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媒介技术有不同的“偏向”，塑形了不同的感官秩序。中国乡村社会，短视频以及网络直播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力正在凸显。村民的身体实践会呈现怎样的感官秩序，这种感官秩序与媒介实践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请看下文：
作者：李红艳
来源《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
就人类文明史发展而言，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感官秩序，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就人类与媒介关系而言，不同的媒介与人类的感知之间，其比率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形塑了不同的身体实践。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短视频在乡村社会中的渗透与扩散，乡村社会的诸多社会活动，特别是乡村文化活动与新的媒介技术之间发生了多元化的关联：这种关联中的身体通过旁观者、参与者的身份进入了网络世界；在乡村文化活动中，身体通过生产与传播、旁观与参与、在场的观念性和不在场的观念性等形式，重塑了乡村社会中网络使用者的感官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触觉的位置凸显出来，与视觉、听觉合并起来，构成了感官的新的同一性；嗅觉与味觉则处在隐性或缺席状态，使得乡村网络使用者原有的感官一体化出现了位移和偏向现象，这种种新的感官现象，正在促成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品格的形成。
关键词：身体实践; 感官秩序; 短视频; 乡村文化; 乡村品格
研究问题的提出
康斯坦茨·克拉森(Constance Classen)认为：“当我们检视不同文化里与感觉相关的意义时，会发现感觉成为潜在的象征集聚地。视觉可能与逻辑推理或者巫术相联；味觉往往被用作审美差异或性体验的隐喻；气味经常代表着神圣或者罪恶、政治权力或社会排斥；这些感觉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社会认可的‘感觉模式’,社会成员以此来理解世界或者将感官知觉和概念转译成特定的世界观。持有不同的某一感官价值的社会成员可能会对这一感官模式提出挑战，感官模式提供基本感觉范式供人们遵循或抵抗。”(Classen, 1993:126-130)这种多感官同一性思想摆脱了狭义的感官体验，将身体体验与文化观念连接起来，发展出一个可以广泛使用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多项不同的感官知觉构成身体感项目，身体感项目之间也会形成体系性关系，呈现出秩序性(张连海，2015)。由于视听文明时代的社会管理、人类的交往方式、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都会发生根本变化(陈晓明，2015),感官的秩序在身体实践中扮演的媒介角色越来越凸显出来。从广义的媒介视角而言，自口语文明进入印刷文明后，人类感知文明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麦克卢汉指出：“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感官同样是我们身体能量上固持的电荷。人的感觉也形成了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麦克卢汉，2011:33)他用“感知比率”(sense ratios)的差异，区分了各种媒介在感知模式(model of perception)上的差别(麦克卢汉，2011:71),明确地将身体的感官秩序与媒介技术的实践结合在一起了，新技术使得一种新感知方式诞生的媒介基础出现了，个人身体与个体身份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建构(程波、袁海燕，2019)。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扩散，尤其是短视频在整个社会阶层中的覆盖与渗透，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个体，面对着同样的技术扩散与使用、视觉生产与传播，感官秩序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带动了身体实践类型的变迁。
对乡村振兴而言，一方面不仅要关注新技术的使用，还要关注在城市化过程中，互联网对乡村传统文化生产、消费以及传播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中国乡村社会而言，短视频以及网络直播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力也正在凸显。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这些因素叠加在村民的身体实践上，会呈现出怎样的感官秩序呢?这种感官秩序与媒介实践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A区9个镇村民互联网、短视频以及村落中乡村文化活动与上述媒介之间关系的实证调研，探讨上述问题。
感官秩序与媒介研究
