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宁校长在清华园里待了24年，陈校长不是一位传统的「学院派」，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与环境有关的社会事件的深切关注，也表现在他与业内和政府部门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而在一些利益关系复杂的改革中，他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勇气和推动力。
从2015年年初以来，地方政府一把手因环保问题频频被约谈，环保被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考核追责，全国环保系统的140家环评机构脱钩。环保部给人的印象，正在从以前的「雷声大，雨点小」，变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强势部门。这一变化的背后，除了2015年1月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外，在环保领域有多年积累、雷厉风行的陈吉宁的到任，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陈吉宁：从来就不是传统的学院派
本文首发于2016年4月14日总第751期《中国新闻周刊》
天气好的时候，陈吉宁还是会在清华大学里散步。
在成为环保部部长一年零三个月后，他依然住在清华大学分的房子里。十余年前，陈吉宁任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他以教授的职称分到了一套位于清华大学西北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居住至今。
自1981年考入清华大学，除了中间留学英国并任教的10年，陈吉宁在清华园里待了24年。从环境系副主任，到清华大学校长，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2015年1月，他离开清华园，成为环保部党组书记、部长。
熟悉他的人说，这个转身毫不奇突，因为陈吉宁「从来就不是传统的学院派」。
从高材生到环境系主任
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就读本科时，邹骥比陈吉宁高两届。
现任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的邹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陈吉宁名声在外，既是系里的第一名，又是学生干部，用清华大学校内评价优秀生时最常见的一个词来形容，便是「又红又专」。
1986年，环境工程系设立首届「陶葆楷奖学金」，大五的陈吉宁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奖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那时刚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不久，也在系里任教。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没有直接教过陈吉宁，但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一样，知道陈吉宁是「81级中最好的学生」。
1988年，环境工程系硕士毕业的陈吉宁，由校方公派到英国布鲁耐尔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年后，陈吉宁转至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土木系，攻读环境系统分析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于1992年毕业。
1995年，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任讲师的邹骥，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学。因与陈吉宁是有着共同专业背景的清华师兄弟，同在伦敦的他们熟识起来。
那时，陈吉宁已完成博士后，在英国帝国理工医学院任助理研究员。闲暇的时候，陈吉宁带着邹骥熟悉伦敦，邹骥则常去陈吉宁家打牙祭。陈吉宁的夫人也是在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读的本科，比陈小一届，彼时同样在英国帝国理工读博士。等着饭熟的时候，邹骥和陈吉宁喜欢端着啤酒海阔天空地聊天。
邹骥回想，英国学术氛围浓厚，哲学、技术科学、经济学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这种历史底蕴也影响了他们俩。「我们的视野、思考方法都有新的提高，我认为我们都认同英国高等教育的优秀文化遗产，认同这种理性严谨的学术传统。」
当时，邹骥已转学环境经济学，陈吉宁则从事环境系统分析。他们交流各自学科里的理论，也讨论已进入后工业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在环境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那时，中国经济尚在中低收入水平的高速发展阶段，还难以在环境领域投入巨大。而英国、丹麦这样的国家已在足够甚至过度投资的背景下争论环境投资效果评价的问题。他们根据欧洲国家的当下情况，探讨如何使这样的巨额投资更有效，进而认为在中国的环境投资有效性的研究也十分重要。
他们也会谈起中国的环境教育。他们认为，环境学科人才仅仅学习经济学或者工程学是不够的，必须进行跨学科培养，形成复合的知识结构，学生应同时受到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训练。而在纯理论之外，学生还必须懂得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了解国家背景，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最容易做出成绩。
