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国际化部为大家带来了《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对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家之一的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访谈。
PART 1
受访者介绍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 1938年1月18日出生于英国伦敦），英国政治顾问和教育家。他受过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训练，曾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大学讲学，然后于1985年共同创办了一家学术出版社Polity Press。1997年，他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院长，一直到2003年；后来他成为名誉教授。作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有影响力的顾问，他有一个 "第三条道路 "的概念--一个不受传统的左-右政治二分法限制的政治方案--被认为是布莱尔工党政府的基础。2004年，吉登斯成为上议院议员，并获得终身贵族身份，成为伦敦恩菲尔德区南门的吉登斯男爵。他写了很多书，包括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1973)、New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 (1976)、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1977)、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The Third Way (1998)、Sociology (5th ed., 2006)、Europe in the Global Age (2007)和Over to You, Mr. Brown–How Labour Can Win Again (2007)。
吉登斯的工作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他以跨学科方法而闻名，涉及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哲学、历史、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工作和政治学。他为社会学领域带来了许多思想和概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的反身性（reflexivity，亦有反射性之译法）、全球化、结构化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的概念。
反身性是指个人和社会不仅是由他们自己定义的，也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定义的。因此，他们都必须在对他人和新信息的反应中不断地重新定义自己。
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的，全球化是一个不仅仅是经济的过程。它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将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使当地的事件被遥远的事件所塑造，反过来，遥远的事件又被当地的事件所塑造”。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自然结果，将导致现代制度的重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为了理解社会，我们不能只看个人的行为或维持社会的社会力量。相反，是两者塑造了我们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尽管人们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动，而且他们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但他们仍然是再现社会结构和导致社会变革的机构。
最后，第三条道路是吉登斯的政治哲学，旨在为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义社会民主。他认为，“左”和“右”的政治概念现在正在瓦解，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在《第三条道路》中，吉登斯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第三条道路”是合理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套广泛的政策建议，旨在为英国政治中的“进步的中左翼”服务。
（部分引自：Crossman, Ashley. (2021, February 16). Anthony Giddens: Biography of British Sociologi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oughtco.com/anthony-giddens-3026484）
PART 2
来源信息
作者: Anthony Giddens, Derek Gregory
来源: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2, No.2
引文格式（Harvard）: Gregory, D., 1984. Space, Time, and Politics in Social Theory: An Interview with Anthony Gidde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2), pp.123–132.
PART 3
访谈译文
Gregory：
在你的整个工作中，在我看来，你否定了社会学和哲学之间的传统分离——你说，只有当两者都坚持某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时，这种分离才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你会期待“对现实主义已有表述的详细修改”，并提出这样一个“修改”的现实主义版本可能对“后实证主义社会理论的构建”最有帮助。同样，鉴于你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与巴斯卡（Bhaskar）的“社会活动转型模型”之间的几个联系点，这本身与一个公开承认的现实主义方案有关，你能详细阐述一下现实主义对社会理论的意义吗？
Giddens：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回答。一是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关系。我认为，任何实践社会理论并对社会科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任何一门学科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对哲学问题敏感。对哲学辩论、哲学问题保持警惕是绝对必要的。但我不认为这与令社会理论解体成哲学相同。我不认为两者是一回事，所以我没有理由像温奇（Winch）这样的作家那样争论，认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哲学的。所以我不认为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最重要的哲学辩论来在社会科学中做有趣的工作。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即人们应该不断地从两个方向了解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哲学家应该在某些方面尝试研究实质性的社会问题，而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至少应该有一些认识正在进行的哲学辩论。但我不想把一个分解成另一个。因此，这使我对认识论辩论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你的问题可能倾向于表明的那样，更为保守。也就是说，虽然我同情现实主义，例如，特别是巴斯卡、哈瑞（Harre）和其他人的所谓“新现实主义”，但我不认为自己在认识论问题上以任何创新的方式工作，而且我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包围”它们。我想做的是从本质上研究我所描述的人类社会本体论，也就是说，专注于如何将人类能动性理论化，该理论化对分析社会制度的意义，然后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结合阐述的。我认为确实任何版本的社会理论都假定某种认识论立场，某种关于认识论辩论的立场——例如，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对此我仍然有点不确定——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或不可能假设您可以制定一个成熟的认识论，然后以某种方式安全地发表，以研究世界。所以我的想法是向社会现实开火；概念上开火，不提供整体统一的认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正在做的事情与像巴斯卡这样的作家，甚至像哈贝马斯这样更重要的作家的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比我更努力地解决这类哲学问题。
