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实时”概念
的逻辑前提与本体论后果
徐志宏
作者简介：徐志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副教授。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2022 年 05 期
原发期刊：《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0221 期 第 143-151 页
关键词：斯蒂格勒/ 速度/ 实时/ 逻辑前提/ 本体论后果/
摘要：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技术的速度与当今人类的危机关系重大，尤其是产生了“实时”效应的光速技术。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探究，技术速度要达到“实时”效应，必须满足四个基本的逻辑前提，即分解的极致化、视角的外移、数据化以及“时时在线”。其中，视角的外移最受技术哲学关注，因为它直接涉及当今技术之发展本质上由人驱动还是由技术本身驱动的问题。对“实时”逻辑前提的揭示有助于更好地预见其可能的本体论后果：从人的过时、 “去势”，到由“人的终结”议题所涵盖的生物改造和人类增强。
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成为认知世界的主导范式之后，速度一般被理解为一个经典物理学概念。根据公式v(速度)=s(距离)/t(时间)可知，速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性的因素，而是一个可变的量。这部分解释了何以哲学是从时间问题，继而空间问题进入速度问题研究的。另一直观的原因则是，速度开始在技术、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超出身体的“自然限度”，甚至速度的变量“加速度”也开始进入稳步的正向增长，而这种令人瞩目的速度显然正在急剧改变着人对时/空的传统感知与理解，乃至人的存在样态。因此，近年来，速度问题大有在哲学各分支学科成为关注焦点的趋势。①
一、两种技术速度
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把技术的速度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考虑。他认为，当今人类正在经历的“迷失方向”②之苦主要就源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的速度，而这个速度还在不断加快，正严重加剧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落差。③事实上，斯蒂格勒对技术发展之整体的速度和产生某些特殊效应(如计算机界所说的“实时”、媒体界所说的“现场”)的特殊速度(光速)作了区分，并认为对速度的反思只有在认真考察了后者之后才有意义。这是因为，如“实时”之类效应可能在根本上改变“事件化”的意义，改变时/空的存在。④由此可见，所谓技术速度存在着两个不同层面的内涵，有必要首先加以区分。
第一种速度指的是技术创新的速度，也可理解为速度的宏观层面。这一层面的速度议题最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精彩阐述，快速乃至于不间断的创新第一次被揭示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本质。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则以一种本身表现为“技术性”的研究范式高度关注了技术发展的加速现象，他坚信技术发展的(加)速度是有规律可循的，并称之为“技术进化”。⑤
第二种速度指的则是传输技术的速度，可对应地理解为速度的微观层面，其终极目标是使传输速度达到光速，即人类已知速度的极限。现在几乎能达到光速传输的是无形的信息。正是这种光速传播，产生了被称为“实时”的效应和体验，曾让海德格尔极为忧虑的一种“同时性”存在方式对历史性存在方式的取代，也是斯蒂格勒等当代哲学家继续思考的问题。
当然，这两种速度之间常常表现为互为动力的关系，很难截然分清。譬如，曾经的电力(带来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后来的互联网(带来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使用，不仅带来了传播速度不可思议的提升，同时也推动了整个技术体系的加速进化。
