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译延乔路：一个“无”中生“有”的传播实践
作者｜姜红 鲁曼
内容提要
2021年7月，延乔路因一场自发的献花行动而“出圈”，并持续生成一个个流动的事件。论文以“转译”为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以“追溯”为研究方法，考察特定情境下，在话语、行动与物质空间的缠绕交汇中，延乔路如何在互联网上被“翻译”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和话语；这些话语又如何被“转移”到现实空间关系及一系列创造性的纪念仪式和打卡行动之中；这些意义、关系和行动又如何通过新延乔路的修建工程，被“铭刻”于物质空间的再造中。经过这场多方行动者对延乔路的“转译”实践，自然与社会、话语和物质实体、宏大叙事与在地经验最终聚合为开放丰富的延乔路“集合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传播的“转译观”，以思考和阐释当下的传播实践。
关键词
转译 延乔路 集合体 行动 传播观
正文
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有一条1147米的道路，多年来，这条被规划为城市支路的小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一直安静地扮演着非交通要道的角色，默默无闻地服务着周边社区大约1.6万户居民，常住人口约4万人的日常出行。直到2021年，这条路突然横空出世，大放异彩。
它就是延乔路。
2021年，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觉醒年代》的热播唤起人们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追怀之情。延乔路本身因纪念延年乔年烈士得名，加之“延乔路”与“繁华大道”相交，又与“集贤路”并行，更激活了人们的想象，承载了丰富的意涵，与“延乔路”相关的一系列话题登上了热搜。此后，延乔路的符号资源被持续挖掘，红色话语、纪念话语、青年话语、民生话语、地方形象话语不断生成转化。2022年7月，延乔路道路改造工程初步完成，其符号象征意义，以及与集贤路的新空间关系被凝结到物质性的实体空间之中。
从2021年6月到2022年7月，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实地调研、访谈与观察，我们发现，围绕“延乔路”的这场传播实践、社会实践与物质空间改造实践，是“一连串行动”（a string of actions）或多种事件的聚集。卷入其中的行动者不计其数，既有当地政府、媒体人、自媒体人、无数的网友和市民等人类行动者，也包括图像、视频、热搜、路牌、导航、地图等非人类行动者。每一个行动者都是“一个分叉点，一个事件，或一个转译（translation）的新起点”。在这些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在线上线下的“交引缠绕”中，一个原本“无中生有”的媒介事件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转译”，逐渐“结晶”形成丰富多元的符号与意义象征系统，最终生成一个崭新的城市景观。
我们希望借助延乔路这样一个“转译”的界面，“看见”背后的行动过程，探索一个个流动的“事件”如何生成面向多种行动者、多重话语、多维空间互嵌的异质性“集合体”（collective）。并且，更大的野心是，以“转译”为视角，重新理解这个时代的传播。
一、转译：一个待开采的理论富矿
转译，作为一种理论资源，与拉图尔（Bruno Latour）、卡隆（Michel Callon）、劳（John Law）共同创立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有深入的关联。不同于具有结构化特征的网络，拉图尔的“网络”来自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利（Félix Guattari）的“块茎”概念，“由一系列的转化、转译组成”，每个阶段都发生了转变和位移，转译强调了置换和转变的连续性。拉图尔曾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个名字是“如此尴尬、混乱、无意义”以至于不值得被保留，因此他准备放弃这个标签，换成如“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行动者-块茎本体论”（actant rhyzome ontology）等更精细的标签，直到有学者指出ANT 这个简称“与蚂蚁（ant）同形”，很适合形容“那种不带目的的、专心于眼前的、认真工作的、寻找联结的蛛丝马迹的集体追踪者”，才被他继续使用。所以，不理解“转译”，就无法真正理解行动者网络的要义。转译是形成行动者网络的原因和动力机制。
（一）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ANT在社会学和其他领域的广泛应用，转译概念退居幕后。某种程度上，其理论光芒被ANT所遮蔽，在中文文献中尤其如此。
根据检索，在社会学、历史学、组织研究、翻译学等领域，均有转译的相关研究。社会学学者将拉图尔科学知识的“单向转译”扩充到知识与伦理两个面向，考察黑珍珠之乡的文化转译；历史学研究中，转译概念被用来深入分析西方文化被引介时移转过程中产生的变化；组织研究中引入转译/翻译理论已久，甚至成为其下的分支学科；翻译学中，由于后结构主义翻译学反思忠实性传统的同时，愈发重视翻译的创造性，与ANT从关注“转译”中的汇聚点和共通性到后来强调位移、协调和创造，有相当一致的走向，因而该领域也开始不断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
其实，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转译”的研究并不多，引入较多的是翻译学中的“翻译”概念。有学者在2018年梳理了“翻译”一词在新闻研究中的使用，主要指的是语言的转移以及其他更普遍的转换。而在传播学领域，翻译被认为是人类交流的本质，翻译理论与传播理论具有对话的潜质。施泰纳（George Steiner）指出，我们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和接收信号时，每时每刻都在“翻译”，理解就是破译。听到意义就是翻译。当两种语言相遇时，更大和更习惯性的翻译就产生了。而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影响之下，有学者提出，“作为翻译的传播”，因为“这两个概念都试图解释，人类之间尽管有差异，但都在设法协调我们的事务和活动，以此来共享一些重要的共同点”。