这样的交流持续到1996年邹骥离开英国为止。
有关环境学人才培养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94年，郝吉明作为清华环境工程系副主任去丹麦国家实验室考察，他特地绕道英国，与陈吉宁见面。
郝吉明回忆，那时，学校已与他谈过，希望他接任环境系主任。那些年，郝吉明作为系里的核心组成员，清楚地知道系里面临着人才的断档。改革开放之后，留校的优秀生很少，尤其是杰出的学生，多数都考虑出国深造。大家讨论，如果可能的话，「要把陈吉宁弄回来」。
郝吉明与陈吉宁初步谈了谈，让他做一些准备，早日回国。陈吉宁听了中国的环保情况、环境系的人才队伍建设，告诉郝吉明，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意回国。
郝吉明回校后，和校领导沟通，将陈吉宁作为引进人才进行培养，校方同意了。
1998年，陈吉宁离开待了10年的英国，回到清华大学，34岁的他发挥自己在外国求学和工作的背景，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主管外事的副主任，职称为副教授。当年暑假，清华启动资深评审，陈吉宁成为教授。
当时，陈吉宁在英国的工作尚未完全交割，常常两边跑。当年10月，郝吉明再次到英国与陈吉宁深谈，陈吉宁答应，次年3月，他一定全职回清华报到。
1999年3月，陈吉宁如约回国。一个月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名单出炉，郝吉明成为清华大学五名上榜者之一。学校希望长江学者可以专心于学术，不再担任行政职务，郝吉明本人也恰有此意。他向学校申请，辞去系主任一职。学校同意了，并请他提名继任者。
当时的环境工程系有四名副主任，陈吉宁进入了郝吉明的视野。作为一个本科、硕士都在清华大学念书，同时也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清华毕业生，陈吉宁深谙清华的运行机制，也对如何培养优秀的人才有自己的体会。
郝吉明与陈吉宁不同，他生于解放前，读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所受的教育断断续续，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里成长。而陈吉宁恰好是「文革」结束后的高考生，专业教育完整，再加上他曾在国外留学、任教，有开放的国际思维。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另外几个副主任都是主要偏向于一个专业领域，比如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等，陈吉宁学环境系统分析，这个专业需要站高望远，将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陈吉宁的视野相对更宽。
郝吉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学校，学校赞同，并希望郝吉明能做好系里相关老师的思想工作。
郝吉明告知系里的老教授们自己的这一决定，没想到得到了一致的赞成。老教授们大多都看着陈吉宁入校、成长，对这个年轻人有好感。系里的年轻教师们也都表示很服气。
1999年7月，35岁的陈吉宁出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主任。
「他情商真的很高」
2016年3月11日上午10时，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就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答记者问。
三个小时后，陈吉宁的一位昔日学生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陈吉宁答记者问的文字实录。「我的朋友圈已经被昔日同学们刷屏了。」
这名学生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环境经济与资源管理专业，班主任便是刚从英国访学归来的邹骥。
此时，清华和人大两校的校领导通过交流决定，两校应联合培养环境学科人才，正如同邹骥和陈吉宁在英国海阔天空谈论时所设想的那样：清华的环境工程系学生可来人大上课，学习经济、社会、管理学知识；人大的环境经济与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可共享清华的师资，在那里学习自然科学等基础课程和工程技术类课程。因课程繁多，本科拉至五年完成，两边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同时拿本校的毕业证，以及清华大学的工程学位和人民大学的经济学位。
邹骥作为清华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此时又在人大任教，他对两校的课程、培养方案都了解，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班主任以及沟通人。
1998年陈吉宁回校后，也加入到这些学生的培养中来。
邹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们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两边的学生，列出各式环保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运用大家所学的经济学、工程学知识，自由讨论。最频繁的时候一周一次，最少也是一个月一次。
