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要素：特性、作用和行为规律
胡怀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摘要：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的特性、作用和行为规律，既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资本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赋予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使之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扰动因素和宏观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其在经济领域之外的扩张更有可能造成社会不公并损及市场经济的逻辑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要素同样具有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领导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发展阶段 资本要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目前，我国已经正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特别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的特性、作用和行为规律，是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予以初步的理论考察。
一、引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同时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我国正式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意味着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就必然会产生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要素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如何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然而，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当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列宁、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遇到的新课题，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面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另一方面，有关理论研究不可能“凭空而起，必须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但这同样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特别地，不同时代的学者往往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课题，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时代的学者那里往往有着非常不同的时代内涵，这意味着我们在兼收并蓄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时，不得不奋力穿越重重的时代迷雾。
以本文重点考察的“资本”为例，古典经济学奠基者亚当·斯密更多地把它视为“便利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手段和工具，甚至把劳动熟练程度也看作是一种资本，明确指出：“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新古典经济学奠基者马歇尔则把知识、企业组织乃至国家组织视为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并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者马克思则更多地把资本视为一种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斯密、马歇尔、马克思等学者关于资本的不同理解，某种程度上同他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有关：一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正是在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的过程中，有关学者借助于“术语革命”推动了重大理论创新并创立了新的理论经济学体系，但同时也赋予了同一个概念非常不同的时代内涵。这意味着，为了穿越这种时代的迷雾、更好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我们不得不付诸某种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梳理。
特别地，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对资本问题有着深刻而又丰富的理论阐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导。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对资本问题的分析，尤其是不能把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定义直接套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形，而必须在更为准确地把握马克思面临的时代课题及有关概念的时代内涵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问题的认识。
二、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与资本要素的支配性：一种政治经济学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效率优势，但它绝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自发过程，而是有赖于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现实运动，或如斯密在古典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1776）中指出的：一方面，要充分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至少从理论上讲，市场得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得以实现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率优势，有赖于一系列的社会条件、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不妨简要归纳如下：第一，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山河破碎或社会动荡中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现代经济发展；第二，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拥有相对平等的政治法律权利和社会经济地位，从而能够更多地凭借个体努力改善自身境遇，并以此形成鼓励普遍勤劳和促进资本积累的制度性框架；第三，每个人、每个市场主体能够面对大致相同的市场秩序和交易规则，不同要素和资源能够自由流动、各种商品和服务能够自由交易，并以此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第四，促进要素流动和商品交易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以使有关成本和障碍不至于高到要素无法流动、商品难以交易的程度；第五，必不可少的政府矫正措施和公共服务，以使理论上拥有平等权利、面对相同规则的个体或市场主体，不会因为其在现实世界必定存在的事实差异，而损及权利和规则的平等性、市场体系的统一性。当然，正如斯密在批判法国重农主义过于追求理想化时所强调的：“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上述条件或前提更多地属于一种简化分析的理论参照系，而不是容不得任何偏离的现实对应物。
就生产要素而言，不同要素能够平等地、普遍地参与有关经济活动是市场经济得以发挥其效率优势的制度前提，但不同要素拥有的不同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事实差异，不仅有可能借助于市场机制的放大效应而影响到其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而且有可能破坏权利规则的平等性、市场体系的统一性乃至市场经济的逻辑前提和制度基础。不妨以劳动、土地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为例：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所必需，但其位置相对固定、数量相对有限、流动性相对较低，故通常是经济发展中基础性的但相对被动的要素；劳动者在空间上能够流动、在数量上可以调整，并在肉体和精神上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不同劳动者不仅在体力、智力和努力程度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别，而且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往往会对自身产生影响，这就使得劳动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具能动性亦最复杂的要素；资本要素在三种生产要素中无疑最具流动性，且“关于资本，有一个最重要的原理是：自由资本可以无差别地运用在任一门产业上”，故其不仅是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重要来源，而且是市场信号的敏锐捕捉者、要素配置的重要引领者、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或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的创造者——“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并由此赋予了资本要素在现代市场经济乃至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支配性地位——“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
然而，尽管资本是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重要来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但“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并借助于市场机制对要素特性及其相对优势的放大作用而产生一系列问题。例如，李嘉图曾注意到“劳动者没有工资就活不下去，农场主和制造业者没有利润也是一样”，但前者不仅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并面临一系列脆弱性，而且存在着明显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限制。如斯密认为：“天性要求，在紧张劳动之后，有一定程度的纵情快乐，有时只是悠闲自在一会，有时却是闲游浪荡和消遣娱乐。如不依从这要求，其结果常是很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不然，迟早亦会产生职业上的特殊疾病。”与之不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几乎不存在任何来自自身的限制——“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对发财致富和自身增殖的无限追求及其引发的内在扩张冲动、资本相对于其他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的相对优势、资本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中的支配性地位等，赋予了资本要素一系列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不妨予以简要的历史回顾。
三、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问题：经验教训与理论回应
