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Ant onio Gramsci）在其著作《狱中札记》中首次用“霸权”一词描述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霸权”作为一种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开始逐步成为西方当代学术思潮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此后，大众传媒权力的扩张、全球传播格局的失衡和主流媒体话语的偏向致使以“霸权”为名展开的媒介研究在东西学界此消彼长，“媒介霸权”随即成为一种学术话语和一种研究思潮。
媒介霸权的理论溯源
1. 开拓者：安东尼奥·葛兰西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是媒介霸权理论绕不开的起点。其本意指统治阶级在某些历史时期实施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对下层阶级的直接高压统治———以保持他们在国家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权力。霸权的微妙之处在于“把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变成一种显然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永恒的所以也是无可争辩的共同利益，而且说成是每个人的利益”。这种“微妙”最终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某种一致性、自然化舆论的形成，即共识和常识的达成。
葛兰西由此揭示了阶级统治稳定性的两个支撑点———暴力统治和文化霸权。后者的着力点在于市民社会中芸芸众生的意识形态，而大众传媒可谓“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和争斗的场所和平台，大众传媒的生产者、传输者以及阐释者也就成为参与文化霸权斗争和创建的知识分子。但是，葛兰西霸权理论无法直接用来阐释媒介霸权。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意识形态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直接受制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文化霸权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大众传媒在现实中已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在三层结构中均有融入。它植根于意识形态，又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从上述意义来看，葛兰西对媒介霸权理论的贡献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概念、一条进路，不如说是一种归属。他的缺憾之处在于未对霸权宰制的过程加以全面的交待，当然这也为文化研究学派对霸权理论的深入留下了空间。
2. 建桥者：雷蒙德·威廉斯
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阐释是威廉斯文化思考的重点之一，并对英、美批判传播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威廉斯认为，“文化霸权”包含并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并非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协商、抗争的过程。正所谓“鲜活的霸权是一个过程。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生产、保卫和修正。同时，它也不断地受到它本身以外的压力所抗拒、限制、改变和挑战”。他发现，霸权是各种传统、各种体制和各种形态三种文化的结合体。霸权有着不同的统治模式，也依赖不同的体制以及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一模式的霸权，哪怕是对霸权的对抗和挑战，也同时在肯定霸权，在部分地加固统治。
威廉斯以斗争和冲突为特征的霸权类似于布尔迪厄权力斗争的“场域”，属于“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既是统治的场所也是抵抗的场所”。权力主体往往只有相对自主性，与外在因素之间既联系又独立，既有自己的实施法则又常常与其他位置权力进行交换。尤其相似的是，威廉斯的动态霸权演绎出了“主导（目前占统治地位）”、“残余（曾经统治继续被实践的）”和“突生（新生的、挑战性的）”的文化动态过程，而布尔迪厄则异曲同工地提出了“保守（占支配地位的人采用）”、“继承（新近吸纳的人采用）”、“颠覆（挑战支配地位的人采用）”的场域策略类型。
应当说，威廉斯本人在其霸权研究、传播研究及至电视研究中探寻着文化场域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和霸权的再生产，正是这种关注文化而不是一味回归意识形态的探寻，唤起了后来者对支配这个文化场域、媒介场域的特定利益的关注。对于媒介霸权理论而言，威廉斯的理论贡献恰恰在于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3.领跑者：斯图亚特·霍尔
从媒介霸权理论的角度来评价，霍尔的霸权观有其开创性的理论价值。霍尔引领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转向，逐步建立起霸权概念使用的新范式。正如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所概括的，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但两者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于是，霍尔提出“文化研究通过运用葛兰西著作中探讨过的一些概念，试图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著作的最好要素中推进其思路，使其非常接近于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需要。”也就是在深刻理解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理论立场之后，以变化的、动态的霸权理论去弥补静态的结构主义，以阶级的、对立的霸权理论去警醒理想的文化主义。即便是对于葛兰西，他也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他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学者。从头到尾，他都是意大利政治图景中的一个政治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他的‘理论’著作是从他对社会和时代的亲身参与中发展出来的，并且一直有着明确的目的，即不是为了抽象的学术目的，而是为了‘指导政治实践’”。在2002 年的同一文章中，霍尔表明，“我并不是简单地说葛兰西拥有解决我们目前所有问题的‘答案’或者‘密码’。但是我坚信我们必须以葛兰西的方式‘思考’我们的问题。”
