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大，引发一系列社会政治后果。基于对《美国社会学评论》近十年文献的全面梳理，本文系统考察了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和作用机制。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对雇佣双方权力博弈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一方面，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股东导向和管理主义，使得前1%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去工会化、技术变迁带来的替代效应，以及亲劳工政党和公共政策的缺席，显著降低了工人的集体行动和谈判能力。加上种族、移民和性别等传统变量不平等效应的延续，共同扭曲了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总体稳定，由于公共部门相对庞大且国家意志更为独立，可以借鉴美国案例的教训，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积极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作者：王修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社会不平等。Email:wangxiuxiao@outlook.com
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
苗大雷，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社会不平等。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3期P57—P76
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马毓鸿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流行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许多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现象及趋势，引发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后果：微观上，阻碍大部分人个体生活机遇和资源的获得；宏观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引发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美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在过去几十年里快速失衡，收入不平等现象持续恶化，1%的高收入精英群体和99%的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危及其内部社会结构和生活秩序，还对外输出，波及全球的稳定和发展。
本文以《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SR）在2010—2020年这十年间对社会不平等特别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前沿研究文献为基础，尝试扼要介绍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研究的最新动态，分析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机制，并探讨其对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现状和趋势
目前，学界通常使用以下几个指标来测量收入不平等：收入基尼系数、人口收入份额和劳动收入份额。首先，从收入基尼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每隔几年会对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收入基尼系数进行统计，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历次美国收入基尼系数，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美国收入基尼系数开始迅速上升，进入21世纪以后，收入基尼系数相对稳定。总体上，美国收入基尼系数从1979年最低时的0.346上涨到2016年最高时的0.414。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测算，美国收入基尼系数从1968年的0.386上升到2018年的0.483（Amadeo and Boyle 2020），这一数值远远高于前者，但总体趋势相似（见图1）。
收入基尼系数通常反映的是特定社会收入分配的整体不平等情况，但难以区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这方面“人口收入份额”这一指标更有用。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长期以来致力于收集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收入与财富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公布在官方网站上，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描述美国将近一百年的人口收入份额变化趋势。图2显示的是四个收入群体的总收入（税前）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看到收入最高的1%群体和10%群体的收入份额在1913—2018年这一百多年间呈现U型变化，二战以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下降，80年代又重新上升，目前几乎达到20年代的最高水平。与之相反的是，收入最低的50%群体的收入份额则呈倒U型变化，先上升后下降，该群体的收入份额已从70年代最高时的2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2%左右。而中间40%的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也呈倒U型趋势，只是最近几十年下降趋势更为缓和罢了。
上述变化还通过各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有所体现。从表1可以看到，在1946—1980年间，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高于高收入群体。而在1980—2014年间，增长趋势完全颠倒过来，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远远高于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高于收入最低的50%人群，他们的收入在这几十年里几乎保持停滞。虽然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上述差距有所缩小，但依然不能改变收入越高增长速度越快的局面。
