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中平（1909—1991），曾用笔名晦明，江苏涟水人，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著有《中国棉纺织史稿》《清代云南铜政考》《老殖民主义史话》《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严中平文集》《严中平集》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等。他成长在江苏省涟水县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家庭，少年时就读于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淮阴）、省立淮安中学及省立南京中学。1931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英语系，次年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系。1936年进入中研院社会研究所，1938—1942年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7年秋，他接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赴英国进修。1950年回国后，中研院已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改为中国科学院，他到该院社会研究所任研究员。1953年，该所改为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他被任命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组长，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同年，任该所副所长，兼组长。1978年，经济研究所设立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他兼任该室主任。1978—1982年，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任。1982年被聘为经济研究所顾问，1983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严中平历任第三、四、五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经济组副组长。他还担任过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顾问、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等职。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百年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名满天下的思想先锋和学术先进。他们把握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究历史现象的经济根源，洞察经济要素对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强化了历史研究对经济基础的分析，丰富了经济研究对历史条件的认识。他们围绕学科边界、资料条件、核心问题、研究方法、思想立场等方面的开创性思考与探索性实践，奠定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科基础。严中平作为该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探寻经济史学学科边界
严中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始于1936年，他长达55年的研究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五六十年代担纲重任，七八十年代由博返约。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他从学术参与者成为学科规划者，继而成为思想启迪者。严中平亲历中国经济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对学科内涵和研究对象有系统深入的思考。
就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学术传统，严中平指出，“在我国，长久以来，有着重视经济史的传统。从《史记·平准书》《货殖列传》开始，正史中一般都有专门记述经济史的篇章。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历史并不长。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算起，至今（注：1987年时）也不过五六十年的历史。经济史的发展主要是在解放后，它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就经济史研究的内容，严中平指出，“经济史考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探讨在其中起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它是阐明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规律如何起作用的科学。它是记述性的，又是理论性的，兼有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它可以偏近历史学科，也可以偏近经济学科，而我们过去是过于着重叙述过程而相对忽视理论概括了”。
对于经济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和联系，严中平认为，“经济史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通过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研究，归纳出抽象的经济范畴，运用这些经济范畴形成的逻辑体系，去阐明经济发展规律，而经济史则运用这些经济范畴去阐明经济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具体历史过程”。
在严中平看来，“经济史学科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不只对历史学、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是重要的，对于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也是重要的”。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该学科仍存在不少的“薄弱环节”。他说，“我们的近代史工作者似乎比较偏好上层建筑的研究，而对于经济基础的研究就注意的不够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这种状态和经济史在历史科学上的重要性是不相称的。经济史的这种相对落后状态，或迟或早将会在近代其他专史或近代通史的研究上产生不良的影响”。
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严中平建议，“集中高等院校一部分教学人员编纂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通用讲义……集中精力于某些专题资料的收集、编纂工作，从而解决当下的困难”。他同时指出，“目前我们这一学科的问题，主要的还不在追求提高，而在普及基本知识，从无到有”。他说，“我们认为迫切的任务是大力收集、整理、编纂资料，首先解救资料饥荒，普及基本知识，从普及中求提高”。
解救经济史学资料饥荒
1954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组织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小组，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该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尽量利用原始资料，为科学工作者、高校师生和中上级财经干部，系统地编纂近百年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史的参考资料。编纂队伍“名家荟萃，极尽一时之盛”，在严中平主持下，完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等经济史料汇编。