Gregory：
但我认为，“新现实主义”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越来越关注这些本体论问题。巴斯卡、基特（Keat）和厄里（Urry）、萨伊尔（Sayer）等人似乎提出，他们与现实主义的接触正是为了使他们能够以比传统公式更为核心的方式解决本体论问题。
Giddens:
我不这么认为——或者他们所说的本体论不是我所指的。我的意思是关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理论；我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更普遍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一般的“存在”是什么。我关心的是试图解决社会理论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肯定是部分哲学的，但我认为并不完全涉及认识论。如果认识论意味着知识理论——知识的潜在主张的基础——那么我认为我所做的并不像你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著作那样从根本上涉及到这一点。
Gregory：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其中的一些问题。结构化理论的发展，部分是通过对“解释性”以及我认为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性”的社会学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两个术语只不过是速记，（政治学人平台编译）但它们所代表的传统通常被韦伯和涂尔干索引。但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中，鉴于方法哲学的发展，你清楚地认为韦伯的大部分工作是“过时的”——而在其他地方，你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涂尔干。在当代社会理论中，你认为涂尔干在某种程度上比韦伯更重要、更持久吗？
Giddens:
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我说我认为韦伯的大部分方法论假设是可以质疑的，我想这部分是因为很多人给我贴上了“韦伯式”的标签，而我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这并不准确。我不接受它作为一个贬义的标签，而且它通常被用作一个标签，但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韦伯主义者。在韦伯的方法论著作中，很少有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的主要主题。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我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涂尔干身上，也是不准确的。我对这两位作者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社会思想的主要传统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并不真的认为他们是替代品。涂尔干的社会科学计划是一个相当巩固连贯的计划，而且相当强硬地推进，他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或多或少地坚持了这个计划。韦伯是一个更加模糊的人物，他所谓的方法论著作并没有像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的规则》那样被作为社会科学的规范性方法来倡导。我认为，韦伯是一个其著作并不完全符合公认的传统的人。至少在最近，大多数人都将其定义为“社会学”的传统。
Gregory:
我提到涂尔干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你和巴斯卡的立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涌现”（emergence）的概念，巴斯卡在涂尔干的作品中发现并赞扬了这一点，而你似乎更持怀疑态度。
Giddens:
是的，我认为这取决于“涌现”一词的实际含义，然而，因为我当然接受社会系统有一些结构性的属性，必须从基因上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我当然不想重新陷入某种自愿主义，我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来避免这样做。我不太喜欢“涌现”这个词，因为它暗示你有原始的元素，就像它一样，当这些元素聚集在一起时，你会得到涌现的属性。我认为这不符合结构化理论的基本思想，即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是人类有知识地做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方式的一部分和组成部分。它们不是突现的属性，而是建立在人们对自我的最个人的知识形式的本质之中。因此，尽管我不赞成“涌现属性”（emergence properties）这个术语，但我肯定全心全意地支持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系统的一些属性被准确地定义为这些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
Gregory:
我提到涂尔干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显然对空间结构的概念很敏感（我认为部分是通过他试图在“出现”和社会形态之间建立的联系）。他在 20 世纪早期与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nche）和人文地理的相遇，在当时似乎为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某种跨界交流提供了前景，如果两者的关系不是同盟的话。很明显，在结构化理论中，您也对时空关系对社会理论的中心性印象深刻。但是你的兴趣不是来自那些经典的辩论，甚至不是来自他们当代的对手，而是来自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和其他人的贡献：对吗？
Giddens:
是的，我认为这多少是正确的。当然，就我自己的智识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准确的描述。我首先通过现象学看到时间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理论至关重要。我认为，要分析人类的意图和人类行动的目的性，就必须把人类的行动看作是有期限的，而不是把意图看作是某种封闭的、（政治学人平台编译）可分离的心理现象的集合体，在某种意义上，而是参与到日常生活的时间构成中。从那以后，我开始认为将时间性理论化是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这使我对海德格尔感兴趣。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论化为时间空间，为“呈现”（presencing）：这使我回到了对地理学起源的关注。因此，我通过一个非常迂回的途径，实际上，来到了地理学家的著作，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涂尔干和地理学经典人物之间的联系。有趣的是，尽管社会学和地理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但在社会学和地理学中却有这两套“奠基人”。
Gregory:
就地理学而言，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生父确认诉讼（paternity suit）程序......