其实，回顾现代技术发展史不难发现，传输技术的速度本身也经历了两次大的革命性突破，堪称传输范式的转变。第一次突破发生在交通领域，主要依赖于新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和飞机)的发明和量产。⑥这一领域的不断提速使得远距离甚至全球旅行日益普遍，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全球性流动，产生空间压缩的效应。但它还局限于“‘重’技术的钢铁工业”，对事物的理解受制于“质料+形式”的古老模式，⑦超音速已经是了不起的极限。由此，第二次突破的开创性意义才凸显出来。速度的第二次革命性突破发生在今天的人们异常熟悉的通讯领域，其独特的创意在于，“那种不涉及物体”甚至“可以脱离载体”⑧的信息成为传播和处理的对象。进而，20世纪飞速崛起的“‘非质料’技术的信息工业”改变了“材料的概念”，⑨改变了商品的概念，因为信息本身成为一种最普遍的商品，“其价值取决于其传播速度”。⑩而信息的速度在以计算机为服务器的万维网的辅助下，真正达到了可在全球范围内瞬间到达的极致。这对齐格蒙特·鲍曼而言，意味着对“旅行”和要旅行的“距离”之观念的终结；(11)对斯蒂格勒而言，还蕴含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对向来作为存在之规定性的“时间”的终结。
二、“实时”：用光速时间消灭时间
诚如斯蒂格勒所说，“从本质上讲，‘发展’恰恰是速度的发展”。(12)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今天的信息工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也适用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切技术、技术整体和社会生活。所以，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对速度(效率)的要求会是当代世界的第一标准。与之相应，“快”会成为最高价值。
人类已知速度的极限是光速。前面说到，从交通领域到通讯领域的两次速度革命，最终使得人类在信息传播领域达到了光速极限。这一辉煌成就极大地打开了人类视野，令其开始严肃地思考离开地球、走向宇宙的可能性；(13)在地球上，则造就了一种被计算机和媒体领域称为“实时”的效应。因为根据t=s/v可知，在我们所生活的地球范围内，若能以光速传播，则时间t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故“实时”即“同时性”的意思。
今天，世界上相当多的人正在通过手中的智能手机，实际地体验着“实时”之快，享受着“实时”带来的便捷与高效。然而，由于很快就习惯了，且过于习惯新技术，人们很难意识到新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建立在一种“新的时间”之上——除非等到它的负效应也加速显现。不过，这种忽略可能与智能手机等终端表面上是沿着电话“进化”而来有关，这种表面上的进化关系会严重限制甚至误导人们对今天的智能手机等终端的理解。如果对智能手机的理解肤浅地停留在“它是升级了无数次的电话”上，那么，它本质上就和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一样，后者不外乎大大缩减空间位移所需时间的功能性工具。电话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同样只是“移除”了人际交流中存在的空间障碍。但是，当手机从移动电话，一跃而变成一个连接入网的移动终端时，它就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工具了，甚至通讯功能已不再是其主要性质。经由手机开启互联生活的个人，“实时”的溢出效应此时才对他全面展露出来。
与民众的实用主义关切不同，斯蒂格勒坚定地认为，在这场表现为人类整体性“迷失了方向”的危机中，“媒体、‘直播’和‘实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14)并断言“实时网络”的问世是大事件。(15)斯蒂格勒对“实时”的关注和判断，与他将人与技术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时间性存在直接相关，而后者基本上是他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视域。
基于海德格尔生存论的本体论视域，(16)人类在时间中存在，并通过时间来理解自己的存在(历史)。而时间，则是延迟。“不容置疑地在场，却已经延迟”恰恰是对时间的体验。(17)人对历史、对自身存在的理解，原本建立在“本质上有延迟的时间”之上。(18)这是由人的有限性(身体性、缺陷性、有死性)决定的。人的思维、记忆，都是充分表现了时间规定性，独具人性特征的经验。所以，思维甚至就是“丢失时间”，也就是耗费、占用时间。(19)
