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新闻的崛起：“合法的”和“业余的”之间差异的模糊

“合法的”和“业余的”

现在许多人通过社交媒体和博客来传播和评论新闻，承担以前由专业记者执行的任务，以此在世界上留下印记。收集信息以及向大量人群传递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一度需要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的协调努力才能完成，无论在小型媒体（本地报纸）还是大型媒体（美联社和联合国际新闻社等有线服务机构），都是如此。这些机构对生产过程有巨大的控制力，他们甚至决定什么是有新闻价值的，这个标准多年来一直处在变动中（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型新闻组织一致同意——或者默许——不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小儿麻痹症暴露给全国人民，这样的“勾结”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大多数能够使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的人都可以在社交媒体网站或个人博客上发布内容，这些内容都可能会成为“今日新闻”。这些公民记者基本上是在没有“把关人”确保其准确性的情况下制作和传播这些信息的。同时，许多新闻机构也开始将公民记者的工作纳入自己的专业产品中。其结果就是数字边界的渗透：“合法的”和“业余的”新闻项目和渠道之间差异的模糊。

媒体聚合和再利用

公民记者和其他内容制作人员经常将可用信息以全新的结构进行重新组合。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社交媒体非常适合这些实践，因为网页和文件的副本可以以最低成本从多个来源加以创建、搜索和重新混合（Lessig, 2008; Martin, 2014）。媒体聚合和再利用的现象在互联网上激增，并已经成为一桩大生意。聚合者以一种容易理解的形式汇集了一系列新闻来源（Martin, 2014）。他们策划这些来源，仔细选择并且对它们加以排列和格式化。有些人还提供他们的观点。现在很多人都在Twitter或Facebook上寻找新闻事件的最新信息，而不是求助于传统媒体，比如报纸、电视、广播和有线电视等。

在大众传播媒介不独立于国家政权或新闻自由受限的地区，公民新闻能够为社会群体提供发言权。在这些地区，公民有特殊的动机利用社交媒体来分享和掌握新闻。例如，在有些国家，媒体受国家控制，移动电话则是监管最少的媒体空间。因此，短信和社交媒体成为公民获知时事和向他人传播时事的平台（Wei, Lo, Xu, Chen, & Zhang, 2014）。

当然，公民记者极有可能没有接受过专业新闻技术方面的培训。例如，他们不被要求在发布信息之前通过多个可信来源验证信息的准确性，他们可能不关心抄袭的缺陷，他们可能不会验证他们所声称的事实信息的真实性。而专业新闻机构有这样的标准，当然，专业新闻机构有时也是不正确的：他们可能急于快速地（或者第一个）发布新闻，这样的话，它们会依靠可能错误或缺失的来源；也有可能，相比于关注事实本身，他们对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并且在财务上有利可图）更感兴趣。但总的来看，专业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提供的信息通常被认为比公民记者或博客提供的信息有更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新闻人士之间的竞争有时会导致严重错误的产生，从而干扰（如果不是玷污）新闻产品本身——事实或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本身的声誉可能会严重受损。新闻机构公平和准确方面声誉的下降可能使独立记者或公民记者受益，后者可以向公众显示出自己是可信的。虽然独立记者和公民记者也犯错误，但他们对故事整体报道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可以通过对事件的报道来体现出来。通过阅读公民记者提供的新闻和传统媒体机构提供的新闻，公众可以看到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对观众的渴望，也使得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以及组织机构都努力使新闻看起来尽可能有趣，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或读者。这导致煽情主义发展到较高的程度，记者用耸人听闻的方式写作和制作新闻故事，从而捕捉和保持观众的注意力。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如果风格比内容更受欢迎——这样的情况时时发生，事实的准确性就会受到影响。当专业组织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时，其就为新兴企业打开了一扇门：新兴企业如果能在新闻价值方面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它们就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扇门也向假的或者不准确的新闻或信息敞开，使其能够更轻易地和更广泛地扩散。

“人民”的声音

独立新闻和公民新闻代表着“人民”的声音，为他们（其实是我们）提供了发出声音、汇聚力量以及做出变革的机会。它让我们看到，曾经被政府和新闻机构把控的权力开始由公众来表达。

确定谁有权力、如何行使权力，对于理解任何群体或社会的动态都非常有益。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及尝试改善身边的状况——挑战现状——则可以向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授权，并促成真正的社会变革。若想不在面对挑战时不知所措，关键在于决定哪些问题对你最有意义以及哪些问题能燃起你的热情，这是你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找到其他和你相似的人。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在这方面可能是不可或缺的。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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