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敬虞（1917—2012），又名汪馥荪，生于湖北蕲春。他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4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6年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晋升副研究员，1979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88—1998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两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9年1月退休。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
汪敬虞在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近代买办、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探讨以及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建设等方面，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参与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参与编写）、《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唐廷枢研究》《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中国通史》（第十册）、《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汪敬虞的突出贡献之一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
汪敬虞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经济史学家，1943年他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辗转来到位于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那个闭塞而又异常艰苦的地方，汪敬虞开启了他的学术征程。此后60多年，他孜孜不倦，筚路蓝缕，做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开拓者。此一生，他无一日离开他所热爱的研究工作。
历史就是这样辩证地向前发展
汪敬虞一生著述颇丰，共编写了13部专著，其中包括一本外文著作、一本译著，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汪敬虞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中国近代对外经济关系、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外资侵华的活动、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等方面。其中，汪敬虞第一个明确地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确立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把这一线索作为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把钥匙，这是汪敬虞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学术研究的特殊贡献。汪敬虞反对史学研究碎片化，主张要有全局意识和整体意识，要了解研究专题横向和纵向的联系，把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因而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构想。对于中国近代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和这条中心线索相联系。掌握了这条中心线索，就可以通过正确说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解读近代中国社会走向，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而确立这样一条中心线索，其中的艰难曲折，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一笔的。
早在1964年，汪敬虞就开始酝酿以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作为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线索。“文革”结束后，他正式确立这个中心线索的想法，却承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意见和压力。
一方面，“文革”结束后，学术界的思想空前活跃，一些问题可以重新思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打破一些学术禁区是容易的事情。当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被固化在一种模式里，只能研究他们压迫、剥削的消极作用，只能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不能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打破这样的学术禁忌，全面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学术上的敢于突破，勇于探索，往往不单纯是学术的事情，需要学术勇气和政治魄力。
另一方面，学术界内部关于这个中心线索也有不同的意见。汪敬虞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认识源自严中平先生的启示。严先生在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集体编写的时候，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是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红线”。但这一提法因为众多的原因并未深入讨论。后来，严先生改变了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近代经济史“中心红线”的想法，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未充分发展，也从未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红线”仍然要依据毛泽东得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矛盾的判断。严先生认为汪敬虞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红线的认识，会“把视线引向纯经济问题”，导致单纯用经济规律分析近代中国问题，是“不足取”的。李时岳先生也在与汪敬虞的讨论文章中提到“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红线’”，这是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不能不说以两位学术大家为代表的学界同仁给汪敬虞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汪敬虞坚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并没有回避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发展的方向，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改变了发展走向。中国各界人士为发展资本主义所作的努力和斗争收效甚微直至失败，在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中，不发展是主导的方面，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侵略与反侵略，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应有之义。“近代中国是以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告终。结束近代中国的历史，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