但“实时”完全不同，它是“信息以光速传播，即没有延迟的传播”。(20)所以，这个在英语中用real time来表达的概念是颠覆性的，它颠覆了人类对时间的久远体验。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这个英语的表达意味深长地暗示了唯有不存在延迟、即刻性的时间才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时间。继而在根本的意义上可以说，“实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时间(“光速时间”)(21)以消灭和取代作为延迟的时间。
在《技术与时间》第二卷的第26小节(题为“当今”)中，斯蒂格勒独辟一篇叫作《当今的“实时”》。他在其中概括了“两种时间”。一种是延迟的时间，在人类的历史与认知中，“时间似乎只能是延迟的”(从存在的时间性来讲，则意味着存在只能是延迟的)。而今却出现了第二种作为“实时”的时间，它或许是当代技术的基本特征，意味着时间的另一个阶段的到来。他称这种时间“是工业化的时间，即‘程序工业’对时间的工业生产，其产品‘悬置’了所有的传统‘程序’”。(22)从人类体验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实时”并非时间，而是时间的非时间化或隐蔽化；从物理功效的角度来看，则可以说它依旧是时间，是工业为人“赢得”的时间；而从存在的实际效应来看，它同时也是人因工业而“失去”的、“被消灭”的时间。(23)
举例来说，在人类发明的种种技术代具中，文字带有本质的延迟，也就是说，从通过组织语言文字来表达信息，到保存和传播文字，再到读者读取语言文字中的信息(理解)，必定需要时间过程，因而不可能是实时的。然而，模拟或数字技术使延迟能被克服，譬如：相机(模拟技术)所实现的是输入(拍摄)瞬间与被拍摄事物发生的瞬间相吻合，(24)它克服了绘画与雕塑等视觉艺术的时间性；电影与直播视频克服了文学与报纸新闻报道的时间性；电话克服了书信的时间性；互联网实现全球同步，让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同时看到、听到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这种“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对时间的全新体验”(25)使“我”在无数个“现场”随意切换，使“我”无处不在。然而事实上，这种全新的时空体验正在使“事件”不再成为事件，因为“实时”还意味着人们对“事件”的理解也“瞬时化”，即非历史化和非语境化，在极端的意义上，它甚至消解“理解”本身。
光速技术带来“实时直播”，手机遂主要地变成发送和接收直播讯息的媒体，甚而生活本身变成媒体事件。于是每个人都看得太多、太久，因为一旦停下来不看，就会遗漏实时直播的“天下事”。那为什么不可以回头“补”看遗漏的事呢？因为“实时新闻”已经成为一种默认的最高价值，过时(哪怕刚过一天)的信息都是价值缺损的。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实时的渴望是如此迫切，都已经迫不及待地在“前方”等待着“实时”的发生。这就解释了当“今日头条”被不断刷新直至“无新可刷”时，人内心的空虚与失落。显然，这个不断地看着“实时”发生、候着“实时”发生的存在状态，与曾经“自然的”、在其中“度过”的生活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了。这种不同也被理解为自然界的“节律”正在越来越彻底地被技术所制造的“节奏”所颠覆。节律原来是宇宙的程序，是自然界在生物身体和生活上打下的烙印。节律是一种自然程序，而现代人被一种人工的程序所控制，后者正在并即将完全取代和消灭自然宇宙的程序——节律。而人工的程序，随着一味以追求速度为目标的技术的进化，也在发生变化。(26)不变的似乎唯有一点，即人除了强令自己不断适应这种程序，别无他法。
伴随着人类最本真体验(时间体验)的被颠覆，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个被斯蒂格勒称为“记忆的工业化”的重大历事。记忆的工业化通过模拟和数字技术才得以彻底实现。斯蒂格勒对这一略显古怪和骇人的名称是这样解释的：“记忆一旦变成信息理论中严格定义的‘信息’，且变成价值与其传播的时空有关的商品，就出现了记忆的工业化。于是，原有的各种记忆和所有的已经在此都能被‘再输入’并成为‘原材料’，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变为信息。”(27)原来，记忆和思维一样，是个性化、有缺陷的，具有不确定、不完整和可遗忘的特点。因为害怕遗忘，人类发明了书写文字帮助记忆。然而，文字中蕴藏的信息与知识还是需要人主动去记忆，不记忆的人就不具备知识。但是，记忆一旦工业化，就意味着人们不需要主动记忆，也可随时随地获得知识(或者更准确说是信息)，因为所有的信息都被储存在网络中，而从网络中调取信息是光速的、实时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如今的教育专家越来越认为以往被作为重要能力来培养的记忆是不足取的，转而认为懂得如何高效获取所需信息才是最可贵的学习能力。这一新教育理念得以成立的前提一定是：所有的信息都实时可得。唯如此，知道在哪里获取以及如何最快获取才变成一种关键的能力。