学术界对感觉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学者划分不同的种族类型来测量研究群体的身体和感官指标(张连海，2015)。研究指出，学术界对于身体的关注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针对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论分析，二是指结构化理论中的身体观念，三是生命态身体(lived body)视角下的现象学思路，即从身体观的视角转向身体感的视角，也称为感官转向(sensorial turn)(Spradley, 1980;Grimshaw, 2001)。其中，身体的感官转向，在新媒介技术时代，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余舜德指出，身体感觉是构成社会意义的基础，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余舜德，2008:12),“当我们检视不同文化里与感觉相关的意义时，会发现感觉成为潜在的象征集聚地。……感觉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社会认可的‘感觉模式’,社会成员以此来理解世界或者将感官知觉和概念转译成特定的世界观。持有不同的某一感官价值的社会成员可能会对这一感官模式提出挑战，感官模式提供基本知觉范式供人们遵循或反抗”。(Classen, 2010:401-412)
不同社会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感官模式有所不同，不同的感官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感官秩序。比如就审美文化而言，西方文化认为只有人的视觉和听觉才属于审美感官，因为它们是“思维”的器官；而中国传统美学却认为味、嗅、触、听、视五觉均为审美感官，因为它们是“享受”的器官，中国审美文化特别重视为西方美学家所贬斥的味觉的作用(王旭，1991)。由于身体感具有即时性(immediacy)、情境性(contextuality)等特征(张连海，2015),这种种差异给评价不同文化里人的感官秩序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媒介与社会关系的不断变迁，个体与媒介之间的感官接触在当代中国社会也呈现出动态的特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延展到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新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是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占有社会文化资本的群体对自身进行塑造的过程(赵勇，2005),新技术的扩散加速了这种塑造过程。消费主义及其消费文化强调视觉快感，专注于感性的愉悦，使得视觉文化成为社会主流(周宪，2001)。新媒体技术的网络界面，以多重感官的表象模式，以印刷媒介的理性知识模型，寻找着诸如脸、表情、唇读、手势、语言、视线等多感觉化的服务。换言之，媒介技术的每一种进步，都在强化对主体的感官征服。而网络媒体与网民之间的关系，一定意义上也是以主体的感官延伸和理性缺失为前提的(付丽，2005)。因为“网络空间作为一种产物是属于柏拉图主义的，全副感官输入装置武装起来的网络行者坐在我们面前，他们似乎是而且确实是不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了”(迈克尔·海姆，2000:78-82)。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短视频中的乡村娱乐延伸了人的心智，乡村民俗延伸了人的心理(李红艳、冉学平：2020)。
学者针对不同的单一感官也做了一些探索。研究指出，从身体的角度来看，口头传统与文字传统，因其各自所依赖的声音与文字这两种不同的传承媒介，构成与身体不同的关系，身体感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交流。现代视觉、听觉手段和材料，赋予了现代人对视觉、听觉环境进行私有化的能力。从听觉媒介而言，声音景观研究从空间与听觉者的感官经验出发来考察声音环境(季凌霄，2019)。私人听觉空间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离，不光牵涉现代听觉方式与以往听觉方式的断裂，还牵涉视觉和听觉的断裂(王敦，2011)。如在新诗的歌谣化运动，在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的传递和教育之外，更凸显出左翼文化对政治大众的身体感官层面的重视和打造，作为文本的歌谣与作为声音的歌谣之间出现了两种理念的分歧(康凌，2019),其分歧的关键在于作用于大众的身体感官的着力点不同。
在中国传统乡村的声响系统中，“唱新闻”之类的声响介于日常实践声与仪式声之间的距离，为窥探中国传统乡村的声音景观和感官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李乐，2020)。就音乐表演与身体感官而言，呈现出三种关系形态：以“体化实践”为核心的“乐”文化研究，结合了以视觉的空间化为方法的行为观察(外部凝视)、“在场”的身体体验之“做”(doing)以及身体行为与音响结构的同步关系三个层面(萧梅、李亚，2019)。