近年来，新闻传播学者以ANT为背景涉及转译理论的研究陆续出现，转译较多被用来描述跨越技术界面的行动过程：如将新闻生产创新视为转译过程，展现内容和技术行动者的协作互动；或考察作为新技术的客户端是如何通过转译不同行动者的时空方式和身份属性，在媒体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或将武汉新冠疫情期间亲历者的个体叙事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视为转译过程，并认为其激发了特定的公共议程；或直接用卡隆的转译机制分析直播带货时媒体、物流、生产网络中的转译过程，等等。
此外，随着本学科对物质性的关注，转译开始被用于考察数字物、技术物与人的关系：如借用拉图尔关于技术物的中介化（mediation）思想来描述具身实践中媒介物的具体转译过程；或以转译来研究iPod的设计，将数字人工制品的设计视为人类和非人类实体之间行动、技能、目标和能力的交换。与此同时，转译在空间中的能动性也被开发，如惠爱医院通过“道德治疗”的话语与空间实践转译了本地居民和政府目视“疯人”的方式，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空间再生产所进行的情感转译和物质转译，等等。
综上，除了翻译学领域，在当前大多数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转译这一概念基本上附丽于ANT。研究者们更多将转译作为一种“策略”，一种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作用”机制，或者注重“技术物的中介化”过程，而忽视了转译所具有的“重组社会”的视野和方法论意义，以及对于传播学的启示。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脱离了转译，“ANT充其量只是其他类型如社会、技术或通讯网络的同义词，最糟糕的是成为‘行动-结构’的复述。”
（二）理论探讨
事实上，“转译”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资源，远比ANT更加丰富和复杂。塞尔（Michel Serres）和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都将转译（la traduction）或转导（transduction）视为演绎与归纳之外的第三种认知模式。塞尔将三者与生产并置，认为只有理解这四种事物集合的转化系统方能认识事物。西蒙东更是在其个体化理论中提出，转导能够揭示基于存在的关系网络的发生。因此转译不仅是拉图尔等科学技术研究学者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更多法国学者关注的重要概念。
即使是拉图尔本人，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转译这一概念。
首先，转译在语言学层面上，类似于话语和语言的“翻译”，这种翻译是基于兴趣的转换。在拉图尔早期的著作中，转译被表述为“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转译既涉及利益与兴趣的转化，也涉及语言概念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拉图尔提出，“不应该先验地固定‘兴趣’，兴趣是‘转换’的，行动者目标受挫时，它们会绕道而行，导致‘普遍的漂移’”，“一个行动者的语言就被替换成另一个行动者的语言”。在这里，转译是一种符号学操作。通过“置换目标”、“发明新目标”等语言策略，将关键问题的性质“从一套符号转移到另一套符号”，看似对立的符号、关切和利益之间的逻辑关系“被移位”。
其次，在拉图尔那里，转译不仅仅是语言学层面的话语转换，还带有“几何学”层面的空间、位置、行动、目标转变的意义。转译兴趣“把人们导入不同的方向”，原本要“制造一种新汽车”的行动被科学家转变成“研究一个电极的单孔”的行动，这种转译成为一种“从一处向另一处的缓慢运动”。从拉图尔在《潘多拉的希望：科学论中的实在》（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中对转译的定义可以体现这一点，“在其语言和物质的内涵中，转译指的是通过其他行动者产生的位移”，这种位移对于任何行动的发生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转译具有改变行动的能力。
第三，在拉图尔的后期思想中，转译已不仅仅是一种行动的策略或方法，而是“重组社会”的动因，逐渐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伴随着拉图尔思想发展的深入，转译的概念既被用以描述“中介化”行动扩展到非人类的阶段，通过转译，“我们的社会秩序的特征被铭刻在不同的事物上”；同时转译也被当作“中介化”整个过程的“速记”符号，即集合体形成、改变和运动/行动的整个过程。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拉图尔将转译进一步推到本体论层面，转译与纯化过程形成了“现代”两组完全不同的实践形式，“转译”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自然和文化——混合起来，“这里，在左侧，是物本身；那里，在右侧，是语言主体和思想主体、价值与符号的自由社会。一切都发生在两者的中间，一切都在两者之间流通，一切都以转义、转译和网络的方式发生。”通过本质性的重新赋予，拉图尔提出一种“关系社会学”，即“不存在社会、社会领域或社会联系，存在的是能够产生可追踪联结的转义者（mediators）之间的转译”，在这里，“转译”被赋予的意义是，“一种引导两个转义者共存而非因果性的运输关系。”