用光速时间取代延迟的时间，表明当代技术开始展现出解构历史的巨大潜力，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能解构世界，解构意义。因为，世界—历史—意义是共在的，是一体的多个面向，任何一个面向的瓦解都带来其他面向的瓦解。这对个人造成的变化是，人们活着，不再背负着漫长的过去时光，也不再面对着同样漫长的未来时光；人们只关注和处理此时此刻。如此，人们便不再因漫长的过去与未来之沉重而难以承受，也不再因此而追寻意义，甚至也不再因此而困惑、痛苦或幸福。人们在碎时化的生活中变得轻松、轻浮。
三、“实时”的逻辑前提
在技术层面，“实时”的达成是一个具体的、系统性的问题，它已然达成(至少在一些领域)。然而在形而上学层面，它何以可能，即它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却依然是一个晦暗未明、鲜少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个领域之所以有必要被打开和探索，是因为对于像“实时”这类当代技术的形而上学前提的认识有助于预见它可能的未来后果。本文认为，“实时”必须具备四个逻辑前提：分解的极致化、视角的外移、数据化以及“时时在线”。
1.分解的极致化
今天的极致化分解可以理解为早在资本主义开始时就剧烈发生过的工艺分解(机器的基本原理和必要前提)、社会分工的持续进展和彻底深化。这一步骤(打碎，不断打碎)是重组n种新可能性的必要前提。一般来说，保留每个个体的“整体性”对提升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整体速度与效率而言是一个障碍。所以，这一步必须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而存在。在生活中涉及的“像素”“基因”，以及3D打印机的工作原理等本质上都属于这一范畴，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模块化”“碎片化”。
2.视角的外移
有必要首先加以澄清的是，这里之所以存在一个外移的视角，根本上是由笛卡尔所确立的主客二元对立原则发展而来的。主客对立原则最初被应用于以唯一的主体自居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客体化对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基于完全同样的逻辑原则，被客体化对待的对象延伸到了人类自身：从人的身体到人的大脑乃至心灵。总之，一切都要被对象化，都可被对象化，都应被对象化，否则，科技的探索和效力就会存在盲区。然而，当技术发展到人也面临事实上被客体化对待的时候，必然有一个新的问题被提出：按其主—客对立的逻辑，既然人成了客体，那么原先的主体变成了“谁”或“什么”呢？
为了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外移的视角。而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就从一些常见的“外在视角”的意象开始，如：乐队和它的指挥，地球和它的人造卫星，这里的指挥和人造卫星就是一种“外在视角”。要达到“实时”的效果，这个外在视角的存在意义重大，不可或缺。因为当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即当每个个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是不可能完成“实时”的。“实时”得以可能的第一前提一定是每个个体都把“自主性”交付给外在的那个唯一的主宰性视角，由它来统一“指挥”——收集信息，反馈指令。
每个个体不可能也不需要理解整体，以及自己在整体中的位置，也不需要理解自己的行为在整体中的意义。相反，理解的企图会成为速度和无条件接受指令的障碍。所以，需要无意识地行动!或者，已经不需要意识——意识基于个体的欲望、理解和规划，而受限于狭隘的个体视角的理解和规划出错的可能性是很高的，那么，何不将理解和规划环节的决定权出让给大数据(全视角)和超级计算机(超级算力)呢？但是，这就意味着留给个人的很可能只剩下欲望了。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就提出过一个关于“外在视角”的绝妙意象“阿基米德点”。她说：“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就在于它能从一个真正宇宙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地球自然，也就是说，明确大胆地在地球之外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28)
