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Transcultualism一词常被用来描述全球化下日益复杂的跨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常被使用，并且已被学界普遍接受。本文旨在分析transcultualism 一词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来龙去脉，以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该词的内涵与意义。本文辨识出这个概念的三个理论脉络，并详细阐述各自的时代背景、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核心主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transculturalism的翻译应该充分考虑到其所勾连的学术语境。文章进一步指出，尽管侧重点不同，transculturalism所对应的三个理论脉络都体现了学者们认识到了文化的共性和关联性，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强调文化的互通互鉴，并看到文化融合带来的新的未来。
作者简介
章晓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一多不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项目编号25650019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交流的机会日益增多，如何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对话和交融成为重要研究课题。学者们试图突破西方跨文化理论框架，努力探索在“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的学理路径。因此，transculturalism一词引起关注，并且在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经常被使用。但是，从当前对该词的中文翻译来看，比如 “跨文化”“超越文化”“转文化”等，研究者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
在《从“跨文化传播”到 “转文化传播” 》（史安斌，2018）以及《从“跨”到 “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史安斌，盛阳，2020）等文章中，作者把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翻译成“转文化传播”，意指一种新型传播生态的产生，即异质文化的杂糅性（文化杂糅）或第三文化成为全球文化媒介的主流，因此，跨文化的概念难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赵月枝，2019）一文中，作者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的语境下把transcultural翻译为“跨文化”，并指出，这即包含了中文语境中“文化”的本质—混杂性和生成性，又符合单波教授对transcultural一词的“超越文化”的定义（单波，2010：3），具有超越文化碎片，创造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
为什么同一个学术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翻译？对于概念的辨析体现了研究者什么样的学术与理论关怀？这些差异化的话语实践是否存在着哪些共同性？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给出一个统摄性的界定或者翻译，而是采取了福柯的谱系学（Genealogy）的分析路径，一方面将概念产生、发展和演变视为特定社会情景和文化思潮下的知识产物，因此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辨析话语概念在不同时代语境中的情境性考察。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围绕在transculturalism周围的一系列话语/概念簇群（discourse/concept cluster）彼此衔接、影响和共生，体现了不同的学术脉络和理论关怀之间的交织与动态对话。对transculturalism的理解，必须置身在这场学术对话中。基于此，本文梳理了transculturalism的三个理论脉络：作为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话语、作为对传统文化研究模式的批判话语、作为对二元对立身份认同理论的批判话语。对transculturalism在西方学术语境中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该词的内涵与意义。
二
文化泯化主义：作为后殖民主义批判话语
要理解transculturalism，首先需要了解与之相关的transculturation这个词汇。
最早提出“transculturation”概念的是著名的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 （Fernando Ortiz，1889-1969）。1940年，他的西班牙语专著《烟草与蔗糖在古巴的对奏》 （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a y el azúcar）出版。该书主要阐述古巴的烟草如何成功走向全球以及欧洲的蔗糖如何进入古巴并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本书中，奥尔蒂斯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这一术语。1947年，这部书的英译本Cuban Counterpoint：Tobacco and Sugar （《古巴的对应物：烟草与蔗糖》）在美国出版，这个概念从此进入英语学术研究的视野，但该词未被广泛使用，只在西班牙语系的国家用得比较普遍。
在该书第二部分的第二小节“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transculturation’ and its importance”（古巴的“transculturation”社会现象及其重要性）里，奥尔蒂斯指出，文化的变迁过程非常复杂，呈现出高度多样化现象。在他看来，当时比较流行的术语acculturation（文化濡化）或者deculturation（文化萎化）都不足以描述复杂的文化变迁过程。因此，他首次提出transculturation以及与之相关的neoculturation两个术语：
