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宣传是传播已知，科研则是探索未知。既然探索未知，就要准备走不平坦的治学路。经济学研究的功底建构重在四项基本功：读、调、创、著。读书：马、中、西著作都要读，关键是重在“悟道”而非雕虫小技，把握精髓实质而非浅尝辄止，弄清逻辑体系而非断章取义；调查：须知实践有“神灵”，唯调查才能发现真谛，还要学会大数据调查分析；创意：重在“想别人之所未想，言别人之所未言”，欲如此，外需宽松环境，内需心灵放飞；著述：“论著千古事，历史检验之”，要对得起科学和良知，同时注意论文写作“口要小，井要深，油要厚”。科研具体方法则无一定之规，管用即可，多样化更因人而异，笔者的四方法为“砸核桃”“找联系”“多向度”“解矛盾”。
经济学研究的功底建构与科研方法论
撰文｜常修泽
常修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学术研究》在2020年第6期以《个人的经济学探索与时代》为题刊发了《常修泽学术自传》前言，引起学界关注。除多家媒体转载外，也有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博士生朋友）来信：希望笔者能在“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之外，谈一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之路”的治学体会和科研方法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高端的、对笔者颇有难度的话题，因为本人的经济学研究功底并不厚重（仍在建构中）。而更重要的是，“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着实“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
40多年前，南开大学前辈学者带领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原著时，笔者曾被该书第一卷法文版序（中文译本）的一段名言所震撼并铭记在心：“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实际上，中国老一辈学者走的多是不平坦的治学路。有感于此，2014年我在参与主编评述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我的老师）治学经历时，即冠以《不平坦的治学路》的书名，这显然得益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思想。“道路不平坦，我们要登攀”，是谈论经济学研究功底建构与科研方法论的指导理念和主旨精神。在此指导下，我们一起来共商、切磋科研基本功与科研方法问题。
一、经济学研究的功底建构
（一）“读”：读书
1. 为什么要强调读书？
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到“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古今中外人士讲读书的很多了。我少年时期曾爱好文学，甚至还异想天开地作过一番“作家梦”，1960年“大饥荒”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正在困苦之际，是读书慰藉了我的心灵。高尔基说过：“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只有知识才是有用的，只有它才能够使我们在精神上成为坚强、忠诚和有理智的人，成为能够真正爱人类、尊重人类劳动、衷心地欣赏人类那不间断的伟大劳动所产生的美好果实的人。” 其中，“知识泉源”及“忠诚和有理智的人”给我少年时留下很深印记。后来，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的终身不懈的追求”，也给我这个“三进大学无缘文凭”的青年带来心灵的慰藉和激励。读书而求“知”，且唯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命运。
参加工作后，读理论的书逐渐增多。毛泽东作于1941年5月19日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严厉地批评了党内一批干部和有关党员，形象地给这些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句话有什么含义?他说：“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 这副对联真是惟妙惟肖。我想，由“腹中空”到“腹中实”甚至“腹中多”，靠的基本功之一就是读书。这里“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
现在人们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微信”等新媒体“快阅读”的挑战。“抖音”“快手”等新媒体确实快捷、活泼、引人入胜，但我依然强调要系统读书。
2014年，我参与了夏骏导演的一部五集电视政论片《读书的力量》的研究策划。该片摄制历时三年，讲述了东西方文明史中文化名人的著作形成、影响及故事，揭示出人生高度与读书深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一集是讲我“老师的老师”杨敬年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他赴英留学并获牛津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回南开任教。先生一生屡遭坎坷：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被法院处以管制3年；“文革”期间更受摧残；1974年夫人突发脑溢血而终身瘫痪；1976年其独子病逝。虽历经多重磨难，但他仍坚强地活着。改革开放后，他专攻并讲授发展经济学，是我国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带头人之一。90岁那年他重新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传为学界美谈。2014年该片拍摄时，杨敬年先生已经106岁，但精神矍铄。2016年，此片在“世界读书日”由央视播出，引起很大反响。他的事迹和精神给人以深刻启示，成为《读书的力量》之标本。
2.今天我们读什么书？
首先，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常修泽学术自传》于2020年在广东出版后，杨国明副教授曾用“大数据分析法”做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全书出现古今中外的人名达341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谷书堂教授（92次），第二、第三位则分别是马克思（51次）、恩格斯（33次）。仔细想来这在“情理之中”。因为，我的一些学术思想就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