库兹韦尔在《灵魂机器的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中也阐述了同一个问题：“我们是走在我们自己前头了。”(29)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类的技术本身具有创造新技术的本质。换言之，技术创新(也被理解为是技术进化)具有某种外在于人类(即基于技术自身的进化逻辑)的视角。而用斯蒂格勒的话来说，就是“它(通过卫星电讯网络)来自一个不具名称也不具此时此地的它处”(30)。
3.数据化
舍恩伯格把数据化定义为“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31)他认为，数据化的核心是“量化一切”(32)。从文字变成数据，到方位变成数据，再到沟通变成数据，直至“世间万物的数据化”，(33)总之，一切能被观察和追踪到的都将转换、记录为数据，用以计算和输出。
我们今天都知道，极端的大数据主义将会颠覆传统的认识世界的理念和方式(以探索“因果关系”来认知和理解世界)，而代之以“相关关系”的建构。诚如舍恩伯格所说，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我们就无须再将世界看作曾经所以为的自然或社会“事件”的总和，我们只需意识到一切本质上是信息，是数据的海洋。他把这种可以应用到所有生活领域的新观念称之为新的“世界观”。(34)严格来说，这种新的“世界观”恰恰是“非世界观”，但也因此而成为“实时”世界的必要前提。
4.“时时在线”
在线是为了让大数据流动和应用起来，得以真正发挥大数据的巨大潜力，其结果是达到万物互联。王坚博士指出，在线才是大数据的本质意义所在。他甚至认为“大数据”这个名字叫错了，因为大数据其实很早以前就有，只是那时的“大”没有产生效应；同理，今天数据的核心意义不在于有多“大”，而是“数据变得在线了”，而“所有东西都能在线这件事，远比‘大’更能反映本质”。(35)王坚博士为强调“时时在线”的重要性的确煞费苦心，而这一重要性之所以需要被如此强调，只是因为它是实现“实时”世界必不可少的逻辑前提之一。但是，他说“在线”比“大”更本质，则有失偏颇，因为他忽略了“时时在线”的一个核心目的或功用本就是无限充实大数据之“大”。
从一个大的方向来看，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是原有资本原则、技术原则的纵深化、极致化。换言之，如果说机器大工业做到了：(1)将社会的等级体制和相对独立自足的劳动部门基本打碎；(2)让被缚于土地的劳动者流动起来，释放出“原子个人”；(3)让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变得“快”起来。那么，大数据时代则大大加速了所有这些事情的发展过程并使其程度大大地彻底化：(1)“原子个人”演进为“人的原子级”，乃至终将无限弱化原来的“人”的概念(或转变对“人”的定义，或为“新人”制造新的名称)；(2)分化与重组的社会劳动部门进一步被打碎，乃至需要颠覆原有的“劳动”概念；(3)生产效率的“快”进化为一切事物活动的“快的极致”——“实时”。
但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技术发展和昨天的技术发展(除了在速度和程度上之外)就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呢？本文认为，本质的差异是存在的，那就是视角的外移。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它的基本视角还是人、个人(虽然它的趋势已经开始不可避免地离开人)，它还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然而，大数据时代，这个革命的视点已经是“非人”了。因为只有真正意义上将视角外移，从一个非人的外在角度来反观人，才可能激发和整合所有力量向着“无限”的目标发展，而不惜打破一切可预见的“障碍”(包括对“人”的本体论设定和伦理学考量)。这一观点在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界并不少见，如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定义为“座架”(Ge-stell)就有此意向。斯蒂格勒则采纳了吉尔、勒鲁瓦—古兰和西蒙栋的技术进化思想，认为技术物有着集部分为一体的趋势，在其向着具体化进化的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自治性，而人仅仅是一个操作者。(36)然而，这个答案远未结束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为复杂。因为人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永远无法回避对技术作出回应，尤其是在今天。