由科学知识的转译到社会的转译（或转义），拉图尔从方法论上的“转向实践”走向本体论上的“实践转向”。转译这一概念也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情境和问题之中，“漂移”到更加广阔的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在的现代社会实践之中。“漂移”过程中，对于转译的理解在各阶段呈现着不稳定的特征。从跨语际转译，到跨行动转译，再到跨自然与文化转译，转译这一概念，在实践过程中，位置不断转换，内涵也不断丰富与深化，成为对当下的“技术-社会”实践富有解释力的概念。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综合上述文献梳理和理论探讨，我们发现，以“转译”为理论视角，而非仅仅以“行动者网络”为入射角，更适合考察延乔路这样一个数字传播实践、社会行动实践、物质生产实践融合互嵌的“集合体”从萌发到生成的完整过程。其他相关理论也许更适合解读延乔路事件的某一段进程，但很难如“转译”理论一样，在整体观的视野下深描和阐释这一事件，并对“技术-社会”时代的传播观提出新的思考。
我们希望通过延乔路“破圈”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考察在具体情境下，话语、行动与物质交会中，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如何连接？如何从符号生产转译为事件生产，再从事件生产转译为现实的空间和物质性生产？同时，在连绵不断的转译过程中，“延乔路”这样一个聚合多种行动者的“集合体”又怎样一步步地发生改变？包括其物质形态、空间形态、文化形态？最后，这一场围绕着“集合体”的传播实践背后，是否隐现着一种“作为转译的传播观”的长长身影？
在这些研究问题之下，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也是“集合”的。在相关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即“追溯文献法”和“追溯科技-社会集合体”（technosocial collectivities），如卡隆笔下的“干贝复育”实践，和拉图尔笔下的“旅馆钥匙”案例。这种“追溯”的方法格外强调“描述”的力量，描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表征方式，通过描述才能打开转译的过程。本案例围绕“延乔路”这样一个“集合体”，既追溯语言、文本等话语符号生成连接的过程，也跨越符号和内容的表征，追溯现实空间中行动的过程，直至对物质性空间的“铭刻”过程。因此在具体操作方法上主要使用了民族志研究、深度访谈、话语分析法。
由于研究对象跨越了线上线下两种空间，故而本文采取的民族志方法也横跨虚拟与现实空间——虚拟民族志包括对互联网空间（主要是微博和B站）从2021年3月17日起至今围绕“延乔路”热点话题的讨论所进行的在线观察；线下则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多次前往延乔路进行参与式观察。访谈对象主要包括四种类型：其一，2022年1月，对互联网空间中最早创立微博话题的网友、最早献花的B站UP主、最早发布延乔路微博的网友（A、B、C）进行多次线上访谈；其二，在现场进行参与式观察时，对市民（遵循“最大差异信息饱和原则”访谈现场打卡者30人以上，D）、志愿者、交通指挥者、延乔路工程现场生产经理、汤口路贯通工程现场负责人、花店店主（E、F、G、H、I）进行面对面访谈；其三，通过线上与面对面访谈结合的方式对参与报道的安徽地方媒体——安徽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安徽交通广播新媒体部、“每日新闻报”、合肥晚报社新闻中心工作人员（J、K、L、M）进行访谈；其四，2022年2月16日，在肥西县政府大楼对肥西县委宣传部干部（N、O）、新闻科干部、宣教科干部、桃花镇党委委员、延乔路改造施工单位工程部负责人（P、Q、R、S）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同时，还对互联网空间中的“微博热搜”、微博内容、视频文本等进行分析。
接下来，请跟随我们一起，去“追溯”延乔路的故事。
二、“看见”延乔路：意义生产与符号转译
2013年，在一系列偶然的情境中，“延乔路”得以被命名，并被置于和集贤路、繁华大道的独特空间关系之中，这一带有强烈的建构性的行动无意中促成八年后延乔路的“出圈”。
（一）“兄弟情深，不宜分开”：延乔路的命名
实体空间中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延乔路、集贤路和繁华大道，这三条路的命名及空间位置具有某种巧合性和偶然性。延乔路原名泰山路，周边道路名取自五岳，至今周边居民还习惯称这条路为“泰山路”，由于未正式备案，后与滨湖新区备案的泰山路重名，不得不重新命名（R）。2013年重命名时，因为道路所处的肥西县桃花镇位于合肥市西南方向，该区域道路按照地处安徽西南的安庆市提供的一组烈士和英模名命名（R）。因一个城市应当避免用兄弟俩的名字做两条路名，故将陈延年陈乔年烈士的名字合而为一，取“兄弟情深，同为烈士，不宜分开”之意，延乔路由此得名。
在空间位置规划时，命名者考虑到二人是陈独秀之子，便想让“延乔路”靠近以陈独秀命名的道路。但高新区的独秀山路附近已没有路段可命名，因此延乔路的路名被使用在集贤路西边这条长约1.2公里的道路上。集贤路于2007年命名，安庆市集贤关是陈独秀安葬之地。繁华大道则命名更早，意在“繁华锦绣、方兴未艾”。但是，根据当时地名规划编制办公室负责执笔的规划人员张维端的回忆，当初确定路名时，并没有考虑到延乔路、集贤路与繁华大道的象征关系。“在设计时，我们虽然知道这条路通往繁华大道，认为这符合连接主干道的规划意图。但也仅仅是这样，没有想到更多。”
不同于上海龙华延乔烈士的安葬地、安庆怀宁延乔兄弟的出生地，作为物质实体的延乔路与历史上的陈延年、陈乔年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在特定情境中，网友发现，“原来真的有条路叫延乔路，通往繁华大道”，一个寂寂无名的“物”被赋予意义，并且不断承载意义的再生产。
（二）“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意义的再生产
作为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国家广电总局第一批“2018-2022年重点电视剧规划选题”，《觉醒年代》在建党100周年的2021年2月1日开始播出。此后逐渐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红色IP，截至2022年7月1日，仅“觉醒年代”微博话题阅读量就达到29.7亿次。
2021年3月17日晚，《觉醒年代》网络播放平台会员版更新至39集，陈延年、陈乔年壮烈牺牲。蒙太奇的剪辑方式，叠加了延年、乔年行走中转身的镜头——一边在阳光灿烂、满怀希望中共赴理想，迎接未来，一边带着累累伤痕和手铐脚镣走向死亡。时空交叠的画面深深“戳中了”观众。导演张永新称这个片段“用一种闪前的方式，打乱时空的方式”重组了时空。该画面播出的第二天，2021年3月18日，“觉醒年代陈独秀送儿子留学片段”登上热搜。同年的6月10日，“延乔兄弟俩就义镜头”再一次冲上热搜。网友纷纷用“心疼”、“泪目”、“刀到我了”、“破防”表达不舍之情，为其后延乔路成为话题提供了“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
