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公共债务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峰值，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达到了战时规模，这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变得十分困难，将给“决策者带来艰巨的挑战”，在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当利息开始上升，债务的可持续性会立刻面临风险：政府的偿债成本会大幅攀升。
在增长放缓、债务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将走向何方？
在诸多影响中，有四个方面最为突出：第一，国家之间的趋同性终止；第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第三，生产效率再次提升；第四，加密货币强势出现。前两个将产生很大的问题，第三个将为我们带来希望，第四个则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未知和不确定性。
第一，富国和穷国之间趋同性的终止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格局的系统性特征。目前来看，一个可以确定的趋势是，世界经济的疫后复苏将是不平衡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要远逊于发达国家，这种相互背离的情形将会形成“双速”全球经济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曾预计发达国家的经济产值到2022年将会恢复至疫前水平，然后便会小幅超越，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少在2025年以前都会远落后于这一趋势。
有两大原因可以解释这一脱节现象：一是疫苗接种差异，二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力度的差距。
就第一点而言，截至2021年10月，发达国家近60%的民众已接种新冠疫苗，而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仅为36%，最贫困国家的这一数据更是只有可怜的5%。这就意味着只有发达国家民众的生活可以开始恢复“常态”。
从第二点来看，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难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一些国家曾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造成了资本的外流、汇率的剧烈波动和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更糟糕的是，由于债权人担心危机不断恶化，不愿意提供展期贷款，因此导致这些国家难以维持现有的债务水平。在疫情暴发后的最初几个月，90多个国家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以援手。
展望未来，如果美国采取紧缩政策，很可能会导致新兴市场大量资本外逃，进而导致资本成本增加。连锁反应几乎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的麻烦也会影响发达国家。双方在发展过程中越是相互背离（而不是趋同），因传染效应引发金融动荡的风险就越大，进而越容易出现不可控制的移民和地缘政治冲突。
第二，大多数分析人士和决策者都未能预料2021年第三季度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在2020年衰退的基础上，全球经济出现强势反弹（反弹幅度创80年来新高），但同时伴随着全球通胀水平的快速上升。
绝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分析人士和市场主体最初都以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认为通胀是因为经济复苏引发了需求强劲增长，而供应链尚未对此做出快速调整。因此，货币政策未能及时应对通胀带来的供应冲击，央行决定“静观其变”。结果，通胀的强度和周期均超出各方最初的预期。如果薪资压力在高收入国家成为现实（到本书出版时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会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这将成为各国央行的噩梦。
通胀压力在世界各国不断攀升，导致美国等几个系统性重要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维持极低的利率。如果疫情持续更长时间，引起供应链的进一步中断，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滞胀（低增长、高通胀）风险就会变成最让人担心的问题，进而危及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第三，过去15年的主要特点是所谓的“生产率悖论”：科技进步明显，但生产率停滞不前，有些发达经济体甚至出现了退步。然而，斯坦福大学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Brynjolfsson）坚称，“生产力繁荣正在到来”。如果他所言非虚，生产率得以再次提升，那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是绝好的消息。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有个著名的观点：“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看，它几乎就是一切。一个国家能否持续提高生活水准，基本取决于该国能否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
在疫情的“助推”下，生产率似乎终于迎来了爆发。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数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2%以上。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生产率的通用方式，本质上关注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多的产出。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疫情期间相关国家提高了科技的接受度和数字化、自动化等技术的应用程度。2021年下半年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仅有助于维持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能迫使企业加大创新力度，从而进一步刺激生产率的增长。既然经济增长水平和生产率的变化以及劳动力的变化存在强关联，那么生产率的潜在提高无疑将为经济增长带来福音，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劳动力不断缩减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第四，面对加密货币以及金融科技快速、强势崛起，经济发展受困于错综复杂的技术创新，很难确定其中的因果关联，也难以洞察技术的潜在应用及其对政策的影响。分析报告和媒体报道给人的印象是，法定货币已经在和加密货币展开竞争，因为个人和机构已经能够持有电子钱包，可以任意选择加密资产。正如帕拉格·卡纳（ParagKhanna）指出：
我们即将迎来全球货币竞争的时代。即使在本国公民中，各国货币也必须时刻争取在个人钱包组合中的位置。例如，数字版日元将在全球竞争中迎头碰上瑞士法郎、巴西雷亚尔和拥有开放式资本账户的其他任何资产，包括比特币。每个人都会随时变成外汇交易员。在此背景下，只有最优秀的法定货币或加密货币才能被所有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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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