概括而言，当下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三个层次：关于身体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关于单一感官与媒介使用之间的研究、针对单一感官的相关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以解释性研究居多，以案例性描述为主。本文提出感官秩序的概念，将其与身体实践结合起来，以定性和定量资料混合起来的方式进行分析，既可以补充当下相关研究的不足，也可以由此为拓展乡村社会中的媒介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资料获取与研究工具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问卷调查实施于2020年7月到9月之间，实施地点在北京市A区的9个镇。调查的主题是农民接触互联网，尤其是短视频与乡村文化传播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考察农民在身体实践的动态过程中，其感官秩序的特征是什么。调查以面对面的方式实施，样本数量为495人，回收率为100%,受访群体年龄主要集中于40至59岁，占比约71%。性别比例方面，男性约占44%,女性约占56%。学历方面，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中专水平，占比约41.4%,其中初中及以下水平占比27.4%,大专占比26%,本科及以上占比5.2%。职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其中普通农民占比29.8%,村干部占比36.2%,新型职业农民占比9.5%,就业指导员占比11.8%,文化组织员占比12.2%,民俗旅游户占比1.4%,其他职业占比2.4%。
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时间为2019年9月到10月、2020年10月到11月。参与式观察主要采用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参与式观察采用的是结构式观察的方式，通过提问和小组讨论的形式实施。深度访谈采用面对面访谈、录音笔录音整理的形式进行。每个镇深度访谈2人，共计18人。
感官同一性的逐步打造：身体实践的网络化
传播技术通常只有在与人类身体的感官接合后，才能与社会、文化发生关联(孙玮，2019)。人类在期待、期盼或者希望时，体验和感知了时间。这几种体验使得人们体会到了时间。在这几种形式之外，身体的节奏也成为感知时间的工具。但是唯有环境或者文化，或者两者都在关注时，时间的变化才会体现出来(段义孚，2020:158-160)。比如德里达认为，声音是有其现场性的，因为声音无法摆脱对音源的依赖，记录语音就意味着回到现场：“‘意识’要说的不是别的，而只是活生生的现在中面对现在自我在场的可能性。”(雅克·德里达，2001:9)现代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节奏理论，也常常建基于对人的生理节奏的讨论(康凌，2019)。在新的技术场景中，技术与人的感官之间发生了另一种机制，因为“虚拟实在可以开发出一种反馈，其中包括整个身体的开放性和敏感性”(迈克尔·海姆，2000:132),因而产生了身体在实践上的诸多可能性，使得感官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混杂状态。这种混杂状态在乡村社会中也出现了层次性的变化。
首先，从传播技术的接触形式上看，在大众媒介时代，在村民的大众媒介接触中，电视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傅海，2011),村民的身体习惯了与图像和声音的连接，文字作为一种媒介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
其次，随着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渗透，在乡村社会中，手机上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调查显示，60.4%的人接触网络时间为5年以上，大部分村民开始接触网络的时间为2014年左右。在村民上网方式的选择方面，94.6%(434人)的人使用手机上网，52.1%(239人)的人使用电脑上网，16.1%(74人)的人使用平板电脑上网。手机上网已经成为主导方式，智能手机成为当下乡村的一个日常符号。40～59岁的被访者接触网络的时间最长，女性要比男性更早接触网络。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以及中专以上学历的被访者接触网络的时间均在5年以上。就身体行为而言，上网意味着身体的多重实践过程，那么将身体感官镶嵌在网络中，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本研究从短视频观看转发与自我发布两个层次进行描述与解释，并将这两种状况描述为分离式观看与参与式观看的行为，由此展开对身体感官与媒介实践之间的关系的解读。
(一)分离式观看：旁观的身体
