分析群体结构特点对走向中心的亚文化影响。
数据显示：网络亚文化参与者具有较为集中的身份指征，在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表现出相对一致的身份标签。环保主义者多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和海外地区，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985精英高校、国外高校）。动物保护主义者更多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另外，饭圈文化、同性恋群体权益和女权主义的参与群体亦呈现相对集中的身份背景偏好，即更多地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的地区，其受教育程度亦相对较低（高中及以下、大专或普通高校）。考虑到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较低，可能更容易受到结构性社会问题的困扰，因而他们更需要精神需求满足的代偿（饭圈），也更容易产生对抗性行为（饭圈、同性恋群体权益和女权）。
身份指征集中，意味着亚文化群体结构相对同质，以某种或某些身份背景为中心。换句话说，某种亚文化的参与者往往来自某些具体身份的群体，而这些身份的群体正在逐渐成为特定亚文化的稳定参与者。现实经验表明，在两种不同的网络亚文化中，如果参与者偏向于来自相近的身份背景群体时，这两种网络亚文化很有可能形成合流。比如女权群体和同性恋群体互相支持并为对方发声，再比如广泛存在于饭圈群体中的部分“CP粉”和“耽美粉”可能也是同性恋支持者。这种现象不仅仅因为存在部分跨亚文化的共同参与者，而且也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参与者群体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先验的社会关系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指征隐约成为青年网络亚文化参与者的重要分化标准。数据显示，精英教育群体（985高校/国外高校就读或毕业）更倾向于参与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的正面讨论，而普通教育群体（高中及以下、专科）则更积极参与饭圈文化、性少数群体权益和女权主义的正面讨论。比如，对于环保主义，985精英高校和海外高校教育背景的青年网民持正面态度的比例更高；专科和高中及以下样本中持负面态度的比例相对更高。但对于女权主义，专科和高中及以下教育背景的青年网民持正面态度的比例更高；985精英高校和海外高校样本中持混合态度的比例相对更高。
更进一步，亚文化参与者的结构特点构成了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以教育程度聚类的独特景观。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往往面对较强的身份焦虑或阶层突围压力，通过参与特定的亚文化得到一定的释放。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则更多借助特定亚文化彰显生活风格（如穿戴环保材质的奢侈品、食用人造肉、饲养昂贵宠物等）寻找附加地位。从文化研究的脉络看，青年亚文化研究经历了早期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再到后亚文化理论对生活风格的强调。在后亚文化理论看来，亚文化已经逐渐脱离了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强调的抗争属性，演化为个性化的生活风格。但在当前的中国互联网空间，显性亚文化主体仍然指向特定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比如女权主义之于“父权主义的权力结构”，LGBTQ之于“异性恋主导的社会规范”等），具备相当强度的抗争属性，这也呼应了部分既有研究。不同之处在于，不论是越轨行为、青年抗争还是生活风格，其背后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一种阶级分层的视角。也就是说，相关研究大多将亚文化置于阶级分层的分析框架内，将亚文化视作特定阶级的旨趣（如越轨行为之于底层群体、抗争行为之于边缘群体等）。区别于既往亚文化研究，本文认为，受教育水平成为中国网络亚文化参与者的聚类框架，成为兼容传统亚文化“抵抗”研究与“后亚文化”风格研究的分析框架，形成了更加聚集的高教育水平亚文化类型和普通教育水平亚文化类型——普通教育程度的青年网民更倾向于参与饭圈、LGBTQ和女权主义等抵抗型亚文化议题，而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网民倾向于参与环保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生活风格型亚文化议题，这可能构成理解中国网络亚文化现象的重要视角。
五、“心灵港湾”与“赛博战场”：青年亚文化的“中心化”与网络文化发展趋势