霍尔正是在完成“葛兰西转向”后，视大众媒介为主要的意识形态体制，建立了意识形态编码与受众解码策略之间的联系，对葛兰西的概念进行大量的传播学解读，开启了媒介话语霸权的研究向度，可谓媒介霸权理论真正意义的领跑者。
媒介霸权的权力构成
1.依附性权力
媒体通过依附于既有制度、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权力而产生的权力延伸，可称为依附性权力。它起源于媒介最原始的工具性，始终是批判学派媒介权力理论的焦点，也被视为媒介霸权理所当然的权力来源。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思想其实质就是“媒介作为依附性权力”的研究。通过对“媒介的被控制”,即“谁控制着媒介”、“为何控制”以及“媒介控制什么”、“媒介如何控制”、“控制的后果”等问题的考察，认定媒介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媒介为国家权力控制的对象，媒介继而成为控制舆论、控制社会的手段。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介在信息生产、加工、传播的被控制中有力实现了社会的“一致化”和思想的“规范性”，最终抵达形成共识的“霸权”境界。
依附性权力同样得到了以霍尔为代表的新葛兰西文化研究学派的认同。这一学派致力于将媒体视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来提升媒介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他们强调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必须放在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过程中，在大众传媒及其使用者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得出意识形态的效果、融合或抵制等问题的结论，从而实现揭示、破坏、消解现存霸权的目的。
以斯迈思（Dallas Smyt he）为先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则关注媒介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特征，关注谁拥有媒介、控制媒介、经营媒介，从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权力的关系来考察媒介生产过程及其对媒介内容和社会的影响。对媒介权力与经济权力高度依存关系的分析一度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早期至关重要的研究方向。
中国学者吴予敏在分析中国的媒介权力时甚至认为，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者（大多数是在不完全知情或自动赞同的情况下） 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顺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由此可见，依附性权力在媒介权力的构成中占有显著的合法性地位，以往和当前媒介霸权理论的研究重心大多源自对依附性权力的分析。其实，媒介作为第四等级的权力分析，本质上也是作为一种依附性权力来阐述的，即受众权力的延伸。
2.生产性权力
媒介作为建构真实、传送信息的特殊制度组织和技术载体，其自身所具有的创造、生成的力量和能力也应纳入媒介权力考察的视线。借用福柯《规训与惩罚》中关于权力生产性的阐发，我们可以称其为生产性权力。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压迫性的规训力量，它在媒介所生产的真实和真理中得以实施，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掘和认可。
媒介的生产性权力首先可体现为媒介建构能力，如媒介权力即“表意现实”的能力与定义何者为现实的能力（霍尔，1982），媒介创造柏拉图洞穴式“拟态环境”的能力（李普曼，1 922），制造以策划、垄断、表演、仪式为特征的“媒介事件”的能力（戴扬&卡茨，1 992），建构由拟像、符码、内爆、超真实组成的“仿真”世界的能力（鲍德里亚，1 981），等等。这些不同时代、国度和学术背景的论断都强调了媒介“再现”现实直至建构事实的生产性权力。同时，生产性权力还可以体现为媒介结构能力，即以传播技术的特质来结构社会、联接场域，把分散的互不相干的社会组织通过媒介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社会准则促进功能”、“社会关系联络功能”不断凝聚、生产出新的大型而复杂的社会有机体，这在跨国、跨文化、跨组织传播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
依附性权力会衍生媒介领导力已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与生俱来的传播规律也会生产出媒介领导力。这在传播效果理论中得到了印证，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涵化理论、沉默螺旋理论和媒介依赖理论等皆从不同的角度表明媒体在制造、引领“共识“式的主导文化形态方面具有天然的能量。正是对媒介自身的建构、结构和领导能力的大量实践和理论积累，揭示了媒介权力的生产性，最终强化了外部权力对媒介权力的依赖性，同时拓展了媒介霸权理论的研究空间，深化了其反思力度。
3.资源性权力
