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意义的多样性
作者 | [法] 雷蒙·阿隆
翻译 | 吕一民 / 顾杭
有两种错误，它们表面看起来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彼此关联，两者同是“历史”的偶像崇拜的根源。圣职人员与信徒听任自己坠入“绝对主义”的陷阱，以便继之能沉醉于一种没有限制的相对主义。
他们通过思想把自己委身于一个最终的或有绝对价值的历史环节。关于这一历史环节，圣职人员称之为无阶级的社会，而信徒则称之为“人对人的承认”。无论是圣职人员还是信徒均不怀疑，与在此之前的一切相比，这一即将到来的历史环节具有绝对的价值与完全彻底的独特性。这一“特权地位”（état privilégié）使人类历史的整体有了意义。
由于确信自己能事先了解尚未完成的历史冒险的秘密，他们就以一个能控制冲突、决定褒贬的仲裁者的傲慢态度来审视过去与现在错综复杂的种种事件。确定是真实的“历史存在”（l'existence historique）把个人、团体与国家卷入到为捍卫不可调和的利益或观念而展开的争斗之中。不管是同代人，还是历史学家，他们都不能无保留地肯定或否定这样或那样的人与事。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视善与恶，而是因为我们无视所谓的“未来”以及整个所谓会驱走不公正的“历史性的事业”。
卫道士们改变了他们用自己生命去冒险的“历史性事业”的面貌，他们还有权无视我们的处境的含混不清。为这种改变面貌辩护的教会或信仰的空论家们同时也为盲信与清洗的狂热进行辩护。卫道士总是根据他自己的“历史”观念来解释别人的行为。同时，他再也发现不了与自己相称的对手：只有落后分子或厚颜无耻的人才会起来反对他所体现的“未来”。由于他宣告了具有一种历史观点的普遍真理，他遂被赋予了可任意解释过去的权利。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孪生错误，同样可以被关于人类历史事实的认识的逻辑所驳倒。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能够分别指出行动、制度和法律的意义，但他们却无法发现“整体”的“意义”。历史并不荒诞可笑，但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掌握它的终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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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多样性
人的行动始终是可以理解的。当它们不被人所理解时，人们就不会把行动者当成人来看待，就会称他们已经被“异化”，把他们当成是异类。但是，这种“可理解性”并非是单一型的，它也无法保证由一些就本身而言都是可以理解的部分构成的整体在观察者看来是合情理的。
凯撒为什么要渡过卢比孔河？拿破仑为什么要在奥斯特里茨大战中撤走其右路的军队？希特勒为什么要在1941年向苏联发起进攻？投机者们为什么要在1936年的选举结束之后抛售法郎？苏联政府为什么要在1930年颁布农业集体化的法令？在上述所有事例中，相关答案均与决策时的目标有关系。凯撒渡过卢比孔河的原因是为了在罗马夺取政权；拿破仑撤走其右路部队是为了吸引奥俄联军左路部队；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是为了摧毁苏维埃制度；投机者抛售法郎是为了从法郎的贬值中获利；苏联政府颁布农业集体化法令是为了消灭富农，并增加可用于市场流通的农产品。凯撒在决策时渴望的是独裁或王位；拿破仑或希特勒渴望的是胜利；投机者渴望的是增加利润；苏联政府渴望的是为城市储备足够多的食品。但是，最后一个例子已经显示出了手段—目标关系中的缺陷。在严格的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惟一的目标：胜利”或“惟一的目标：利润”。但计划经济的制定者们却得在不同的目标中作出抉择：更高的农产品的产量或许在短期内可以由拥有地产的农民们取得，但这些拥有地产的农民也可能组成一个仇视苏维埃制度的阶级，而且还会消费掉大部分的农产品。
甚至当“目标”已被确定时，历史的解释也绝不会仅限于只考虑“手段”。如果人们搞不清楚战争指挥者根据其拥有的知识、敌人可能作出的反应以及对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机会的算计所作出的每一项决定，如果人们不了解其军队的组织以及采用的战略战术，那么又怎么能够理解一位战争指挥者的行为呢？假如所涉及的问题从战争艺术转向政治，其复杂程度将还会增加。与军事方面的决策一样，政治中的决策，只能被已经了解了局势的人所理解。例如，凯撒、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事冒险，只有置于一个能涵盖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一种文明的“整体”中，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
对相关历史的调查研究可以从三个方向进行，或者说包含着三种维度：
第一，对“手段”和“目标”的确定得求助于对行动者以及社会结构的认识。完成一个目标从来就只是通向终极目标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即便在政治领域中权力是惟一的目标，也仍然需要确定野心家所渴望的权力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权力。在议会制的政体中攫取政权的权术与在专制政体中行之有效的攫取政权的权术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凯撒、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政治野心各有其特色。这些特色只有分别根据罗马共和国、法国大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危机才能得到解释。