Giddens:
就社会学而言也是如此。我只是没有意识到存在的联系，以及潜在的可能性，我想，我只是通过地理思想对年鉴学派的影响才意识到它们。但是，当我在十年或十二年前研究涂尔干时，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涂尔干和维达尔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Gregory:
您关注的一位当代地理学家是哈格斯坦德（Hagerstrand），一些评论家提出他的时间地理学与维达尔经典的介绍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您说，尽管时间地理学在各种方面都具有吸引力，并且它的一些概念对结构化理论来说极为重要，但您还是要针对哈格斯坦德对其的特定表述提出某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是什么？
Giddens:
在我看来，它在概念上相当原始，尽管在方法上相当复杂。在理论化人类行动者是什么样的方面，它是相对不发达的，因为他们被视为具有“项目”（projects）的移动体；从理论上讲，社会制度及其构成是相当原始的。这些缺点限制了人们将哈格斯坦德的思想直接融入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程度。所以，我和你们一样，对哈格斯坦德的思想以不变的方式的有用性持相当保留的态度。我觉得它们很有吸引力，因为我有社会学背景，（政治学人平台编译）只是不习惯从具体的语境方面思考。我开始相信，时空的语境，尤其是时空位置和行动的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社会生活中无趣的界限，而是内在地参与了社会生活的构成或再生产。我发现时间地理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初步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我可以设想使用时间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论思想，但我认为它们必须在比哈格斯坦德使用的更复杂的理论框架内进行概念阐述。
Gregory:
部分阐述需要发展“时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与哈格斯坦德的理论有连续性，因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时空互动网格的变化。但我认为，你以更基本的方式使用时空延展，并试图确定它对社会形式类型学的影响。
Giddens:
我认为时空延展的概念是社会理论的基础。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有背景的——“处于”时间和空间中——但又跨越时空的“距离”。在社会理论中，我们必须尝试把握这样的情况：作为所有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的情境行动是如何与跨越大“长度”的时间空间的制度形式相交的。那么，对我来说，时空延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与社会整体的性质有关的传统问题。我们可以问社会系统是如何跨越时空的，而不假设“社会”有容易界定或明确的边界。一个“社会”是什么，必须被直接分析。
Gregory:
你已经说过，你不认为结构化理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韦伯和涂尔干的简单结合，如果任何社会学的经典人物在你最近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位置，那肯定是马克思。我在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您说马克思的著作代表了可以用来阐明能动性和结构问题的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是在这里，您的使用也是一个公开的批评，您将您的项目描述为“解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什么意思？
Giddens: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提出了马克思各方面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历史，这两者显然不完全相同。如你所知，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认为我所做的是使用了马克思著作的重要方面，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以一种高度批判的方式，我会抵制这样的想法，即在结构化理论中，除了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一般化的挪用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对人类创造历史的非常概括的描述，但是在他们没有选择的条件下——一个定理，（政治学人平台编译）一开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阐述起来非常复杂——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确实借鉴了马克思思想的概括性方面或者对它们的某些解释。但我认为更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必须被抛弃。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对历史的一种特殊描述，在这种描述中，生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社会变革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换句话说，有某种协调的定理来解释历史（这里的“历史”指一般的变化模式）。从马克思以来一百年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方法是没有希望的。我说“解构”（deconstructing）它，是因为我认为不再可能假设你可以按照这些思路重建对社会变化的描述。我只是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可以有一个关于社会变革的主权账户，可以简化为一套公式；因此，我对如何解释和分析社会变革的看法，与那些试图在第二种意义上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连贯表述的人--如科恩--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只是认为那种说法根本就不可行。实质上，我从马克思那里借来的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某些关键特征的说明，因此，我认为自己更多的是在实质性概念方面而不是在方法论方面借鉴马克思的观点。