邹骥对其中的一次讨论印象深刻。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由，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事件发生后，中国尚未给出官方表态，陈吉宁和他立刻引导学生搜集资料，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根据掌握的理论和历史知识及政策信息，独立开展评论，以此培养独立评判事件的能力。最终，他们联合署名，将讨论结果发在了报纸上。「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教科书里，进行脱离实际的讨论，课程就会苍白空洞。」邹骥这样评价。
他们也很快发现，这批学生到了高年级之后，在研究各项环境问题的时候，因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双重学科基础，分析解决环境规划管理和政策问题的能力较强。
联合办学最终因种种原因只持续了两届。他们毕业后，有小部分人被推荐到了清华继续读研。
曾在陈吉宁门下攻读硕士的一名学生梁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相较其他老师，有着自己独到的教育理念。
陈吉宁曾联系自己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昔日学生，让自己门下的在读研究生去访谈有关水业价格的问题。
陈吉宁只负责联系、铺路，其他统统放手不管。能做成什么样，几个学生完全没有概念。「我发现，他不仅培养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力，还培养我们的综合统筹能力。事实证明，对行业的初期了解全都来自于这个暑假的访谈，不少内容在我们最终的毕业论文里也用到了。」参与其中的一名学生这样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陈吉宁的这个理念也贯彻在他与学生的相处之中。如果有学生告诉陈吉宁，自己想做一个研究，陈吉宁往往不会直接评判对错，只要他觉得有一定的可行性，就会支持学生去做，让对方感受到充分的自主权，而他在这个过程中，再慢慢施以引导。
梁叶主要在环境系的系统分析研究所里做科研，这个所和原先环境系所成立的水所、大气所、固废所都不同，该所更为综合，师生的专业包括工程、经济、管理、土木、水利等。这个所传达的教育理念与过去清华人大联合办学以及陈吉宁早期的教育理念都一脉相承。
一名研究所所长曾和别人交流说：「我知道陈老师希望我能成为他那样的综合性人才，什么都懂，但我做不到像他那样。」梁叶觉得，对方言谈里是佩服的语气。而在环境系里，有关陈吉宁的评价大多如此。梁叶推断，陈吉宁除了学术能力很强之外，还有着高超的人际交往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情商真的很高。」
而另一方面，陈吉宁作为导师，并没有太大的架子。开始时，梁叶总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实际上，私底下的陈吉宁和正式场合上西装革履的那个他完全不同。他穿着普通，夏天的时候，也会穿着短衣短裤大喇喇地坐在办公室里，言谈举止没有什么距离感。
不是单纯的学院派
邹骥和梁叶都记得陈吉宁在21世纪初参与发起的「水业沙龙」。这个沙龙一两个月会召开一次，主要探讨行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管理体制和政策的创新等。
梁叶参加了多次沙龙活动，水行业是国家相对垄断的行业，只有国家授权的企业才能经营自来水或进行污水处理，而陈吉宁提出，是否可以在行业内引入民间资本。他将国企、外企请到沙龙中来，请大家共同探讨水行业的问题。
让邹骥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另一点。在英国时，陈吉宁就不是单纯的学院派，他那时就与英国的各式企业密切交流，将理论知识学以致用。邹骥认为，在沙龙时期，陈吉宁不仅请来了各种企业代表，还将建设部、环保部、水利部等官员请到场，企业、政府、学者共同讨论行业问题，并给出答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后来，梁叶并没有在环境行业内就业，但也始终关注行业发展。她发现，水行业确实在按照当时他们讨论的，或者涉及过的一些模式在发展，而工程技术出身的陈吉宁，能在十年前预判到其中的一些发展趋势，梁叶觉得他十分有远见。
作为一名学者，也作为中国最顶尖大学的环境系主任，陈吉宁和政府始终保持着专业上的往来。
邹骥对陈吉宁在2005年参与两个社会公共事件时的表现颇为赞赏。
2005年3月22日，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客座教授张正春参观圆明园，发现园内正在进行大规模铺设防渗膜的工程。因担心铺设防渗膜会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和古典园林风格，张正春将此事告知了媒体。
媒体报道后，圆明园防渗工程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一片质疑声中，环保部门介入调查，发现圆明园此项工程未按国家相关法律作环评报告，也未通过北京市环保局的环保审批。
工程被叫停之后的40多天里，仍然没有环评单位愿意接手圆明园整治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有分析者认为，圆明园防渗工程环评技术难度较大、涉及面较广，而且环评报告直接关系到圆明园防渗工程的「生死」，环评单位对其环评报告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许多环评单位不愿冒此风险。
而风口浪尖上的相关部门，非常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以及学术单位可以站出来。有人找到了清华大学环境系，陈吉宁就拍板承担了这个环评项目。
此次环评不仅风险高，经费还很少，总费用7.2万元，几乎全部花费在分析、调查、资料打印上。清华大学环境系大概有二十多位老师投入到项目中，另外，北师大、农大、首师大等多家单位也参与其中。