第二，对价值观念的确定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人类的行为从来不是纯粹只求实利的。投机分子理智的算计，作为一种有特点的活动，在不同的文明中多多少少普遍存在，但它们始终被一种“美好的生存”的概念所限制。不管是战士还是工人，政治人（homo politicus）还是经济人（homoo economicus），同样得服从于宗教、道德或习俗的信仰，他们的行动显示了一种偏爱的梯度（une échelle depréférences）。社会制度往往是人对宇宙、国家或上帝的态度的反映。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把价值观念简化为一个像财富或权力这样的公分母。人或职业的声誉也从来不是仅仅以金钱来衡量的。
第三，人们认为确定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的动机并没有什么用，但却将同一个拿破仑在莫斯科或滑铁卢的失败归因于疲惫或患病。每当人们观察某个人的失败、某位历史人物的一系列行动以及某个团体的行为时，往往会从其源于所受的教育或生存环境的“冲动”出发去追溯他们的态度或行动。
在上述三种研究取向中，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第一种，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第二种，文化人类学家关注的是第三种。但是，每一种学科的专家都得借鉴其他学科的专家的成果。历史学家应当从他自身中解脱出来，并努力在他的相异性（altérité）中发现其他的东西。但是，这种发现要以历史学家和历史客体之间的某种一致为前提。如果历史上的人生活的世界与我生活的世界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如果这两个世界在某种抽象的程度上没有表现为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种，那么，前一个世界在我看来就会变得完全陌生，毫无意义。依我之见，要想使整个历史被人所理解，活着的人就必须去发现自己与死者的亲缘关系。在这一分析中，对意义的研究相当于确认作为人类共同体抽象性的构成因素：冲动、范畴、典型处境、象征或价值观念，这种确定为观察者去理解各种“行动”，以及为历史学家去理解逝去的文明提供了必要条件。
承认“理解”（la compréhension）具有多重维度，并不表明人就无法“认识”，它表明的是现实的丰富多彩。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历史片段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每个人本身就具有人类处境的整个形态。”也许，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我们能够完全地理解它，那它就能显示所有社会的本质。只要对一场军事战役进行透彻的分析，就足以确定军事战略的准则；只要对一个国家进行研究，就足以得出所有宪法中的不变的内容。人们从来没有详尽地研究过最亲近、最熟悉的“存在”（l'être）秘密。
人的每一种维度的内部又具有另一种多样性。对各种事件进行定位，是理解事件必不可少的步骤。但这种“定位”不管是在对事件进行基本了解，还是全面了解时均没有遇到明确的限制。由此可见，意义是含糊不清，难以把握的。它得根据人们对整体的认识来确定。
希特勒在1940年年底作出的进攻苏联的决定，既可用这样一种战略设想来解释，即在英国在西线战场登陆前打败苏联红军，也可用这样一种政治意图来解释，即摧毁苏维埃制度，使斯拉夫民族沦为劣等民族等等。但后一种意图，反过来又要求人们去了解希特勒的思想形成，去了解希特勒曾经肤浅地研究过的记载斯拉夫民族与日耳曼民族历经数世纪的冲突的文学作品。以一个行动为起点，人们得追溯整个欧洲历史的进程，否则人们就只有停止相关的研究与思考。1939年法德两国在西线展开的战争会把我们带到“凡尔登的瓜分”，还会把我们从加洛林帝国带到各高卢—罗马王国，再从各高卢—罗马王国带到罗马帝国，等等。
人们同样不可能透过历史文献或通过个人的直接体验去掌握“历史的原子”（atome historique）。从事一场战役的数千乃至数百万的兵士，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一项条约的文本在物质上确实只是“一件物品”，但其在意义上却是多元的。它的意义在拟定条约的人那里与在贯彻这一条约的人，或许还有怀着矛盾的不可告人的想法在条约上签字的反对者那里有所不同。要把不同的意义整合在一起，需要有一个像“战役”这样的单元。但这一单元只存在于对此进行重新思考的人的头脑中，比如存在于某位历史学家或某位历史人物的头脑中。
在这两种意义中的无止境的退化，并不意味着内容（la matière）从一开始就是无定形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特性（它排除了与自身隔绝的各种历史的原子，而且从未强迫要终止调查），也通过在现实中被勾勒出轮廓的各种整体显示出来。历史学家并非在堆积历史事件的尘埃。组成部分与整体是两个互补的概念。但是，如果把组成部分想像成内容，把整体想像成形式，或更有甚者，把组成部分想像成是别人给定的，而整体是自己构建起来的，那就错误至极。奥斯特里茨大战较之掷弹手的行动或骑兵在战场中间的任务是一个整体，但它较之1805年的战役却只是一个事件。同样，1805年的战役较之拿破仑战争，则又只是一个事件。
在奥斯特里茨大战、1805年战役和拿破仑战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人们可能会说，奥斯特里茨大战一下子就可以被人所掌握，或者说，它可以被单独一个人所理解掌握，而1805年战役和拿破仑战争则不然，事情难道不是如此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马恩河大战所属的范畴与其说与奥斯特里茨大战相同，毋宁说与1805年战役相同。事实上，所有的事件都完全与一个整体一样，涉及到一种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由于有本质上的对立，因此任何事件都被人视为是瞬间发生或者是个别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奥斯特里茨大战（三皇会战）
