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可能贡献

全球史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的史学领域，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深刻塑造了史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全球史超越了长期主导专业史学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叙事，试图从整体上考察人类历史的进程，将人类经历，特别是16世纪以来的经历视为不同国家和文明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过程，书写世界多元文明的进程。在考察民族国家历史时，全球史学者不再把国家视为自足和封闭的单位，关注全球潮流、外部环境和跨国力量对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把国家的演进视为本土和域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全球史提出新的思想观念，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瓦解了长期以来一直主导世界历史编撰的欧洲（西方）中心论，凸显了非西方地区历史经验的价值和意义。　　

全球史研究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学从其创生之日起就深受史学研究的影响，历史学为国际关系学家构建理论大厦提供源源不断的证据材料，没有历史学家挖掘的丰富史实，国际关系理论几乎无法构建。实际上，经典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不仅如此，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解释模式还塑造了国际关系学家对人类历史规律和国际关系特性的理解，甚至可能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因此，史学研究方式的重大变化和新的历史知识的大规模涌现会改变国际关系研究的面貌，并对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成挑战。直到21世纪初以前，国际关系理论家主要是从民族国家史学范式中汲取资源和启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均建立在对民族国家历史经验的研读和反思基础上。全球史作为新的史学方式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提供了大量崭新的历史知识，还重塑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改变了世界历史的编撰方式，为国际关系学家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新的资源。　　

全球史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可能贡献

大体说来，全球史可以从方法、视角和路径三个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作出贡献。

一是去除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目前既有的国际关系研究无疑都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这导致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将欧洲样式的民族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主要甚至唯一的行为体和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力量，把国际关系视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重视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同时无视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忽视小国的作用，对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全球史研究有助于把国家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所忽视的行为体纳入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促进国际关系学家在多个方面推进相关研究：（1）认识到主权国家并非封闭自足的单一理性行为体和国际关系理论推导中的自变量，而是受到世界环境和外来影响并可能以多重声音说话的复杂行为体和因变量；（2）将大型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恐怖主义团体以及重要的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分析单元，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制造和解决全球问题、塑造国家间关系和影响人类福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3）重视小国的作用，特别是小国在促进和平、调解纠纷、建立人权保障机制和发起国际倡议等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4）将帝国和文明作为重要的分析单位，把前现代帝国间和文明间关系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特别是超越文明冲突论，从历史上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和平共处的经验中提炼价值和规律，从而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提供借鉴；（5）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思考，把国际关系发展为世界政治和全球关系。

二是摒弃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从非西方历史经验中挖掘资源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由于国际关系学是在英美主宰世界的时期创立的，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是建立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是对西方历史的总结、提炼和抽象，并在思想、视角和内容等方面受到西方文明（特别是文明等级论和欧洲中心论以及对国家理性的重视）和美国例外论的深刻影响；而非西方文明的思想和观念以及欧美之外地区的国际关系经验基本上不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视野之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维也纳体系中获得灵感，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治理经验以及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上的，而建构主义则主要是受到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冷战终结经验的启发。但全球史研究表明，西方经验并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也并非代表人类的方向，西方视角和从欧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并不足以揭示全球事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更无法解释所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因此需要用其他地区的资源加以补充。非西方地区和文明具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念，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就形成处理地区关系的观念、体制、规则和实践，并在该体系形成之后长期存在。如果说，在欧洲和美国作为主导性力量的时代，将国际关系研究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还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伴随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西方越来越难以主导国际事务，非西方国家正在给国际关系打上自己的烙印。在这一形势下，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还是合理国际秩序的设计都急需从非西方地区的思想、文化和历史经验中汲取资源，其中包括中国的政治哲学、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在朝贡体系下处理东亚国际关系的理念，伊斯兰教世界观和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关系经验，等等。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根植于全球历史而非仅仅局限于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之中，有必要接受、吸收和融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经验、理念和价值观。

三是为合理的国际秩序构建提供新的路径。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对国际关系的历史进行解释，还在于预测国际形势变化、设计国际规范、提供理想的国际秩序蓝图。未来和平、繁荣、正义和自由等世界政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新秩序，全球史研究为这一新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如下启示：（1）将安全观念扩大为既确保主权国家免于暴力又关注个体权利和福祉的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真正把环境变化、人权保障、灾难救助、防止瘟疫传播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安全而加以关注；（2）尊重人类共同利益，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3）在弘扬民族文化和鼓励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注重塑造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全球文化，培育超越国家认同之外的全球认同；（4）建构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同时包容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的个人并让各种行为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全球治理体系。也就是说，未来国际秩序的设计要超越曾经主导二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自由）国际主义，转而以相互依存为核心的整体世界观作为其价值基础。

总而言之，全球史研究深刻改变了我们描述、想象和研究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方式，有助于促使国际关系学变成一个更开放、更包容和更少西方中心色彩的学科，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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