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庞海芍
大学科研圈
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已深入中国大学教育改革近三十年,逐渐从一个新兴概念演变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教育变革。然而，素质教育发展之路也一直存在概念争议、实践维艰等重重困难，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社会对大学素质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面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只有蕴含着人类美好教育理想的素质教育能够做出最佳回应。探究新时代大学素质教育的突破之道具有重要意义。
本期高端访谈，大学编辑部将围绕“大学素质教育”这一关键问题，专访素质教育研究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庞海芍，从理念、课程、人才培养模式、社会合力等多方面，探寻大学素质教育的突破之道。
庞海芍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学促进与教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工程教育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教学与学习研究、教师发展、教育管理等。出版《通识教育：困境与希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创新：理念与实践》《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素质教育：让未来更美好》等学术著作及图书十余本，发表论文7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等各类课题十余项；获得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等各类教学科研奖励十余项。
多年来，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您是如何看待素质教育发展历程的？我国大学素质教育的总体现状如何？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我国的素质教育思想形成和实践探索是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后，传统教育在体制和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教学内容及方法等很多方面，都难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素质教育应运而生。基础教育领域的素质教育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是针对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单纯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的倾向，各地实施了素质教育的改革和探索。高等教育领域则主要针对长期以来过分狭窄的专才培养存在的一些弊端，于1995年开启了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探索。
20世纪80—90年代，素质教育开始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有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文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99年6月，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一文件可谓“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动员令”，推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展了素质教育。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其中提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肯定了素质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方向。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点明在新的形势下，素质教育应实现新的发展。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指明了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从中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素质教育贯穿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当前，大学素质教育总体取得了巨大成效。第一，在教育理念方面有非常大的变化。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我们从重视专才培养走向综合素质教育，更强调“立德树人”、培养综合素质，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二，在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变化较大。当前，素质教育通识课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例如北京理工大学等很多高校，一年可以开设三四百门通识课，课程质量也在不断提升。第二课堂活动的丰富化、系列化、品牌化，更加丰富多元，也是素质教育带来的改变。第三，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大学提出，本科教育是“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还有很多大学探索大类招生与自主选择专业、书院制改革等，这些都改变了以往过于狭窄的“专才教育”模式。
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发展素质教育，还依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在素质教育的内涵理解和理念认同上时常存在一些争论，人们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和边界尚不清晰，认为素质教育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对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这两个概念经常存在内涵上的争辩，国际交流时对素质教育概念翻译也有困惑等。具体到素质教育如何实践、通识课程如何开设、制度安排如何提供支持等，也面临较多阻力与挑战。
您曾经指出，“素质教育必将迎来新的黄金发展时期”，那么面向未来，素质教育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教育研究者与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对素质教育一直是充满信心的，并且坚信它是我们人类美好的教育理想，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素质教育的价值和作用。
首先，发展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紧迫需要。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了普及化，这必将引发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化。如，高等教育成为多数年轻人职业生涯的“基础教育”，大学生从精英教育时代的天之骄子成为普及化时代的普通公民；大学教育也从过分专业化走向通识基础化；培养目标也应该从高级专门人才调整到一技之长的高素质人才。
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范式必须进行一次重大变革，即从专才教育到素质教育，从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
其次，发展素质教育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知识的分化与整合一直是知识发展的规律，整合是目的，分化是手段。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网络与人工智能等不断发展，知识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四新”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应运而生，其强调学科交叉与跨界融合，在交叉融合中创新，在创新发展中育人。这同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一贯主张的立德树人、融会贯通、全面发展的理念正相关、强相关。因此我认为“四新”建设必将给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带来黄金发展时期。