与人口收入份额不同，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指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例，反映了劳动生产要素的收入回报。经济学研究通常假定只存在劳动和资本两个投入要素，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之和就构成了国民收入，此时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样可以反映资本要素的分配情况。已有研究显示，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样经历了倒U型变化，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劳动收入份额不断增长，此后则持续下降，从70年代最高时到现在大约下降了9个百分点（Kristal 2013; Kochan and Riordan 2016）。
总的来说，依据上述三种指标，可以看出美国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几个趋势：一是整体变化趋势，近一百年间呈现U型变化，20世纪30年代开始下降，到70年代达到最低，80年代开始持续上升；二是最近40年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收入份额逐渐增加，其中资本回报的提高起着很大作用；与之相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慢，收入份额快速下降；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缓慢下降。
《美国社会学评论》（2010—2020）不平等研究文献速览
美国收入分配失衡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等各个学科的高度关注，以研究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结构见长的社会学，自然也不例外。作为美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的几大传统顶级期刊之一，《美国社会学评论》在过去十年持续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和相关议题，刊登了大量以聚焦美国国内不平等现状为主，兼及横向和纵向国际比较的前沿研究。
该杂志为双月刊，每年6期，每期6—9篇文章，2010—2020年10年间，共发表491篇论文——不含“回应”（Response）、“简评”（Comment）和“更正（Correction）等辅助短文。根据Zotero文献管理软件抓取和导出的文献信息，按照词汇出现频次，我们用VOSViewer把2010—2020年所有文章的标题和摘要里出现10次及以上的高频词进行简单统计汇总，剔除一些无关紧要且没有实质性含义的词汇（如value、survey、data、interview、implication、national、longitudinal、panel等），做了一个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
在通览全文基础上，我们根据文章标题、关键词和摘要，对491篇文章进行人工编码，筛选出与不平等研究相关的文章共259篇，占全部发表数量的52.7%，用“半壁江山”来概括一点也不为过，其中2013年更是超过了70%（详见表2）。
从259篇不平等相关研究文献的具体议题分布情况来看，种族/族群/移民相关的文章最多，达到83篇，占比17.2%，且在很多文章中与其他变量形成叠变（intersectionality）效应反复出现；其次是（社会）性（别）79篇，占16.4%；然后是工作组织/劳动力市场/工会70篇，占14.5%。以上三个主题，都有70篇及以上，占比超过10%，可以说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三大主要（自）变量（见图4）。
本文聚焦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研究，严格来看，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的不平等文献中反而是相对少数，主要集中在图4中的“收入/财富”（19篇）和“精英/富人”（6篇）。但如果考虑不同变量之间的交叉叠变效应，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议题还散见于“婚姻/家庭”（44篇）和“工作/职业/劳动力市场”（70篇），以及“种族/移民”（83篇）及“（社会）性（别）”（79篇）等压倒性主题的讨论当中。下面将结合不同主题和因素，分别对这些研究予以扼要介绍。
新自由主义的长尾阴影
如何理解和解释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快速扩大的趋势？部分学者指出，如果把时间段拉长，从历史角度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展现出来的贫富差距问题，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造成的，实际上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奉行市场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政策种下的恶果。新自由主义思潮认为，市场具有完善的自我调节能力，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前主席玛丽·夏皮罗（Mary Shapiro）指出，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每个人似乎都被这样一种理念所主导，即市场具有自我纠错和自我约束能力，因此相比监管机构，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金融体系。我坚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被这种哲学和理念分了神”（Shapiro 2010；转引自Tomaskovic-Devey and Lin 2011, p.538）。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对美国收入结构和财富分配造成了一系列显著影响。学界将其大致概括为金融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去工会化、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几个方面。有关这些方面，《美国社会学评论》在过去十年刊登的文章中均有所涉及。下面将就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这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加以介绍和讨论。
资本的狂欢
金融化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系的托马斯科维茨-德维及其合作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集中讨论金融化对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中，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题为《收入动态、经济租金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Tomaskovic-Devey and Lin 2011）一文，把金融部门引入社会学的收入不平等研究，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背后的制度和收入动态变化特征。他们认为，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对银行的监管和调控、金融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机构投资者规模越来越大、投资范围越来越广、股东价值（最大化）运动，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主导，导致1980年以后，大约有5.8—6.6万亿美元的财富被从其他行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转移到以投资、房地产和管理战略等为主导的金融部门。如以利润分成来计算，金融行业汲取的利润占全部私营部门利润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后急剧飙升，到2002年达到45%的峰值。由此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及福利补贴也大幅增长。相比于80年代之前，2000年前后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已经高于全国平均60%（Tomaskovic-Devey and Lin 2011）。