我认为transculturation能够更好地表达一个文化过渡到另一个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因为该词不仅涉及文化濡化（acculturation），即从一种文化逐渐变成另一种文化，也涉及文化萎化（deculturation），即原有文化的丧失或根除。另外，这个词还包含了一种新文化出现的含义，也即neoculturation‘文化更新’（Ortiz，1947：15-16）。
根据这段话的简要描述，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理解文化变迁的基本图式。在异质文化的互动场域中，共时地包含着“文化萎化”“文化濡化”与“文化更新”的阶段和过程。这也映照了古巴以及其它拉美国家所经历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客观现实, 既有早期殖民主义对本土文化的摧毁，也有殖民主义对本土文化的单向统治，还有不同文化因素双向融合从而产生新的文化。
在奥尔蒂斯眼里，古巴的历史就是“相互交错的文化泯化的历史（history of intermeshed transculturations）”（Ortiz，1947：162）。来到古巴的移民都面临“失调（disadjustment）和重新调整（readjustment），这个过程包括自身文化的丧失、对异质文化的接受、以及两者的兼容并存问题。简而言之，就是面临transculturation问题”（Ortiz，1947：335）。
对于这种transculturation现象，奥尔蒂斯进一步写道：
每一个transculturation都要经历一个接受和给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同等的文化都经历了转变，从而形成了变化的、复杂的新现实，这个现实不是机械化的两者特点的合并，甚至也不是马赛克，而是一种独特并且独立的新现象（Ortiz，1947：15）。
奥尔蒂斯使用transculturation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他坚持和倡导文化的平等性。从词源上说，transculturation源自拉丁文，没有某种文化必须顺从于另一种文化的含义，而是两种文化间的交流，两者都很活跃，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达成合作，共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任何情况下，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创造的transcultration这个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之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有价值的角度。”（Hermann，2007：258）
可以看出，奥尔蒂斯具有明显的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他借助此术语否定了单向的异质文化互动图式，揭示了其中双向协商的复杂情形。他直言：“我斗胆建议，把该词（transculturation）当作社会学术语，并替代流行甚广的acculturation一词。”（Ortiz，1947：156）。在他看来，acculturation一词表示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滋润化育，从而变成了另一种文化，因此带有种族偏见和文化优越感。在此概念下，移民似乎必须使自己适应迁入地的主流文化，同样地，土著人、异教徒或野蛮人都必须享受伟大的西方文化带来的好处。言下之意是，“没有文化的人”将接受“我们的文化”带来的好处。他必须改变自己，成为“我们的一员”。现实是，移民一方面适应和被同化，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地保留一部分自己的文化，比如中国侨民的饮食、文化、服装和语言等，一般来说，移民一身兼有两种文化。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transculturation最基本的内涵：文化平等对话交流，互动交融，互相改变和影响，并协同进化，进而超越各自文化，产生独立的新文化。考虑到该词与“文化濡化”和“文化萎化”等语境相关，因此，将transculturation翻译为“文化泯化”，是比较接近原意的。泯化即融合之意。康有为曾言：“泯中西之界，化新旧之门户”。据此，对应transculturalism一词的中文翻译应该是“文化泯化主义”。
奥尔蒂斯反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观点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相关。他1881年出生于古巴，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古巴人。他从一岁开始就在西班牙和古巴两个国家之间行走。一岁时随母亲去西班牙，14岁时回到古巴念书，19岁时又到西班牙读大学，拿到学位后于1902年回到古巴。在混血人口占多数的拉丁美洲，母亲像多数父母一样从摇篮时就向他灌输对美洲本土的热爱。另外，奥尔蒂斯有一种悲悯的天性。在关于奥尔蒂斯的童年回忆录中，他曾提到他与一位 “黑人”同班同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他还提到他看见老师无理惩罚一个年轻人时表现出极大的愤怒。这种天性对他后来的研究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其研究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探讨非洲文化对古巴的影响和被影响。总而言之，奥尔蒂斯的学术道路体现了美洲知识分子的民族感和正义感。
“文化泯化”理论建立在奥尔蒂斯的深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在《古巴的对应物：烟草与蔗糖》中，他深入论证了烟草与各国文化的交融以及蔗糖与古巴文化的交融。1492年，随哥伦布同来的欧洲人首先在古巴发现了土著植物烟草，随后美国人使烟草逐步走向全球，并与各国文化交融共存；同时，蔗糖最初从东方带到欧洲，再被带到西班牙，又从那里被哥伦布带到古巴，从此与古巴文化交融并存。
外来的蔗糖和本土的烟草是文化泯化的典型案例。奥尔蒂斯认为，古巴有两个并行不悖的骄傲，古巴是两种奇特差异的综合。蔗糖生产是机械化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具有殖民主义特征，而烟草代表本土生产模式，其生产过程受国内控制，季节性强，多手工制作。这两种生产模式的相遇是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不是简单地从一种文化转变为另一种文化，而是逐渐演变成“一种新的融合文化”（a new syncretism of cultures）（Ortiz，1947：19），使古巴成为出产糖最多并且生产烟最好的国家。