四、“实时”的本体论后果
那么，以实时传播技术为表征，日益体系化和智能化的技术终将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本身——或要求着人的改变？行文至此，这个在传统哲学中还被称为本体论的议题实已呼之欲出。我们有必要首先观察一下人在“实时”的世界中发生着哪些变化。
1.人的过时
在时时在线、万物互联的新型时空中，现代人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可能是信息轰炸和信息处理。由于光速传播的实现，“时间”中可插入的信息接近于无限多，以至于人们在工作之余，要么随时可能处于继续“被”工作的状态，要么处于被无限多最新鲜的信息占据的状态，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时间反而越来越少以至于没有了。虽然人的肉身在自动化技术的辅助下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但人们却陷入了一种“日以继夜”地接收、处理与发送海量信息的可能性，因而感受到一种新型的疲劳——一种看似不动用肌肉，甚至也不怎么动用脑筋，却又真真切切侵袭而来的身心俱疲。因此，“自然人”越来越呈现出跟不上新世界节奏的态势，毕竟，人“在各方面都太迟缓了”。(37)
更为可悲的是，当应接不暇、支离破碎的信息实时扑面而来，而人又毫不觉察地受其诱惑，沉浸其中时，人不得不为了满足对信息量的追求而牺牲思想和注意力。(38)因为今天这样的信息量一定是远远超出了人自身的处理能力的，所以，无力专注、祛思化就是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由此可见，在这一历史阶段上，人似乎正在“过时”(京特·安德斯语)。国内学者吴冠军也认为人类正在被加速的算法所边缘化，不得不将决断的权力移交给后者，(39)因而正在进入“后人类主义”时代。(40)
2.人的“去势”
与此同时，受“实时”技术加持的消费主义正在将人塑造成欲望能够得到即刻满足的动物。速度是“机器”的速度，是技术的速度。唯当“机器”(技术)的速度达到光速，才可能令人的身体不产生任何速度而达到“心想事成”的目标——“宅生活”的技术保障就是光速技术。然而，这里必须补充的是，光速技术的结果却不全是“宅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到处可见一个与“宅一族”截然相反的、一味快速移动的群体——“快递员”与“外卖员”，他们与之赛跑的正是光速。今天的光速技术已远远超越了人们对所谓技术本质的规定(即技术是对人类生存天赋之“缺陷”的“弥补”)，正在实现将人类的视、听、触、心灵感应、移动速度等感性能力都提升到“神”的层面。神是这样的：他不动用身体，而能感知到一切，能身处任何地方，能做任何事。而且，这是各个个体之神的能力的综合，是“神之总体”。人类的光速技术把人提升到神之总体的层面了。然而同时，光速技术把一部分的人，把不借助于现代光速技术体系的人，打回到婴幼儿时期的无助状态。
当象征着生命力的创造让位于消费，过度的消费又不断提高着欲望满足的阈值时，就最终扼杀了欲望本身，也催生了普遍的疲劳——一种作为“世纪性疾病”的疲劳。(41)由此可见，人类又似乎正在经历一段被“去势”的历史。
然而，智能的技术环境，即当思维与记忆外化并发展为记忆工业之后，那个超级快速的他者会要求什么——一个怎样的身体——予以配合？可以想象，它最终将会反过来要求一个更“强大”和“快速”的人类与之匹配。与此同时，人类古老的“永生”梦想被21世纪新技术的强大综合体系重新点燃。其实，用技术来“改造”和“增强”人类(的生物性状)远非今天才出现的新思想，它向来是出现在神话和科幻作品中的题材。时至今日，“真正严肃的问题是：这个空想是可能的”。(42)原因有二：一方面，如上所述，在技术日益强大——表现为越来越快和越来越“智能”——的反衬下，人显得越来越弱而无能，这一表象为“人类增强”提供了看似必要与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以基因工程为核心而大肆开启的生物学革命为人类实现“自我进化”提供了极大的技术可能性。在此背景下，颇有一些欧美科学家与技术研发者开始认真思考关乎自然生命的“终极”问题：科技是否可以像攻克疾病一样“攻克衰老乃至于死亡，以达长生甚至永生”？与之相关的另一想法则是：可否将人的意识“上传”至机器以达永生？这些曾经显得离奇疯狂的想法，仰仗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支持，汇聚成一个被称为“超人类主义”的思潮。