严中平在书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最初我们小组八个成员，没有一个受过经济史的专业训练。后来，小组陆续增加了四位研究员和四五位资料辅助成员，情况也都如此。……收集资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大致占去全部科研劳动量的百分之七八十。我们的办法是由一位，至多两位负责一个经济部门历史资料的收集和编辑工作，有那么几个人，就编那么几个部门的资料。经过两三年至四五年的工作，先后编出一批部门经济史资料的定稿或初稿。”
编纂完成后，严中平曾从“思想准备、工作提纲、收集资料、鉴别资料、整理编辑、理论升华”等方面总结工作经验，特别是对看待历史统计材料提出了看法。“旧中国的统计资料真可算是一笔糊涂账。旧中国各级官厅发表过不少统计数字，其中以海关、邮电、铁路较为可靠，但缺点也很多。北洋政府曾经发表过一些统计数字，除去少数例外，这些统计都是不可靠的。同样地，蒋介石政府所发表的统计也往往极不精确。利用旧中国的统计资料时，必须十分审慎。”
据该书“编辑说明”，“本辑发表一些和中国近代经济史有关的统计资料。这本资料的内容没有把一切主要经济部门都包括在内，例如财政、货币、银行等。这是因为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分。我们这里编列出来的，年份不全，项目不齐，来源庞杂，我们主观上未尝不企图做得比较精确，但是原资料不精确，所作的结果，也就只好当作近似数字看待”。
严中平总结了鉴别和利用历史资料的方法。第一，尽可能查出资料的原始出处，详加校对，避免以讹传讹。第二，明确统计资料各个项目的确切内容，不可囫囵吞枣。第三，检查数字的取得方法是否正确可靠。第四，对于时间序列的统计，可以考察其变动情况是否合于事物的发展趋势。第五，统计资料往往不是孤立的一列数字，而是互相关联的多列数字，可以检查数字内部的逻辑联系是否合理，借以判别其精确程度。第六，有时需要借助数字的外部联系去检查其可靠性。
资料汇编工作取得了实际成效，极大满足了当时对近代中国经济统计资料的迫切需要。严中平后来说，“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在闹资料饥荒，为适应那种迫切需要，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只好一面学习经典理论，一面收集资料。在资料方面，我们查看了某些著作和报刊，搜罗得不够广泛，至于档案，基本上没有利用。这都使我们所出资料有很大局限性。不过，我们毕竟编出那么几本资料汇编，质量虽不算高，力气却花了不少。这些汇编对当时的资料饥荒是起过一定解救作用的”。
该书重要编纂者之一、著名经济学家汪敬虞评价说，“尽管也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但是，本书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不同寻常的历史地位。半个多世纪来（注：2012年时），它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必备的基础工具书。它的历史地位已然确立，在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本书有着较高的引用率”。著名经济学家陈争平说，“《选辑》出版近六十年（注：2012年时），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今仍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基本的足资参考的统计资料”。
阐述经济史学根本问题
在1961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严中平就推进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提出了看法。他引述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说，“……特别重要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他还引述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说，“……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注：1942年时），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严中平深切地感觉到，“我们已经达到的水平，和这一理论著作要求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严中平进一步说，“衡量最近几年的工作，我们近代经济史工作者就不能不感到十分惭愧。例如1942年毛主席所特别着重指出的那部理论书，到现在（注：1961年时）还是没有诞生出来……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首先是近代经济史专业工作者的任务。我过去是在这方面做资料工作的，很惭愧，我没有做出成绩来，为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服务得太少”。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严中平带领研究小组转向了通史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严中平领衔的研究小组开始着手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为写这本书，大家分别利用自己收集的资料进行专题研究，撰写专题论文。到了编写综合性专门著作时，便出现了许多空白点和薄弱点。关于少数民族经济史，便是空白。关于商业、货币、金融、财政等，就非常薄弱。”1978年，研究小组着手全面撰写这本书，并于1982年完成初稿。
该书响应了“写出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的思想号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填补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对理解近代中国历史重大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经济基础分析。然而，严中平对此仍感不足。一方面，该书没有涵盖整个中国近代史阶段；另一方面，“在集体写书这件事上，我们在不少地方遭到了失败”。
他在该书“编辑说明”中指出，“《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叙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历史。本书原想写成体系完整、内容全面、结构严密的通史型专门著作，但因受编写人员和专题研究范围所限，作为通史所应该处理的问题，如生产力问题、人口问题、商业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问题，等等，有的未能着力研究，有的完全没有涉及；全书结构比较松散，各章节篇幅也不一致。所以，形式上虽采取通史体例，实际上更接近于专题论文汇编”。
在书中，严中平曾引述列宁的论断评价历史人物，“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严中平高度评价新式民用企业，他说，“当时的问题首先是办不办的问题，不是办了多少和办得好不好的问题。他们所提供的东西为中国的民族经济现代化开创了新局面”。
我们也不妨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严中平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在严中平主持下，“办不办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至于“办了多少和办得好不好的问题”，则留待后人评说。1993年，该书荣获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在183项获奖成果中高居榜首。2011年，该书被纳入“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特辑作品推出。
总结经济史学研究方法
在严中平生活的年代，中国经济史研究还算不上成熟学科。“就中国经济史这门学科而言，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值得继承的研究成果不多。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但发展很不平衡……空白点不少，薄弱环节很多，历史过程的追踪挖掘不够，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不足。”严中平认识到，科学方法欠缺，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我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工作，瞎摸乱撞，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不知道怎样刻苦钻研法”。