我独立著述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人本体制论》正文一开头即从“一段题词说起”。“这是我多年来经常引用的一段意味深长的题词。题词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间：1894年，即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当时欧洲的共产主义者给恩格斯写信，请求其为拟创刊的《新纪元》杂志题词。”恩格斯给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我在《人本体制论》书中开头写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恩格斯为什么给《新纪元》创刊号唯独摘录马克思这句话？可以论定，这是作为亲密战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的概括和表达，可以说这是恩格斯积其一生之体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正是受此启发，我于1986年11 月，向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申报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项目（很遗憾，未获批，后作为自选科研项目）。经过20年的研究，2008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人本经济学专著《人本体制论》，2009年发表论文《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的理论探讨——“人本体制论”角度的思考》（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收入《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第一辑》）。这些著作和文章，均得益于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对中国改革的深刻启迪。2015年出版的第二部人本经济学专著《人本型结构论》，同样是马克思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理论在中国经济结构研究和实践中的应用。
当前，在国家提出“共同富裕”并让浙江先行示范后，围绕如何看待“共同富裕”问题，学者们产生了不同看法。2022年2月11日，我在应《浙江日报》之邀发表的访谈录《以发展大格局看共同富裕》中，根据长年研究的理论积淀，从正面角度阐述了自己的三点学术看法。第一，“从发展大格局考虑问题，‘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针对的是离开发展大格局而“狭隘地仅仅在分配上兜圈子”的倾向。第二，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共同富裕是‘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 针对的是把“共同富裕”误解为“杀富济贫”搞平均主义的民粹倾向。第三，主张建立“社会容错和企业家自律纠错双机制”，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针对的是借“共富”话题而排斥、打击民营经济的苗头。
上述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早年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明了其中基本原理有关。
以上这几个具体实例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是我们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最深厚的理论根基。青年朋友想要打牢自己社会科学功底，务必读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只有读懂读透，掌握其精神实质，才能在“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之路”上保持战略定力和理论张力。
其次，要读中国古典的书。我在年轻时，受到老师夏康达先生、李凯源先生的影响和指点，打下了“读古书”的底子。老子、孔子、管仲、司马迁、苏轼、王安石、龚自珍等历代先贤的名字及其著作在《常修泽学术自传》中出现多次，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出现次数最多。
《道德经》是我反复阅读的典籍，虽然只有5000字，但博大精深，贯通“天地人”。受《道德经》中关于“天地人”大哲理、大思维的影响，经20多年探索，我在2009年出版了专著《广义产权论》。以此为基点，2011 年又发表了论文《天地人产权论——当代人的发展多维产权探讨》；之后，又由“天地人产权论”进一步理论升华，发表论文《广义产权论：为天地人共同体立命的探索》，正式提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这个理念，是否与2021年4月国家领导人在全球气候峰会上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某些 “不谋而合”呢？这要归功于老子的《道德经》。
除老子外，我很注重读管仲（管子）的书。第一，他是古代经济思想大家，我们专业对口；第二，他是齐国宰相，而本人出生在古齐国之地，我们文化相近；第三，他是“以人为本”这个古语的首提者。
管子的变革、开放思想对我颇有启发，如《管子·正世》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另一篇《管子·牧民》说：“毋曰不同生（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意思是，不要因为不同姓、不同乡、不同国，就不听、不采、不从别人或别国的意见），也颇有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对于当今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学者来说，这类中国古典书是不可不读的。虽然管子有若干变革或开放包容的言论，但整个儒家思想体系是守成和比较封闭的。就拿现在政治经济学界经常讲的三点来看：第一，我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传统文化没有此理念，有的是“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第二，我们强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统文化里虽有“大同世界”，但骨子里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第三，我们现在讲“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但传统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尊。因此，要科学对待，推陈出新。