分离式观看是指观看短视频时，观看者主要以“旁边者”的身体姿态完成观看行为，其身体处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本次调查发现，70%的人喜欢观看短视频，72.4%的人每天观看短视频；从观看时长来看，1小时及以下占比54.7%。就观看短视频的软件使用情况而言，除了抖音短视频、火山小视频和快手等专做小视频的软件之外，微信、QQ空间以及腾讯、百度新闻等软件所生产的短视频内容受到了村民的关注。排名前三的小视频观看软件分别是今日头条、微信和抖音短视频。40～59岁的人多数每天都观看短视频，且这一年龄段的人比其他年龄段观看短视频的频率更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因为村民中的大多数受访群体通过手机自带渠道获取短视频信息，占72.7%(343人)。其次是通过家人、邻居、朋友和同事的分享获得短视频的相关内容，其中，23.3%(110人)的人通过家里人分享获取短视频信息，25.6%(121人)的人通过邻居或同事分享获取短视频信息。其余的渠道则有广告(11.7%,55人)和电视(4.6%,23人)等。研究者在调查中曾观察过村民的手机，对于自带的App, 村民们的态度是：之前并不了解是什么软件，只是点开了就用用看。这种看似无意识的使用，就实质而言，是一种在限定空间内对人类身体实践的一种规制。一旦拥有了手机，点击的运动是手指运动，也即身体选择，而不是人脑的自主选择了。与短视频开始流行时的调查相比，当时村民们对于短视频这一“新”的媒体和技术形式，几乎是抱着“热热闹闹地赶时髦”心理，他们对抖音大加赞赏。随着短视频作为一种叠加的信息技术在不同媒体平台的使用，以及今日头条和微信用户的异军突起、手机App绑定服务的普及化，村民们观看短视频的平台选择也出现了倾斜，抖音用户的扩散度有所降低。
调查显示，在使用短视频App之前，村民们对于网络的使用，男性更倾向于获取新闻信息，女性的选择则主要与兴趣爱好紧密结合。开始使用短视频App后，74.3%的村民更倾向于关注新闻类内容，其次为综艺、电视和电影剪辑内容以及搞笑段子。
听听新闻，不费脑子。之前就是从百度QQ上看看新闻。(村主任)
我喜欢听歌，除了听听段子，就是听地方戏。(文化组织员)
抖音在我们村很流行，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玩。(普通农民)
就短视频调研来看(见表2),村民们感兴趣的内容有新闻、段子、美食和综艺影视剧等。女性村民更喜欢借助短视频学习做各种美食、观看影视剧；男性村民倾向于观看新闻，“总得知道点国内外大事”。
无论从何种渠道进入短视频，也无论观看什么内容，村民们的短视频转发行为基本处于缺席状态，被访者表示会偶然转发短视频，经常转发短视频的被访者不足10%。
就上述情形而言，村民们从一开始对于短视频的新奇性接受到观看短视频行为的普遍化，其接触短视频的社会行为在感官选择上发生了偏向，感官的选择从单数向复数发生着偏向，从对抖音的热情拥抱到对今日头条、微信等平台的接触过渡，感官的兴趣综合起来了，形成了多感官的混合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旁观者的身体，其感官综合性与短视频内容在网络上的呈现之间，处在分离状态。
(二)参与式观看：浸入的身体
参与式观看是指观看者的身体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到短视频的活动中，比如发布短视频、做平台直播与粉丝互动等，身体的虚拟参与行为成为其主要特征。
发布短视频，对于村民而言“有点难”。如前所述，转发短视频仅仅是一种“手指运动”,观看者表示不太会：“不是手指动一动，我动来动去，图像就跑了。”因此，发布短视频者意味着要求发布者有对技术更为熟悉的家人、邻居或者亲属、同事来帮忙，才可以使得技术在身体使用中成为一种习惯行为。
从短视频发布以及账号粉丝情况而言，21.4%(101人)表示“发过的短视频很受欢迎”,13.8%(65人)的人发过短视频但观看者寥寥无几，7.2%(34人)的人录制过短视频但没发布过短视频，52.7%(248人)的人表示只观看短视频但不发布短视频，4.0%(19人)的人发布过短视频但又删除了。
我拍了不少短视频，发布了，没人看。看的人吧，还是村里的熟人，那还不如就在村里看，发了没用。(文化组织员)
我爱拍短视频，也很有意思，家人、邻居、村里人看看就行了，不用发。(跳广场舞的农民)
短视频账号粉丝量情况如下：74.0%(256人)的账号有100个以下粉丝，且粉丝是亲戚朋友；17.2%(59人)的账号有100个以下粉丝；且粉丝是网友；4.7%(16人)的账号有100～500个粉丝；仅有1.5%(5人)的账号有500个以上粉丝。被访者群体拥有的粉丝量在100个以下且主要是熟人、亲朋关系，这一点与受访者不愿意发短视频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习惯了在熟人世界中互动，短视频发布之后面对的则是“陌生人世界”,“陌生人”不会进入他们的身体世界，与他们进行感官交流，渐渐他们也失去了兴趣。
因此，被访者发布短视频的目的除了带有一定的乡土特色外，也带有很明显的个人色彩。75.6%(309人)的人发布短视频是为了自娱自乐，17.4%(86人)的人是为了学习这种技能，7.4%(86人)的人是为了学习新知识、传播乡村文化等，7.3%(30人)的人则是为了推销农产品、宣传本地的旅游产品。
刚开始好奇，就是觉得好玩，发了也不看了，也没什么意思，就不发了。(农民专业户)
可以看看短视频，心情愉快，乐呵呵的。(文化组织员)
我家是民俗旅游户，发布短视频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家的农家院，吸引客人来玩。(民俗旅游户)
与发布短视频行为较为一致的是直播观看行为：32.6%(149人)的被访者喜欢看直播，36.5%(167人)的被访者表示无所谓喜不喜欢看直播，18.8%(86人)的被访者不喜欢看直播，9.4%(43人)的被访者表示“特别喜欢看直播”,2.6%(12人)的被访者特别不喜欢看直播。直播观看软件的使用情况分布如下：34.7%(119人)的被访者选择用一直播App观看，其余被访者选择使用抖音、火山、全民K歌、淘宝、腾讯体育、虎牙、斗鱼、熊猫等软件进行直播观看，仅有7.1%(35人)的被访者在映客、火山等软件观看过直播。
