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种植物？在以摸清植物学家底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植物志》中英文版早已出版的今天，继续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多余？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录，我国有维管束植物301科3408属31142种。然而，要准确说出我们到底有多少种植物，依靠这个数字就不够准确了。公安部虽然为每个公民建立的户口本，但是难免有重名和错漏，为了把握我国人口的准确情况，国家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植物也一样，《中国植物志》查清楚了我国植物学家底，但是这其中原来的名称有错漏，又不断有新种被发表，也需要对中国植物进行普查。而植物学的“人口普查”自从中国植物志中英版完成之后，就没有进行过。不夸张的说，就是最优秀的植物学分类家和最权威的植物学机构都很难回答——中国到底有多少种植物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中国植物志》简介（1959-2004）（
来自《中国植物志》网站）
为了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上海辰山植物园马金双团队对中国植物的种类进行了一次普查，结果发表于著名植物学期刊Plant Diversity（Cheng Du, Shuai Liao, David E. Boufford & Jinshuang Ma. Twenty years of Chinese vascular plant novelties, 2000 through 2019. Plant Diversity.42(5):393-398.2020.
https://doi.org/10.1016/j.pld.2020.08.004）。
Plant Diversity. 42 (5): 393–398. 2020.
根据作者们的研究，在2000-2019年的20年间，中国新发表了4407个维管植物新分类群：7个新科、132个新属、3543个新种、68个新亚种、497个新变种和160个新变型，此外，还有643种植物的新记录，也就是说20年间中国增加了4186种维管束植物（Du et al., 2020）。4186个物种可不是一个小数啊，整个英国不过才有2000多种维管束植物，这个数字如果放在英国，就是这个国家的物种数量增加了两倍。
上海辰山植物园刘夙博士发表的被子植物新科——美丽桐科（Wightiaceae）
上海辰山植物园商辉发表的蕨类植物新属——卫蕨属（Hiya）
上海辰山植物园魏宇昆博士发表的鼠尾草属植物新种—— 张家界鼠尾草（Salvia daiguii）
上海辰山植物园黄卫昌教授级高工发表的兰科植物新种—— 拟天麻（Gastrodia elatoides）
那么有没有种类减少的呢？根据作者的文章，过去20年间，有3562个植物名称被重新组合、306个名称被替代、2349个名称被归并入，大约有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植物物种名称发生了变化。结合新物种和新记录物种的发表和发现，中国维管植物的数量每年仍在以200个物种的规模在增长，累计超过15%的中国植物物种名称可能需要重新处理，更多物种的范围和异名需要重新梳理（Du et al., 2020）。
2000-2019年间发表的中国维管植物新分类群年度分布
有没有由于物种灭绝导致的物种数量的减少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判断一个物种是否灭绝，是一个十分谨慎的问题，需要经过认真仔细的调查，有些物种几十年不见踪影，最近又突然出现的例子并也不少见。
上海辰山植物园严岳鸿博士在海南发现的一度在中国“野外灭绝”的蕨类植物——南洋石韦（Pyrrosia longifolia）
上海辰山植物园严岳鸿博士在海南发现的一度在中国“野外灭绝”的蕨类植物——海南金星蕨（Parathelypteris subimmersa）
上海辰山植物园（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辰山中心）收到的一份57年没有在野外采集到标本的植物——沼生虾子草（Mimulicalyx paludigenus）
话说到此，也许有人会问，这些新增加的种类是否可靠呢？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涉及到物种的概念和分类学的方法。何为物种？是生物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物种的概念有22个之多（杨永、周浙昆，2011）。其中，以生殖隔离为基础的“物种”概念，似乎争论较小。但是利用“生殖隔离”的概念来应对和处理植物学物种即不方便运用，在植物学中存在着大量的无性繁殖的种类时，又显得苍白无力。
不管物种的概念如何不同，物种是一个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实体，它有时间，空间和特征三重属性。一些学者怀疑植物物种的真实存在,将植物物种看作是人的主观想象。Riese-berg 等人设计了两套方法检验这种说法, 一是用统计方法分析离散的表型簇和种的对应关系以检验种是否为离散的客观实体, 二是利用反映受精后隔离的杂交指数来检验种(代表表型簇)是否为生殖上独立的谱系。结果发现，表型分析(phenetic analysis)表明,大多数分类群确实存在表型上的间断(discontinuities), 即离散簇(discrete clusters), 植物为 83%,动物为88%（杨永、周浙昆，2011）。也就是说分类学学通过形态学识别的种类大多数是可靠的。在植物分类学的实践中，描述新的物种是基于形态、生理等方面特征变异式样的一种推测，常常以具有稳定差异且以普通方式就可以识别的最小分类学实体作为种的操作性定义，一个物种的定义可以看做一个科学的假设。有分类经验的植物学研究人员都会发现, 每个属(含有多个种)内都有一些独特的种类, 同时有一些变异式样复杂而难于界定的种类, 那些独特的种类多数都经得起反复研究和检验, 就是好种。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2000年以后，这些中国植物的新种，大多数是以英文发表在国际学术的期刊，这些新种的许多都有分子生物学的证据，都经历了国际同行的检验，有较高的可检验性。
2000-2019年间发表中国植物分类群相关文章发表的刊物分类
杜诚、马金双等人的文章也带来了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植物志》编撰完成，以及不少高水平的地方志完成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新物种的发现呢？首先我们要承认，全国志和地方志的完成确实完成了摸清我国植物学家底的任务。但是《中国植物志》是在一个极其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工作，编撰者们缺乏资料，不能看模式标本，时间紧任务重，错漏就在所难免。但是随着国际交往变得越来越容易，植物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野外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分类学从业群体的增大，每年都有这么多的植物学新类群被发现，这些工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植物多样性的认识。
《中国植物志》80年纪念（
来自《中国植物志》网站）
上海辰山植物园科研人员在广西弄岗进行野外调查
上海辰山植物园科研人员在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进行野外调查
既然植物学的种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以纸质版为基础的植物志很难满足和适应这一需要，如何将动态的植物信息完整、及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新一代的可实时更新的数字化植物志，则显得更加必要（杜诚. 2020）。
参考文献 1）Cheng Du, Shuai Liao, David E. Boufford & Jinshuang Ma，2020. Twenty years of Chinese vascular plant novelties, 2000 through 2019. Plant Diversity.42(5):393-398.
https://doi.org/10.1016/j.pld.2020.08.004
2）杜诚，中国维管植物物种报告（2000-2019）（博文）
3）杨永、周浙昆，2010，物种——老问题，新看法。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40 （4）: 311 ~ 320
作者：周浙昆，中科院版纳植物园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植物学和生物地理学家。
来源：周浙昆的科学网博客
转自：“iPlants”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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