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雅理读书 公众号
原本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卷化”，突然成了一个网络热词，被频繁地用于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中。黄宗智先生是较早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运用“内卷化”概念的学者。在本文中，他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借用“内卷化”概念分析中国小农经济的过程，指出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劳动投入越来越高而劳动回报却越来越低的情况，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黄宗智先生也讨论了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其他领域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例如，在竞争日益激烈、机会却不断递减的教育领域中，应试教育“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作者认为，上述现实困境可能是如今“内卷化”成为一个引起大众共鸣的关键词的原因。
一、“内卷化”为何引发人们共鸣
迄今关于内卷化的论述主要聚焦于两大领域。首先是笔者论述的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由于其“内卷”（或“过密”）状态，甚至能够抵御、排除质变。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高度依赖辅助性、副业性的高劳动投入的棉花—纱—布经济便是最好的例子：棉农们以18倍的按亩劳动投入来获取仅数倍于水稻的每亩收益的回报，形成一个农业与手工副业紧密结合的顽固生产体系，完全消灭了之前还可以看到的一些较大规模、依赖雇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农场。
其中的关键机制在，一个小农户家庭相对一块小耕地而言，凭借自身的仅具低机会成本的廉价辅助性家庭劳动力，能够承担比营利型经营式农场更高的地租，亦即地价，借此完全排除了后者。那样的农业甚至能够顽强抵制机械化的进入。
在一个仍然是相对可用资源而言极高人口密度的中国来说，在众多领域中都会呈现类似的改而不变的现象。
譬如，改革以来借助超过之前的劳动法律规定的工时来用工，最终形成通过用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来聘请没有或少有劳动法律保护和福利的“合同工”，借此来达到比使用正规职工的企业更高的利润率，迫使它们要么使用同样的“内卷”策略，要么无法与其竞争。如今那样的“非正规”劳动力已经达到城镇职工总数的75%。对处于那样的用工状态下的职工们来说，“内卷化”概括当然会引起其感同身受的共鸣。
同一机制也可见于以应试为主的教育界。面对快速递增的竞争人数和伴之而来的递减机会，学校大多逼迫学生投入越来越高的“劳动”来应试，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对其自身的质量评估，促使本来就缺乏创新性的应试教育体系更加高度内卷化，基本排除了更多关注创新而不是死记的教育改革。对来自那样的高压下的学生们来说，其对内卷化概括的感受无疑也会和上述的职工们同样有如身受。以上说明的机制，也许是如今“内卷化”成为一个引起众多人们共鸣的关键词的原因。
二、去内卷化的小农农业
面对以上讨论的巨大内卷化现实，人们较难看到、体会到“去内卷化”的正面现象。但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走向来说，对后者的认识也许比对内卷化的认识更为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去内卷化的机制才可能真正认识内卷化的含义。
在农业方面，以下因素的交汇已经促成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国家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赋权（经营权）、赋能予小农户。在城市快速发展所导致对高档蔬果、肉禽鱼的市场需求的大规模扩张下，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转入了相应的经营，特别是一、三、五亩的小、中、大拱棚高附加值蔬菜（包括反季节蔬菜）种植，几亩地的果园，和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的小农户农产品生产。国家则在提供肥料、塑料、优质品种和技术等投入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结果是“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的大规模兴起。
如今，那样的农业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3,总耕地面积的1/3，推进了新型的“隐性农业革命”——之所以说是“隐性”，是因为它来自农产品结构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某几种农产品的亩产量的提高，因此较难洞察。这种新农业大规模提高了小农户的收入。虽然在该过程中，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一窝蜂转种某种新农产品，从而导致价格下跌和收益递减的一种侧面现象。但总体来说，无疑堪称一个新型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革命”。
但这样的发展较少会被人们认识到。即便是国家政策（可见于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一直到最近的两三年方才真正关注到小农户的成绩和贡献，初步展示了从过去一贯优先关注规模化农业（大农场）的偏颇，转向重视小农户的创新和发展潜力。这是个与“内卷化”相反的动向，尚未被大多数的人所认识到。它是国家新采纳的“振兴中国乡村”的战略决策的部分内容——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仍然有一定成分的依赖旧型“规模经济效益”理念，将“小农经济”视作落后的、没有前途的实体的长期以来的错误认识。
三、新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
在小农业之外，治理体系方面的去官僚主义内卷化的动向也容易被人们忽视。人们大多将中国的“改革”简单视作向西方的“市场经济”的“转型”，有的更简单将其视作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代科层制化的转向。
殊不知，从中国自身的演变历程来看，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从高度内卷化的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体系出发，有意识地让权、赋权予社会的改革：先是将土地经营权赋权赋能予小农户，而后是将市场创业权力和权利赋予不仅是小农户，更是城镇市民。同时，还由中央赋权赋能予地方政府，在行政体系中广泛采用了（中央）发包予地方政府，也包括政府通过“项目制”发包予社会人员（包括学术界人员），借此来激发由下而上的积极性。
这些做法与其说是来自西方，不如说是来自传统的“集权的简约治理”中的“简约治理”。它是个有实效的去官僚主义内卷化的政策和机制。我们应该看到，以上转述的改革期间的“转型”释放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能量，推动了相当规模和深层的农业和治理体系上的“去内卷化”。
国家如今已经基本抛弃了过去革命传统中的、由上而下的群众运动，不再借助可能趋向极端的高度感情化、甚或群众暴力化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群众运动。代之而来的是上述的有序赋权和赋能。
其背后的理论模式不是西方的、抗拒国家权力的“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更不是其所虚构的“无为”国家，而是一个政党—国家体系。相对“社会”来说，它不是一个被认作与其对立的实体，而是一个将社会/人民视作与国家二元合一的治理进路和设想。
如今，国家已经朝着放权赋能予社会的方向迈出巨大的步伐，成功地释放了强大的能量。今后，应该会继续迈出更多类似的步伐。我们可以预期，那样的方向将包括赋权赋能予诸如农村社区（尤其可见于最近的“集体产权改革”和“振兴中国乡村”的战略决策）、其他社会团体——包括媒体、专业团体、院校及其教员们、社区合作社，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商会，以及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等。
笔者倡议，将人民积极参与设定为国家涉及民生的重大政策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和条件。这样的方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西方的社会vs.国家二元对立建构，更符合中国式的简约治理传统，以及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治理理念。也更符合今天宪法和党章所申明的谋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治理方针和理念。
它的走向既不是西式相对政府的“民主主义”，也不是革命时期的“群众主义”，而是一种更为中允、更可持续的新型“人民主义”。政府积极纳入民众的参与和能量，借助人民的参与和主体性来克服长期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内卷化弊端，才是真正的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走向和愿想。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