当然，读古典书要会分析鉴别。管子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之词，他给齐桓公上奏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您想成为霸王吗？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这样就可保持政权稳定。虽然管子的“以人为本”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整个理论的核心是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围绕“霸主”怎样“称霸”而展开。
显然，其出发点不是“人”，而是“以人”。这是一种“工具论的以人为本”。于是，我在《人本体制论》提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以人为本”：“工具论的以人为本”和“实质论的以人为本”。我们国家应避免“工具论的以人为本”，而应树立“实质论的以人为本”，这成为《人本体制论》的核心命题。
再次，要读西方社会科学界“有思想的书”。这点在社会上有偏见，我们不要一概排斥，要具体分析。
在研究和写作《人本体制论》过程中，我读了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UNDP）和《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等。
在研究和写作《广义产权论》过程中，我也读了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论社会成本问题》、道·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
在研究和写作《包容性改革论》过程中，我还引用了西方有思想的学者关于文明的著作。例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的没落》作者）对于文明讲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我从那里得到了一个思想认识：文明是多样的、平等的、包容的，而且也应该是交融的。所以，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专门写了“文明包容”一章（即第八章），引起海内外关注（香港《华夏纪实》曾刊用）。
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书很丰富，也很复杂。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行来说，要想“有思想”，马、中、西著作都要读。
3.怎么读书，要特别注意什么？
第一，重在“悟道”而非“雕虫小技”。老子的《道德经》包括《道经》和《德经》，其中有九字箴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知常容”是说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就会宽广，“容量”就大；“容乃公”，胸怀宽广、容量大，才能公平、公正、公道；“公乃王”，办事公平、公正、公道，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 。这里讲的是“大道”而非“雕虫小技”，我们要学会“悟道”。对此，有论者曾以《修炼大“道”，泽及后人》为题，予以评论。
第二，把握“精髓实质”而非“浅尝辄止”。马克思主义的先哲们一再提醒我们要把握著作的“精髓”。例如，恩格斯给《新纪元》的题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给卡内帕的回信说“除了摘出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就是抓住精髓，掌握实质。今天我们读书，尤其在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时，务必要把握“精髓实质”，而非“浅尝辄止”。
第三，弄清“完整逻辑”而非“断章取义”。网络上就出现背离原著、断章取义曲解“消灭私有制”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完整逻辑”是什么呢？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确实有过如下文字：“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这只是一句完整话的后半部分，其前面还有个重要限制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限制词十分重要，它是针对“阶级剥削”而言的。201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原文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这是极其重要的前提。抛掉这个重要前提，断章取义是错误的。就阶段而言，《共产党宣言》这里讲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设想），不是指“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时期”，更不是指中国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于此认识，我将研究成果写成内部报告《四维度把握多种所有制经济》，于2020年4月2日上报国家有关部门。此后，在中央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后，该内部报告被加“编者按”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理论周刊版公开发表（2020年9月1日）。
以上是“读”，是治学基础的基础。
（二）“调”：调查
1.经济学两条研究线路：重视调研线路。
我在学术自传中，曾提出经济学研究有两条不同的研究线路。
第一条线路：“提出假设，建立模型，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这是一条经济学界近年比较流行的研究线路，又叫“建模线”。“建模”，就得有数学模型，且此前得有假设，这是一种比较现代的方法，尤其在经济管理学科中比较流行。
第二条线路：“深入实践，发现矛盾，揭示奥秘，得出结论”。这里所谓“得出结论”，包括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发现相关规律、提出方略对策等。这就要迈开双脚，到实际生活中，到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去听去看。朱熹的《观书有感》中有两句诗颇有哲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实践永远是理论的“源头活水”。我悟出五个字：“实践有神灵”。最近，浙江一学者写了一篇探讨改革实践与改革理论关系的文章，重点论述“浙江改革开放先行”，也说明了理论探索源于实践的“营养”。