除了《美国社会学评论》的文章，托马斯科维茨-德维及其同事还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JS）刊文，考察了1970—2008年间美国金融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随着金融和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成为美国公司获取利润的主要渠道，生产环节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导致谈判权力更多地从工人向企业主和精英管理层转移。这使得普通工人获得的工资和补贴越来越少。分析工业事件史数据发现，这种金融化导致三种后果：（1）工人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下降；（2）高层管理人员切走的蛋糕越来越大；（3）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控制传统的解释变量，如去工会化、全球化、技术进步和投资行为，金融化对上述三种后果的净效应依然十分显著。反事实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化可以解释工人收入份额下降的一半以上的方差、高管薪酬增长的9.6%、1970—2008年间工人收入差距增长的10.2%（Lin and Tomaskovic-Devey 2013）。
全球化
已有文献大多强调全球化给一个经济体及其国民收入带来的正面积极效应（Haskel, Pereira and Slaughter 2007），但这些文献普遍只看到平均工资的增长，忽视了工人收入相对份额大幅下降的现象。克里斯塔尔（Kristal 2010）从三个方面考察了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伴随着全球化过程，发达国家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制造业产品来替代国内产品。这在降低公司成本的同时，将本国（低端制造业）工人直接置于与发展中国家同行竞争的处境，损害了富裕国家低技能水平工人的谈判能力，导致失业率增加，从而降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其次,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从低收入国家蜂拥而来的移民劳工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来自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等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外来劳工占发达经济体工人总数的9%。国际劳工，特别是低技能劳工的涌入，降低了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及其谈判能力；最后，是资本的国际流动，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输出和输入带来的收入不平等效应。FDI规模和比例的上升，通常是由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带来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通常会弱化中等收入工人群体的谈判能力。这部分工人通常组织程度比较高，但跨国公司普遍反对和抵制工会（Milkman 1992; Brady and Wallace 2000），且倾向于用各种灵活方式雇佣工人，以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由于国籍、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和区隔，跨国公司通常还阻碍工人的集体行动能力，所以它们尽管可以增加一小部分（本来就高薪）员工（比如母国和本地高管）的收入，但对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会产生负面影响。
如何限制跨国公司和血汗工厂的贪婪攫取？林和筒井（Lim and Tsutsui 2012）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在世界各地的执行及落地情况。分析联合国全球契约（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和全球自评倡议（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跨国数据发现，国际制度压力、本地接受程度、外国经济渗透和国家经济制度这四个因素共同影响企业适合责任的实践效果。其中，通过非政府组织传导的国际制度压力诱导各地企业采纳并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但实际效果存在国别和地区差异：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承诺和仪式化参与上，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的是真金白银投入并实质性地积极参与。前者部分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市场干预和调控的制度化怀疑所导致的。
股东导向和管理主义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急速恶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前1%超级富豪的收入不成比例地过快增长。这些超级富豪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公司高管。特别是，CEO薪酬和津贴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这种宏观层次的高管薪酬猛增现象，是鼓吹高管高薪的本地化小圈子网络扩散的结果。金及其合作者（Kim, Kogut and Yang 2011）比较了董事会互嵌（aphroid）、同侪群体和校友网络三种因素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人际网络导致高管相互比较，从而引起高管的薪资水平水涨船高；而另外两个变量则没有通过内生性检验。