汪敬虞在《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通讯》一文中将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解释和进一步阐明，以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不但不限于资本主义，而且也不限于经济……只有把视野尽量扩大，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才能更好地突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这一中心线索”。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汪敬虞和严先生、李先生的观点并不抵触，很多见解是相通相联系的。所以，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把视野扩大到政治领域”，坚持了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并没有忽视政治军事暴力的强制作用，不会出现就经济论经济的偏差。
汪敬虞关于近代中心线索“30年间，有过反反复复的思考”，没有停下来。2002年，汪敬虞酝酿多年，饱含心血与有一定争议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出版了。汪敬虞从多角度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他在这本书里反复论证了“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这个马克思的观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那么推翻他们的联合统治，“这就是方向”，这就是结论。汪敬虞说：必如此才能正确引出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取得人民革命胜利的必然性。当代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历尽百年沧桑的历史选择，这是汪敬虞一种坚定的革命信念。从这样的结论来看，汪敬虞与严中平先生和李时岳先生的观点并没有根本分歧。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汪敬虞以谦恭的心写道“文章有句号，辩论无穷尽。我真诚地期待源源不断的讨论和批评”。汪敬虞勇于接受意见，也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结论是暂时的，良性的科学争论有助于接近真理，真理的长征永远在路上。
专家给予这本书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必将大大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甚至认为它的影响有可能将超过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多年以后，汪敬虞所树立的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心线索对学术的重大贡献和重大影响，充分证明了各位学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它成为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提出来，全面论证，形成了高水平的著作，汪敬虞是第一人。文章千古事。很多人在记述汪敬虞对这一观点的坚持时多讲一个学者探求学术真理的勇气和执着，其实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一种学术观点的坚守从不是个人的事。汪敬虞的观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和依据，他以这样的学术坚守秉承着对历史和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学者而言，学术即责任。
做出来的学问要扔到地上嘣嘣响
汪敬虞在与学生交谈的时候转述过严中平先生的话，即：做出来的学问要扔到地上嘣嘣响。汪敬虞深以为然，并身体力行。学术要过硬，要掷地有声，那就要细致耐心，容不得浮躁和半点虚假。汪敬虞用一生的严谨治学践行着对学术的敬畏和担当。
首先，汪敬虞非常重视学术资料收集这样的基础性工作。汪敬虞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一般人不大愿意从事的、最基础、最重要的资料工作，他为收集和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史料翔实完备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建构在对大量资料整理提炼和系统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才能经得起推敲，才能站得住脚，才有雄辩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汪敬虞在1959年和1962年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两次到上海收集资料，共收集到中西文资料数百万字，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汪敬虞写作《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将国内所能找到的资料基本全部用上了。汪敬虞于20世纪50年代筹备写作《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这本书耗时40年才得以正式出版。汪敬虞先是撰写了30万字的专著初稿，后写了近50万字的专题论文，这部著作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异常丰富的历史资料。汪敬虞从庞杂、分散、意义不甚明了的西文资料中整理出有关外资银行活动系统而完整的材料，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展现出来，所下功夫之深让人惊叹。从纷繁芜杂的资料中眼明心细地大浪淘沙，从乱麻中理出头绪，既需要足够的耐心，更需要足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扎实的专业功底。汪敬虞的每一个研究课题，资料详尽，内容充实，这绝非朝夕之功。
当然，汪敬虞并不主张单纯为资料而资料，只是在说明资料工作的重要和烦琐。汪敬虞说，收集整理资料乏味枯燥，辛苦异常，常有令人沮丧的遭遇，但这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要因受到一点挫折而放弃，要从资料中提炼思想。汪敬虞曾表达了他对于经济史学界部分学者不重视史料工作的浮躁之风的担忧，他提倡年轻史学工作者要有正确的史料观。汪敬虞为每一部书所收集的资料少则几十万字，多则上百万字，每一部书的酝酿、思考直至出版大致都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汪敬虞每一个课题的研究在资料详尽、内容充实的基础上，才会形成细密的论述、严谨深入的分析、精辟的论断，才会产生一部部精品。这既是一种良好的治学习惯，也是一种学术操守。汪敬虞身上有学者柔韧的坚毅，他对学术资料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视学术为其生命的严谨。
其次，汪敬虞晚年回顾了自己研究工作中的失误，为后来者继续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反思是学术的灵魂。汪敬虞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的成果往往都是珍品、精品，足以成为经济史学研究的典范，但他始终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深深介怀。他多次计划为他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参加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存在的不足作彻底的修改和补充，却始终未能如愿，为此而常感不安。汪敬虞撰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被吴承明先生誉为“金字塔式的中国经济史新著”，但汪敬虞纠结于这部书中“工商社团的发展变化写得太简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出版后，汪敬虞认为这部专著一个较大的遗憾是没怎么讨论近代官僚资本问题。汪敬虞认为中国近代官僚资本问题重要且复杂，他带着天不假年的遗憾说“我老了”，希望中青年学者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汪敬虞87岁时发表了《回首杂忆》一文，文中以自我剖析之心谈到“对今生研究工作的忏悔”。汪敬虞在《回首杂忆》中对自己的工作和学术生涯进行了回顾，其中以大量篇幅反思自己学术研究中出现的疏漏，以极严苛的态度对自己进行批评，对自己有过的错误和疏忽，“绝不宽恕”，对自己承担的学术部分要负责到底。汪敬虞感叹“来日无多”，疏漏缺陷无可弥补，这成为他“一生极大的遗憾”。没有谁的研究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汪敬虞这种虔诚的反思态度是造就他辉煌学术成就的重要因素。汪敬虞的反思丝毫无损于他的学术贡献，也无损于他的形象，反倒带给人一种净化灵魂的震撼。