Gregory:
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本人对他所谓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过时物，其主要品质是超历史的”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而且，当然，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之一——如果安德森（Anderson）的《追踪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是对具体的复杂性的回归，这种回归涉及到历史的兴起（以其所有特殊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获得新的突出地位。例如，如果有人求助于像E·P·汤普森（E. P. Thompson）这样的作家，那么很明显他们的作品与您所写的许多主题相呼应。也就是说，他们会拒绝任何形式的经济还原论，他们会对任何为人类能动性留下有限空间的结构性马克思主义的图解形式非常不满，他们会希望在他们的解释中将文化和政治问题提升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不是比你想象的更接近当代马克思主义吗？
Giddens:
这取决于你如何表述。你可以说，他们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比他们说得更远。说我对人类机构和社会制度的看法肯定与汤普森的一些强调相当相似是非常正确的——但有保留，因为在我看来，汤普森和安德森之间的辩论确实呼应了传统社会学的辩论，即那些关注更多“自愿”立场的人和关注更多“结构”立场的人之间的辩论，而我并不明确地支持汤普森在这场辩论中的立场。我认为，安德森很有效地从汤普森那里得到了一些分数，而那场辩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背景，在其中可以挑选出一些主题，这些主题可以被阐述为一个更普遍的理论账户。因此，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作者实际上将方法论信条付诸实践，而这些信条确实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和定理相当接近。
Gregory:
我想追求这一点，因为我关心的一件事是你一再坚持“方法论置括号”。一方面，您关心将机构和结构，或战略行为和制度发展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您也接受两者方法论上“括起来”的必要性。例如，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你似乎专注于制度分析，（政治学人平台编译）以至于战略行为实际上从讨论的任何中心位置消失了。那是因为你认为你的兴趣与激励我们讨论过的历史学家的实质性问题真的有很大不同吗？像汤普森这样的人可能想要同时解决“代理”和“结构”这两个问题，这必须引发一系列关于如何实现这种结合的问题：或者你是否认为它可以。在我看来，掌握结构化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是一回事，但将其定理纳入实质性说明以捕捉作为整个构想支点的机构和结构之间的接合显然是另一回事。
Giddens:
这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之所以从方法上把做社会科学的两个方面分开，是因为出于许多目的，研究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集中在一个方面而不是另一个方面。错误之处在于，假设方法论置括号是一种本体现象——比如像布劳（Blau）这样的人，甚至涂尔干也是如此——"社会学 "的独特领域是分析者超越了个人的目的、意图和理由，发现在这些目的、意图和理由之外以某种方式影响他们的社会力量。我不认为假设所有形式的社会分析都能产生一个完整的解释，以系统和令人满意的方式连接机构和结构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一个人在这方面的理论立场和做特定形式的研究所涉及的方法论限制。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研究长期制度发展。在我看来，大多数情况下，长期的制度组织和变化是通过有意的行动发生的，但不是有意的：也就是说，我认为看到大多数历史是 "无意 "的，尽管所有的历史都是 "有意 "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我非常注意强调有意行为的非故意后果的重要性，而不滑向某种功能性解释。我在《当代批判》中试图以准备的方式分析的各种问题就属于这种类型。人们所分析的大多数长期发展，当然不可能被认为是任何特定的个人或个人的集合体所拥有的项目的结果。但我在书中确实试图坚持，在试图解释长期变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结合点时，我们也必须试图把握人们在特定背景下的各种可知性，因此，例如，在有关国家起源或城市起源的理论中，或不管什么，人们在产生某些类型的社会变化中所拥有的可用模式的形式是具体的。他们以前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城市和国家的存在，他们所处的社会是否是某种预先存在的城市形式解体的结果--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不能被压缩到一个“结构性”的描述中。所以说，长期的制度变化是无意中发生的，并不等同于要把它压缩到一个孤立的分离的制度分析形式中。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第三个考虑是关于人们写这些变化的话语形式。所有的社会研究都预设了我所说的“人种学时刻”（ethnographic moment），这是描述社会行动的解释学元素的方法论对应物。因此，无论一项特定的研究是怎样的统计，无论它是怎样的抽象和遥远，它都预设了某种参与被描述的环境的个人的民族志。（政治学人平台编译）当然，这种人种学并不总是公开写出来的：例如，在一项统计研究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所做工作的一个默认的方面，但我认为它必然存在，而且它原则上可以写出来。因此，我不同意存在两种研究报告风格的区别。我认为，即使是统计研究，也会有一种可以写出来的人种学报告，也就是对统计报告中假定和推定涉及的个人的原因、意图和行动背景的描述。这也是我与结构社会学不同的原因，后者压制了解释学时刻（hermeneutic moment）。