至少就主要经济体而言，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整个社会带有明显的地域性限制、等级化特征和人身依附性，并由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治理模式。对此，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总结说：“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生存型的生产生活方式、等级化和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行政权支配社会的治理模式等，使得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的流动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限制，并笼罩在行政权的支配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人类发展的人身性依附和地域性限制并形成某种促进普遍勤劳的制度性框架，就成为任何一个大的农业社会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问题，而资本积累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形成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率先打破了欧洲社会的中世纪沉寂，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西欧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并在其相对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开辟了一种西方式现代化路径。西方式现代化以资本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为前提，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马克思在对西方式现代化前半程及其理论回应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实现了理论超越，为人类社会开辟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同时也为我们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指导，不妨结合西方式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及其理论回应予以简要梳理。
（一）西方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与经验教训
西方式现代化经历了相对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为便于分析，不妨依其阶段性特征和若干标志性事件，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300年左右的准备期（1453—1753年）、100年左右的前半程（1750—1850年）和100年左右的后半程（1870—1970年）。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以及边际革命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则分别是相应的理论回应。其中，1453—1753年间的商业革命，本质上是在农业活动仍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通过国王与商人、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缝隙中开辟出一种财富积累的新途径，它积累了现代化因素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秩序；1750—1850年间的英国工业革命，开辟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并催生了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它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人的不发展”；1870—1970年间，西方主要经济体先后开启了以大规模工业化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其突出特征是国家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发展责任，二战之后更是普遍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分配政策体系，但这种主要“围绕着分配兜圈子”的政府矫正措施“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它缓解了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并渐次推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市场经济关系和资本要素而言，1453—1753年间的商业革命积累了现代化因素，如地域性限制的突破、资本的原始积累、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等，但正如斯密批判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它缺乏某种普遍性，无法形成促进普遍勤劳的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并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1750—1850年间的英国工业革命则与之不同，它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形成了有助于促进普遍勤劳和资本积累的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和古典经济学奠基者的斯密，更是在初步构建了包含政治修明、法律严正、社会包容、经济自由等内容的道德哲学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一种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论经济学体系，深入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积累为前提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英国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但资本自由运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仍然远远超出了斯密的理论预期：市场经济下的资本自由运动推动了经济发展，但它不仅没有“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反而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并极大地恶化了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如“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
1870—1970年间，西方主要经济体先后开启了以大规模工业化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西方式现代化的后半程，其突出特征是国家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发展责任，特别是借助于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政策等政府矫正措施，部分地缓解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剧烈冲突。但资本对自我增殖的无限追求、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及其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的扩张，不仅仍然赋予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等要素的巨大优势，而且引发了以资本的自我循环运动为特征的虚拟经济在20世纪的过度膨胀，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扩张更是成为世界经济乃至国际格局的巨大扰动因素，甚至一度引发了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说，西方式现代化的前半程充分显示了资本自由运动所引发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那么西方式现代化的后半程则更多地显示了资本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的扩张所引发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乃至政治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式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经由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浪潮推动了国际资本流动、重塑了国际分工格局，但同时也赋予了资本相对于劳动、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巨大优势，造成了日趋明显的贫富差距、经济虚拟化和资产泡沫化，并最终演变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此后更是在进退失据之中推动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批判性反思与理论超越：兼论马克思的“术语革命”
马克思生活在西方式现代化前后半程相互交织的历史交汇期，对西方式现代化，特别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前半程，有着更为充分的观察，并通过对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回应的批判性反思，不仅创立了旨在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为构建一种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或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是一种“积极扬弃”（而不是消极取消或简单消灭）自我异化的过程，是一种以经济发展推动人的发展的现实运动，是对能够推动经济发展但无法实现人的发展的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超越。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而经济发展则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最根本手段——“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克思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前半程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没有实现人的发展，而资本的自由运动则是造成这种内在冲突的关键因素。正因如此，马克思高度重视资本问题，不仅在不同时期的大量著述中有着关于资本的丰富论述，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以资本的自由运动为逻辑主线、专门探讨资本问题的三卷本《资本论》以及作为其准备的大量手稿。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纵览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不论是对资本的重视程度还是有关著述的广度、深度和篇幅，似乎还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能够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资本论》中“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为了深入揭示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自由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时不得不借助于不可避免的“术语的革命”，特别是在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李嘉图以其天才的理论洞察力所淬炼的“价值”等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了“剩余价值”等概念，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超越，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概念的时代内涵，才能成功穿越时代的迷雾，准确把握马克思乃至古典经济学的有关论述。
以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价值”为例，其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把分配视为政治经济学主要问题的李嘉图，为深入分析要素分配规律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进，以其天才的理论洞察力，在斯密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淬炼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按照李嘉图（1817）的说法，“价值与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价值不取决于数量多寡，而取决于生产的困难和便利”，“通过不断增进生产的便利，我们虽然不只是增加国家的财富，并且会增加未来的生产力，但同时却会不断减少某些以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价值”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困难和便利程度，它更多地同人们的努力程度有关，而不是同物质财富的数量有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关于人们的境遇更多地取决于自身努力程度的现代社会秩序的进一步理论抽象和经济学应用（尽管李嘉图未必清楚斯密在该问题上的理论自觉）。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李嘉图的这一思路，并对价值和使用价值等基本概念作出了更为明晰的界定，如《资本论》开篇第一章便明确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使用价值更多地同物质财富的增加或经济发展有关，它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资本则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关键要素；价值更多地同人们的努力程度或劳动时间有关，体现的是人们通过个体努力改善自身境遇的现代社会秩序和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它主要反映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并更多地同人的发展有关。