从广泛意义而言，“观看”依媒介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肉眼之眼”,这是观看的基本形态，这个眼睛是一个实体性媒介；第二种是凭借想象而获得的“心眼之看”,这个眼睛则变成了一个关于想象的隐喻，成为一个功能性媒介；第三种是依靠特定的机械装置，即依靠“机械之眼”获得的观看(曾军，2008)。在上文的直播和短视频观看中，被访者更多的是使用“肉眼之眼”进行观看，这种观看带着身体的动态旋律，他们通常会跟着里面的旋律，摇摆身体或者做出各种身体姿态，这种身体姿态与乡村社会的村落属性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在院落里还是在村落的公共场所，熟人之间的身体互动处在一种天然的状态中。自然状态，是村落习惯的一种形式，也是村民之间身体互动的习惯形式，这种习惯形式是熟人社会特征的一种身体延续。
研究指出，在音响-身体的层面，歌谣化运动召唤集体的大众主体的过程，并不是诗人/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整编与改造，而更近乎大众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以歌谣节奏为中介，一种原本消极的、被形形色色的表面差异所遮蔽的、隐藏于大众自身之中的身体的集体属性被发掘出来，并被积极地投入大众的组织中，大众的集体身体得以遭遇、辨识、形塑和实现自身(康凌，2019)。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身体高度卷入。短视频传播营造的是一种影像化的在场，物理空间中在场反而出现了“缺席”的状态，用户运用短片进行自我展示与自我控制(孙海龙，2019)。对于乡村观看短视频的村民而言，一方面他们在进入一个虚拟的场景中，身体感官随着这种场景的动态过程不断迁移和重组；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把“身体”看作“自己的身体”,而是看作一种熟悉的运动，这种运动是在感官浸入中实现的。感官的同一性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网络使用中身体实践的训练与塑造。
感官秩序的变迁：不在场的观念性和在场的实在性
在短视频世界中，身体是虚拟的，是不在场的，但是不在场的身体并非是无感知的。日常身体与虚拟现实的身体感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征呢?研究指出，在新的技术情境，例如直播中，人们的身体实践会呈现出“反结构”的阈限状态，缺乏移动能力的用户可以利用再现的身体感知，参与社会的流动，再现的身体成为用户经济资本的表征(张丽华，2021),使得地域与静态的边界模糊了。在虚拟世界中，两种身体感最接近的部分是连贯影像，只是这一影像本身是一种相似或者是类似的比较关系。在场和不在场仿佛形成矛盾关系，是一种来自在场与不在场相比较形成的推演关系，换言之，不在场是观念性的，而在场是实在性的(王峰，2018)。这种不在场的观念性和在场的实在性，构成了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短视频传播之间的两种关系，下面分别对这两种关系进行论述。这里所说的在场的实在性是指身体是现实在场的，与视频里的虚拟身体形成了对照；不在场的观念性是指身体是作为观念呈现出来的，线下的身体作为“实体”观照着线上的身体。
(一)在场的实在性
对于村民而言，只要是居住在村落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线下的形式依然是占主导的，乡村的文化活动也是这种线下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线下的文化活动形式以唱歌、跳舞类文化活动为主导。调查显示，村民在村里主要参与的文化活动类型有跳舞(71%)、唱歌(63.6%)、运动会(20.1%)、电影(17.7%)、卡拉OK(11.9%)、唱戏(10.8%)和庙会(6.9%),他们最喜欢的形式是跳舞和唱歌，这两种文化形式通常是由村里的文化组织员来主导的，是行政组织和自组织结合的形式，因此也呈现出行政性、自组织性和重新秩序化的特征(李红艳，2018)。村民为什么喜欢唱歌和跳舞呢?除了社会交往需求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感官的参与力度最强。由于唱歌和跳舞主要在线下举行，身体的在场感以最为丰满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呈现方式便是以身体在场的实在性来呈现的。
基于这种在场的实在性，80%以上的村民认为自己对于村落里的文化活动十分熟悉，这种熟悉是以感官印象为依据的。村落组织的文化活动通常是围绕节假日来进行的。54.2%的村民认为，每个村里的文化活动在节假日举行，已经形成了惯例。也有村民认为，村里的文化活动不是按照每个节假日，而是按照月份来设计的，即一年12个月，一年有12次文化活动，持这种看法的村民占13.7%。12.2%的村民认为村里每天都在组织文化活动。感觉村里每周都在组织文化活动的村民占10.9%。为什么会出现文化活动频率感知上的差异呢?因为被访者主要是根据各自的身体感知和在村里的社会交往圈子进行感官判定的。比如作为文化活动主要组织者的文化组织员认为，他们村里几乎每天都有文化活动：“每天村民都会一起唱歌、跳舞，这些都是文化活动啊!”文化组织员是村里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每次文化活动他们都会身体力行地参加，身体在场是最基本的底线，他们的感官感知始终在场。常驻在村里的村民，对于村里的文化活动，无论是自发的还是乡镇村落组织的，都可以随意参加，因此从感官而言，村里的文化活动每天都在进行着，是一个动态的身体感知。在这种身体感知中，认为文化活动时间太长且集中在晚上的村民占55.7%,认为乡村文化活动时间在白天的占36.3%,其余的村民则认为乡村文化活动主要在周末或者节假日举行。这种身体感知与村里的实际情况是否吻合呢?