举一个实例。1980年代前期我也是持“沿海开放论”的。但1987年我到西南等地实地考察后，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单纯实行沿海对外开放战略，有可能形成外向型的沿海经济和内向型的内地经济不协调的局面。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民族上都将产生不良后果。为了避免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而可能使中国陷入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境地，我带研究生戈晓宇在1988年5月提出“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渗透型”开放战略，由新华社（1988年5月4日）“内参”报中央领导参阅。《瞭望》称这一战略构想对中央的沿海开放战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意见”，后被吸收到决策中。这进一步说明，“实践有神灵”。
2.要学会新的调查方法——大数据调查分析法等。
你要接地气，必须勤于和善于调查发现，实地调查法是比较扎实有效的调查方法。但也要升级，学会新的调查方法，如数据调查分析法。2020年12月我在深圳进行新一轮调查，参观考察了人工智能产业公司（云天励飞公司）。这使我切身感到，通过挖掘大数据能够得出重要结论，我们要学会运用新的调查方法。前文提及有人用大数据来分析我的学术关系“图谱”，这种学术关系的“图谱分析”就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依据数据“图谱”，可以写出很有新意的理论文章。
3.调查关键在发现倾向性问题，特别是挖掘事物的“真谛”。
在实地调查或数据分析中，要注意发现问题，并注重挖掘事物的深层奥秘。例如，从1979年第一次参加国务院财经委“东北经济结构调查组”以来，40年间我先后80余次赴东北调查，特别是近年住在长白山小镇，尽力以大历史观、大格局观、大角色观来观察问题，发现该地区深层的体制、结构、文明方式之“锈”。基于此，我提出了“三重锈带突破”说。我用四年时间写成《中国东北转型通论》，提出包括“文明方式转型”在内的“三大转型论”以及“东北开放前沿论”等理论观点，并为东北“量身定做”，强调东北国有经济重在“增强活力”（而不是做大比重）、民营经济重在“做大做强”（而不是沦为依附）等方略。该书出版后，国务院原东北办负责同志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表书评，称赞《中国东北转型通论》“是修泽先生的一项学术研究创新成果”。
（三）“创”：“创新”或“创意”
1.科研贵在“创新”或“创意”，而非“解读”。
“创新”与“创意”是近义词，比较起来，“创新”一词含义更丰富些。从内涵来说，它包括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理论创新等；从主体来说，它包括国家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等。约10年前，有关部门推出一套《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丛书》，邀我主持一部，我主笔写的是《创新立国战略》，于2013年出版。七年后，“十四五”规划把“创新立国”锚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地位”，强调其“战略支撑”作用，反映了对“创新”认识的战略升华。
我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中获得启示：中国不仅需要高端的物质“芯片”，而且需要高端的思想“芯片”。作为社科研究者，就“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而言，亟需思想的“创新”或“创意”。无论“创新”还是“创意”，做学问的核心在于“创”字。
要“创”，就要明确“宣传”与“科研”的区别。前面提及“宣传是传播已知，科研则是探索未知”。这样说不是对其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职业分工和任务的特性有所不同。据我个人观察、体悟，现在实际情况存在“错位”：把宣传和科研这两者界限搞混了。一些科研工作者并未在“探索未知”方面艰难探索，而是搞宣传式“解读”。科研工作者不要“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2.想别人之所未想，言别人之所未言。
怎样才能够创新或创意？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康达先生当年（1965年）曾告诉我，要“想别人之所未想，言别人之所未言”。那年（1965年）报上宣传焦裕禄同志，他有句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滋味”。作为一个人文社科研究工作者，怎么能靠“吃别人嚼过的馍”来过活呢？那“有滋味”吗？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名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值得细读，我读了三遍，写了约3万字的笔记，获深刻启示。马尔库塞的所谓“单向度的人”是指“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向度”的人（形象地说“被阉割的人”）。他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使人变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感情生活的单纯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动物，这种物质性压迫下的人，是一种变形与异化的人”。在2007年出版的《之江新语》一书中习近平同志更明确提出：要做全面的、能动的人，不做“单向度”的、僵化的人 。这对我们研究创新、创意都有重要启迪。
3.外需“宽松环境”，内需“心灵放飞”。
如何做到“想别人之所未想，言别人之所未言”？需要两方面努力：从外部条件来说，需要“宽松环境”；从内部因素来说，需要“心灵放飞”。我的专著《人本型结构论》第五章有一个标题“心灵的放飞：真正的创意之源”，我们要尽最大可能地“心灵放飞”。
（四）“著”：著述
1.论著千古事，历史检验之。
马克思在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有一句话：“我们的事业并不会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由此想到我们的著述，著作乃千古之事，它将“永远存在”，要有敬畏之心。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到，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从需要出发，然后生产、流通、分配，最后回到消费。“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马克思这里强调的是：“人”是主人，“品”是 “仆役”；人的需要是主体，产品的供给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
正是基于“人”是主人、“品”是 “仆役”的人本主义逻辑，我从中悟出了“需求与供给”的内在联系。在2015年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我提出中国应该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主张“把居民消费率拉高”，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第5页）。《人本型结构论》出版后，我依据此观点写成的论文《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新方略》，因主张“需求与供给相结合”且力主“把需求放在首位”，引起争议。五年来，学界对此一直有争论。欣慰的是，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特别是“需求侧管理”被首次提出。于是，五年前发表的论文方引起社会重视。当然，作品只看五六年还不够，要经得起科学和历史的检验才行。