最后，汪敬虞主张要用自己的脑袋进行思索。要想学问过硬，就要独立思索，筑牢理论基础，在学术上有所坚持，才不会被一些所谓的新思想新观点裹挟，才能在学术论争中站稳脚跟。汪敬虞曾表示过担忧，个别理论工作者在党的文献和经典著作面前，容易养成不用自己头脑思考的惰性，这种思维的惰性在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影响。他们引经据典，用文件解释文件，看似逻辑清晰、内容充实，实则干瘪异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永无穷尽，理论工作者如果僵化保守，就不能用发展了的理论回答实践中的问题，那么理论的活力和理论的权威性就会遭到质疑。所以，当社会上有部分人质疑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种僵硬的传统理论和陈旧的思维定式的时候，汪敬虞表示，造成此种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持有这种倾向的人，而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于这部分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没有真正用自己的头脑思索，没有结合发展的实际、变化的需求来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马克思主义因此而遭到社会的冷遇，“不能怨天尤人”。要破解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非议和质疑，首选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化和教条化，汪敬虞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开动脑筋，不能僵化保守，只有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核心的前提下，深入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接地气，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是坐在书斋里，喊着口号、凭借理论想象就能实现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研究中来，应用到实践中来，以鲜活的理论对抗质疑，马克思主义才会有生机、有力量。马克思主义大放光彩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非议才会停止，这是追求真理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学术研究需要薪火相传
汪敬虞说，学术是要薪火相传的，学术界的未来是年轻人。汪敬虞热情鼓励，诚恳教导，严格要求，不遗余力地帮助提携年轻学者，以其个人魅力几乎影响了所有与他接触过的学术后进，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带动和培养了一批青年学者。年轻学者向汪敬虞讨教问题，他几乎每信必复，信中有肯定，有鼓励，补充有说服力的资料，也会具体指出问题所在和解决的方法。年轻学者送来的论著，少则几十万字，多则上百万字，汪敬虞不惮高龄，不畏烦琐，会放下自己的工作，帮助他们看稿，提出中肯而具体的意见。发现优秀的学术论文，还会帮他们推荐发表。汪敬虞给年轻人修改论文和著作，从不居功，不肯一起署名，他说这是经济所的传统。有年轻老师曾提到，他对汪敬虞不经意提到自己手中的资料集还缺少孙毓棠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过了一段时间，汪敬虞就托人将孙先生送他的这套书转送给这位老师。某个学术前辈的研究和年轻人的研究内容有密切关联，汪敬虞会写推荐信或亲自带年轻学者拜访这位学界同仁。年轻人学业上的事情，汪敬虞都记挂在心上。汪敬虞得知他的学生博士论文出版有望后，诚意表示资助其部分出版费用，因为著作早日面世，“对学术界是大有好处”的。汪敬虞对年轻学者取得的成绩总是大加赞赏，极大鼓舞了他们继续学术研究的信心。朱荫贵老师的著作《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出版后，汪敬虞在给朱老师的信中高度评价这本书的意义，说它“影响空前”，“可以垂之千秋万世”。以汪敬虞的学术成绩和业界地位，他诚意鼓励的话足以对年轻人产生终生的莫大影响。
汪敬虞既关心年轻学者的学术进展，也关心他们的思想和工作状态。他教导年轻人不要参与不必要的人际纠纷。当年轻人评职称受挫时，他开解道“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只要脚踏实地，将来必有更大的成就。年轻人要以学业为重，不应计较职位高低，趁年轻要做事情，而不是“做官”。求学阶段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急于成名。学术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谨慎。文章初稿完成后不要急于发表，搁置一段时间再重新阅读、修改，会发现以往未能发现的问题，会使文章内容更加充实，论证更为充分。社会转型期，青年学者会面临许多机会和诱惑，从功利的眼光看，做一个学者从物质方面讲确实得到的并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为这样的经济大潮所冲击，人员外流。汪敬虞一方面担忧经济所学术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自责未能为年轻人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以致他们不能心无旁骛地做科研。“开门迎寂寞，投笔惜清贫”，这是汪敬虞80岁时写的《八十书怀》中的一句诗，写尽了一个柔韧而坚毅的老人一生的平实和淡泊。汪敬虞回首人生，坦坦荡荡，寂寞和清贫既是人生选择的考验，也是最大的财富。守住学者初心，淡泊名利，才能成就学术。不要计较一时成败得失，“坚定是最后胜者”。汪敬虞以自己的坚守为年轻学者树立了榜样。
汪敬虞与年轻人交往从不以前辈自居，平等又平和。汪敬虞向年轻学者赠送著作《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他在扉页里写道：“这是一个清贫的老人给他所钦佩的一位青年学者的菲薄礼物。他没有别的好送，请收下，权当一个纪念吧。”有些年轻学者表示，当面对物质冲击犹豫和彷徨的时候，想起汪敬虞曾经的教导和寄予的希望，总会受到鞭策，坐回书桌，平心静气，继续汪敬虞的事业和责任。
汪敬虞耄耋之年，志在千里，晚年是他成果高发的收获季节。汪敬虞82岁时，写成《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年逾八旬时，他承担了《中国通史》第十二册第五章内容的写作。这册书在2007年出版时，他已是九十高龄。汪敬虞在《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论集》前言中以紧迫的心情说要争分夺秒编写“中国实业现代化史事系年”，此时汪敬虞已经89岁。汪敬虞九十高龄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有了新的想法，计划以现代化发展为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进行新的研究。汪敬虞在《八十书怀》里写道，“头白谁堪老，书陈纸尚新”，淋漓尽致写尽汪敬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生平。此后经年直至去世，汪敬虞坚持不懈整理旧著和积存的资料。他用一生的学术实践生动诠释了奉献终身的学者情怀和责任担当，为年轻人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汪敬虞故去了，他的研究成果还在为经济史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和范例，他为年轻学者展示了科学的治学途径，为培育后人长久地发挥影响。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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