媒介权力的另一重要构成是在媒介稀缺价值的投资、交换和积累中所产生的资源性权力。布尔迪厄的资本观为我们理解这一权力形态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当一种资源因其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成为争夺的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的功能时，布尔迪厄就把这种资源阐释为资本。“布尔迪厄的文化作为资本的观念富有洞见地唤起了对于文化倾向与文化资源在市场社会中的权力方面的关注”，在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影响的媒体与社会理论重构中，媒体正是这样一种被争夺的资源，媒体作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之间互相竞争的一个“场域”，因此获得了资源性权力。现在，这种资源性权力的霸权潜质在全球化和国际化传播战场正处于上升态势。
这种上升首先表现在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关联的减弱。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媒介机构在信息传播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已经使它们凌驾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权威之上。此外国家经济力量并不必然影响作为其延伸的媒介力量。比如富于活力的跨国媒介被出售只反映了一国整体经济状况的衰退而不是媒介产业的衰退。最后，权力与经济、政治权力的转化日益频繁。媒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无形权力资源中成为相对独立的场域，通过完成彼此的互动性资源交换来实现霸权。总之，媒介正在凭借自己日趋独立和活跃的资源性权力来博弈上位，以形成主导性霸权而不再完全依附于“他权”。
如果说媒体有其相对自主性，主要出自生产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媒介霸权理论的新发展显然不能以完全肯定媒介的依附性权力或完全否定媒体的自主性权力为代价。值得警惕的是，上述三种媒体权力皆可为良性，但缺乏规制或过度规制又皆可成为霸权。
媒介霸权的现实向度
1.媒介帝国霸权
“媒介帝国霸权”让人理所当然地想到“媒介帝国主义”这一当代霸权表现形态，即一国或多国对其他国家的媒体系统、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优势性输出、扩张、垄断和支配，尤其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这里尝试从媒介霸权相关性出发，将理论涉足者分为两类。
以席勒（Herbert Schiller）和马特拉（Armand Mat t elart）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范畴下的传播霸权思想可归为第一类。正如文化帝国主义的辩护者汤林森（J·Tomlinson）所概括的一个研究现象，绝大多数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都是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只是，他将这一现象浅淡地归因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至关重要的方面，无一不是通过媒介而将意识形态四处传播的。”李金铨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或传播）帝国主义”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
另一类是明确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学者们在一个相对中观和趋于现象的层面进行媒介霸权生成过程的探讨。博伊德- 巴雷特(J.Oliver Boyd- Barret )最先明确定义了“媒介帝国主义”，同时概括了它的四种形式“: 一是传播工具的形式,二为整套工具的安排,三为理想实行的价值观,以及特殊的媒介内容”。李金铨的《媒介帝国主义再思考:电视文化霸权》在加拿大、台湾电视研究个案的基础上，本着不无视、不盲从西方传统论调的原则，站在非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的立场，试图以一种更加现实的中庸态度来看待全球媒体流动不平衡，分析造成这一现实的真正原因，从而帮助不同文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加以克服。
2.媒介话语霸权
要探讨媒介话语霸权，需要对媒介作为“权力的话语”和“话语的权力”这样一组双向互动身份加以理解，也就是将媒介话语霸权视为媒介依附性权力、生产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孤立地理解为那种恒定、单向、简化的霸权模式。媒介话语霸权研究分布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并均有其媒介话语理论支撑。
宏观层面致力于对媒介话语制造景观世界的批判，分析景观世界对真实世界的霸权式覆盖。1967 年，居依·恩斯特·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首次运用“景观”概念，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都被景观所浸染，而大众传媒成为景观社会的原动力，是景观最为显著的表现。景观权力也因此具有了统一和集权的性质。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介奇观》继续融合了德波的“景观”与诸种媒介。在他总结的15个景观现象中，景观无一不被视为各种媒介话语冲突交锋的场域，争相成为占据霸权地位的话语模式。再看中观层面，研究者们往往专注于揭示媒介话语叙事的选择性暴露和遮蔽，洞察媒介表征文化的霸权式运行。霍尔通过研究媒介文本中展示的种族、阶层、身份、性别形象，提出了“定型化”表征的理论。霍尔认为“定型化是福柯所谓的一种‘权力/ 知识’游戏，有趣的是，它也是葛兰西所称的霸权争夺的一个方面。因为定型化在意象和定见中建立常态，而霸权得以运作的逻辑恰是在话语上达成共识、制造同意。诺曼·费尔克拉夫和梵·迪克的话语分析方法则为微观层面的话语霸权提供了研究利器。以文本语义、句法、叙事结构为方向的媒介话语分析方法，甄别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细描隐身其中的话语霸权。
无论哪一层面的媒介话语场域，在大众媒介的渗透、报道和再现威力超强的情况下，往往是三种话语权力的失衡最终导致了话语优势方的霸权。即权力制造话语,反过来,话语也巩固、再造或强化权力。
3.媒介技术霸权