笔者在文化组织员的培训活动现场发现，文化组织员对该问题的回答基本是一致的：村里自行组织的文化活动，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因为村民们晚上空闲时间较多，而区里和镇里布置的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节假日和周末，这一点与文化活动的性质和举行的要求有很大关系。基于上述因素，就参与而言，受访者中，以组织者身份参与乡村文化活动的占29.2%(140人),以参与者身份参与文化活动的占39.0%(187人),以观众身份参与文化活动的占35.4%(169人)。
概括而言，在村落里的乡村文化活动中，唱歌与跳舞始终是身体参与的主要形式。这两种形式既呈现了身体的在场性，也拓展了身体的实在性。65.3%(313人)的村民认为本村文化活动数量越来越丰富，72.5%的村民认为本村文化活动很有趣、很吸引人，75%左右的村民对此表示十分满意。
促使村民身体在场参加乡村文化活动，除了村民自身的兴趣之外，文化活动的奖励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调查显示：74.9%(316人)的被访者认为参加文化活动得到的奖励是奖品(具体的物品，比如水杯、茶壶、毛巾和雨伞等);15.6%(66人)的被访者指出其得到的奖励是奖杯或奖状，9.5%(40人)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参加文化活动得到了现金奖励。其余的奖励形式包括一起去其他郊县旅游参观、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学习等。与奖励对等的是，文化活动的参加者也会在参加活动所需要的服饰、音响、交通等方面有所花费。这些花费集中在500元以上的占37.4%,1～100元之间的占18.7%,101～200元之间的占13.4%,没有任何花费的占16.0%。
我很喜欢参加村里的合唱团，也去区里参加比赛，没有服装肯定不行，村里没有那么多钱，就平均费用，反正也不是很多，大家乐和乐和。(50岁的女性村民)
这位女性村民家是个民俗旅游户，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她与丈夫一起参加村里组织的文化活动，他们对这样的生活十分向往，觉得“活得有劲头”。在他们看来，唱歌跳舞，和一群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显得村子很有活力。活力在他们看来就是可以让身体活动活动，与周围的村民相互交流交流的身体行为，“这才是生活的味道”。
线下的文化活动，最大限度地活跃了村民们的身体感官。村民们将唱歌和跳舞看作活动身体、建构人际关系的方式。
(二)不在场的观念性
与在场的实在性相对应的是不在场的观念性。不在场的观念性中，网络使用者悬浮在计算机空间当中，摆脱了肉体的牢笼，出现在充满数字情感的世界中(迈克尔·海姆，2000:78-82)。调查显示，41.9%(188人)的受访者经常观看乡村文化类短视频，51.0%(229人)的受访者表示“偶尔看乡村文化类内容短视频”,只有6.3%(28人)的受访者不看乡村文化类短视频。在采访中发现，受访者最喜爱的文化短视频类型为搞笑类型，占48.6%;其次为广场舞占，41.4%;唱歌占37.1%;相声占27.8%;等等。与前文论述比较发现，跳舞和唱歌是村民们在短视频上喜爱的两种文化形式。“在虚拟艺术活动中，体验主体的主体性不仅没有消解，而且愈发坚挺。这种主体性既不来源于先验意识，也不来源于某个实体性的身体，更不来源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类似于‘无器官’欲望化的身体，这种主体性全部来自‘技术-身体-意识’的联动实践。”(单小曦、李雪莉，2020)在本研究中，这种联动实践首先源自面对面、广播等的通知形式，终结于微信群的互动。其次，这种联动实践在线上与线下的呈现中，自我身体与虚拟身体之间实现了自我观照的情形，也即不在场的观念性。不在场的观念性是通过身体感知的文化活动通过网络短视频呈现出来的、身体的自我观照与形式。
首先，从联动实践的第一层次而言，微信群逐渐常态化。以往村里广播在文化活动通知形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越来越被其他方式所替代，尤其是微信群。但是传统的联系方式依然占据一定的位置。73.2%的受访者认为微信群是主要的通知形式，45.7%的受访者认为村里广播是主要的通知形式，电话通知和手机短信这两种形式分别占34.5%和20.6%。本次调查的村落主要是以传统村落为主，61.9%(278人)的被访者的村里没有微信公众号或微博，38.1%(171人)的被访者的村里有微信公众号或微博；55.1%(265人)的被访者的村里“有1到3个文化活动微信群”,22.9%(110人)的被访者的村里“有3个以上文化活动微信群”,22.2%(107人)的被访者的村里没有文化活动微信群。综上所述，大多数被访者的村里都已开通微信公众号或微博，且较大比例的村庄拥有1至3个文化活动微信群。