无独有偶，戈尔德斯坦（Goldstein 2012）关注了“管理者的复仇”现象，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对公司管理层效率低下、财务表现不如意的批评，导致一系列裁员、兼并，以及用计算机程序替代部分管理岗位的激进做法，目的是使公司轻装上阵，不养懒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管理层和他们的平均薪酬不降反涨，且保持高速增长。那么，为什么投资者厌恶管理层的意识形态逐渐兴起，公司用人成本不断降低的同时，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薪酬还能保持持续增长呢？戈尔德斯坦用1984—2001年美国私营企业59个主要行业的数据，考察股东价值和管理主义之间的关系。企业层面的动态追踪模型分析发现，主要原因有：裁员、兼并、计算机化、去工会化，以及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共同促使基于董事会进行公司治理的企业增加管理岗位、提高管理层的薪酬。这个发现，与戈登（Gordon 1996）提出的高管“肥得流油，但同时又吝啬苛刻”命题一致。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卡斯蒂拉（Castilla 2011）呼吁“把管理者带回分析之中”（bringing managers back in），指出既往文献只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组织（实践）对工作场所不平等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具体考察经理阶层对其下属职业生涯的影响。利用一个独特的追踪数据，文章解释了管理层影响下属绩效表现评估的三个机制：（1）员工前任雇主和现任雇主之间的社会网络效应；（2）经理与经理之间的横向同质化；（3）经理与员工之间的纵向同质化。其中，前两种机制的影响和效应远超第三种。莫乌和卡列伯格（Mouw and Kalleberg 2010）利用1983—2008年间“当前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数据，考察职业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统计结果发现，职业之间的两极化趋势可以解释1992—2008年间工资不平等的66%，其中23%是由于职业编码从2000年版改为2003年版。稳健型检验发现，1983—2002年间工资不平等的18%来自三种类型的职业：未经归类的管理人员、秘书、计算机分析员。
精英和超级富豪
再有，前1%富豪收入的增加，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过程中一个著名的标语和口号，就是“我们都属于99%”，意思是那消失的少数1%应该站出来为这次事件负责。这个人群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公司的股东和高管。有研究发现，CEO薪酬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公司规模的增长速度。背后的原因，主要是董事会之间的互嵌网络，导致高管相互比较（Kim, Kogut and Yang 2015）。
历史地看，超级富豪的收入占比在二战之后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80年代以后又出现快速增长。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变化呢？沃尔斯科和凯利（Volscho and Kelly 2012）从权力资源、税收政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三个因素解释超级富豪收入的超比例增长。分析1949—2008年数据发现，国会的右翼转向、工会的衰落、高收入人群的低税收政策、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共同导致上述现象。
此外，精英还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交网络，“美国梦”变得越来越虚幻和难以企及。罗斯曼等人（Rossman et al. 2010）用1936—2005年间奥斯卡提名前10%的演员数据，控制演员的个人特征和影片的基本信息之后，发现：（1）地位，也就是片尾演职人员网络中的非对称中心性，是衡量影星权力和能否获奖项的重要指标；（2）加入精英合作者网络的演员，最有可能获得奥斯卡提名。
调节精英收入过快增长的一个有效措施，是“富人税”（millionaire taxes），美国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出台类似的税收政策。但扬等人（Young et al. 2016）的研究发现，高收入人群有的是办法（合法）逃避各种针对他们的税收政策。他们分析一系列时间跨度长达13年的政府税收数据，考察富人是否会利用不同州的税率差异来合理避税。研究发现，总体来说，富人逃税现象确实存在，但这些人似乎并不太情愿出于避税的目的跨州迁徙。与总体人口的迁移率相比，富人的搬迁频率相对更低。原因主要是他们更多考虑家族责任和事业的所有权，而这两者通常都紧密嵌入当地的社区，相对稳定且不容易随着身体的物理搬迁而流动。对于一小部分真正利用州际税收利差的富人来说，文章发现他们大多居住在州与州的边界接壤地带，因为这更有利于他们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州的各种政策之间腾挪转换。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亚沃斯基等人（Yavorsky et al. 2019）分析1995—2016年间消费金融调查数据时发现，在前1%高收入家庭中，只有5%是完全靠女性的独立收入支撑起来的，剩余大部分高收入女性主要还是通过嫁给一个（更）高收入的男人，才能迈进前1%的门槛。相比而言，男性富翁更多的是靠自己的个人特征，如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创业。与此同时，高收入、高技能职场女性在生育子女时，受到母职惩罚的幅度相对更大（England et al. 2016）。
工人的忧伤
去工会化
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资本、股东和管理层的力量。体现在劳资关系上，此消彼长的同时，美国还伴随着劳工的组织化程度和集体谈判能力不断下降的趋势，即所谓“去工会化”。既有文献反复证实，工会可以通过两种机制显著抑制收入不平等：一是垄断劳动力供给，代表工人与雇主开展集体谈判，或者组织罢工抵制不合理的工资及福利方案，从而既可以降低工人和管理层的收入差距，也能缩小工人内部的贫富分化；二是产生溢出效应，间接惠及非工会员工，是为了防止更多员工加入工会，雇主会主动提高非工会会员的工资和福利，从而使这部分人受益于工会所营造出来的道义经济氛围。
雅各布斯和迈耶尔斯（Jacobs and Myers 2014）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崛起及里根就任总统以后，无论是哪个党派执政，美国历届政府大多抵制工会，于是工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工会会员的人数也急剧下降。在去组织化和去工会化的大背景下，金梅尔多夫（Kimeldorf 2013）带着怀旧乡愁回顾了20世纪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研究发现，在工会形成的年代，由于罢工期间重新招募新工人成本高昂，故工人的破坏力越大，工会组织力越强。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1）熟练工人的短缺；（2）工作场所地点偏远，运送破坏和压制罢工的人手成本高昂；（3）有些产品对时效性要求较高，导致替换工人在经济上不划算。具备上述条件中的一个，就有可能酝酿发起一场工人运动。