技术霸权取向的重心在于媒介技术的自主性霸权，媒介自身的技术特性对社会产生征服性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和媒介环境学派的技术垄断思想对媒介技术的这种自主性有着程度不同的认可，并对媒介自主性可能导致的霸权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和批判，为媒介技术霸权的研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思考维度。
马尔库塞认为工业社会中的科技霸权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出场方式，“技术理性的概念, 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 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 统治, 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法兰克福学派“媒介即意识形态”的思想与霸权理论最为典型的影响，就是上世纪70 年代盛行的电视意识形态宰制论。该理论认为电视对受众能绝对权威且有效地发挥意识形态作用。虽然这一理论在80 年代受意识形态多元论的质疑而衰落，马尔库塞的技术意识形态论也受到了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修正和批驳，但网络等新媒介技术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媒介霸权在继续引发人们的忧虑。
彻底认识媒介技术自主性的是媒介环境学派，确切地说是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思想，它将技术的自主性上升到了对人类的“征服和吞没”。当媒介强势到导致一切传统符号流失，达到“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文化无处可觅、“媒介即文化”的技术垄断境地，媒介技术霸权便成为极致。霸权是操纵与斗争的场域，波兹曼相信消解和超越霸权的唯一可取之径是人人成为抵抗技术垄断的斗士，“每一种技术都需要我们去细察、批评和控制。在认识论和精神上必须和技术拉开距离，绝不把技术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来接受”。
西方媒介霸权对中国媒介文化的冲击
1.媒介实力霸权对中国媒介市场的冲击
西方媒介霸权对中国媒介文化的冲击首先就表现在其实力雄厚的媒介产业对中国媒介市场的抢占。从二十世纪90 年代起，西方传媒就形成了高度的垄断。目前，雄踞全球传媒市场顶峰的是不到10 家传媒公司，其中6 家跨国传媒公司垄断了世界的主要信息流。这些媒介巨无霸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持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几乎垄断了全球信息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而垄断了整个国际传播领域。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这些实力雄厚的跨国传媒集团纷纷在中国设立“中国部”，抢占中国市场。西方电视业更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上空集聚了大量的卫星。国际商业媒介控制着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和媒介信息，不仅抢占了中国媒介市场的份额，还使得中国媒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媒介信息霸权对中国媒介信息传播的冲击
西方媒介霸权对媒介信息的掌控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内容上。西方通讯社提供了全球约80%的新闻信息，并成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信息源；世界上75%以上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都是由西方国家生产与制作；新媒体互联网上，70%的信息都是用英语表达，而且由发达国家输出的信息占绝对优势。另外在媒介信息的内容上，以新闻信息为例，西方新闻记者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则倾向于报道负面消息。西方媒介信息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而且对我国的媒介话语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中国媒介在这种强大的声势下显得相对弱小。在美国CNN 对2011 年日本九级大地震的报道中，一篇题为《CNN：日本地震或引发海啸，恐将波及多国沿海区》的新闻报道在中国广泛转载，引起了中国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引发了震后我国的一轮“海啸”恐慌。
3.媒介技术霸权对中国媒介技术的冲击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化技术等高新技术，进行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面的高科技研究，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手段，以保持在传播技术领域的霸权地位，从而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技术霸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信息弱国”的地位，媒介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相当落后，并不能满足我国对信息的接收与传播，从而使得“数字鸿沟”的出现。西方国家凭借着已有的国际影响力，在信息传递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国际传播领域逐步形成垄断局面。而中国由于综合国力较弱，国家影响力远不及西方国家，因而本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的被动地位。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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