现代经济发展有赖于人们的境遇更多地取决于自身努力程度的制度性框架，并以此促进资本积累和普遍勤劳。由古典经济学者特别是李嘉图淬炼并经马克思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劳动价值论”等概念和理论，则是深入探讨其内在机制的重要理论工具。如果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主要是为了揭示经济发展中的地租上涨对利润或资本积累动机的侵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剩余价值理论”等则更多的是为了揭示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对劳动者工资的侵蚀并通过把工资维持在生存水平、通过“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等内在机制而严重危及人的发展。正是借助于有关术语革命，马克思对更多地同使用价值和经济发展有关的物质形态的资本、更多地同价值和人的发展有关的价值形态的资本等作出了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论阐述。不过，由于马克思面对的时代课题主要是西方式现代化前半程的经济发展与人的不发展，故其政治经济学分析更多地以经济发展为既定前提、集中探讨价值形态的资本的自由运动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与之不同，“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人的发展是我国发展的既定前提，而初级阶段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则决定了经济发展是人的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时，必须既重视价值形态的资本、又重视物质形态的资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对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回应的理论超越，为人类社会开辟一种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理论可能，不仅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根本指导，而且也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也不可能预先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具体规律，我们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成果，它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并且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艰辛探索过程。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设想，共产主义（未来社会）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中，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特殊国情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其中，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性发展，更不乏诸多教条式理解，特别是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某些一般性的东西，因其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视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对立面。正如列宁曾明确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则不仅否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性，更是直接取消了包括资本在内的诸多经济范畴，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表现人剥削人的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便失去效力。……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雇佣劳动、劳动力价值等等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范畴已经消失”。
我国是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开启以大规模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即便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落后的农业国国情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多地借鉴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传统模式。正是借助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国，并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同时也由于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取消了资本范畴，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资源浪费、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对此，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总结说：“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依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更为准确地把握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且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对资本问题的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党的十五大更是围绕“资本”概念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如强调要“以资本为纽带”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基本依据是我国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并引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同时也对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升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全局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同时也为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要素的特性、作用和行为规律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论阐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提供了根本指导，但由于马克思面临的时代课题主要是西方式现代化的前半程或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自由运动所造成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故其政治经济学分析更多地以经济发展（更多地同生产力和物质形态的资本有关）为既定前提，重点围绕价值形态的资本的自由运动（更多地同生产关系和人的发展有关）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发展到人的不发展的内在机制，不仅明确指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而且在大多数场合直接把“资本”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既定前提，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定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直接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也不能忽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以及外国资本的不同属性而一概视之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要“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进而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由此，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首先需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既定前提下，对我国存在的不同形态资本的价值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界定。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就价值形态的资本或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而言，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意味着以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为代表的公有资本属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普照的光”，而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等非公有资本则在公有资本这一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普照的光”的作用下“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共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或马克思所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资本对非公有资本的“普照的光”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的；同时，不论是公有资本还是非公有资本，不仅必然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赋予的特殊规定性，并且也有着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所赋予的一般规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利润不仅是资本参与经济活动、引领要素配置的重要动力，并且也是反映市场供求状况、企业经营效益、消费需求变化的综合性指标，是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重要来源。故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不论是公有资本还是非公有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但与马克思重点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的自由运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利润的运动是受到限制的：限制的目的是保证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相互促进；限制的手段则更多的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规则。同时，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资本的不存在自身限制的追逐利润的本性、其在市场经济中相对于其他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的高度扩张性，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最为突出的三个特性，不妨视之为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所赋予的资本的一般规定性。