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复杂化，使得知识更新越来越快，学生必须加强适应变化的能力，学生的核心能力及综合素质变得更为重要。比如在学习型社会中，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但是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学习、热爱学习的态度更加重要。一些可迁移的，所有职业、所有专业、所有年龄都需要的核心能力和素质恰恰是素质教育所强调的。所以说，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为素质教育带来了很多机会。
第三，素质教育非常符合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接受教育不是为了纯粹工作，而是为了更好地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变成一个更好的“社会人”。素质教育为什么会是一个美好的教育理想？因为它实际上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教育，能够让人实现全面发展、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通识教育课程是大学实践素质教育思想的重要路径 ，那么您认为当前我国高校在通识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通识教育课程虽然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转变，一些高校的通识选修课也相应变得系统化、精品化、核心化。但是长期以来确实存在着结构乱、内容杂、质量差、地位低的问题，学生不爱学、教师不爱教、管理者不爱管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通识教育课程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017年，我们对全国23所大学2.5万多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对通识课程的学习投入及收效平平，在拓宽国际视野、实践创新方面成效相对较好，对培养社会责任感、人际交往素养影响很小。
出路在哪里？第一个出路是要转变观念，认识到通识课程的重要性。当前，通识课程在大学较为边缘化，一些大学认为它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识课程是面向不同学科专业背景的学生的，着力于人格完善、能力提高、视野拓宽和知识结构优化的非专业教育，其作用是专业课程难以完全取代的。它既发挥着为进一步的专业学习筑牢基础的作用，更发挥着为大学生学会做人夯实基础的作用。如在打造学生的共同价值观、共同的文化基础方面，通识课程的价值就无可取代，否则大学就成为一个职业训练所。
第二个出路便是在顶层设计上。为了改变通识课程边缘化的现状，在顶层设计上，应让通识课程变得系统化、精品化、核心化。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支持和制度完善最为关键。高校长期以来形成了专才培养模式，很多政策和制度都有利于专业教育，对通识教育则缺乏支持。因此，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通识课程建设的长效机制，包括建立良好的鼓励机制，合理划拨经费，统筹规划课程体系、提升课程品质地位，建立通识教育课程专家委员会、通识课程教师社群、以教师发展促进课程发展等。
第三个出路主要在通识课程内容设计与教学创新。通识教育课程强调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会贯通，学生究竟需要学什么、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都需要进行精心设置。素质教育实质上强调知行合一，知识要通过应用转化为能力、内化为素质。因此，设置更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大力提高课程品质，也是大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一些著名高校都将“经典阅读”作为进行通识教育课程的重要方式，在您看来，这一举措有何意义，对我国高校提升通识课程品质又有何借鉴意义？
经典阅读是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习通识课程的重要方式之一。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曾发起了著名的“经典阅读运动”，影响深远。赫钦斯认为人类文明的精华都蕴含在经典之中，因此，在芝加哥大学大力推行经典阅读。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当代文明》也是一门以经典阅读为主的通识课程，已开设100余年。进入21世纪，我国的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借鉴相关经验，开设了两门非常有影响力的通识必修课程，即“与人文对话”“与自然对话”，要求所有本科生必修。每门课程为3个学分，采取大班导读、小班研讨的授课方式进行。两个对话课程中，小班只有23个学生，老师每周给学生布置一定数量的经典内容，学生需要每周阅读指定的经典，而后在课堂上分享讨论与经典相关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学习模式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效，颇受学生欢迎。近年来，很多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也相继开设了经典阅读的通识课程。
但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读经典读什么；二是如何读。
在“读什么”的问题上，首先要思考为什么读经典。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当代文明”课程，主要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价值观混乱，研读西方经典、传承和弘扬西方文明。我国大学要想开设同类课程，就要思考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特别强调建立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那么，大学是否可以多开设深度阅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通识课程？思想政治课程是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通识必修课，大学阶段的思政课学习可否结合原典精读，如研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著作？
在“如何读”的问题上，需要平衡师资力量、学生数量、课程资源、学分制约等一系列问题。各个学校应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开设专门的经典阅读课程、将当前很多“赏析”类的通识课程转化为更多让学生深度研读的“阅读经典”、开展课外阅读经典活动等。
可否以您主讲的《礼仪文化与有效沟通》这一通识课程为例讲解一下在通识课程内容选择及教学创新方面，可以有哪些做法？高校又应该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经典阅读 + 礼仪实践”的有效结合？
“礼仪文化与有效沟通”这门课程开设已有20多年，我深刻感受到北京理工大学对通识课程越来越重视。这门课程最早开设于1998年，2015年入选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评选的精品通选课，2018—2019年完成慕课录制，于2019年底上线中国大学MOOC“爱课程”和“智慧树”平台，随后上线“学习强国”，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28 万人次的学习量。
“礼仪文化与有效沟通”作为一门通识课程，在课程目标的设定上，为了避免流于一般的礼仪知识学习，我们进行了教学目标的提升——既要学习知识，又要将知识通过实践转化为能力，最终内化为礼仪修养和良好的素质，即根据当代大学生发展需要、社会发展需求，来确定将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的学习目标、构建学习内容。