克里斯塔尔（Kristal 2010）试图回答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问题：资本和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各自切走多大一块蛋糕？他认为，这是一个零和博弈过程。对1960—2005年间16个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分析，发现两个长期趋势：工人阶级的蛋糕先在二战之后变大；而后在80年代逐渐缩减。文章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工人阶级谈判能力的相对变化。集体行动的能力和权力，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克里西（Kerrissey 2015）分析1985—2002年间100个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工人集体行动的权利可以有效降低工资不平等，不仅世界范围普遍如此，连南半球国家也一样。相比之下，这个效应在西方国家尤其明显，但在东欧地区则没那么显著。
同样，威斯滕和罗森菲尔德（Western and Rosenfeld 2011）指出，在1973—2007年间，美国私营部门的男性工会会员从34%下降到8%，女性则从16%下降到6%。在此期间，每小时工资的不平等上升了40%。文章仔细考察了不平等的结构，发现工会的衰落至少可以解释工资不平等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差异，这个解释力与教育的影响旗鼓相当。雪上加霜的情况是，工会还面临其他工人组织的竞争和威胁。有学者考察了1900—2005年间的其他工人组织，比如美国劳工联盟（AFL）、产业组织协会（CIO）对工会力量的竞争压力，发现组织竞争会降低工会的紧密程度（Stepan-Norris and Southworth 2010）。
布雷迪、贝克和芬尼甘（Brady，Baker and Finnigan 2013）考察了一个州的工会化水平与在职贫困之间的关系。分析美国1991—2010年收入调查数据发现：州级层次的工会化水平，可以稳定预测在职贫困人口规模，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当一个州的工会会员数量及比例下降时，其在职贫困的人口规模就会随之上升。此外，工会化不仅可以降低工会会员的在职贫困率，对非工会会员家庭也有积极效应，并且工会的存在并不必然会抑制就业。
克里斯塔尔等人（Kristal, Cohen and Navot 2020）还发现了一个重要但隐蔽的事实，即包括退休金、医疗保险、带薪休假等的附加福利和工资外补贴已经占到雇主用工成本的大约21%。这些额外福利造成的不平等水平，已经超过工资的两倍以上，成为劳动收入分配的一个新的不平等来源。其中，工会力量的衰退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是造成这种新型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失去了工会集体力量的保护，哪怕是技能水平相对较高且被普遍认为谈判能力更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雇佣双方的博弈过程中也处于被压制的地位。麦克斯（Marx 2011）敏锐地观察到“公司强势回归”，对52位专利持有者的深度访谈和1029位工程师的问卷调查发现，约有近一半专业技术人员被雇主要求签定各种形式的竞业限制合同（non-compete agreements），致使其在内部升迁受限的情况下，无法通过职业流动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回报。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甚至为了规避合同可能引发的法律诉讼，被迫在跳槽时远离自己熟悉的特定专业领域。
技术替代和文凭主义
造成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水平快速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自动化对部分低水平工种的替代效应。克里斯塔尔（Kristal 2013）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资本主义机器”（capitalist machine），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和资本家利润占比的增加，主要是由工人博弈地位和谈判力量（以工会化水平、资本集中度、进口替代和失业率等来测量）的持续衰退造成的。而导致这种衰退的原因，部分就来自技术变化对不同阶级的差异化影响，即以计算机化和自动化为代表的技术变化更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基于1969—2007年间43个私营非农行业和451个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私营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占比总体下降了6%，其中建筑、制造和交通运输部门分别大幅下降了5%—14%不等，而金融和服务业则小幅增长了2%—5%。
计算机化和自动化给工人的技能训练带来更大的压力，人们被迫通过更长时间的教育和训练获得各种学历证书和技能资格，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这导致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各种政府背书的资格考试和执业资格，成为行业调控的主要手段和机制，由此带来的社会排斥和封闭结构，被学者称之为“文凭主义”或者“文凭社会”（柯林斯 2018）。这在蓝领工作，特别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持证上岗人员规模在过去30年里翻了一倍多。截止2012年，已经有超过32%的美国工人被要求持证上岗（Redbird 2017, p.600）。但文凭和证书也逐渐出现通货膨胀现象。例如，现如今的美国，高中文凭对找工作已经几乎没有用了。过去能够凭借较低学历文凭得到的工作，例如警员，现在至少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而想成为带有管理性质岗位的警长，则需要犯罪学或者刑事司法专业的硕士学位（柯林斯 2018）。阿雷基（Araki 2020）利用26个经合组织国家大约3万个样本数据，系统考察了（高等）教育扩张和技能扩散背景下学历和技能依然能带来的更好职业成就和收入回报。不同的是，教育扩张导致学历的回报下降，但技能扩散却没有降低技能的回报。具体来说，技能扩散抑制了高学历的回报率，但却没有对高技能造成显著损害。
莫乌和卡列伯格（Mouw and Kalleberg 2010）发现，不同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1983—2002年间不断扩大，其中经理人、秘书和行政工作、计算机系统分析员的相对收入份额变动最大，占了全部差异的18%。此外，一些常规化工种（如技术员）的自动化和计算机替代，加上国际贸易的组合影响，导致蓝领职业（如机械工、精密制造和流水线操作工）及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出现大幅下降。
学界普遍认为，基于执业证书的身份垄断会带来各种工资和收入溢价。但雷德伯德（Redbird 2017）提供了相反的证据。分析一个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关于美国人口普查中所列300种职业的综合数据集发现，学历和证书并不会限制竞争，也没有带来更高的工资收入。相反，这种封闭机制只是提高了职业准入门槛，尤其对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处于不利弱势地位的群体，其排斥效应更为明显。例如，艾勒和迪普里特（Eller and DiPrete 2018）就发现，大学学业的完成率，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受益于反歧视方案的黑人大学生被“就高错配”（overmatch）到更高水平的大学，导致其毕业率低于他们的白人同学。