本文依托“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基于监督型机器学习（SVM）的大数据分析，提出“中心化”的理论概念，跳出对网络文化结构关系结果的论断，从历时性的演进机制和发展趋势描述互联网空间主亚文化的互动过程，在认知、行动、结构三方面解释“中心化”何以形成并推动了主亚文化关系变迁与网络文化整体转型。发现了网络亚文化在外部行动中更加主动地冲击主流文化，其参与者具有较为集中的身份指征、相对稳定的群体结构，构成了中国网络青年亚文化以教育程度聚类的独特景观，形成了更加聚焦的高教育水平亚文化类型和普通教育水平亚文化类型。
研究认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中心化”表现在认知中心化、行动中心化以及结构中心化三个方面：认知中心化在青年群体内部产生紧密的联结，形成更加聚焦、更加统一的认知框架；行动中心化在群体外部不断挑战“主流”，论争性、对抗性增强，从而形成长期的团结意识、高强度的互动行为以及更加稳定的结构中心。就三者关系而言，认知的聚焦和统一提升了亚文化群体内部的观念凝聚力和行动自信心，形成了稳定的内在逻辑。行动反过来强化认知，一方面基于表达意愿的增强促进了亚文化传播，有助于在更大范围的讨论中达成更大的共识；另一方面，强势地对外论辩与积极抗争也提升了亚文化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强化认同和边界。以身份标签的集中和教育分层的聚类为特点的结构同时影响了认知和行动。参与者相似的身份背景不仅降低了群体内的沟通成本，使得共识达成更为便利，而且也带来了相似的行为模式或行为偏好，降低了群体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加速了行动，推动青年网民更加团结，在各类涉女性权利事件中积极发声，踊跃地在微博、B站等平台参与爆料企业非法排污、盗采国家矿产资源（如河沙）等涉环保问题，为性少数群体者在互联网上争取发声空间，为偶像破圈不断宣扬各类价值观念。由此，随着结构的集中和聚类，网络亚文化的认知一致性和行动对抗性更加明晰，从而总体推进了青年亚文化走向网络文化中心。这些过程，都是不断自我确认、增强自信的过程，是更加一致、更加稳定的亚文化发展过程，其总体增强了文化价值输出，形成更加强大的文化力量，使得青年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边缘的亚文化现象，持续改变着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与此同时，网络亚文化的“中心化”过程带来了两种网络文化发展趋势。第一，网络亚文化成为青年网民的“快乐老家”和“心灵港湾”，推动了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总体丰富了文化多样性。在这一趋势中，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不断交融，成为社会总体文化的一部分，推动文化形态的创新和开放。这一趋势符合“后亚文化”研究的风格取向，弱化了“抵抗”的意义，相关行为更多是出于个体的情感所需。“以我为中心”的强大内部自信成为这一亚文化发展趋势的动力源泉。青年网民主动展现自我，表达生活方式，愿意为亚文化产品付出时间与经济成本，具有创作与分享的热情，以实现自我满足与个性释放的需求。
第二，网络亚文化成为更加撕裂的“赛博战场”，导致更为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带来主亚文化关系的正面碰撞，呈现出典型的极端化趋势和对抗性特征。在这一趋势中，根植于广泛存在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网络亚文化表现得更加团结、更有行动能力和更强的组织性，在认知、行动、结构上结合其特有的张扬个性、对抗权威等特征，对抗主流文化或主导意识形态。
从总体文化结构看，网络青年亚文化“心灵港湾”和“赛博战场”的双向趋势将长期存在。作为一种集娱乐、批判、建构于一身的复杂意识形态体系，青年亚文化正在通过“中心化”过程，与主流文化持续作用。过去，网络文化体系呈现出以一个主流文化为中心，多个边缘亚文化分散并存的结构样态；而今，网络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仍然是中心，但多个亚文化却不再“边缘”。随着技术赋能下网络新媒体推动着社会话语权结构的深度转型，以及随着更加踊跃地通过语言、行动等表达自我的90后、00后成长为网络空间的关键群体，网络亚文化也在不断积聚力量，成长为多个“中心”，在亚文化串联的过程中，作为整体的文化样态形成与主流文化影响力相当的新结构态势，推动网络文化的整体结构转型和价值观代际更替。
作者简介：
郑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陈李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桂勇，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引用格式]郑雯、陈李伟、桂勇。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中心化”：认知、行动与结构——基于“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5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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