电视剧播出之后，记载这样一段文字的微博截图开始在网上流传——“安徽合肥有条路叫延乔路，延乔路的尽头便是繁华大道。而延乔路的旁边是集贤路，陈独秀的墓在集贤关下，延乔路很短，集贤路很长，虽然两条路没有交集，但它们都通向繁华大道”。之后，在传播中逐渐转化为更加简明扼要的“延乔路短，集贤路长，它们没能会合，却都通往了——繁华大道”等话语表达。同时，一张延乔路的数字地图也在网上流传，更加直观地展现了延乔路、集贤路和繁华大道三者之间的关系。（图1）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究竟谁是这段表述的“始作俑者”，但是，这一段话把《觉醒年代》与延乔路这两个本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连接在一起，把历史拉进了现实，把丰富的党史故事转译成极富象征意义的话语和空间关系。在拉图尔那里，“转译”被看作是一种移位（displacement）、漂移（drift）、发明（invention)、中介化、创造一种以前不存在的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的两者。这种话语转译成为延乔路在2021年7月火爆全网的原因和“动力机制”，由此“改变”了延乔路的“所指”并重新发掘陈独秀父子“一门三杰”的历史记忆。
（三）“觉醒年代的续集”：延乔路的多重转译
历史与当下、虚拟与现实的交汇让延乔路迅速“可见”，并实现了空间、话语和情感等多层次的位置“转移”与符号“转译”。
空间层面，原本出现于剧中的两个时空——延乔兄弟就义时看向“送别的父亲”与看向“今天的我们”——被巧妙地“挪用”到延乔路与集贤路和繁华大道的空间位置关系中。网友将两人在剧中回头的画面与延乔路的数字地图并列，意指延乔兄弟绚烂短暂的一生，虽与父亲至死未能交集，但却换来今天的繁华盛景。电视剧中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相互接榫。话语层面，“延乔路和集贤路都通向繁华大道”，与陈乔年临刑前的遗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遥相呼应，也回应了网友们的期待，“觉醒年代还有续集吗？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续集。”红色话语、历史话语与今天的美好生活话语自然交会。情感层面，当网友们为《觉醒年代》中延乔兄弟的牺牲心痛到“无法呼吸”，延乔路因其独特的名称、空间关系隐喻，以及“道路”本身的意涵承载了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同时，通往“盛世繁华”的延乔路作为“觉醒年代的续集”，也将电视剧带来的悲痛之情，转化为更加昂扬奋进的情感。
2021年3月到6月，随着《觉醒年代》的热播，延乔路被“看见”，但“可见”的还仅仅是作为“路名”的延乔路，其所连接的“网络”也与这部电视剧的推荐和讨论密切相关。微博上较早创立的话题“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其下首条微博指向另一个“关联性”的实体空间——“《觉醒年代》是非常值得花时间去看的好剧，大家有空也可以去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去看看成千上万烈士的事迹”。该话题的最早发起者B称，“因为当时看《觉醒年代》很喜欢陈延年陈乔年”，“看资料查地图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陈氏兄弟老家道路名字，当时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这部剧，所以才取了个话题”（B）。被重复的这个“路名”话题，成为维系网络的“一个基本元素，一个可以辨认的节奏”。通过对该话题的不断生产，“连接的意愿”借助网友们“形成关系和煽动连接的活动”不断强化。
“延乔路”这个路名，借助《觉醒年代》的流量显现、它与集贤路和繁华大道独特的空间关系，生产出独特的符号象征意义。依托这样的意义空间，网友的情绪有了输出口，百年纪念话语有了承载物。这一阶段，作为物质实体的延乔路并没有参与到行动中去，至多以数字地图的形象被显现、被放大。概言之，延乔路以一种话语和符号层面的介入（interessement）被征召进从“觉醒年代”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的叙事网络之中。
三、“汇聚”延乔路：集体纪念与行动转译
真正与实体空间的延乔路发生关联的集体纪念行动出现在2021年7月。但2021年6月以来，关于延乔路的讨论陆续在互联网中展开，延乔路成为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话语资源。值得注意的是，6月19日，“@人民日报”在微博发起话题“延乔路的尽头通往繁华大道”，话题类别首次标注为“社会”而非“电视剧”，并在109分钟后迅速登上热搜。涉及延乔路的话题开始从电视剧议题向社会议题转化。
6月27日20∶40，延乔路的路牌下出现一束鲜花，花卡上有这样的文字：“延乔路虽短，但尽头却是繁华大道，这短短的路途中，却经历了一百年的艰苦奋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这盛世，我们将会是你们的双眼，替你们看遍。”落款“中国人”。这束鲜花是延乔路从“路名符号”转译为“社会行动”的开端。从这束鲜花开始，延乔路大规模的集体献花行动正式拉开帷幕，此后，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鲜花、卡片和人群把延乔路变成一个独特的公共纪念空间。
延乔路这个行动界面，开始正式发挥它独特的物质性和公共空间特质，召唤、聚集、吸纳多方行动者与它互动，并在线上线下展开各种纪念行动。不仅政府、媒体、市民、青少年等人类行动者卷入这场行动，通过鞠躬、敬礼、朗诵、唱歌等仪式化的动作参与实践，各种“物”如路牌、鲜花、国旗、卡片、红领巾等也纷纷出场，而线上的热搜、视频、导航等也与物质空间中的行动深度互嵌、助推事件的流动。
（一）人类行动者的卷入