历史的重构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同质性并不排斥各种差异性，这些差异在人们观察被重构的对象的界限时显得尤其突出。随着“整体”的不断扩大，其轮廓就显得愈来愈模糊，而且其内在的统一性也愈来愈不明显。奥斯特里茨大战的时空单元以及人们以奥斯特里茨大战的名义涵盖的所有行动之间的连贯性，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明显的，而且，它们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仍然是明显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这一历史单元没有被亲身经历其事的人所了解掌握，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也是间接的，模糊不清的。随着人的亲身经历和历史学家的重构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历史判断中的随意性的危险亦随之增加。
军队内部中的人的行为是通过组织、纪律体系，或者说，最终是由军队的首领的计划决定的。战场上的人的行为则是不同计划之间冲突的结果。这些不同的计划有决定着整个军事行动的军队首领的计划，以及每个人都想置别人于死地的战斗者的计划。第一种类型的行为可以通过参照规范或法律去掌握它们的意义，而这些规范或法律本身也是由信仰或实用主义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种类型的行为并不仅仅包括以刀剑或炮火彼此交战。与格斗和体育比赛一样，第二种类型的行为也属于互相碰撞的行为，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们也是被“决定”的。战争很少会摆脱协议的影响，安排往往会被对手们的竞争所取代。政体会确定一些方式方法，统治者与立法者就根据这些方式方法来挑选。它引起个人和团体为权位与职位展开斗争，但也以强制性的法则来努力防止暴力的出现。
基本的差异更多地在于“理想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整体”之间的不同，而不在于行为的范畴不同。“理想中的整体”指的是由一种宪法或一种学说形成的整体，而“现实中的整体”则指的是由根据这一宪法进行统治以及依据这种学说生活的人所创造的整体。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时而把目光对准存在于宪法或学说的理想体系中的文本的特殊意义，时而又把目光对准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意义。法学家或哲学家倾向于在其特殊意义中去理解他们的工作，而历史学家则倾向于在其精神的或社会的表现中去理解他们的工作。
这两种解释既不是彼此矛盾，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哲学演绎或司法论证中的环节之间的联系，说到底，与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所建立的联系是异质的。前者仅仅对于赞同在形而上学或法理学的世界中寻根究底的人才具有意义。
在奉行某一种信仰的某个时代或社会中，特殊的意义会被人们所感受到。没有一位哲学家是纯粹精神的，他也不可能脱离其时代和祖国。批判性的反省，如果它无法指出特殊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不可克服的异质性，它就不可能事先限制历史学或社会学解释的权利。实际上，对一件作品的“根源”进行的研究，既不可能得出其纯粹的意义，也不可能得出其纯艺术的优良品质。社会状态能够解释作品的多种特点，但它绝不可能解释杰作的奥秘所在。
意义的多样性一方面源于整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源于历史解释的不断更新引起的特殊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的区别。承认意义的多样性，就可以使人防范与“教条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相对主义”的错误。人们首先忽视特殊的意义，而致力于简化哲学著作的意义，使之成为非哲学家即一般人意识中的意义；接着，人们根据其称为占支配地位的事实，如阶级斗争，来解释实际意义；最后，人们赋予已简化为单一维度的人类世界以一种由历史学家宣布的特殊意义。大量的整体，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理想之中的，它的存在阻止了狂热，因为后者不承认个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多样性，不承认人活动于其中的各种体制之间的纵横交错。历史的重构必定具有不完善的特点，因为它既永远无法理出所有关系的头绪，又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意义。
解释的这种不断更新导致了一种相对性：解释者的好奇心影响了他对“整体”和特殊意义的确定。这种相对性与人们在涉及事件或作品时表现出来的相对性并不具有共同特点。被人与行动者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始终会像过去时一样存在，即便社会学知识的进步、范畴的丰富与经验的扩大使得人们对事件产生出一种全新的理解，也同样如此。特殊意义的相对性取决于作品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或者说，取决于适合于每个精神世界的“历史性”（l'historicité）。只有既超越这种多样性，但又不致消除这种多样性，意义的统一性才会最终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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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知识分子的鸦片》 — [法] 雷蒙·阿隆著，吕一民 / 顾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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