在可预见的未来，出于几个现实原因，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以往。这些原因包括（不按特定顺序排列）：全球人口老龄化、社会不平等、全球化的局部倒退及其带来的供应链危机、高负债水平、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趋缓。这些因素通常会相互交织、相互强化，限制未来的经济增长。
然而，我们用什么来衡量经济增长，又渴望实现怎样的增长呢？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仅仅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是不够的。GDP可以衡量共同繁荣和全球经济进步，但国际社会日益达成的共识是GDP不能覆盖一些更重要的方面，包括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全球合作、健康和社会福祉等。
虽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承认各国需要经济增长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他们也希望在确保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实现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健康。因此他们渴望用一种新的衡量工具来评估人类生产和消费决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既能体现对儿童看护和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工作的重要贡献（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又能兼顾经济效益的分配方式。这些方面是无法通过GDP来体现的。
最早提出用更好的人类进步指标来取代或补充GDP的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他在“二战”前夕首创GDP概念，但很快意识到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社会福祉。罗伯特·肯尼迪在几十年后指出，GDP衡量一切，但“无法涵盖那些让生命有意义的因素”，包括健康、教育和儿童福利等。
自此，各国不断探寻能够代替GDP的指标，比如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马来西亚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数”、“真实发展指数”，经合组织认可的“美好生活指数”和“同一个地球资产负债表项目”等。所有这些提议都旨在采取不同的方法，用社会、环境因素补充甚至取代GDP指标。
虽然此类努力仍在继续，但用人均GDP（平均每个人创造的GDP）来代替总量GDP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人均GDP反映了一个被大多数替代性方法忽视的关键现象：有些国家的人口下降了。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日本同时面临人口下降和增长停滞两大问题。但是如果将人口结构纳入统计数据，将总量GDP转化为人均GDP，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发展表现要好于大多数国家。日本的人均GDP一直在高位上保持增长，并且自2007年以来，适龄劳动人口实际的人均GDP（这个定义比人均GDP的范畴还要窄）增速超出了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
随着世界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了人口的负增长，人均GDP将成为最好的衡量指标：如果人口降幅大于总量GDP降幅，那么即使出现经济衰退，人均GDP仍有可能呈上升趋势，这或许表明实际情况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
主张使用人均GDP这一指标的理由包括：它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强力提升该国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指数），比如更高的预期寿命、更有效的社会保障、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和贫困率、更少的空气污染和腐败问题。
这些已经得到一年一度的《世界幸福报告》的证实。根据最新发布的报告，在排名前二十五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哥斯达黎加）的人均GDP不足15000美元；而排在后六十名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
未来数年，不管上述潜在的替代性指标进展如何，许多领导者仍然会痴迷于追求GDP的最大增长，因此GDP仍将左右大多数经济决策。然而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各国将日益注重用不同的视角来衡量进步，并且会更加重视保护GDP衡量范围之外的要素（比如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等）。
有鉴于此，我们至少在富裕国家会逐步认同下述观点：GDP增速稍微降低一些并不意味着灾难，对于那些在环境和社会指标上表现良好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这代表着它们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更有质量）。我们甚至会发现，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会生活得很幸福！这并不是一个反问句。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愿意生活在下列哪一个国家：第一个国家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GDP增速中规中矩，但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幸福感）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二个国家的GDP增速平均要高出1~2个百分点，但在环境和社会领域评分较低。
具体来说，你是喜欢环境良好、社会稳定、GDP增速只有2%的国家？还是喜欢污染严重、社会凝聚力差但GDP增速高达4%的国家呢？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日本国民很高的生活水准和幸福指数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即便在GDP基本不增长（但仍然保持着体面的人均GDP增速）的情况下，日本社会仍然充满了希望。在和我们的对谈中，山口周（ShuYamaguchi）将这种情况称为“文明的完成”，并补充表示，“我希望将日本称为‘高原社会’，而不是‘上升型社会’。20世纪的日本曾是一个上升型社会，不断翻山越岭，努力赶超美国和英国。那时的日本社会经济体系运转良好，但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这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完成了现代化进程”。
一些富人的消费习惯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会摒弃炫耀性消费和物质积累，转而追求全新的身份标记，比如注重体验而不是购买具体的商品—从音乐会到烹饪课或长途旅行（通常有明确目的），再到生产效率难以继续提高的服务行业（“不可交易”的服务部门）等。这些体验活动对提高GDP效果有限，但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贫困国家（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对于这些国家来说，GDP的增长仍然非常重要。经济学家丹碧莎·莫友（DambisaMoyo）指出：我们应当特别关注那些在不经意间对穷国持偏见态度的政策。或许我是错的，但我怀疑那些认为我们应当降低生活水准的人都是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如果没有能源、医疗或教育，那么下一代人很有可能非常贫困，这是新兴市场的真实状况，目前世界90%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提倡发展的主张仍然极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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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回归，提升社会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严重的危机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力量。在疫情期间，政府的好坏（卫生系统与政策是否健全、公务员是否称职）可以决定人的生死或者收入的高低。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促使大政府回归，这一趋势不会逆转。就像对疫情而言，很难想象用纯粹的市场化方案来解决外在危机，例如自然和气候变化紧急状况或是贫富差距加剧所激化的社会危机。