在这场行动中基数最大的行动者便是自发来此处献花、围观、打卡的网友和市民。6月20日延乔路上的第一束花虽未在互联网空间产生太大影响，但来自北京某高校的B和她的朋友却是此类献花行动者的代表，她们在返校途中特地从合肥火车站转道延乔路，“刚好看了电视剧非常被打动，延乔路通往繁华大道这句话也很好……所以我们就想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为他们献上一束花。”现场行动者多数是像B这样被《觉醒年代》打动的观众。除了献花，更多的本地市民是从网上看到延乔路的火爆，所以过来“看一看”，“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并且留下“我在现场”的印记。笔者朋友圈中好几位朋友都发了在延乔路现场“打卡”的照片。许多中小学生以敬队礼、鞠躬、献红领巾等方式深度参与到这场行动中来。2021年7月1日，直至凌晨两点，“一直不断的有人过来，不仅有朗诵诗的、有献花的，还有跳舞的、唱歌的都有，各种各样都有。”（R）
对于作为主要行动者的当地政府来说，延乔路的“火”让他们“措手不及”（N）。在6月27日发现网络上开始出现献花视频并引发热议时，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迅速来到现场。“当时主要是准备把延乔路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打造成党史学习教育点。”（Q）在观察现场的情况后，考虑到它“成了网红，来的人多了，要给它穿衣打扮一下”（R）。当地职能部门先后对基础设施如路面压石、道路标识标线、破损的交通设施进行修补和更换，在路灯杆、树干上挂起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红色旗帜，营造节日气氛。最后针对“这里既不是二人的牺牲地，也不是出生地，更不是工作所在地，大家来看什么”的问题，6月29日，街道工作人员在繁华大道与延乔路交口竖起了印有延年乔年烈士真实照片和生平事迹的展牌，以及《觉醒年代》中二人剧照的展架（R）。在7月1日当天，由于人流量巨大，当地政府派出工作人员维护交通秩序，并组织志愿者轮班宣讲二位烈士的事迹。他们为这场盛大的行动提供了展演空间、基础设施及安全保障，并积极介入行动之中。
与政府相比，媒体是另一类积极的行动者。《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是安徽人，该剧本身也入选了“安徽省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安徽广播电视台在电视剧的摄制、承制和出品三方面都承担了重要角色。从6月到7月，安徽媒体围绕延乔路展开一系列相关报道。安徽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了《红色寻访日记》、《七一的延乔路》、《红色道路——从奋斗中走出，迈向繁华时代》等节目，新安晚报、合肥晚报等纸媒也做出系列融媒体产品。其中，安徽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献礼百年的《红色寻访日记》系列节目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安庆延乔兄弟故居、合肥延乔路三处为走访路线，摄制组将怀宁贡糕和“延乔路”的照片带到了上海龙华延乔墓前（L）。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延乔路在地方媒体中的出场不仅与延乔二位烈士相关，更与恢弘壮阔的红色历史和建党精神密切相关。
（二）路牌：行动的“必经之点”
位于延乔路与繁华大道交口处的延乔路路牌不仅是这场行动的“必经之点”，同时它作为一个凝聚象征意义与空间指向的“物”，也扮演了行动者的角色。路牌标明了延乔路的“身份”，在延乔路的打卡照片和视频中，这块路牌是必不可少的存在，许多视频的第一个镜头都是将该路牌作为空镜开始的。如果说数字地图让延乔路以符号的形式“可见”，路牌则让延乔路以物质形态“可见”。
于是，路牌成了行动的召集者，无论是献花、敬礼或唱歌，人们皆朝向路牌行动。正如B所言，“站在路牌下，我觉得离先烈们更近了一步，像是我献的花、写的话也能被他们（看见）听见。”然而，由于该路牌位于人行通道旁边，人流量太大，极易产生安全隐患，7月3日，当地政府在延乔路中段与城西湖路的交口处又设置了一块一模一样的路牌。但这个位置的路牌却并没有起到分流人群的作用，人们还是聚集到繁华大道与延乔路交口处的路牌边行动。可见，只有这个位置的路牌才是唯一确定的，能转译行动的“物质凝结点”。
围绕这块路牌展演（enacted）的献花、敬礼等各种纪念性活动，让该路牌的属性产生了位移，它已不是显示信息以及具有指向作用的一块“路牌”，而成为一块“临时纪念牌”。同时，它的物质形态也发生了“转变”（transformation）。从6月底延乔路引起网络关注，尤其在当地政府意识到大家来这里“其实就看这个路牌”后，这块路牌经历了两次改变。最早出现在镜头中的路牌较为破旧，根据网友及媒体人的建议，6月27日，由于时间紧急，当地政府“搞了两个铁皮印好往上一粘，就变成了新的”。7月2日，根据“合肥市政府的地名办、民政局提出要按照规范考虑”的要求，原路牌上的英文“YAN QIAO ROAD”被换成了拼音“YAN QIAO LU”（R）。
“路牌”作为“物”的转译凝结在社会和物质属性的交换行动中。这块位于交口位置的路牌所具有的提示信息及位置的特点，让它产生了意义的第一次位移，一块破旧的路牌因此成为“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最具象的物质载体。路牌召唤人类行动者围绕其进行的打卡、献花、敬礼等行动，让它产生了第二次位移，成为了“纪念牌”。地方政府对路牌的两次更换，更加确认了其作为“红色地标”的性质。而随着数字导航软件对于该路牌的“发现”与“重新命名”，“延乔路纪念牌”的样态在行动中逐渐被稳定下来。
（三）“物”：被召唤的行动者
在延乔路路牌下，一些特殊的仪式和物彰显了这场行动与延年乔年二人的多重联结。延乔兄弟因《觉醒年代》才广为人知，如果没有看过《觉醒年代》，没有对延乔烈士的生平做过了解，就无法理解纪念现场中有些物和仪式的意义。
路边的花店店主表示，有些加了微信的外地网友让代送鲜花时，还会“让买瓜子、花生和苹果一起包进去”（I），这是因为剧中延乔兄弟最爱吃父亲炒的微糊的瓜子和花生，也是《觉醒年代》送别那场戏中陈独秀表达父爱的方式。
此外，现场献花的品类也很有讲究，不同于上海龙华延年乔年墓前以菊花为主的花束，在延乔路出现更多的主花是成束的向日葵，因为“把满腔热情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的两位前辈，和向日葵朝气蓬勃的感觉比较像”。向日葵的隐喻是对“在黑暗年代带来了觉醒之光”的“繁华盛世”话语的回应，同时也为延乔路悼念空间添加了温暖明亮的色调。伴随鲜花共在的，是大量的手写卡片，卡片上的文字皆为“如您所愿”这种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形式的对话，那是在与剧中“看向今天的我们”的兄弟俩对话。文字内容大多感情充沛，表达追思，感恩今天的美好。