具体来讲，我们明确了五个学习目标：1.通过阅读礼仪经典，让学生深入理解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学会解释各种礼仪现象；2.训练学生的仪容仪态等礼仪规范，塑造良好个人形象，提高学生审美能力；3.通过学习社交心理，掌握并灵活运用社交礼仪规范，提升学生人际交往能力；4.通过口头及书面表达训练，提高学生有效表达与沟通能力；5.通过中西礼仪文化对比，拓展国际视野，增强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根据课程目标，构建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中外对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体系。
在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方面，并非停留在讲授一般的礼仪知识与操作规范方面，而是剖析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会请学生们分组阅读经典《礼记》，讲授仪容/仪态/仪表礼仪规范时，从《礼记》中归纳“君子九容”，即“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用其来解读现代的仪容仪表规范，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将传统与现代有效联系起来。在中外对比方面，我们注重让学生在学习我国礼仪文化时对比思考西方礼仪。例如布置小组作业，让学生选择不同国家的礼仪如中外节日礼仪或中西方婚礼等进行比较研究，然后进行小组分享讨论，让学生通过中外的礼仪对比了解世界各国文化，拓展国际视野，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素质教育强调知行合一、知识内化。在讲授形象礼仪时，我们会要求学生穿着正装来上课，并进行实践演练。每位学生在小组分享研究报告时，小组成员要彼此点评反馈；此外都会给每位学生进行录像，让学生课后观看录像反思自身的言谈举止并加以改进。这样，学生不仅学习了礼仪文化内容，而且训练了表达能力及礼仪形象。让学生通过实践训练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再通过反思、反馈，将能力内化为素质。
您主张构建素质教育思想引领下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那么您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如何结合、如何平衡？在这一方面，国内外高校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统一在于二者的目标都是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立则是在时间精力上，每个学生的时间精力有限，学习什么、学习多少，多学些通识课程还是多学些专业知识，则出现冲突。而如何平衡通识教育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取决于学校的定位、特色及资源。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可以根据本校大学生的素质发展需要设计通识课程的数量、内容、学分要求等。
那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程如何结合？我认为主要依靠制度安排，大类招生、自主选择专业、自由转换专业就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如开展大类招生、延缓专业选择，一、二年级就可以先让学生接受良好的通识教育然后再开始专业化，允许大学生自主选择专业、自由转换专业，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兴趣变化，或有足够精力也可以尝试其他专业领域，让大学生在自由转换中进行跨学科、多专业的通识学习。我相信，以学生为本、尊重每个人的兴趣、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专业，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大势所趋。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积极探索书院制改革，您如何看待这一学生管理体制改革，它对深入发展素质教育有何意义？
我认为书院制改革是值得期盼的大学教育改革。首先，中国古代的一些书院精神，如师生朝夕相处、教学相长、学行并重等的确值得今日之大学继承和弘扬。北京理工大学从2018年开始就全面推行书院制，所有的本科生都会入住书院。学校基于学生宿舍空间布局，按照“一书院一社区”的总体布局，建成5000平方米的书院功能社区，将宿舍打造为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的育人场所。书院里建有阅览室、研讨室、餐厅等非常温馨的空间，也会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报告会、沙龙、讲座等课外活动，营造了“家文化”“家社区”的书院氛围。
其次，书院制改革可以避免本科生较早地固定在某一专业。书院制改革与大类招生、专业的自由选择和转换制度密切相关。以往学生一进入大学就会被分至某个专业学院，其身份就会被束缚在某一专业学院，如果想转换专业，涉及本学院的同意和新学院的接收问题。但书院制改革将学生从此前的“专业身份束缚”中解放出来，学生需要转换专业时更为自由，甚至可以在不同专业学院中进行学习。最后，实施素质教育，表面看需要改革课程设置，实际上是一场大学的综合改革，是对大学教育目的的重新思考，是对本科教育教学目标的重新定位，是对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构建，终将涉及大学的管理制度乃至组织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院制改革其实就是支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书院制对于继承和弘扬我国古代书院精神、促进本科生接受更好的通识教育、在书院中学会做人、发展综合素质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素质教育的推进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已经十年了。可否请您介绍一下，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在推进大学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分会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又是如何促进社会形成素质教育合力的呢？
大学素质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升迫切需要深入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基于这样的考虑，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正式成立。十多年来，分会共打造了五大品牌。
一是围绕教育主题，组织高层论坛。分会至今已举办十届大学素质教育年会暨高层论坛。二是组织交流互动，搭建展示平台。分会为大学素质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众多交流与展示成果的机会。三是组织课题立项，推动理论研究。分会积极引领大学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先后多次组织设立大学素质教育专题课题，至今已吸引了五百多所高校申报课题871项。四是编辑出版文集，积淀宝贵资料。分会编辑出版大学素质教育文集10册、电子会刊《大学素质教育》33期，累计收录文章1000余篇、800余万字，打造会员分享成果、交流经验的精神家园。五是加强全球合作，提升学会影响。分会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 结合的方式，邀请美国AAC&U理事长Lynn Pas-querella、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Harry Lewis、哥伦比亚大学Rachel Chung、韩国教养教育学会长朴正夏等国际嘉宾在年会上做专题学术报告，参与圆桌会议、专题研修坊；同时“走出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60余人次，包括参加美国AAC&U学术年会、ACTC学术年会等。发出将素质教育英译为suzhi education倡议，传播中国的素质教育思想，有效提升了分会的国际影响力。
未来，分会将一如既往地把繁荣学术思想作为立会之本，将加强素质教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作为重要使命，继续促进社会形成素质教育合力。发展素质教育需要实现学校内部及外部的协同。在学校系统内，我们将注重推动大中小学的素质教育衔接；在学校外部，需要深入推进学校、家庭和社会间的协同育人，尤其关注学生的人格健全、心理健康。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素质教育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让中国素质教育的思想在全世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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