福利国家和公共政策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市场一次分配过程中，在种种不利因素的挤压下，劳工收入份额不断缩小。那么，如何扭转这种令人担忧的局势？很多人寄希望于政府的二次再分配，认为代表劳工利益的左派政党可以通过税收结构调整、福利再分配，以及保护中低收入者的公共政策，为国民收入蛋糕分配向劳工倾斜提供政治支持。克里斯塔尔（Kristal 2010）就认为，以里根政府为代表的共和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劳工组织，极大地削弱了工会和工人的议价能力。如果有亲劳工的政党和政府（Eidlin 2016），免费或政府补贴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教育和医疗，能够扩大公共部门的规模，从而通过增加就业（特别是女性就业）和提高补贴来扩大劳工的国民收入分配份额。
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科尔皮和帕尔梅（Korpi and Palme 1998）提出了一个“再分配悖论和平等化策略”命题，强调对于降低贫困水平来说，普惠性的社会政策，比专门针对穷人的社会政策，效果更好。在上述观点基础上，布雷迪和波斯蒂克（Brady and Bostic 2015）进一步考察了三种福利转移性分配的减贫效果，即份额转移（增加家庭收入在福利转移中的比例）、瞄准低收入家庭和普惠性政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发现：（1）份额转移和普惠政策与贫困水平呈负相关；（2）再分配偏好与瞄准低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3） 普惠政策与份额转移之间存在正相关。这个结论与科尔皮和帕尔梅（Korpi and Palme 1998）的发现不太一致。基于上述发现，布雷迪和波斯蒂克提出另外两个新的悖论：（1）非互补性，即影响贫困的因素与再分配偏好之间不一致；（2）挖墙脚（undermining）作用，即减贫效果最好的份额转移，会导致瞄准低收入家庭机制随之上升，进而降低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力度。
另有文献考察了国际人权保护条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认为除非各国政府认真负起责任，而不是虚与委蛇或者刻意逃避，否则国内收入分配格局并不能得到积极改善。通过分析1981—2005年间100多个国家对《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契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落实情况数据并经过反向因果检验，科尔（Cole 2015）发现，加入该契约能降低不平等的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所体现，前者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特别是那些具备足够能力执行契约规章的国家。其他因素，例如左翼政党、工会密度、工人权利和民主程度，都对契约成员国效应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世界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劳工的社会经济权利。
可见，社会政策的效果还受到其他许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李等人（Lee et al. 2011）考察了16个发达工业化国家旨在促进平等化的公共部门扩张项目，发现其政策效果是如何受到结构性经济变迁影响的。分析1971—2003年数据发现，当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的生产力水平接近时，增加公共部门就业规模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兑现了平等化和完全就业的承诺。但是，随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生产力水平差距逐渐扩大，上述平等化效应就会随之消失殆尽，前功尽弃。
传统变量的复杂叠变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一直参与塑造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格局的传统变量，如种族、族裔和移民、性别等，也始终没有离我们远去。毋宁说，它们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再造，依然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上述全球化、金融化、去工会化、股东至上和技术变迁等新变量交叉叠变（intersectionality），产生更为复杂和深远的影响。综观《美国社会学评论》过去十年的文献，这些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
种族和移民
这是“美国特色”的传统话题，按数量计算是在《美国社会学评论》过去十年发文数量第一的主题。尽管进行了重大的法律和社会改革，但在过去40余年里，美国家庭收入中的种族差异仍然非常稳定。已有文献对此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强调不平等机制的延续性，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从父代向子代渐次传递的，所以美国对少数族裔的长期歧视和机会排斥造成的不平等，不是一朝半日能消褪的；另一种解释突出变异性，认为家庭收入是由个人收入构成的，所以家庭结构变迁可以抵消个人在经济机遇上的弱势。
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种解释更符合实际状况。例如，布鲁梅（Bloome 2014）利用当代人口调查、收入动态追踪调查、人口普查、全国关键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弱势地位的代际流动延续性极强，具体表现为向上流动率低、向下滑落机率高。对美国纽约早期（1910—1930）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研究（Restifo, Roscigno and Qian 2013）也发现，白人一开始也遭受到各种社会封闭、歧视和排斥，但最后逐渐消失，而黑人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
少数族裔人群的全面弱势，还表现在他们更有可能被司法系统监禁（Olzak and Shanahan 2014）、更有可能被警察盘查和开罚单（Desmond and Valdez 2013）、更有可能成为私刑的受害者（Bailey et al. 2011）、在公司裁员时更有可能失去工作（Kalev 2014）、更不可能利用和借助社区社会资本来实现创业（Kwon, Heflin and Ruef 2013）。
白人在这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在亚裔的竞争下出现了危机。对于三代以上的美国人，更加勤奋且优秀的亚裔让白人变得相对普通。吉梅内茨和霍洛维茨（Jiménez and Horowitz 2013）利用加州库珀蒂诺地区（苹果公司所在地，硅谷心脏地带）一项田野调查发现，在当地社区，亚裔通常代表较高的成就、工作更加勤奋、事业更为成功。相反，白人则一般成就较低、懒惰、学习表现平平。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亚裔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能打败白人呢？答案是否定的。金和坂本（Kim and Sakamoto 2010）分析了2003年全美大学毕业生调查数据发现，控制教育特征（比如公立私立、专业和大学类型）以及其他人口学特征变量之后，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男性的工资水平，平均比白人低8个百分点，只有1.5代亚裔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能够与白人平分秋色。