后来，陈吉宁解释了自己接手的原因，他觉得清华大学本来就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陈吉宁再次临危受命，带领团队前往污染现场做环评。曾有媒体报道，当时，陈吉宁不仅迅速从技术上帮助政府出谋划策，还给在建设部担任专家组成员的刘文君打电话，让他联系相关领导去现场参加应急供水工作，及时缓解哈尔滨市民饮水紧张的问题。这件事给刘文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陈吉宁既有专业知识，又看得很长远，考虑的问题和提出的对策都很有远见。
邹骥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细节。离京很久的陈吉宁刚从污染现场回京到家，现场方致电陈吉宁，需要他回去，陈吉宁二话没说，调头回机场。「有的教授会讲究待遇、职称，陈吉宁不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担当。」
「明显有一种推背感」
在清华大学校内，校长、副校长的选拔均要进行民意测验。
中层干部、老干部、各学院工会组长、教师代表等，均要从一份各学院正处级干部的名单中，海选出自己觉得可以成为校级领导的人。
那些年，环境系的发展十分突出。年轻教师成长快速，教学、科研等都在学校统计中遥遥领先。
环境系主任陈吉宁的名字自然被人提了出来。据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大家有共识，清华大学60后的干部中，有几人比较突出，包括后来的校长陈吉宁、书记胡和平和陈旭，他们都在清华读的本科，均是优秀毕业生。
2006年2月，42岁的陈吉宁、44岁的胡和平成为清华大学副校长，43岁的陈旭成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一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赴任前，陈吉宁经过了一段时间较为痛苦的思想斗争。一旦做了副校长，学术精力必然会被分散，继而远离学术。他思考了很久，仍然决定赴任。
半年后，陈吉宁任党委常委，2007年末，任常务副校长。2012年2月，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刚过10个月，48岁的陈吉宁接棒顾秉林，成为新百年的第一任校长，也是少见的非院士校长。
清华一名教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与前任顾秉林不同，顾秉林更像是学者型的领导，这或许也和他将近70岁的年龄有一些关系。陈吉宁则不同，他敏锐、果断、雷厉风行，放眼全局后，能在具体的事情上迅速抓住症结，并作出判断。他一旦决定实施某件事，并做了广泛的调研之后，会目标明确地去推进此事。
当时在校内任中层干部的张桦（化名）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给下属传达的，是来自领导决策之后强大的推动力，「明显有一种推背感。」
接受采访的每一位清华校内教职工，均对《中国新闻周刊》谈及陈吉宁上任后主推的人事制度改革。
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改革前，清华大学历史负担较重，用人制度按资排辈，「优秀的留不下，不适合的淘汰不走」。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年轻人难以走上舞台，相应的职称和待遇也始终跟不上。
张桦则用「大锅饭」来形容过去的情况，学科带头人、跟随者、边缘化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绩效激励机制还没有发挥出这支队伍本身的潜力。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是最早探索这一改革的试点院系之一。从2006年开始，经管学院设计和实施了人事考核制度。
首先，他们将教师分为长聘和非长聘，所有教师入校后均为助理教授，均为非长聘。之后升为副教授，分为非长聘和长聘，然后才是长聘的教授。该院规定，一位从助理教授开始的教师，应在9年内获得长聘的副教授或教授。如果到期不能获得长聘，则不能延续其合同，即「非升即走」。
而评聘长聘的学术标准，是与同一学术领域内、同一学术资历阶段（通常是从获得博士学位时间开始算）的学者作比较。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最高水平之一的教师才能获得长聘。一旦满足这个标准，则不受名额的限制。
其次，教师的薪酬改为年薪制。学院取消了课时费、论文指导费、论文奖励等，只确定一个年基本收入总额，以及工作任务组合。
经管学院的这项改革显然推行得较好，成为学校改革的模板之一。
2013年，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了《清华大学关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几项主要举措，包括：突出岗位职责导向，建立教师队伍分系列管理制度；科学制定选聘标准，实施教研系列教师岗位准聘长聘制度；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全面深化薪酬福利制度改革，引导教师从项目导向转向学术导向；根据学科特点，探索相应的团队建设模式。
张桦回忆，人事制度改革推进时，校内各个层面都阻力重重。「关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可以说，陈校长当时力排众议推这个改革。」
改革有两种思路，一种可以像已经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些高校一样，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可以规避很多矛盾，靠折中曲折前进。「整体改革被肢解，很可能你的分步走并不能达成最终目标。」另一种思路则是直接推进，不让整体方向发生偏移。
最终，校方选择了第二种思路。
拿个别理科院系开刀的时候，校内传闻四起，报以悲观消极态度的人很多，院系改革时反弹力度很大。陈吉宁带着校领导班子深入每个院系，和不同层面的人分批次探讨适合该院系的改革方法。
环境学院分外支持这项改革。院领导表态，他们要支持陈吉宁的工作，环境学院必须要向前走。之后，环境学院成为校内38个院系中第14个启动改革的院系。