于是，出现了关于“人的终结”的问题，(43)而其具体形式一定是：身体的界限在哪里？人的界限在哪里？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个技术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呢？人类向来在超越和突破，为什么一定要止于身体(的某一层面(44))？生老病死的所谓自然规律如果可以打破，为什么不呢？所以，斯蒂格勒尖锐地指出了这个棘手的本体论难题：关于“人造人”的问题看似是“人的终结”的问题，实则因为它由技术引发，所以同时也是关于人的起源，即“人的发明”问题。正因为人的所谓本质从来不是自然的，即不是被生物自然性所规定的，所以当技术一次一次触碰到“身体”这个“有限之物”时，我们会发现，若以身体作为某种标准的话，则其“边界”(无论是起源的边界还是终结的边界)在哪里向来就是含混不清的。按照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之父的马文·明斯基的问法就是：“谁是界面？是与什么的界面？主与仆之间的界限在哪里？”(45)但事实上，当马文·明斯基问出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时，他想象中的前提已经是人机的结合状态，也就是说，身体的边界已然被突破，非生物体(纳米芯片)已经被纳入生物体(人脑)。如此，他才能想象有一天，技术进化成一个“几乎是心灵感应的体系”(46)(实时知我所想)。而那时，也的确有理由进一步质疑人的动作还有何必要，它们本身还是一种中介吗？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无非是为了达到另一个目的，那么，何不让技术直接为我们去完成这个目的呢？然而，马文·明斯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反问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一切的存在都是表现为“目的—手段/中介”模式的行为；而目的是一切。他同样没有意识到的是，仅仅基于素朴的“目的—手段/中介”模式来理解技术的原动力最终一定会得到荒谬的结论。因为按此逻辑，则只要尚存有中介过程，这一中介就能成为技术攻克的对象。换言之，技术的终极目标可以被理解为消灭一切中介，它自身作为一种光速的中介(近似于“无中介”)，准备着取代一切迟缓的中介。由此，一个极端的结果可被想象：所有的(原始)中介(动作、行为、实践过程——所有这一切的抽象表现即时间)最后都被一一取消。然而，它终将遭遇的最后一站是身体，身体还在，身体的一切动作(时间性)却不复存在，难道这是可以想象的吗？显然，明斯基并没有想这么多，而且正因此他才能够在经过了一番颇具科幻意味的想象与思考之后，给出一个明确肯定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我们可以着手探索人的其他局限，试着通过扩充和添加功能来增强我们的生物能力”。(47)
如上所述，按照明斯基的反问及其所蕴含的逻辑，不必然得出以上结论。但是，他的结论又的确被包含在人“终结”之后将走向何方的两种方案当中。他所抓住的，也是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的一种。这两种方案分别是：方案一，身体的改造/增强(器官的更新与置换、身体外形的拓展、基因的改造增强、人机结合等)乃至永生；方案二，形体的消灭(不再需要，因为它就是最后的中介啊!)，只留下意识流的运作(即走上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所描述的高级外星文明的进化之路)。
由于方案二在目前看来尚显得过于激进，故本文不加以探讨，这里仅就方案一中的更为激进者“永生”多说几句。除了无限延长生物体的生存时间这一既定内涵，“永生”其实还有另一种形式值得关注，即随时可(复)活。它与“实时”体验的关系更为密切。
光速技术，加之一切活动、事物的文化化，(48)激发起一种全新的“存在感”、存在方式和存在要求——作为“实时呈现”的存在，永恒在此的存在，即永不消逝的存在(真正字面意义上的Dasein)。被“复活”的邓丽君演唱会，(49)《黑镜》中被“复活”的Ash，(50)科学技术对攻克死亡的渴望，都是在这一语境中发生的。完全可以设想，在不远的将来，读者再也不会满足于仅仅从纸面上阅读已逝的大师，我们要求技术根据大师留下来的所有文字和语音，合情合理地与读者进行直接的对话，我们要求大师永远活着，给读者直接的、永不停歇的启示。
光速技术和文化制作技术把人类带入了“即刻性”(实时)存在，即刻性(实时)存在呼唤永生。但是，请注意，这一永生并非“永远不死”意义上的，而是“随时可(复)活”意义上的。在此意义上，人类真正进入了“制作”生命的历史阶段。逝去的生命随时可复活生机，与人互动狂欢。上帝死了(尼采)，继而人也死了(福柯)，最终却是为了迎来人的成神(通过技术)。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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