对于新来移民来讲，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就需要先获得工作许可。莱辛和卡斯蒂拉（Rissing and Castilla 2014）发现，尽管美国法律禁止在劳动力市场上采取基于国籍的歧视，但分析发现，工作许可证的申请过程中，移民的外国国籍身份会极大影响申请的结果。面对这种不利境况，移民更有可能组织起来加入工会，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osenfeld and Kleykamp 2009）。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这样一种对工会极为不利的时代背景下，更愿意加入工会或成为工会会员的拉丁裔移民，与本地白人相比，在大萧条期间失去工会工作的概率也更高（Catron 2013）。
随着拉丁裔移民数量的急速增长，学界开始超越原有的“黑人—白人”二分法，考察反拉丁裔情绪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布朗（Brown 2013）对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两个州的福利改革的研究发现，反拉丁裔情绪主要体现为两种集体行动框架：一是合法性框架；二是种族框架。前者拥护合法移民，但妖魔化非法移民；后者鼓吹白人道德高尚，嘲讽拉丁裔是寄生虫。
有意思的是，阿列辛娜和格莱瑟（Alesina and Glaeser 2004）考察了移民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移民会削弱公众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支持。但布雷迪和芬尼甘（Brady and Finnigan 2014）利用1996—2006年国家社会调查项目（ISSP）中17个发达国家的数据，测量了3种移民特征和6种福利政策态度，发现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有效支持。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
与性别和劳动力市场相关的11篇论文里，除有1篇讨论亚裔男性相对于白人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Kim and Sakamoto 2010）之外，其余10篇都关注女性在工作场所遭受的各种不平等。例如，有研究用1929—2010年电影行业里97657位演员、369099个电影摄制组数据，讨论社会资本对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抱团性网络（cohesive networks）对女演员的职业生涯发展并无促进作用，但对男演员却有显著帮助；而公开、多元的社会网络则有助于女演员的职业发展（Lutter 2015）。
佩杜拉和特波德（Pedulla and Thébaud 2015）针对这样一个现象发问：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什么工作场所和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趋于停滞？已有文献大多认为，工作场所里的性别刻板观念和政策阻碍了男女两性在家庭内部建立平等的性别关系。但两位作者以未婚年轻男女为对象，考察工作场所的政策如何影响他们对未来工作—家庭关系的选择偏好后发现：第一，随着工作场所性别刻板印象和障碍政策取消后，大部分受访者都倾向于选择平等的家庭性别关系，且不受性别或教育水平的影响；第二，女性对未来家庭性别关系结构的偏好，受工作场所性别刻板印象和政策的影响更多。
同样，查和维登（Cha and Weeden 2014）发现，尽管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工作参与均呈现快速增长，但两性工资差距的缩小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变缓，进入2000年之后基本停滞。分析1979—2009年数据发现，两性时薪工资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加班”（即每周工作50个小时以上）以及加班工作时薪的增长导致的。由于男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加班劳动，所以这种变化趋势提高了男性的工资，并可以解释10%的两性工资差距。这种被忽视的加班效应，足以抵消两性同工同酬的平等化趋势。具体来说，加班效应在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体现得最为明显。相关的研究还发现，加班可能会恶化性别不平等。原因在于，社会规范偏向于保证男性的工作权利和时间。所以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男性加班可能会给女性带来辞职的压力。查（Cha 2010）的研究发现，丈夫加班会显著增加妻子辞职的可能性，相反妻子加班则对丈夫辞职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
除了员工层面的性别差异，在高管团队中，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扬和奥尔德里奇（Yang and Aldrich 2014）以创业公司的高管团队为例，利用2005年美国企业家团队样本数据，考察高管团队中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性别刻板印象在拖后腿。结果发现，在开展新的投资项目时，能力标准至关重要，但性别刻板印象的作用依然存在，女性获得主导权会面临重重困难。在夫妻共同创业时，这种壁垒尤为明显。家庭因素，比如丈夫的就业情况以及子女等，也会阻碍女性在创业团队中获得主导地位。此外，当面临裁员时，尽管各种外部和内部的正式规则会对企业裁员过程进行监管，但管理层中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依然面临更大的被裁概率（Kalev 2014）。
当然，也有一些好消息。大部分美国人都相信，在过去几十年里，工作稳定性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但如果分性别来看，这个趋势就变得十分复杂。霍尔斯特和史密斯（Hollister and Smith 2014）分析了职业参与的性别、婚姻和生育状态差异，发现已婚母亲在职业参与上具有相对优势，而男性和未婚女性则处于弱势。具体来说，已婚母亲孩子的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行业分工方面，美国的职业结构在千禧年初期变得越来越两极化，一端是低收入且不稳定的工作，另一端则是高薪高福利的行业，中产工作的岗位数量急剧下降。已有文献大多把这种两极化归因于技术变迁和劳动力市场调控力度的下降。德怀尔（Dwyer 2013）指出，一个替代性的解释是护理工作的大规模兴起。护理工作也呈现两极化结构，且性别和种族差异显著。
与此同时，在传统的理工类专业，女性参与率相对偏低。已有文献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女性评估她们的家庭计划与理工类行业的要求会冲突；二是她们认为自己的技能无法满足理工类的智力要求。有研究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两种解释都不太成立。有学者提出一种职业角色信心理论，即女性对自己能否满足理工类行业的职业角色、能力和身份特征缺乏信心，是这些行业女性比例偏低的一个主要原因（Cech et al. 2011）。
生育和母职惩罚