根据经济学家玛丽安娜· 马祖卡托的建议，政府不应只是简单地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而应当“积极塑造和打造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政府还应保证牵涉政府资金的商业合作是为了造福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追逐利润”。
展望未来，各国政府很有可能（尽管程度不同）得出如下结论：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正是通过强化政府的职责，美国才逐步解决了大规模失业问题和经济不安全问题。面对当前的形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的行动计划很可能会再度成为现实：政府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供多种服务以支持人力和社会资本。具体形式将取决于各国国情，我们可以在此概述一些比较显著的共同点。
社会保障、健康和失业保险将得到加强，甚至最“市场化”的国家也会考虑乃至实施改善失业福利、延长病假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加强社会资本（使经济有效运作的润滑剂）。
关于环境和社会问题，政府也会向企业追责，要求它们参与解决问题。此外，政府会鼓励开展公私部门合作，推动企业更多地参与减缓全球风险。姑且不论细节和具体形式如何，政府的作用会不断被强化，世界各国、各行各业的企业管理者都必须适应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
税率会提高，尤其是针对富有人群的税率，因为政府需要加强抗风险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对此，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提出下列主张：“首要任务是……为公共部门提供更多的资金，尤其要为复杂社会中专门防控各类风险的公共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还要资助推进科学研究和优质教育，为未来繁荣奠定基础。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快速创造富有价值的工作机会，包括研究岗位、教师岗位以及相关机构的运营管理岗位。”
在富裕国家，政府愿意投资于人力和社会资本，并在此过程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因为它们认识到：其一，这将改善经济和社会福利，其二，这是防止民粹主义崛起的最佳保障。后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要想应对民众的不满情绪和民粹主义，不能简单地采取“向问题砸钱”的办法。系统性问题需要全方位的应对策略，并可能有必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
我们需要“反思公共机构、公共部门、公共价值、公共目的和企业型国家的概念，从而获得更多的指导，与企业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 。
简单地说，国家和企业可以成为良好、有效的合作伙伴，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定位于“企业型”，那就更应该如此。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政府无法激发创新，只应在“市场失灵”时出手干预。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在世界各地，政府刺激创新、创造新市场和像企业一样发挥积极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硅谷和以色列都是如此。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韧性的重要性。
韧性是指面对逆境继续发展的能力和从困境中恢复的能力。随着我们逐渐进入后疫情时代，韧性已成为一个流行术语和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绝对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想提高韧性，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共同意识到身心健康对于追求韧性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全面提高韧性的必要性。社会韧性和个人韧性一样重要。世界不太平，我们个人也无法安好。一个社会缺乏韧性，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也就无法拥有韧性（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中独自强韧只会让我们变成求生者）。
一个社会如果能将提高韧性置于首要位置，就能更好地抵御全球性风险（比如经济和金融危机、大流行、极端天气事件、网络攻击、供应链瓶颈和冲突等）。近来，为了管理此类冲击事件，多个社会要么试图避免事件的发生，要么被动采取控制措施。
但是，如果能够投资于制定机制和政策，在承认冲击存在的基础上，助力社会经济的复苏（比如开展广泛的疫苗接种）将会更有意义。
其中的逻辑如下：我们不应当回避风险，因为只有承担风险，社会才能不断取得突破，实现繁荣发展。相反，不愿意拥抱风险的社会将会变得非常脆弱。因此，一个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的方法是，“和不计成本全力回避风险相比，时不时经受一次小规模危机似乎更为可取。危机是进行必要调整的机会”，也代表着一次可以提高韧性的机会。
提高系统和社会韧性的解决方案并不缺乏，其政策影响也可以清晰界定。
对系统来说，增加备份和缓冲配置显然是一个提高韧性的解决方案。供应链备份和金融市场缓冲配置（比如针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或针对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要求）具有突出的意义。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保护弱势群体是提高韧性的一种途径，它不仅可以避免社会负面效应，也可以证明韧性这一概念可以“用来指导制定惠及万民的社会契约” 。
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问题相互交织，不断拓展我们的未知边界。此外，瞬息万变的形势不仅会限制我们的理解能力，也会影响政策应对能力，使其难以应对出现的各种挑战。
大流行与其他许多重大危机一样，让我们反思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契约和行为方式，这反过来会激发创新，为制度、政策和社会改革铺平道路。重大冲击能够催生重大变革，而发挥聪明才智逆势而上一直是人类的本能。
大变局即将发生，我们应当建立一种信念：基于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而心怀希望，我们就能够改善现状，如果随之采取关键行动，就有可能取得成功。正如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总结的这种观念的潜力：“事情尚未完成前，一切总是看似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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