2.口要小，井要深，油要厚。
这是我去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考察时，跟采油工人学的。青年朋友写论文的时候，建议要借鉴。
“口要小”。现在经济学博士论文题目普遍较大，尤其喜欢气势磅礴的所谓“宏观叙事”，且在标题上赫然标出。我读过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中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他通过“叫魂”这么一个小事，“由小挖大”，揭露了中国乾隆皇帝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的深层问题。这种“拟题”方法，我称之为“用自身大力气，来拔典型小萝卜，带出社会大问题”。事件很小，但结论属于“宏观命题”。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很典型，这是“高手”。
“井要深”。往哪里“深”？我的体会：研到深处是“规律”。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荀子名言：“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他告诫我们，倘能顺应“常”，则吉祥；反过来，违反历史规律，则凶险。可见，把握“常”（规律）是实质之所在。
201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经深入研究后写出《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挖掘出中国改革深层的若干规律性：“一个根本”：超越“物本”与“权本”，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两相结合”：社会主义一定要与人类共同文明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并适时由1.0版向2.0版的“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三维生命体”：超越传统的“工业文明”思维，构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四方文明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寻求“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共”的包容与交融。论文发表后，人大报刊资料及多家网站全文转载。此事启发我，人们还是爱看挖掘的“深井”“老井”。
有一件颇感遗憾的事：2018年，我主笔完成并出版的43万字专著《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被列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丛书》之一。面对如此大规模、丰富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我想应该是有若干规律可挖的（尤其是在所有制结构改革背后的深层政治博弈等，更值得研究）。但该书未能提炼出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的规律，我至今仍耿耿于怀，总想“亡羊补牢”，弥补缺憾。
“油要厚”。不论著作还是论文，都要内容厚实，有干货，有“厚重感”。但厚重感千万不要理解为“字数多、篇幅厚”。其实，“字数少、篇幅薄”同样有厚重感。例如，钱穆先生著的《国史大纲》（上下册）在中国通史系列中并不是最厚的，但这部大纲思想深邃，见解独特，体系严谨，考证也细致扎实，不愧是一部中国史学的“扛鼎之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70年后，该书2010年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3.要明白，论著发表后“作者已死”。
罗兰·巴特有篇文章题为《作者已死》，文中表达了“文本诞生，作者已死”（原文：“一件事一经叙述……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死亡。”）的观点。这意味着，当作者写出一部作品，在他完成的瞬间，他和作品之间的“自我陈述关系”已经结束。因为这个作品问世后，要交由读者来解读，作者自己对这个作品的解释已不具影响力。这个观点值得琢磨，作品一旦公开发出，就成了公共资产，任凭人们评说、评判（包括批判）。
我提出的“共同经济基础论”就是一例。2010 年在独著《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中，我分析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指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他们都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
2013 年10月，我在《包容性改革论》新著中，更系统地阐述了2010年提出的“共同经济基础论”， 强调“包容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这本书和相关访谈出来后，引起争议。当月，有人以《“私生子”岂能冒充共和国的“亲儿子”？》为题撰文批评。当时有朋友让我辩解。我说：“任人评说，超然无我。”2018 年 11 月 ，中央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明确宣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之后，该网文悄然撤下。学者们要记住：作品一旦发表，“任人评说，超然无我”。
二、 简谈科研的四方法论
科研的具体方法无一定之规，“管用”即可，多样化更因人而异，这里简谈本人摸索出的四方法。
（一）“砸核桃”
任何一个“词语”、范畴、概念，都需像“砸核桃”一样砸开，搞清深层含义，揭开事物的内在“奥秘”。现在有不少“新词”、范畴、概念，但“核桃”并没有“砸开”，囫囵地摆在那里，混沌不清，人们也囫囵吞枣。一些老的概念也是如此。
比如，人们经常说的“产权”，内涵到底是啥？“产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我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广义产权论》中，一开始就提出：“在现代产权体系中，究竟有多少产权‘核桃’？每个产权‘核桃’中，究竟有多少权利‘桃仁’？”2003年我给中央文件起草组写过一份报告，尝试把“产权”这个“核桃”砸开，建议：“产权”，除了物权、债权、股权以外，还有各种“人本产权”。此后，又经过六年研究，我系统提出“广义产权论”，包括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其中，第一要义“广领域”产权 ，一广到天，即“环境产权”（如碳排放权）；二广到地，即各类自然资源；三广到“人”，包括知识产权、技术产权、劳动力产权、管理产权等（简称为“天地人产权论”）。再加上第二要义“多权能（包括所有权及派生的各种权利）”、第三要义“四联动（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形成一套自己的“广义产权论理论体系” 。