与历史中延乔烈士的“物”的连接是缠绕在路牌上的红领巾。孩子们把红领巾解下系到路牌上，面向路牌和红领巾敬队礼。根据记载，中国的第一条红领巾，是曾经身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陈延年，亲手给一位小学生戴上的。
物在时空中的移动本身就是一种转译，情感召唤物的出场，物连接时空，同时也改变时空。这些物品，让“七一”的延乔路跨越了时空，历史与现实交汇在此空间中，被这些物浸润、供养过的延乔路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条延乔路。
（四）上热搜：线上流量的聚集
从2021年2月《觉醒年代》首播到2022年7月，围绕“觉醒年代”的话题上过91次热搜，而围绕“延乔路”的话题上过10次热搜。热搜让原本个人的献花行为在网上“可见”，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参与行动，并打卡发布到网络中。
在2021年7月1日建党百年纪念日当天，打卡行动达到顶峰。7月1日12∶34，由“@新安晚报”发起的话题“网友在合肥延乔路路牌下献花”登上热搜，在榜时间达286分钟，是关于延乔路热搜中当日热度最高的话题。而由“@长安街知事”发起的话题“今天的延乔路”于7月1日15∶15登上热搜，在榜时间539分钟，该话题总讨论量最多。原本由合肥本地市民参与的行动逐渐吸引了安徽其他地区乃至省外的群众参与，登上热搜后，该行动产生了更广泛的可见性。“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7月8号下午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有4个大学生坐了20多个小时绿皮车过来，就是为了献一束鲜花”（Q）。而无法赶到现场的湖南网友“找了个离得近的花店，做好后花店老板给送去的”。
行动产生热搜，热搜让行动可见，又吸引更多行动。延乔路献花从一种地方行动变成社会行动，进一步推动了“延乔路现象”的形成。在这其中，热搜并非仅仅“作为呈现原真本尊的替代物”或“文本的呈现”，而是以一种“铭刻”的方式不断介入现实行动的发展轨迹之中。经由此，宏大的建党精神被转译到具体的物质空间并转化成社会行动，遥远的国家记忆也转化成一种此刻的、日常的、深情的对话。
（五）线上与线下：公共纪念空间的生成
经过公众的献花打卡，政府和媒体的积极参与，作为物的路牌、花束、瓜子、花生、卡片、红领巾的卷入，线上、线下的联动，多重转译的力量作用于延乔路的实体空间，让它从一条原本普通的城市道路“转变”成“七一”期间全国人民的纪念空间。7月21日，中共一大胜利召开纪念日前夕，中国青年报社、安徽省委网信办、合肥市委宣传部联合拍摄主题MV《唱给你听》，延乔路作为重要取景镜头，成为建党主题的物质承载。从“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到“网民在延乔路路牌下献花”到“今天的延乔路”，延乔路从此前互联网上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空间，转变成了实体空间中行动展演的舞台。同时，这场行动赋予延乔路“红色景点”的标签并再次转译到数字空间中，延乔路本身的意义又发生了重要改变。
在2021年6月中旬，笔者试图通过某地图APP导航查找延乔路，导航的指示非常不清晰。而在7月之后，再次输入延乔路，导航则给予“延乔路纪念牌”、“桃花镇延乔路小学”等等多种提示，甚至为“延乔路纪念牌”添加了“文物古迹”标签。导航的地名和位置更新是基于大数据的搜索量变化的，只有线上线下的不断互动，才可能创造出“延乔路纪念牌”这样一个“古迹”。
经过不断的“位移”、“转变”，从线上到线下，从虚拟空间到实体空间，从话语表征到行动展演，从“路牌”到“纪念牌”，一条城市道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被成功转译成了城市纪念空间。有趣的是，在这些行动中，延乔路本身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道路”属性和功能反倒是隐而不彰。
四、“改造”延乔路：从地方性实践到物质空间转译
如果说2021年7月初的延乔路是中国人的延乔路，民族国家的延乔路，那么7月之后的延乔路逐渐“下沉”为安徽的延乔路，合肥的延乔路，肥西桃花镇的延乔路，“地方”的属性与作为“一条路”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地流淌出来。
（一）回归“地方”：延乔路的在地话语生产
当延乔路的红色意义被各种行动和话语充分展现和书写，“地方”开始利用“延乔路”的资源并将其转换为“在地话语”。2021年10月30日，安徽广播电视台以延乔路与繁华大道交口处为主会场，开展“走好赶考路，奋进新征程——安徽广播电视台大型融媒直播”活动，“推动省党代会精神走进百姓、走红网络”。如分会场渡江战役纪念馆一般，“延乔路”开始成为地方红色活动的展演空间。直播活动开始2小时，微博话题阅读量700万+，位居微博同城热搜第一。“安徽加油，未来可期”等互动留言滚动刷屏，“极大鼓舞了江淮儿女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篇章的信心和力量。”
之后，地方行动者开始围绕延乔路进行本地话语的生产。11月13日，新华网安徽频道、安徽演艺集团共同出品MV《合肥有条延乔路》，歌词首句即为“合肥有条延乔路，通向繁华深处”。“延乔路”再次回归地方，与“合肥”这座城市联系起来。视频中呈现的“繁华深处”的道路即“繁华大道”，这条途经合肥市肥西县、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包河区的道路，“建设伊始被寄予打通合肥西南投资环境，提高南部开发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的殷切期望。”“繁华大道”在承载繁华美景、盛世华章的宏大象征之后，再次回到合肥本地，其意象被转译为对合肥市快速发展的美好期待。最后，歌词以“每次当我走过时，就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表达对“温暖合肥，美好合肥”的殷切希望。结尾字幕引用了“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在延乔路出圈的这一年，合肥GDP首次突破万亿大关，经济体量10年增长了约215%，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合肥正在着力打造温暖之城与幸福之城的城市形象。“这盛世”与城市的发展紧密关联。
