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 | 我的研究令知识分子恼怒的原因

我们生来便受到限定，我们只有很少的机会获得最终的自由；我们在非思维中诞生，我们只有一丝希望成为主体。对于那些大肆宣扬自由、主体、人类等口号的人，我要责备他们把社会行动者封闭在自由的幻觉中。这实际上是实施决定论的一种手法。另外，在所有社会类别中，最倾向于自由幻觉的便是知识分子。提出这个社会学悖论无疑也是我的研究令知识分子恼怒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人们如何赞扬萨特，他终归是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家。正如曼海姆(Mannheim)所说，他维持了“无依无靠”的知识分子的幻觉，即相信知识分子能够掌控其自身真理的自我意识幻觉。我认为，有些人疯狂排斥社会学，并谴责社会学“仇恨哲学”，这表明他们对知识分子被各种特殊决定论所束缚的状况视而不见。这些决定论涉及思想范畴、精神结构、附着现象和大学依附。大学依附往往比政治依附更具歪曲作用。我认为，学术利益对大学教师的左右要超过政治利益。换句话说，谁占有了思想工具和思想对象，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身思想的主体。人们并非生来便是自身思想的主体，而是在重新认识决定论后才成为思想主体的。当然，这其中还会有其他工具，例如心理分析，等等。我认为，在这方面，我所做的事情与人们对我的误解恰恰相反。

*节选自《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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