资本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一方面赋予了其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的限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或如马克思所强调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消极作用，至少包括：其一，资本相对于其他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的优势，很容易引发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而人的不发展不仅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而且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并损及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其二，资本追逐利润的自由运动，往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扰动因素和宏观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特别是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超额收益的自我循环运动，很容易积累起巨大的金融风险并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其三，资本在经济领域之外的扩张，不仅有可能损害市场经济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往往有违现代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正如斯密所强调的：“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同样具有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但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自由运动（西方式现代化的前半程）或仅限于外在约束的资本自由运动（西方式现代化的后半程）不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领导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仅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为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约束。然而，不论是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公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对非公有资本的“普照的光”的作用，改变的是资本的“特点”和“色彩”、而不是资本的“本性”，故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仍然不能完全忽略资本的“本性”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并探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正是为了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要素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充分地发挥资本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这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不妨结合前文的讨论予以简要的理论提炼和初步分析。
第一，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自由运动必然造成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根本保障，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得以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资本的“普照的光”的作用下，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满足人们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以此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的本质区别。尽管如此，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高度流动性和扩张性仍然赋予其相对于劳动要素的相对优势。我们必须充分汲取西方式现代化前半程的经验教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相互促进：一方面，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适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分配领域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
第二，资本的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赋予了资本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发挥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使之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扰动因素和宏观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特别是资本为追逐利润而利用其流动性优势在虚拟经济部门的盲目扩张，很容易积聚起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其他经济不安全因素。不妨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为例略做说明。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数据，195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4.3平方米（居住面积），但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充分发挥资本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增加到6.7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下同）；1998年，我国全面开启了住房商品化改革，此后随着更多资本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获得了迅速发展，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1998年的18.7平方米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32.9平方米；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家庭户人均住房面积进一步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31.06平方米提高到41.76平方米，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德、法、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人均住房面积的快速增加，无疑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充分显示了资本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人民需要的巨大作用。不过，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投机性资本的涌入和住房价格的大幅升高，不仅极大地增加了部分居民的财务压力、挤压了消费升级空间，并造成了新老市民之间的代际不公，而且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挤占了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并逐渐积聚起日益明显的债务风险甚至金融风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不稳定因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住不炒”概念，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不仅为防范化解有关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积累了实践经验。
第三，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发挥市场经济效率优势的内在机制，是确保人们的境遇更多地同自身努力程度成比例，并以此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这意味着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和资本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其数量同人们的努力程度成比例的那些领域，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密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中引申出相对完整的“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换句话说，那些难以通过人们的努力（或劳动）而改变数量的东西、那些不能或不适于进行市场交换的东西，如人的生命或人体器官、人们拥有的政治法律权利或面对的制度规则等，通常不适于资本的介入，故李嘉图在淬炼“价值”概念时明确指出：“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往往意味着人们交往频次的提高、交易规模的扩大、公共领域的扩展，并对政治法律权利、市场交易规则等产生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要求，而这种制度性的规则通常是不能交换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并损害市场经济的逻辑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确保了人民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对资本逻辑形成了强有力的内在约束，但资本的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仍然赋予其难以遏制的内在扩张冲动，故仍有必要警惕资本在政治法律领域的扩张、仍有必要限制其在市场秩序和交易规则等方面谋取优势地位的内在冲动，特别是要坚决防止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等各类腐败行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方面要“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另一方面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坚决防止权钱交易、商业贿赂等问题损害政商关系和营商环境”。
六、结语
资本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赋予其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容易引发一系列消极作用，特别是资本要素的相对优势造成的经济发展与人的不发展、资本的不存在自身限制的逐利本性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高流动性所引发的经济风险和宏观不稳定、资本在经济领域之外的扩张冲动所产生的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等。这些消极作用最终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甚至损及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要素同样具有逐利性、流动性和扩张性，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公有资本和在公有资本“普照的光”的作用下改变了“特点”和“色彩”的非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实现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从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物质形态的资本和价值形态的资本有机统一的角度，来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的特性、作用和行为规律。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并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要求，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要素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资本要素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特别是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值得一提的是，“红绿灯”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通行效率的前提是所有交通工具适用相同的交通规则，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是所有市场主体拥有相同的权利、面对同样的规则。同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都不能拥有凌驾于制度和规则之上的特殊权利和市场地位，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红绿灯’适用于道路上行驶的所有交通工具，对待资本也一样，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
（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9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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