但是，奥尔蒂斯自然地对本土的烟草赋予了更强的感情，给与了更多的笔墨。可以说，他把对美洲的感情似乎都深深融入了对这一农作物的细致描写中。他认为“烟草的历史提供了最奇特的文化变迁过程的一个案例”（Ortiz，1947：279）。
奥尔蒂斯指出，烟草的文化变迁是一个互动交融、互相改变和影响，并协同进化，进而超越各自文化，产生独立的新文化的过程。最初，对土著印第安人来说，烟草具有宗教背景，吸烟可以提供快感，并具有治病疗效，是社会生活的粘合剂，也是一种社会习俗。由于烟草具有奇特的疗效，美洲白人也接受了烟草，从吸烟中获得快感，而欧洲的专业医生则把烟草当做万能药，就像炼金术士寻求的那种包治百病的药一样。可以说，烟草起先并没有完全嫁接到白人文化中或者说本土化。但是，当人们发现烟草有了新用途，可以成为政府的税收来源，于是，烟草便很快本土化了，烟草生产在白人国家完全成为一个具有经济特征的社会机构，从而产生了一种独立的新文化——资本化的烟草文化。奥尔蒂斯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文化泯化现象。
随后，资本化的烟草文化大行其道。尽管1603年詹姆斯一世对烟草的尼古丁含量进行严厉抨击，认为抽烟对眼睛、鼻子、大脑、肺部都很有害，但在经济利益和享乐主义至上原则的驱动下，烟草行业迅猛发展。烟草最初的吸引力变成了经济利益，成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手段。至16世纪中期，烟草已成为国际贸易物品，在欧洲广泛种植，最终形成了“全球文化泯化”（universal transculturation）（Ortiz，1947：375）。
然而，奥尔蒂斯对这种“全球文化泯化”现象不无担忧。他认为，机器和金融资本主义会使烟草和蔗糖的差别慢慢缩小，使这两种经济都渐渐失去人情味。他对此深表关切和担忧。
三
超文化主义：传统文化研究模式的批判话语
另一个与transculturalism相关的词语是transculturality。
20世纪90年代，“transculurality”概念由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提出。在《“Transculturality”——令人困惑的当今文化形式》（Transculturality - 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Welsch，1999：194-213）一文中，他对传统文化研究模式以及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和多元文化性（multiculturality）理论进行了批评。
首先，他认为自18世纪末以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提出的单一文化概念是基于单一民族的，这种把自己文化与其它文化分割出来并对立起来的传统文化观已经过时。其次，他认为，interculturality的概念试图解决文化冲突问题，旨在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理解和互相认同，但这个概念有明显的缺陷，就是把文化当成静止不变的东西，而且也是将文化看作文化孤岛，这种文化观依然难以解决文化冲突问题。再次，他认为，虽然multiculturality强调多元文化群体共存的社会，但实际上仍然强调各群体之间的区隔性，因此仍然维护单一、同质的文化结构。
与之相对，韦尔施认为“transculturality”则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复杂关联。由于当今社会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和社交媒介的发展，文化间的关联性已成为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Transculturality概念的提出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它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种族和多元文化群体共存、通讯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当代西方社会现象的思考。韦尔施的transculturality具有强烈的去中心、去边缘、去边界的特点和意涵，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transculturality”身份的人会失去其原文化，而是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既有国际化特色，也具有地方特性。他们能够超越本地性和异域性这种对立的思维框架。
韦尔施的“transculturality”概念强调文化的包容和融合，追求文化的超越性，因此，可以翻译成“超文化性”，transcultrualism便是“超文化主义”。尽管trans作为前缀也有跨越的意思，但韦尔施的transculturality理论除了跨越的意思，还进一步蕴含了超越文化的含义。
韦尔施的“超文化性”概念体现了开放的心态，强调文化包容性和连接性，尊重文化差异，以期自身文化因适应现实和未来趋势而变得更加强大，这些具有正当性和积极的意义。他曾说：“我们提出的概念应该能够准确描述现实，又能担当树立规范标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指向未来的现实意义。”（Welsch，1999：200）他认为，在全球化环境下，文化互通互联是世界大趋势，西方文化一定要与时俱进，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他文化，理解他文化，尊重他文化，包容和融合他文化，只有这样，西方文化才能更加丰富多元，才能实现自我进化并进步。用韦尔施自己的话说，“（文化之间的）理解也许有帮助，但只有理解永远是不够的，必须在（文化之间的）互动中推动（西方文化的）进步。”（Welsch，1999：203）。
韦尔施的“超文化”思想深受尼采的影响。韦尔施把尼采看作“现代超文化主义 的先驱”（Welsch，1999：202），因为尼采敏锐地洞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因互融互鉴而丰富的现实。在尼采晚年时期，他甚至带着讥讽的态度反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者“领土主权意识”（Welsch，1999：202），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倒退。