Gregory:
这对这种理论的政治含义有重要影响，不是吗，因为如果你想说——正如你所做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个人短暂的遭遇与制度的长期沉淀或发展是分不开的，那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必须与这些遭遇中固有的知识联系在一起，就像它们在任何长期的结构性矛盾中一样，所以你认为，这些矛盾是潜在的“历史上进步运动的可能性”。
Giddens:
是的，我还是要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开。在《社会学研究》中，我为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对它们所涉及的主题进行批评这一概念提出了理由，但只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意义上，这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科学家声称要向那些已经对其活动的条件有很大了解的个人提供知识。因此，他们声称比个人本身更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广义上说，提出这种主张显然是一种政治主张，因为其含义是，如果社会科学家是正确的，那么有关个人就会改变他们的行动。他们会认识到，告知该行动的某些信念是错误的。这意味着，在社会科学和其“主题”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互惠关系。这使得社会科学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因为它意味着社会科学不断地进入并塑造它们所涉及的个人和团体的行动的话语。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之一是经济学，它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现代工业生活所产生和形成的话语。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与它们的主题之间的这种构成性接触，似乎暗示了与社会科学作为批判性理论的表述有关的问题的联系。我不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正统的矛盾概念来分析。
这些问题都与当代批判理论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方面有关。但第二个方面是，显然，它必须有某种实质性的肉体。这取决于如何在哲学上阐释的社会理论的关键时刻和当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主义项目有关的实质性制度参数之间建立联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传统项目在二十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现有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方面显然不是很成功，无论是计划的理想还是创造自由和人道的社会秩序的理想：任何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点。另外，20世纪的世界与19世纪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与社会主义的预期现实有关，因此有必要把那些在传统社会主义辩论中不太重要的问题重新带回政治讨论的中心。（政治学人平台编译）这些包括--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关于民族国家、国家的领土性、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以及最重要的，对暴力手段的控制的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生活在一个相当无政府的民族国家体系手中的战争手段不断升级的世界中所固有的问题完全不相符。我认为有必要对民族国家的性质、军事暴力的性质和起源，以及一种军事力量的哲学--或者一种控制暴力手段的哲学——进行分析说明，这将以某种方式解决民主理论的传统问题。很容易看出，说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可以通过某种工人的自我管理归还给工人是有一定道理的--沿着这些思路的某种理想至少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信的，但说把暴力手段的控制权归还给广大人民群众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马克思在这种问题上的各种想法已经完全过时了。马克思认为，工人没有国家，并且基本上认为，在国家权力方面，一个武装的民众将是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民众。就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在这里，我看到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社会理论的问题：事实上，这些是《民族国家与暴力》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主题。
Gregory:
他们让我们回到对汤普森及其参与核裁军运动的担忧——如果不一定是分析的话。大概你想说，用你自己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最重要的“时空边缘”之一是核战争的前景？
Giddens:
是的，在我看来，汤普森说得很对。这是我们时代的基本政治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在政治上毫无准备的世界，社会科学缺乏一个可以随时关注相关问题的概念性词汇。思考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是第一代人，要经历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希望我们不会是最后一代。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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