当全校各个院系拿出改革方案时，张桦发现，没有两个院系的改革方案是完全一致的，所有院系都结合各自学科的特点，拿出了适合本院的改革方案。张桦把陈吉宁的方法称为「啃骨头、钉钉子」。
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教师离开教研序列，进入行政序列的现象。但其中的部分教师，是因为专注于教学，鲜有科研成果，而被迫转岗。有人因此诟病此项改革仍然把科研作为评判标准，而不注重教师的教学质量。
或许是为了回应此前遭人诟病的改革评判标准，2016年4月，清华大学决定设立「基础教学年度教师奖」，专门面向在学生中享有良好声誉的基础课和公共课教师。每名奖金5万至10万元，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5到10名基础课教师。
但《中国新闻周刊》（亦在这份由校领导转发给记者的通知里注意到，候选人必须满足在清华大学教龄满20年以上的条件。在2014年曾轰动校园内外的因「非升即走」规定而不得不离开教学岗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师方艳华，当时37岁，显然无法满足这个条件。
如何更加平稳而有效地推进人事制度改革，仍然是摆在校领导面前的难题。
但张桦认为，这并不妨碍离开清华校长岗位的陈吉宁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坚持住了，并且已经努力做到了最好。
他回想，如果陈吉宁当时不这么大力推行此事，最终会带来改革结果的异变。在观望的人群发出种种消极声音时，他猜测，陈吉宁及主推此事的校领导，或许也产生过动摇。
当校内传言四起，说陈吉宁即将去环保部任职时，陈吉宁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势头，继续努力推进这项改革。而当陈吉宁离开清华大学时，所有人都在问，校长都走了，这个改革是否还要继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改革，如果不是陈校长这么推，到不了今天。」
2016年1月，清华大学2015至2016学年秋季学期考试周的最后一天，在陈吉宁离开清华大学的一年之后，校长邱勇宣布，纳入学校人事制度改革范围的38个院系全部如期完成改革方案制定工作，「取得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志性阶段成果。」
张桦说，邱勇任副校长时便与陈吉宁配合，积极推动此项改革。几乎在每一个院系人事制度改革的启动仪式上，邱勇都要说一句话：「感谢全体教师的支持！」陈吉宁离开之后，邱勇没有懈怠，继续力推此项改革。
张桦认为，陈吉宁给了自己的继任者「一股强大的推力，一种极大的信心」。
「学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直接发短信给我」
与这份推动力相比，在学生的评价中，陈吉宁则温和得多。
陈吉宁上任校长伊始，便要求校办组织了一次学生代表见面会。王然作为自己年级的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见面会。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学生代表并不多，各年级代表各一名，加上学生会干部，大概不到十人。陈吉宁和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以及另外两位副校长一同参加了见面会。
陈吉宁让每个学生作了自我介绍，他饶有兴致地问他们的专业和学习情况，最后在见面会上，给所有学生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如果觉得学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直接发短信给我。」他说。
此后，这样的见面会组织过多次，学校不同年级、不同院系的不少学生都和陈吉宁有过这样的接触。
当年上半年，一年一度的高招季，陈吉宁首开先河，决定给高三学生写邀请信。当年招办的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封信是陈吉宁亲自执笔写的，前后修改数次，因为陈吉宁觉得这封信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形象。「作为校长，他日理万机，但这样的事情他不假人手，可见他对自己分内事轻重缓急的判断。」
录取结束之后，陈吉宁再开先河，给录取的新生写信，希望他们能独立报到。上述人员透露，这封信同样出自陈吉宁本人，也是几易其稿，但「独立」的思想从未变化。
除此之外，当年的入学通知书开始改版，新生的照片和陈吉宁的个人签名被印在每张通知书上。
校内越来越多的学生体会到陈吉宁「富有亲和力」。
他骑着二八自行车，停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门口，与同样骑着自行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中心常务副主任岳光溪聊天，被学生拍了下来，并走红网络。
也有学生看见，2013年10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学校本科生特等奖学金候选人的答辩会已开始一个半小时，陈吉宁悄悄从侧门走了进来。他并未打断答辩过程，而是悄悄走到最后一排站着，和其他同学一同站着听完了答辩。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陈吉宁任校长的最后半年中，曾有一名学生因一直探索创业，影响了成绩，难以获得保研资格。该学生过去和陈吉宁在见面会上有过几面之缘，他给陈吉宁发短信，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在学校经管学院一个项目继续学习的想法，想请陈吉宁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陈吉宁在第二天回复他，自己做了推荐，并祝他成功。
这名男生最终没有被经管学院录取，而是进入清华大学其他学院继续深造，但这并不妨碍这名学生对陈吉宁的感激。