从五六月份开始，陆续有网友开始在网络中展现真实的延乔路空间，路牌、周边的小区、小学、松鹤大药房，乃至花花草草悉数入镜，还有日常生活的记载：“这条路上有学校……校门口有个小男孩跟妈妈闹别扭了……不远处有个清洁工人坐在路旁休息，托着下巴看着母子俩……今天不晒不热，不少小屁孩拿着自己的后三轮小车出来玩。”这些碎片化的记录让数字空间与地方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产生连接，盛世话语有了物质载体，美好生活有了具体呈现。
网友们对于周边基础设施的讨论，也让教育、交通、居住等民生话语聚集此处。2021年7月1日，网友在合肥“12345政府服务直通车”留言，希望地铁7号线在繁华大道西增设延乔路站点，7月2日，“市民建议在延乔路设地铁站”立刻登上热搜，当地政府也对市民的民生需求积极回应。7月21日，根据网友建议，合肥市肥西县教体局下发通知，位于延乔路上的“肥西县东冠小学”更名为“肥西县桃花镇延乔路小学”。市民与政府的互动让延乔路通向的幸福生活在民生层面有了物质性的呈现。
（二）重修延乔路：民生需求、市政功能、红色文化的互嵌
更为重要的是，纪念和悼念行动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延乔路这一实体空间的改造。由于延乔路及周边道路“设计年限比较长，它的路牙石、道路标线等基础设施已经老化了，水泥路路面破损沉陷，而且周边雨污水管道都不符合现在的规范，一到下暴雨（时候）容易产生城市内涝”（R）。根据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布的信息，2020年当地政府已就“桃花镇繁华大道以南市政道路提升改造设计”项目进行了招标，按照原先不影响周边交通、逐条修建的规划，延乔路本应在2021年12月开始施工改造工程（R）。
由于延乔路无意间成为“网红路”，其现有条件无法应对大量人流带来的停车困难、交通拥堵、公共卫生间匮乏等问题，加上周边常住人口、工厂较多，对改造方案提出了新的要求（P）。于2022年2月16日开始的延乔路封闭改造工程，在经费投入和方案设计上较之前的公开招标计划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根据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2021年11月12日的招标公告，和之前相比，原先合包的延乔路及其周边道路的提升改造工程进行了分开招标，并增加了投入资金，其中仅延乔路段EPC工程的招标金额即为8000万；其次，在具体改造方面，原先方案中的道路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保留并加大改造力度，同时方案中增加了红色文化改造部分，配合整体红色旅游联动的考虑（P）。
在此基础上，延乔路的改造原则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着力解决群众需要什么，城市功能缺什么”，在整体的设计上，“更多体现民生需求。考虑到延乔路小学家长接送的人流量问题，在方案中对家长接送空间进行优化；考虑增设半地下停车场、公厕等便民设施；就已有路网老化问题，提升市政设施标准，排除极端天气下内涝隐患，优化城市道路空间品质。”（P）
如何确定红色文化在道路改造中占的比重，令当地政府颇感为难，“因为两位英雄跟肥西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才不好把握，（如果像安庆）有（烈士）生平有自己的历史，反而很好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对红色文化定义的要求，就是仅仅对于精神的传承。”（N）不同于“传统烈士陵园的庄严肃穆”，表达“温情感恩情结，体现深入的、沉浸式的红色文化”（P）。基于电视剧蒙太奇剪辑方式体现的第一人称对话空间，规划中也设计了“穿越百年之门”与之呼应，从“觉醒年代”到“复兴圆梦”，仿佛烈士穿越百年之门后看到今天的繁华，也仿佛今天的我们在与百年前的烈士隔空对话。
甚至最初让延乔路出圈的“延乔路的尽头通往繁华大道”、“延乔路与集贤路并不相交”等空间隐喻话语，对改造本身也产生重要影响。改造规划中的“一线两延展”，即在主路一线打造红色文化街区，并将路分别延展至繁华大道和汤口路、集贤路方向。“它相当于在繁华大道两侧、集贤路两侧做一些红色的标识。打通（原延乔路和汤口路）的断头路方向，一直贯通到集贤路。”（R）也就是说，这个改造方案的思路不仅强化了延乔路通往繁华大道的意义，同时，修改了延乔路与集贤路的空间关系，让延乔路和集贤路相交。
2022年6月29日，我们来到刚刚通车的延乔路，看见延乔路与集贤路通过新修通的汤口路连接，这个物质空间改造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陈氏父子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在道路中相逢，延乔路和集贤路终于像《合肥有条延乔路》歌中唱到的那样，“携手”通往繁华大道。（图2）
目前延乔路已经完成道路改造并实现通车，正在进行红色文化提升工程建设。
（三）延乔路“集合体”：话语、行动与物质的结晶
延乔路的改造已经不再仅仅是“一条道路”的改造，而成为地方政府为提升市民美好生活品质的实践，原先“美好生活的续集”——“繁华盛世”真正被落到实处，并与合肥这座“温暖之城”相契合，国家繁荣发展的宏大话语被转换成城市美好形象塑造的地方话语。
通往繁华大道的延乔路起初是符号和象征的延乔路。在纪念建党百年的红色七月，延乔路从《觉醒年代》的故事里走出，承载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此后，经由延乔路被看见的，是“温暖之城”的繁华与温情。这一串复杂的行动和转译最终凝聚在新延乔路的修建工程中。虽然类似的路名和空间想象还有河北唐山与富强街交会的大钊路，湖南娄底与复兴街连着的蔡和森大道，但延乔路的故事却不可复制。如果没有一系列话语、事件、行动，延乔路的改造也不过是合肥西南部市政道路提升工程中并不引人注目的一段。
在关于延乔路故事的“回溯”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转译既是一种行动的策略，也是一种延展的动因。没有转译，就无法“重组社会”。经由转译，行动者们将“无”转变为一系列的“有”，不断生成以往从未有过的新网络、新空间和新关系。在一串长长的“行动链”中，各种行动者被唤醒，征召，聚集，卷入，并带来延乔路自身“属性”的“转变”。延乔路的重修事件标志着它经由各方行动者的汇集与转化，连接了自然与社会，话语和物质实体，宏大叙事与在地经验，最终抟塑为一个承载丰富情感，聚集多方内容，召唤各类异质行动者的“集合体”。