其次，从联动实践的第二个层次而言，村民自我或者相互之间拍摄短视频成为参加乡村文化活动的村民们的一种正在兴起的爱好。那么，在网络使用日渐普及的情形中，文化短视频的拍摄对参加文化活动的村民意味着什么呢?如前所述，受访村民观看短视频人数众多，但是转发者并不太多。他们是否会拍摄村落的文化短视频上传呢?村里的文化组织员们谈到这个话题时都很兴奋，他们是拍摄村里文化活动短视频并且上传的主要实施者。除此之外，村里的一些文化精英或者文化爱好者也会进行拍摄。35.4%(163人)的受访者表示每次文化活动自己都拍短视频，43.8%(201人)的受访者则是对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拍短视频，22.2%(102人)的受访者则表示在文化活动过程中不拍摄短视频。可以看出，拍摄短视频已经成为乡村文化活动参与者的一种主导习惯。
我们村拍视频的人不少，我每次都拍，留在手机里，过些日子可以再回头看看，很有意思。(文化组织员)
我喜欢唱歌跳舞，就经常拍视频，也让孩子帮忙拍，发在网上。(广场舞参加者，普通农民)
拍摄有关活动短视频的发布情况：53.1%(242人)的村民发布在微信群，61.8%(282人)的村民发布在微信朋友圈，29.8%(136人)的村民发给微信好友，3.1%(14人)的村民发在快手App, 5.7%(26人)的村民发布在抖音App, 1.5%(7人)的村民发布在火山小视频App, 0.7%(3人)的村民发布在西瓜视频App。与前文短视频观看、转发和发布的资料比较发现，熟人关系网络依然是拍摄短视频者首选的场所，对他们而言，陌生的网络世界还只是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世界中身体的在场很难获得回应，只能选择抽离身体，从不在场的观念中获得感官的满足。
对乡村文化类短视频观看者而言，尽管他们很少转发或者拍摄发布文化类短视频，但依然喜欢观看文化类短视频。从年龄分布来看，40～59岁的人观看频率更高；从性别来看，女性观看的频率略高于男性；从文化程度来看，高中及中专学历的观看者更多，其次为初中。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观看短视频的高频率人群，观看乡村文化类短视频的人群向初中倾斜。
综上所述，从在场的实在性到不在场的实在性，村民们实现了短视频世界里的身体自我与线下的身体自我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建构。这种建构的关系，目前还处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因为作为新技术的短视频，在乡村文化的活动场域中，依旧处在一个浮在表层的位置。身体在场的线下，感官呈现出强烈的秩序性与实践性；身体在场的线上，感官还在寻找熟悉的目光，熟悉的目光集中在线下，感官秩序因此集中为线下的形态和属性。
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郊区村民的调研，从网络使用概况到短视频参与情况，从乡村文化活动的参与和感知，乡村文化短视频的拍摄、发布与观看等几个层次，分别以观看与浸入的身体、在场的实在性与不在场的观念性等视角，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首先，村民在与网络建构关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活动的线下和线上参与中，感官从线下的目光开始走向线上的目光，身体的其他感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使得感官秩序中触觉的位置凸显出来，与视觉、听觉合并起来，构成了感官的新的同一性。在这种同一性中，感官的秩序发生了变化，作为肉身的身体则被逐渐虚化了。感官以脱离身体的形式，形成了新的秩序，这种新的形式是通过分离式观看、参与式观看和在场的实在性与不在场的实在性这一过程逐步实现了。在这个实现过程中，熟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乡村空间、参与活动或者录制视频的奖励等外在因素，都在综合发生作用。
同时，在身体的不同实践中，感官秩序从原来的面对面与他者的感知、与自我的感知，转移到虚拟性的自我感知与作为熟人的他者感知中。在这种转移中，“眼光”也发生了迁移，从活生生的身体转移到了虚拟的身体中，视频替代了文字，成为顺应感官习惯的主导媒介，新的感觉模式形成了。在这种新的感官模式中，原本随意参与乡村社会关系交往的个体感官，不再随意，而是处在被选择、被塑造的状态中。
其次，身体的网络实践中，嗅觉与味觉处于隐性或者缺席状态。
传统的口语交流要求交流各方的身体都必须出现在同一时空中。而在特定时空中，交流中的身体自然而然地就处于不断运动中：说话、倾听、注视、移动或彼此接触等等，虽有程度不同，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所有的感官都不知不觉地参与了进来。自从有了文字之后，视觉开始成为独特的感觉方式，是读者个人的身体和一种感觉方式(彭牧，2010)。随着大众媒介的日益更新和演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大众成为影响感官的因素。因此，从个体的心理视角而言，“他人导向性格的人认为，政治事件可以通过荧屏语言而成为经验，荧屏语言往往使政治事件孤立化、个人化或虚拟个人化，而对仍然停留在内在导向阶段的人而言，倾向于将词汇的流传系统化、道德化。”(大卫·李斯曼，2002:20)对传统村落的村民而言，他们在从传统的交流方式转向以新的媒介为中介的交流中，感官的经验一方面实现了同一性；另一方面则发生了感官位移或者偏向的情形。在传统村落里的身体交流，其根基是礼俗，媒介技术带来的网络世界的陌生化恰恰是去礼俗化的，由此导致村民的综合感官能力从原有的社会情境和历史传统中脱离出来，发生了感官位移。