同时，韦尔施的“文化进化论”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的影响。在其合作主编的《多学科人类学：人类的不断进化》（Interdisciplinary Anthropology：Continuing Evolution of Man）一书中，他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能够生产文化成果，因此，“人是文化的人”（Welsch，Singer & Wunder，2011：vi）。该书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类如何不断地进化？人类不断进化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不难看出，韦尔施对超文化性的思考与其对人类进化问题的思考切切相关。可以说，“超文化性”概念被看作是西方文化进化和发展的途径，可以把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
跨文化主义：二元对立身份认同的批判话语
要理解transculturalism，还需要了解transculturality / transcultural people / transcultural personalities等一系列相关词汇。
沃尔夫冈·伯格认为，对于身份认同的研究，必须解构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时代”。在沃夫冈·伯格合作主编的《探索跨文化主义：传记法》（Exploring Transculturalism：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一书中，他谈到了对人的普遍分类。人通常被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认同的，一类是我们不认同的。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使我们把自己归类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民族、种族或性别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可能会阻碍人们理解文化共存。他进而指出，福柯早就预示了20世纪的一个空间时代（the epoch of space）的来临，在后现代世界，人类已进入了“共时性时代”(the epoch of simultaneity)和“并置性时代”（the epoch of juxtaposition）（Berg，2010：9）。因此，一个人的身份不取决于其继承的文化、民族价值观和历史，而是取决于其不同的旅行空间。沃尔夫冈·伯格认为全球化带来人的解放和文化的杂糅性。因此，身份认同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已经过时，不符合空间时代的发展要求。与单一僵化的以自身文化区分来建构身份的传统身份认同理论相比，后现代的身份认同理论更加灵活，具有混合身份认同的特点。
沃尔夫冈·伯格的身份认同理论特别强调文化平等性，尤其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接受，因为“每一种规则”，即意义、价值观、观点和习惯等，“每一种工具”，即象征物、产品等都有其特定的价值。
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沃尔夫冈·伯格注重对文化主体的研究，尤其是跨文化人群（transcultural people）及其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和跨文化人格（transcultural personalities）的研究。在《探索跨文化主义：传记法》中，他与学者们一起聚焦跨文化人群开展研究。这些跨文化人群包括中东籍的瑞典人 、罗马尼亚籍美国人、旅英日本知识分子、多明尼加籍美国作家、旅居西班牙、美国、墨西哥的法国人、德国和爱尔兰的混血、爱尔兰作家和非洲籍美国作家夫妇等。研究表明，这些跨文化人群既保持了自身文化特性，又接受了异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杂糅的身份，而且这些都是他们自愿选择的一种新的身份。
综上所述，transculturalism在此语境中翻译成“跨文化主义”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伯格的跨文化主义打破二元对立，建构“在之间”的新的身份意识，展现了跨文化人的多重文化归属和世界主义情怀。
五
结语
学术概念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现实，并进行学术讨论和理论建构的基础。本文对transculturalism进行了一个学术概念谱系学的考察分析，强调其不仅是社会情景和学术思潮之间的交织对话，也是不同的学术概念以及理论路径之间的交锋互动。因此，针对transculturalism的不同翻译，如果我们将其视为学术概念的全球旅行在中国的本土化转译，更加应该明确其背后深层次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而不是简单的停留在话语翻译层面的考察。
在概念翻译层面，鉴于transculturalism所勾连的不同学术语境，本文认为对其的翻译应该分为三个类型：在“文化濡化”“文化萎化”等相关概念的语境中，transculturalism可翻译为“文化泯化主义”。在“跨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下，transculturalism则有“超文化”的含义，译为“超文化主义”比较合适。在跨文化身份认同的话语体系下，transculturalism就是“跨文化主义”。
不仅如此，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对应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理论路径，各自具有其社会情景、竞争性概念、学术脉络与核心主张。这三个理论路径却又并非界限清晰明确，而是出于不断的交织对话中。本文从不同维度梳理和总结这三个路径的差异性与相同性（见表1）。
表1：三种翻译在不同维度的异同比较
最后，本文强调，“transculturalism”这一概念所提倡的文化平等、文化尊重、文化互通互鉴的思想具有很积极的意义。但同时，我们对“超文化主义”这个概念背后隐藏的文化竞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不容忽视。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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