1978年，严中平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任，担负起更重的人才培养任务。此后，严中平以时不我待的精神面貌，在“留有余生，尚能执笔”的古稀之年完成了泽被后世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该书名义上是“写给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用的几篇讲义”，但它称得上是严中平数十年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总结。翻看这本泛黄的书卷，依然能够感受到他那敏锐的洞察、理性的分析和鲜明的立场。
他说，“新中国的胜利，引起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极大兴趣。1949年以来，外国所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远比我们的多得多。其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歪曲历史真相的。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当然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这是我对青年的一个殷切期望……我的知识严重老化了。但是，我既然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就有义务向青年说点什么”。
该书“关于学科研究对象”“关于选择研究题目”“关于校核前人论据”“关于积累文献资料”“关于分析研究方法”等篇目，对“青年走上科研岗位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简明的技术指南。他对资料工作的说明，尤其具有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意义。他说，“为了接近真理，搞清事实，就必须对前人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做一番寻根究底的追查。通过追查还可以避免重做前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重复前人已经提出的正确观点，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并且发现前人研究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和取用资料所涉及的范围”。
该书“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关于历史规律问题”“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自我修订”“关于马克思的失误”等篇目，则侧重谈经济史研究中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也是1978年后严中平一直在思考的重要问题。1978年底，严中平创作了《规律性判断研究和价值性研究——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的构思》一文，提出了进行历史评价的两条标准，一是规律性评价标准，二是价值性评价标准。
严中平指出，“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进步性、落后性或反动性的标准，应视其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义上对生产力所发挥的反作用而定。这样研究的结论，我们称之为规律性评价。而依据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去研究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从而根据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那个压迫阶级的利害关系去评价其进步性、落后性或反动性，这样研究的结论，我们称之为价值性评价”。
严中平曾说过，“关于历史功罪问题的评价问题，存在着使人困惑的理论问题，只好留待别处去谈”。此后，他持续思考并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在《老殖民主义史话选》《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历史评价问题还需要讨论》《关于洋务派兴办新式企业评价问题》等作品中，严中平都运用了“规律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他阐述并运用此概念框架，比西方学者区分所谓“后果性逻辑”和“正当性逻辑”，早了近三十年。
正因为遵循“规律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并举的认识论依据，严中平认为，“从历史研究的意义上，我们所要写出的不是先进战胜落后的历史必然性，而是西方之所以得逞的偶然性”。“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这里的主权已被破坏，外国人在这里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在中国是依仗胜利者、征服者的条约权利、政治声势和炮舰威力进行经济侵略的，因而他们的经济活动带有为所欲为的政治强制性，甚至带有伤天害理的暴力掠夺性。”
提倡从人民立场看问题
通览严中平的治学所得，可以发现，他始终坚持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围绕帝国主义势力的经济掠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解体、劳动人民被剥夺生产生活资料的状况，以及由此带来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产生等重大问题，严中平没有局限于阐述“经济规律如何发生作用”，他同时关注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的政治经济后果，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处境作了翔实的记录，对他们的坚韧应对作了热情的讴歌。
《论江宁条约与中外通商》指出，“江宁条约给予英商的权利，比英商自己所希望的还要圆满……江宁议约，耆英等完全被英国的炮舰压服了，在短短三天之内，胡乱把条约议定签了字……鸦片战争，中国是失败的；各次条约，中国也是失败的。然而，在这两重失败之余，观乎丝茶出口之盛，棉布进口之少，以及贸易平衡之好转，成功在晓光篝灯时，竹轮木梭之不息的运转上，成功在山野桑林间，茶农蚕妇之卑贱的劳力上”。
《中国棉纺织史稿》指出，“中国经济自给性之最坚强的基础、最具体的表现，莫过于衣食两种生产劳动的结合。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体，乃是一种借极端浪费人类劳动力，来维持极端坚韧的生存力的小生产单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并没有像印度人民那样迅速地接受英国纱布。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韧性十足，鸦片战争以后，正是这种和农业相结合的手工棉纺织业，给予机制纱布以极端坚韧的抵抗”。
严中平为明清时期对外政策保民护商意识不强扼腕叹息，对那种“视就夷之民为化外”的“腐儒观点”深恶痛绝。在《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一书前言中，严中平指出，“朱元璋以来，明政府一百多年忽视远洋海军，推行消极海防政策，至此形成了不敢渡海远征，视华商华侨为化外的软弱态度。其后，清政府继续执行消极海防政策，无意于发展远洋海军。华商出海，不曾受到清政府的任何支持，华侨对南洋各岛的开发，不曾受到清政府的任何保护”。
严中平指出，“正当西方各国大力支持海外扩张的那几百年里，明清政府却没有加强海上力量，而是采取龟缩于海疆以内的消极海防政策”。这种抱残守缺的政策早期尚能维持，只是“不复出马六甲以西”，之后，便是“沿海屏障尽失”，最后，则是“内河航行权”丧之于人。这一切，都揭示了近代中国衰落的思想根源。
对于那些比中国人民遭受更多苦难的民族，严中平抱有极大的同情。而对于“殖民主义强盗”，严中平持“坚决批倒”的鲜明态度。经君健指出，“严中平晚年的时候，反帝的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更加明确了。严中平愈到晚年，反帝的思想愈加明显，对帝国主义的憎恶愈发加深。通过严中平的文章，我们似乎看到了他思想发展的轨迹”。的确，严中平是站在受压迫阶级立场上，从广大劳动人民角度看待历史问题的。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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