这种感官位移更多的与村里乡村文化活动的感官参与相关联。伴随着感官位移的则是感官偏向。感官偏向是在感官位移基础上，通过观念的实在性与非实在性发生的，个体的触觉、嗅觉被进一步边缘化了，视觉和听觉的功能性地位大大加强了。感官秩序失去了原本的平衡感，在媒介实践中，身体的实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二)讨论
传播是编织关系网络的身体实践。多重网络通过传播聚焦于智能身体上(孙玮，2018)。一方面，身体介入世界的方式限制了人们对媒介技术和身体关系的想象，离身成为一个永恒的梦想；另一方面，身体介入世界的方式使得人们获得了类似于离身的感觉，在技术实践的一瞬间，虚拟现实的感知使得身体成为被遗忘的状态。但是，一旦人们从感官进入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中的身体意识又会限制人们对虚拟性的想象和体验(刘海龙、束开荣，2019)。就本研究而言，农民的网络使用行为中，身体和虚拟现实之间的关系还处在初始阶段，难以使得“无身体”感知成为他们的感官模式，还有以下问题值得继续讨论：
首先，“无身体体验”在什么条件下会成为农民身体主体的一种体验形式?
网络接触对农民而言，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移动传播终端手机出现之后。就调查而言，村落的网民也是依靠“自我发现”开始使用短视频的，无论是短视频App的下载、内容的观看还是拍摄上传转发，其接触的轨迹逐渐呈现出自我个体化的路径。随着网络使用行为的深入，作为肉身的身体在一定意义下成为网民们的一种“负担”,这个“身体”需要吃饭，需要照顾，需要休息，还需要保养，生活由此变得“复杂”起来(大卫·勒布雷东，2010:324)。由于“通过对影像的环视这一实际的行动，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建构，也就是说，对表象的综合统一本身实际上就能够构拟出一种自我感来，这样的自我感使自己仿佛处于影像中央，仿佛让自己成为一种在其中活动的人物，并且将自己分化为在各种场景当中存在的自我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诸种人格的分裂性存在，完成了自我感的特殊一致性”。(王峰，2018)这种自我感觉的一致性，是一个对自我的重构过程，对于村落里的群体而言，他们更多地依赖礼俗社会中的感官感知模式，“无身体体验”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媒介素养观念，以及伴随的乡村振兴的持续化、城乡一体化的外部环境和村落社会生活与技术之间的契合等因素。
其次，农民的感官秩序是否有可能再度进入平衡状态呢?
外来的文化产品如何进入民间或者进入乡村，自20世纪初期就是诸多研究者开始探讨的问题。研究指出，在朗诵诗运动中，大众化诗歌阵营中的诗人们建立了属于大众化诗学的朗诵诗理论。朗诵诗在理论上被认为代表了新诗大众化发展的全新道路，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新诗最后仍然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听觉艺术，还是沿着视觉艺术的道路前进(刘继业，2003)。因此，作为书写文明的充分表达形式的文学，在视听时代不可能完全被驱除，它要承受着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视听形象的挤压，但它的存在方式会以经典化、普泛化和幽灵化三种形式存在，这是视听文明时代不能离弃书写文字的根本缘由，也是书写文字自身策略性存在的选择方式(陈晓明，2015)。
就乡村社会而言，农民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始终处在隔离的状态，文字是否可以下乡、如何下乡自20世纪初期至今始终是个问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当我们有了电话、广播的时候，书信文告的地位已经大受影响，等到传真的技术发达之后，是否还用得到文字，是很成问题的。”(费孝通，1998:15)
文字在乡村社会生活中逐渐处在了“缺席状态”,也保持了传统延续的“隔离状态”。村落里的村民越来越依赖感官对于流动的图像进行认知，感官失衡必然是一个技术现实。如何使感官的模式再度实现综合性一体化，使村落里的人们获得感官的同一性，这一条路也比较漫长。
正如李斯曼所言：“就技术而言，人类能够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人们仍不断地工作，与在人口过度增长时期一样努力，流动的驱使力根深蒂固地植于他们的性格中。然而，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产品，也不是机器，而是人格。”(大卫·李斯曼，2002:45)。我们不仅仅需要感官，更需要感官之后的乡村品格，这种新的感官秩序与媒介实践正在塑造乡村振兴时代新的乡村文化秩序。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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