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宛陈圆圆倾心的冒辟疆，诠释了明末名士的风采

明朝覆亡后，士大夫阶层面临一个相当艰难的抉择。正如何冠彪在《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朝士大夫的力量正来源于其高度推崇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异化为制造“节妇”，倡导已订婚但未完婚的少女为离世的未婚夫殉节。还有，鼓励子女为生病的父母或公婆做药而割伤自己。

明朝士大夫用道德力量成功地限制了明朝高度强化的皇权。所以，明王朝灭亡后，要不要做一个“节妇”，为君王殉节，让很多士大夫为难。

《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考证的结果是，明清之际殉国人数为历朝之冠，殉国职官达到了2159人。

这也意味着，很多士人转而效忠新朝功名，也有不肯、不敢殉国的大量士人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

冒辟疆是明季清初名士，他的选择颇为与众不同。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孝悌在其所著的《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书中谈到，冒辟疆对明末金陵的声华和故国的沦丧充满了追忆、悔恨之情，但很快就在自己的庄园中，构筑出了一个“极园亭声伎之盛”的世外桃源。他利用有限的资财，赈济乡里，多次拒绝清廷征召，另一方面又在水绘园中广纳宾客，纵情于耳目声色之娱与山水诗文之乐，恢复了明亡后江南的风雅之盛。

汉末三国，两晋南朝，唐宋之际，名士除了仕进的价值观以外，往往也会尽可能耽溺于万物，或名伎声乐，或山川旅游，或诗酒酬唱，或歌舞笙箫，这也是所谓的士大夫雅文化。这些雅文化无疑需要必要的金钱来提供、来滋养，但并不是所有的名士都足够有钱。雅文化本身其实在于构建区别于俗世政治权力、家族力量、商业力量与民众趣味的标签。

接纳雅文化与否，或者说被雅文化圈子接纳与否，很多时候成为皇帝或者名臣、贵族、大家族首领、新晋文人能否成为名士同道的关键。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乾隆皇帝毕生大量创作诗歌，但除了获得自己麾下的大臣称颂以外，文人雅士圈内应者寥寥的现象。

说回冒辟疆。他生于1611年，自幼就被夸奖为神童，其诗作被当时的文人、画家董其昌、陈继儒等人夸赞。当然，民间故事中，最让人啧啧称奇的一点是，冒辟疆曾与陈圆圆结亲，后来娶了名妓董小宛——董氏又被张冠李戴为顺治帝的妃子董鄂妃。

青年时期的冒辟疆议论时政，不畏强权，攻击阉党阮大铖，还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冒辟疆多次参与救助爆发瘟疫疫情的家乡。奈何仕运不顺，名士圈子里一直被誉为顶流的冒辟疆一直没能获得举人头衔，辗转多处作为幕僚。

《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书中谈到，冒辟疆青年时期也迷醉于南京的风流，并因此结识了董小宛，依靠钱谦益、柳如是资助解决了董父债务问题，为董小宛赎身。

董小宛当时艳名极盛，“穿着薄如蝉翼的西洋布退红轻衫和冒辟疆‘观渡于江山最胜处’时”，一贯见多识广的南京市民“千万人争步拥之，谓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征也”。两个人都被人们视为神仙下凡，雍容气度更是令人叫绝。

冒辟疆与董小宛完婚后，开始定居在（如皋县）水绘园定居。水绘园是冒家祖产所遗。冒辟疆自己的酒量不大，经常以茶代酒，但喜欢在自家庄园处宴饮宾客。

《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书中谈到，冒辟疆在明季清初的仕途举业被断，但他回归庄园后，全心全意享受生活，经营出一个充满雅致、逸乐气息的世外桃源，也成为了江南士大夫聚集的文化乐园。葛云芝在冒辟疆五十岁生日时，曾高度评价水绘园的文化意义，“吾观有元之季，贤人志士，抑郁不平，辄寄之饮酒赋诗以自娱，而其时必有贤豪长者以为之主。……今辟疆捐弃一切，而独与友朋耽诗酒，园亭丝竹之盛，视昔有加。”

董小宛在1642年嫁给冒辟疆，两人的幸福生活仅仅持续了九年，就以董氏“以劳瘁死”终结。之后，冒辟疆一直活到了1693年。但董小宛死后，水绘园已经趋于衰败。有意思的是，《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书中谈到了冒辟疆在董小宛死后以追忆文字，猛烈地抨击了世间无聊人士编撰的冒董二人以及与纠扯的其他人的风流韵事。明季清初，并没有公众人物的概念，也不存在公众人物必须牺牲隐私、豁免大众对其评价的法律概念，所以，冒辟疆的反击，相当程度上扩散了那些不实桥段。

依照《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书中所述，董小宛嫁给冒辟疆后，几个月内就学会了各种女红，技艺出神入化；侍奉亲长时恭敬周到；还精于财务管理，并且悉心照顾丈夫。这使得冒辟疆一家能够安然度过明季清末的混乱。甚至而言，董小宛的九年陪伴，还极大地促成了冒辟疆的文化创作，为水绘园在名士圈子内的地位提升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在董小宛去世后，并不善于理财经营的冒辟疆，还能在水绘园中逍遥十数年，直至晚年境况窘迫。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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