一家之言的形成得益于“砸核桃”。一旦见到某个词汇出来，我们一定要把里边的“内涵”砸开，搞清楚，弄明白。
（二）“找联系”
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我们要想办法找联系，特别是尽力找到其中内在的“本质性的联系”。例如，“国家”“市场”“企业”这三个词汇，经济学界朋友耳熟能详，人们天天用它，但它们之间有啥联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王积业先生在1980年代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找到了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率先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并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他告诉我，科研要设法“找联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新阶段经济改革中的重点。但作为一名研究者，过去对“产权”和“要素”二者之间的联系，探究和揭示不够。两者关系究竟怎样把握？这与下一步深化改革有很大的关联。经过研究发现，要素与产权虽然是两个范畴，但有内在联系，甚至在很大范围内是交叉的，即“有产权的不都是要素，但凡是要素都有自己的产权”。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一个新结论：要素市场化配置实则是“要素产权配置”，要素价值实则是“要素产权价值”，由此找到了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化内在的“相通性”。鉴于此，有关方面不宜把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看成是割裂的“两个板块”，而应在“很大范围内”是“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在实践中应紧密结合、一体推进。这个结论是在“找联系”中找到的。
（三）“多向度”
前文提到，“单向度”一词源自美籍德国著名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名著《单向度的人》，他是反对“单向度”、主张“多向度”的。我也很喜欢“多向度”思维。唐朝孔颖达在《尚书注疏》中把“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受“照临四方曰明”启发，我研究问题努力从“四方”来弄“明”一个事物。一般来说，我习惯于从以下“四方”面来探讨问题。一是理论维度，追求一个“深度”；二是历史维度，追求一个“厚度”；三是国际维度，追求一个“广度”；四是现实（或未来）维度，追求一个“高度”。有时候，也会根据研究对象把现实或未来分开。
怎么“多向度”看文件或报告？德国文学家歌德曾这样介绍其经验：“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眼睛看到纸的背面。”我有同感：看文件、讲话、社论等，不要只看一个面，建议看四个。第一看它“讲了什么”，类似“看到纸面上的话”（自凡认字的人都会看到）；第二看它“没讲什么”，即“另一眼睛看到纸的背面”，这要到“字缝”里去找，关键是分析“为什么它没讲这个”；第三看它“改了什么”，原来怎么说，现在改成这么说，里边一定有玄机（如原来说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在改成“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改成“转向”，其中必有深意）；第四看它“加了什么”，加的新东西往往是重要的。
（四）“解矛盾”
这属于压轴的重要方法，因为做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矛盾。
“解决矛盾”，第一步，要“揭示矛盾”。举个例子，40多年前，我在南开大学跟着谷书堂教授做研究时，谷老师说：“从经典作家‘劳动谋生手段’这条根上，本可以长出两棵苗：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但马克思、恩格思经典作家为什么只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而否认商品经济呢？”谷老师提出了这个矛盾，使我深受震撼。
第二步，要“分析矛盾”。马克思、恩格思经典作家说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两者是不能兼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私有化的产物，这是问题的根源。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
第三步，着手“解决矛盾”。1980年，我们接受国家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科研项目后，在谷老师带领下，用三年时间完成研究报告，题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其中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提出“商品经济中性论”，重新给商品经济定性：“它是一种适应性很强或者说‘中性’的生产方式”。
“商品经济中性论”是解开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水火不容的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中性论”。受此启发，举一反三，我领悟出人类有些事情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有正，有反，有中。推而广之，公司治理结构、股份制、人类的共同文明不也是“中性”的吗？这样思路明显开阔。
在过去40多年间，我在研究中逐步摸索出一种思维模式——中性、理性、包容性。“商品经济中性论”是打开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钥匙”；“包容性”是打开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钥匙”；“战略理性”是打开“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关系的“钥匙”。中性、理性、包容性，其中的理论逻辑一脉相承。我的学术自传最后一部分《学术观点精要小集》最后一条就是：“中性、理性、包容性——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思维模式研讨”。
转自：“学术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