任职校领导之后，陈吉宁依然带研究生。邹骥参加过几次他的小组讨论，他发现，陈吉宁对学生的作品并非泛泛而谈，往往是给出十分具体的指导意见。「一听就知道，他花了很多时间看这些学生的东西。」
同时，陈吉宁与业界尤其是环保部依然保持着联系。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陈吉宁带领团队赶赴灾区，出具安全评估与应对措施的报告。
2009年初，环保部决定对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进行战略环评，此次环评涵盖15个省（区、市）的67个地级市和37个县（区），覆盖国土面积111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5，涉及石化、能源、冶金、装备制造等十多个重点行业，是当时涉及地域范围最大、行业范围最广的战略环评。陈吉宁任项目集成专家组组长，领衔此次环评，并于2013年下半年提交报告。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这份五大区域战略环评报告获得了环保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陈吉宁当部长，比他当院士给国家做的贡献大」
得知陈吉宁将履新环保部党委书记及部长，张桦多少有些意外，清华的诸多改革仍在进行中，「还都在要着劲儿的时候。」
但大家又觉得，这一变动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中国需要一位有学科背景、有勇气也有担当的环保部长的话，那么陈吉宁就是这个选择。」
郝吉明比张桦得知这个消息更早一些。校内已有各种传说，直到陈吉宁告诉郝吉明，自己可能真的要去环保部履新了。「他认为新工作可以和专业进行结合。」而郝吉明也认为，学习环境系统分析的陈吉宁，正好可以在这个岗位上「人尽其才」。
据《中国新闻周刊》多方了解，陈吉宁的夫人回国后，一直在企业工作，当时正在一家国企任高管。在陈吉宁决定履新环保部的时候，他的夫人也决定退出企业，并于当年年中转而进入某高校环境学院任教。知情人说，这是为了规避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牵扯。
陈吉宁上任后，将雷厉风行的风格带入环保部。环保部约谈各地一把手，并要求环保系统的环评机构脱钩。
梁叶说，陈吉宁的几次记者招待会都有着一样的风格，他的回答里，有一段是事先准备好的官方语言，还有一段是他自我解释的让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他的观点有理有据，能让业内人士信服。另一方面，他用大众能接受的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能让公众信服。」
2016年春节前，邹骥与陈吉宁深谈过一次当前的环境政策科学决策问题。
目前，中国面临着大气、水、土壤等多方面问题，尤其是雾霾问题，需要投以巨资解决。20年前在英国伦敦公寓中，他们用纯理论的科学知识探讨的欧洲国家面临的投资费用效果优化问题，如今真实地摆在身为环保部长的陈吉宁的面前。
陈吉宁告诉邹骥，他认为，目前的一些重大决策存在着旧账没有算清的问题。「比如雾霾，花多少钱，怎么花，谁出钱，分布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上，怎么能在最快最可行的基础上，在大家能接受的政治力度和资金投入上解决这一环境问题？他强调，我们应加强费用效益和效果分析；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让环境投资从财政负担变为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道路。」
陈吉宁的成长经历使他具有全球视野和历史眼光。他对邹骥说：「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上，今天发达国家大约10亿人口完成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历史过程中，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干扰，不同的环境问题也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里分阶段解决的。过去30多年里，拥有另外10多亿人口的中国高速发展，现在正在完成人类现代化历史上的第二次浪潮，对环境也产生了冲击，但在相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总体上要比发达国家当年做得好。未来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几十亿人口中会出现后来的现代化浪潮。前两次浪潮中所积累的环境治理经验和教训，应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最大限度减少它们后起的发展对环境的冲击，这个是中国对世界应当承担的责任。」
邹骥认为，陈吉宁身上还存在着当年上学、后来做研究者时的影子。
陈吉宁也有了一些心态上的变化。他和邹骥谈起人才培养，除了过去他们聊过的复合知识结构、严谨科学作风之外，身为部长的陈吉宁希望，能有更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人才出现。
在大学里埋头做学问的学者，学术的贡献较多，政府的智库更了解政策的进程，但前者距离政策稍远，后者知识的系统性稍弱，怎样能实现两类人才的结合，是陈吉宁这样的实干者关注并希望推进的。
在得知陈吉宁履新环保部时，邹骥给陈吉宁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说：「你当部长，应当比当院士给国家做的贡献大。」
（梁叶、张桦、王然均为化名。实习生国佳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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