五、结语：传播的转译观
延乔路的故事虽极具独特性，但是，它所流动变化的“作用机制”——转译，正是今天正在发生的无数事件的基本逻辑。讲完延乔路的故事，我们需要探讨转译与传播的关系。
拉图尔曾这样阐述过信息与“转译”的关系，“说话就是转译……讯息一经传送就转变了。‘纯粹’的讯息并不存在。”。既然“所有交流都是转译”，那么，作为转译的传播是不是也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上演的剧目？在作为“传递”的传播观和作为“仪式”的传播观之后，作为“转译”的传播观是否更能解释今天的传播实践？
与传递观、仪式观相比，转译的传播观至少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打破“同”与“异”的对立
传播的传递观指向的是信息在空间的传递和发布，基于控制的目的“增进信息在空间中遨游的速度和效率”，很难在物质性层面改变事物的状态。所以，传递观解决的是信息的“转运”，“差异”反而被视为传播中需要消除的“噪音”。传播的仪式观强调“共享信仰的表征”，传播实质上是凝聚共识的纽带。杜威认为，传播是人们“拥有共同事物的途径”。是传播建构了共同体而不是共同体建构了传播。“差异”在“同一”、“共同”的观念中也不受欢迎。
但是，转译这一概念正视并接纳了差异。拉图尔对translation的使用，精髓便在于“忠实翻译”与“转化”之间，二者存在着既互斥又相互支撑的关系，我们应描述的是看似忠实翻译之下的“通过转变产生的位移”。
所以，传播的转译观更强调异质性要素之间的关系，强调转换、互动、连接。转译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或共享、分发，也是不同行动者对信息的翻译，内容的生成，精神与空间和物质之间的交互。作为转译的传播观，并非脱离传递和仪式的传播观，而是将物与符号的移动、传递与仪式的强化共享连接在一起，与其说是一种新的传播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去“纯化”的实践的传播观。它强调传递和转移，但又不是单纯的信息“转运”；它注重仪式化的意义共享，但又拒斥意义的固化，更亲和意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
（二）“转向实践”与“实践转向”
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与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实在论相勾连，传播的仪式观带有更多社会建构论的色彩，那么，传播的转译观则打破了社会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分立，通过转译这种行动勾连二者，最终走向行动本体论（ontologies in practice）、或“实在论建构主义”（realismconstructivist）。
作为转译的传播观背后，实质上是把传播视为一种实践，一种情境化的地方性实践。在对延乔路的描述中，可以追溯的是异质性要素的融合过程和转化过程，看到其不可逆的历史生成，延乔路因而成为一种实践，具有过程的“品格”。传播不仅仅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来整合社会“有机体”，也不仅仅是通过人类仪式的共享来建构社会“共同体”，传播也是流动开放的、过程性的、异质性要素相互转译而结晶的“集合体”。
学者杨国斌曾经提出“作为翻译的传播”，将传播的翻译观与传递观、仪式观并置，并注意到了前者与后两者的重要区别，即重视差异而非同一，对本文有较大启发。由于从翻译理论和语言学脉络进入，杨国斌教授的“翻译观”更多体现在符号学和文本的层面。本文所称的传播的转译观，对“差异”的理解不仅仅是意义的差异、内容的差异、表征的差异，还体现为行动者的异质性、行动过程的差异性，并尝试指向行动的结果——物质构成关系的多元与杂合。
（三）追踪“科技-社会集合体”
如果没有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中介，延乔路还会“出圈”吗？“出圈”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破壁”，冲出传统仪式化的圈层空间。在数字技术等现代科技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今天，我们正在将技术的语言转译为人类的语言，将数据转译为可理解和可视的话语，将线上的表达转译为线下的行动，将线下的行动转译为物质性的空间实体的变化……
转译的传播观也是一种方法论。转译就是在追踪连接与变化的过程，“尤其是物如何由什么都不是到成为被我们以特定方式处理而能稳定下来被认识的‘客体’”。生成的过程被展开了，黑箱被打开了。而传统传递观视野下的报道往往以呈现结果和结晶过了的事实为鹄的。仪式观即使有可能展现仪式化的实践过程，但也仅限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连接。
作为转译的传播观，实质上深描了人类进入数字生活时代，技术与人、传播与社会、物质和精神之间更加常态化的联结关系。通过转译所形成的“共在”基础上的“共通”、“共与”，不仅沟通了社会，也沟通了人与非人，自然和文化，让传播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这种传播观也更加接近中国人思考人与世界关系的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生于无，万物对待相生，彼此转化的观念，为传播的转译观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有待专文进一步探讨。
2021年之后的延乔路，再也不是原来那条寂静地隐藏在城市西南角的小路。它成为活的物，生生不息，在演化和生成中呼吸吐纳，嵌入在这个城市中。它编织成网，在一个不断结网的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结构，处于未完成的、动态的、面向未来的开放状态。
所以，延乔路的故事没有结束。它“在路上”，也“在云端”。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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