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2020年的全国出生人口比分别是117和108.3，虽然20年间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长期存在的出生人口比失调，必然意味着每个年龄都会有相当比例找不到配偶的光棍存在。他们主要集中在农村。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在其所著的《乡争》一书中分析指出，农村出生性别比显著高于城市，尤其是在80后进入适婚状态后，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高性别比下出生，而且人口流动中，适婚女性可以进入城市择偶，以至于加剧了农村地区适婚男性择偶竞争的压力。
01
从本地婚姻市场到全国婚姻市场
在农村尤其是父母包揽为儿子解决婚姻大事的北方农村，择偶竞争尤其激烈，适婚男性不得已甚至要在下一个年龄段寻找结婚对象，或者上一个年龄段找二婚女性。
当然，这种竞争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婚姻成本提高。过去很长时间内，各地农村中生养男孩尤其是突破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多个男孩的家庭，都有多子多福的期许，但等到孩子到了适婚年龄，婚姻成本则成为了这类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婚姻成本不仅包括饱受争议的彩礼，还有为儿子成家建房、买房、买车以及后续生养孙辈的经济成本、抚养时间成本。《乡争》这本书认为，传统通婚圈内存在因自然和经济条件地区之间的挤压，比如山里乡村的姑娘嫁到平原地区，平原农村的姑娘嫁到城郊，城郊姑娘嫁进城里。也就是说，优势地带可以因此弥补超常规性别比带来的适婚女性不足的问题，而同时放大劣势地带适婚女性的紧缺。很显然，优势地带农村的适婚男性家庭，还可以因此对冲降低相关的彩礼等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全国婚姻市场其实已经形成。一些地区过去构成通婚优势地带的乡村，相较于更为富裕、男女平等观念更为深入人心的地方，对本地劣势地带女性嫁入的吸引力下降。而这些地区的劣势地带，适婚女性外嫁“流失”的问题更加显著。
正如书作者所说的那样，浙东、苏南等地区，虽然农村男性找外来打工女性结婚肯定不是首选，但终归不用打光棍，因而这些年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光棍现象减少——所对应的，肯定是适婚女性流出地的农村光棍现象在加剧，而即便已经婚育的农村家庭，离婚率也有显著升高。
一些地方光棍现象变得更为突出，影响社会安定，这肯定构成相关的问题。但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应该说积极效应要远远大于问题。
不在少数的地方（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长期以来因循着将女性定义为生育机器，家族、家庭中女性社会地位很低，在家庭中需要完全听命于丈夫以及公婆，需要承揽几乎所有家务，加之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农村家庭普遍抗拒生养女孩，女婴因病因故夭折的比例也超出正常值。
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让许多女性看到了跳出命运悲剧循环的可能。即便留在本地选择适婚男性结婚的女性，自立意识也大大增强，公婆等长辈以及夫家其他成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意欺压媳妇。而且，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出台，很多家庭不再那么排斥生养女孩。
02
天价彩礼究竟遵循着什么逻辑？
《乡争》书中指出，近年来各地农村地区的彩礼水平线显著提高。但彩礼比较高的地方，光棍现象就不那么突出——也就是说通过彩礼的交换，一些农村地区成功地保留了原有的、传统的通婚圈，将适婚女性留在了本地。反之彩礼较低的地方，光棍就比较多。
这也意味着，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部门力推对天价彩礼现象进行打击，但在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农村适婚人口性别比难以短期平衡的情况下，这种举措要么沦为一纸空文，要么就反而加速使得本地农村女性外嫁，“制造”出更多的本地光棍。
一些在本地结不了婚的男性会通过种种方式，“引入”诸如越南、缅甸等国的外籍女子。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往往也会因有关部门的清理整治而式微。
如《乡争》书中所说，彩礼行情与父代对子代的婚配责任有关。在南方地区，父代的婚配责任最低，甚至而言，当子女满了30岁还没有结婚，亲族、朋友会对子女而非父母进行非议，认为这样的子女没有责任心，应当自己想办法尽快结束单身结婚。而在中部地区，婚配责任呈中度状态，而在北方，婚配责任最高——催婚压力最终累积到了父母一端。
在南方不少地方的农村，因为高度融入全国婚姻市场，父代对子代的婚配责任又不大，所以彩礼很难上涨到比较离谱的地步。但一些个体条件有问题的男子，也确实因此无法获得父辈以及亲族其他成员的帮助，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婚配对象。
而在北方，村庄通常由多个小亲族组成，彼此之间构成激烈竞争。基于过去长久的生存逻辑，成婚男丁（及其繁衍后代的能力）是亲族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因而父代在子代婚姻中的责任变得特别重大，如果不积极履行，周遭亲族成员会施加很大压力。这种情况下，北方地区农村的女方家长会越发感觉到自己的优势地位，会提高彩礼要价。而同时面临着本地和全国两个婚姻市场压力的男方父母，则在可承受范围的极限内，尽可能满足女方家庭的要求。
也正因为此，北方一些地方农村每到过年期间，就出现批量化的闪婚现象，从相亲到洽谈，再到订婚、结婚摆酒，甚至在十多天内都完成。这就使得许多婚姻缺乏感情基础，一旦触及相关的矛盾，就很容易走向离婚。不仅如此，北方农村的男方父代，还必须担负着过去难以想象的后续为子代购房购车、家务、抚养孙辈等重任，并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呵斥上门媳妇。
03
天价彩礼的例外，为什么？
《乡争》书中提到了山东潍坊——与河南、甘肃等地有着较强的父代责任，但彩礼水平却并不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例外？
潍坊农村地区的工农业发展较好，市场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富裕，因而本地劳动力总体上在本地就业，较少外流，还有一些进入当地就业的外地年轻适婚男女。这就总体上修补了当地的男女性别比，择偶相对容易。
更重要的是，一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因而女方家庭通常并不需要依托嫁女儿收获彩礼，来筹集为儿子娶媳妇准备的彩礼；二来，就业相对容易，且收入相对较高，使得本地适婚男女具备了成家立业的基础财力，不必“啃老”；三来，无论是男方家庭还是女方家庭，老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非正规就业机会就业，带动了家庭的整体经济收入。所以，父代支持子代成家立业，不必“毕其功于一役”，而可以通过长期细水长流地进行投入。
另一种例外，出现在四川省的成都平原农村。据书中所说，成都平原农村相对缺乏较强的血缘地缘认同（四川盆地范围内的现有城乡居民，多数是清代中期以后由省外迁徙而来的移民的后代），因而适婚男女是否结婚，在当地被纯粹界定为两个家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就是两个人的事情。村落、家族、亲族即便有人催婚，压力也不会太大。
有趣的是，在成都平原农村，结婚后，非但夫妻小家庭的独立性很强，对于双方父母以及各自的亲族圈、朋友圈依附性很小，而且夫妻之间的独立性也很强，有很多家庭的夫妻财务都是独立的。这就使得婚姻缔结和解除的各种障碍都被无形之中去除了。
转自：“学术星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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