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文化批判学者大盘点

文化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运动。为了掌握霍尔的理论，我们必须先了解它的根源。霍尔深入了解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的经济决定论（见第 4 章）、符号学的深度文本分析以及我之前未曾提及的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哲学及语言学批判理论。这些欧洲学者彼此熟知且相互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产阶级 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建立一个平等、无压迫的社会，在世界上占据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出现衰退。可是，为什么没有产生马克思预想的结果呢？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学者 最先面对这个问题。其结论是，马克思所未能预测到的只是现代社会中私有化工业对公共话语的接管。他们指出工人阶级之所以没有揭竿起义，是因为私有化传媒有效地裁切出大量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信息。新闻传媒和娱乐传媒所勾勒的画面都在表现资本主义是自然、永恒且不可改变的世界图景。

霍尔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学者多半是相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经济决定论 的强硬路线。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的拥有者即为社会的统治者，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学者则写道，“文化生产工具”的拥有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方面拥有过大的影响力。文化工业 的观点显然比 30 年后霍尔的分析更冷酷。而在霍尔看来，通过限制自由表达，对公共传播的集团控制的确有助于维持现状。他还认为，一般公民对这一事实一无所知，其实是更快乐的。

霍尔在谈到传媒的文化角色时，采用了领导权 （hegemony）一词。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领导权 经常指的是一国对另一国占优势的影响或控制。美国人很少用这个词，或许是因为它描述了很多国家对美国的看法。霍尔用它表示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有产者 对无产者 的微妙支配。他强调传媒领导权既不是有意识的密谋，也不是公开化的强制，它的影响更不是全面性的。广播电台和印刷品介绍各式各样的观点，对已为人们接受的社会现实的阐释方法给予特别优待，以达到维系现状的目的。其结果是大众传媒的作用转化为制造共识 ，而不是对业已存在的共识的反映 。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斯坦利·迪茨用共识 一词描述工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现了体系中管理者的愿望，还以为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同样，霍尔相信大众传媒制造共识的假象，使读者和观众确信他们与掌权者享有同样的利益。我在本章中没有给出任何与文化工业或领导权有关的具体案例。而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所在。它擅长抽象的分析，但几乎从不提供支撑其理论的案例研究。这反衬出巴特的符号学的可贵。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 提供了一种从静态的传媒画面着手、系统化地解构符号意义转换的方法。回想一下巴特一再重申的主题之一，即神话符号强化文化中的主流价值观。通过第 25 章的符号学分析，我们看到“宽恕一切”的黄丝带如何被巧妙地转换为夸耀美国强权和全力争取胜利的神话符号。我们能够感受到，符号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渠道，足以说明社会权力如何借助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符号而得以存在和传播。

符号学的问题之一在于它无法区分意识形态（神话符号）与非意识形态（对立的符号）。比如，从哪一个时点开始，穿带有性手枪标识的 T 恤从反社会性的叛逆符号变成中年式的怀旧及企业破产的标志？符号学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某种意义在某个历史时刻会附着在某些特定的符号上。既然巴特不能提供答案，霍尔就只好转而求助于激进且略有几分古怪的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思想。

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 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和符号学家都忽视了社会权力和传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大众传媒信息来看符号和标识是错误的。黄丝带的符号学微观层次和来自巴格达的 CNN 现场报道的宏观层次，通过它们共同的离题 的特性而达成统一。福柯想说明的是二者皆需要阐释框架 以达成合理化。他确信在某个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对话可为人们提供该框架。

福柯的对话 概念在符号学和经济决定论之间搭起桥梁。他的建构可以解释意义随时间变化的特性，同时又对权力关系保持持续的关注。霍尔用革命般热情的口吻谈到福柯的著作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在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领域的‘偏向’是近年来我们在社会学知识领域最重要的方向转换。” 现在，我要开始介绍霍尔文化研究理论的核心原则，记住你会不断在其背景中感受到来自福柯的思想。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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