与工作相关的一个议题，是生育行为和母职工作对就业的影响。例如，有研究指出，已有文献大多关注母职的工资惩罚，但同样还存在职业地位惩罚。具体来说，有学者利用13个欧洲国家社区和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第一胎对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就会逐渐显现。三胎的影响更为显著（Abendroth, Huffman and Treas 2014）。要减少生育对女性职业地位的惩罚，各国需要从公共政策上进行改革。
母职惩罚是否因不同收入水平而有所差异？布迪格和霍奇斯（Budig and Hodges 2010）分析了1979—2004年美国青年纵向追踪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NLSY）数据后发现，尽管生养孩子总体上都会带来收入惩罚，但相对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这种惩罚效应在低收入白人女性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具体来看，养育行为，特别是母乳喂养，是否在经济上划算呢？里佩扬格和诺南（Rippeyoung and Noonan 2012）指出，大量研究发现，母乳喂养会给孩子和母亲都带来健康上的积极影响。因此，儿科医生和其他倡导母乳喂养的积极分子纷纷鼓励新妈妈给孩子哺乳6个月以上，认为这对孩子、家庭和社会都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很少有文献去研究用母乳替代配方奶粉的决定对母亲产后收入造成何种影响。基于美国青年纵向追踪调查数据，两位作者发现，与使用配方奶粉的母亲相比，母乳喂养妈妈会受到严重且长期的收入损失。
再有，家庭内部分工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女性的生育惩罚？即男主外女主内情况下，男性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挣钱，而女性则在家里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利用美国青年纵向追踪调查数据的固定效应分析发现，专业分工假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对于没有生育孩子的年轻家庭来说，结婚会给双方都带来工资优势。对于已经生育的家庭，父亲获得了工资优势，但母亲也没有受到工资惩罚。自己和配偶的工作时长、岗位特征和就业状态对已婚夫妇双方都有利，虽然男性获利相对更多一些（Killewald and Gough 2013）。
另一方面，针对父亲工资优势的大部分文献通常都忽视父职的多样性情境。基勒瓦尔德（Killewald 2013）指出，只有改变其行为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产出，父亲角色才能给男性带来工资优势。雇主对于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不那么传统的父亲的歧视，也会影响父职优势的大小。利用美国青年纵向追踪调查数据的固定效应分析发现，和亲生孩子共同居住的已婚父亲具有大约4%的工资优势，这种优势中的大约15%因人力资本和工作特征而改变。但在配偶也是全职工作的情况下，这种优势就荡然无存。
结语：美国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总体来看，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传统顶级期刊之一，《美国社会学评论》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研究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兴趣，表明不平等依然是美国社会学的主流议题。过去十年的文献聚焦于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并尝试分析和挖掘其背后的制度及结构性原因。在保持对种族、族裔、移民、性别等传统自变量的持续兴趣之外，美国学界还特别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发的金融化、全球化、去工会化、技术变迁等近几十年出现的新解释变量。
对照来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自2008年以来总体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降，主要表现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政策显著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扩大（陈斌开等 2009；李实、李梦冰 2018）。故国内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分析不同组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例如地区、单位、所有制、行业、性别、户籍等。
在笔者看来，经验上，总体收入不平等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格局保持不变或者说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没有改变。理论上，美国社会学关于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最新研究趋势及其解释，可以为国内社会学在解释收入不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这一重大问题上提供重要理论参考。这种参考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当下中国，信息化、金融化与全球化三者复杂交织，导致技术变迁、资本扩张以及二者的结合日渐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其对技术与资本的渗透具有较强的抵御。另外，全球化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讨论，因为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吸收跨国资本的主要国家，与美国这种转移制造业的国家有所不同。其次，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一次性收入，还会在家庭层面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家庭之间以及家庭内部的收入差距，家庭收入取决于家庭成员个人的收入多少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共享情况。这一过程往往被国内社会学研究所忽视，但家庭在中国恰恰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最后，中国政府具有独立且强大的国家意志与国家能力，近年来在人口、教育、劳动、再分配等多个领域都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可能会直接干预劳动收入和家庭收入分配过程。
总之，近年来美国收入不平等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理论框架，可以对收入不平等的形成与变迁进行更加多元、深入的解释。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对上述新变量和新因素给予足够充分的认识及把握。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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