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分享丨产业集群根植性对集群品牌价值影响的研究 ——基于我国73个茶叶集群的面板数据分析

作者简介

杜建刚，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和品牌管理；

孟朝月（通讯作者），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品牌管理；

李宇航，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品牌营销和运营管理；

董泽瑞，太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

研究缘起

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有相互关联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Porter, 1998）。集群能够带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显著降低成本，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Stuart, 1997）。随着集群的发展，部分集群由于能够长期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逐渐积累起良好的声誉，形成了集群品牌（Porter, 1998）。集群品牌除了能够扩大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外，还能为集群的发展带来形象的提升（Stuart, 1997）、生产要素的集聚(沈忱等，2015)、良好市场关系的维系以及市场关联产业的带动（李中斌，2009）等效果，是产业集群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价值作为品牌资产的重要体现，是品牌精髓所在（Porter, 1998），而集群品牌价值的提升更是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宋永高和何晓媛，2018），因此有关集群品牌价值的研究逐渐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然而，现有关于集群品牌价值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研究大多为质性研究且多关注集群品牌价值来源（Thod and Maskulka, 1998）、作用（宋永高和何晓媛，2018）以及提升策略(Björn, 2009)，少有的实证研究也仅限于对集群品牌价值的评价(Zavattaro et al., 2015)及测量方法(Zenker and Sebastian, 2014)的构建上，使用严谨的实证方法对如何提升集群品牌价值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文章较为缺乏。产业集群形成的首要条件是企业根植于本地产生空间上的集聚，然后企业之间相互影响作用于地区的发展(朱华友等，2018)，因而根植性（Embeddedness）在产业集群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产业集群根植性集中反映着集群内各主体对地区的依赖程度、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类关系的亲密程度（霍苗等，2011）。根植性对地方产业特色的形成具有最根本的作用，而这种“特色”一旦形成，便成了消费者用以与其它产业集群区分的依据，从而形成集群品牌。前期的研究发现集群根植于某地区的时间越长，越有利于集群品牌的形成（付晓东和蒋雅伟，2017），但是却缺乏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与其呼应。基于此，本文将在分析产业集群根植性的基础之上，重点探究集群不同类型的根植性是否有利于集群品牌价值的提升。如果有，那么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受到什么因素的制约？

理论渊源

根植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最早由Polanyi（1968）提出，他强调人类经济活动根植或缠结在非经济制度当中，非经济制度与经济制度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Granovetter（1985）对Polanyi提到的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的“非经济制度”进行了更具针对性地探讨，他认为这种“非经济制度”具体指社会关系和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系根植性和结构根植性的概念。此后，Zukin（1990）对根植性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并进一步细分为关系根植性、认知根植性、文化根植性和政治根植性。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其行为和活动亦会受到当地非经济制度的影响。因而集群的根植性体现的是集群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集群对区域的依赖程度，是产业集群长期积累的历史属性(朱华友等，2018)。Marshall（1920）认为一个地方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区域内的创新精神、风俗习惯和文化形成的“产业氛围”对集群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Grabber（1993）通过对德国钢铁产业集群的研究得出，根植性不仅能够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对集群创新也有重要作用；Piore和Sabel（1985）在对意大利产业集研究时，也发现集群根植性对集群竞争力具有正面影响，可见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具有普遍性。随后Uzzi（1997）系统总结了根植性对集群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根植性具有增加信任、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和引导群体行为的作用，适当的根植性有助于集群的发展，但过强的根植性会带来各种锁定效用，会加速集群的衰弱。此外，根植性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也会随着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差异，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阶段，根植性能够加速资源的集聚，推动知识的积累的共享；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中后期，根植性将转变为锁定效应，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桎梏（霍苗等，2011）。这种根植性与产业集群发展所呈现出的倒U型影响，也被学者们称为根植性悖论。基于根植性理论，参考Zukin（1990）对根植性的划分并结合产业集群的研究情境，将产业集群根植性分为：关系根植性、政治根植性、认知根植性和文化根植性。使用来自我国73个茶叶集群组成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产业集群根植性对集群品牌价值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治根植性、认知根植性和文化根植性能够显著提升集群品牌价值，并且政治根植性和文化根植性对集群品牌价值的影响受到集群内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的中介，此外，集群规模对关系根植性、认知根植性和文化根植性与集群品牌价值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产业集群的根植性与集群品牌价值之间的关系，拓展了集群根植性理论在营销领域中的适用性，是对根植性理论的深化。以往关于产业集群根植性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对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并且这些学者在对集群竞争力进行衡量的时候，大都选择集群的经济产出以及集群的创新水平等，忽略了集群根植性对集群品牌价值的影响。本研究弥补了现有关于集群品牌价值实证研究的不足。其次，本文明晰了产业集群根植性对集群品牌价值的影响机制。产业集群的政治根植性和文化根植性通过激发集群内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来提升集群品牌价值。当集群存在较高的政治根植性时，表明集群对当地的制度依赖性较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规范下，集群内部企业共同地参与到集群品牌的建设和维护中去，从而促进集群品牌价值的提升。当集群内文化根植性较高时，表明集群内企业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具有较高的认同感，由于集群品牌实质是地域文化特色以及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并且集群品牌能够为企业带来差异化优势并由此带来超额收益，因此在文化根植性高的集群中，企业有更强的意愿投入到集群品牌的建设和维护当中，从而提升集群品牌价值。最后，本文还对集群规模的调节效应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集群规模会负向影响关系根植性和文化根植性与集群内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一结论与易明和杨树旺（2010）以及郑小勇（2019）的结论相反，他们认为集群内生性集体行动在大规模集群中较容易展开，而在小规模集群中难以展开。本文认为，从根植性角度来讲，当集群规模较小时，此时群内企业大都是当地原生企业，彼此信任程度较高，而由于集群品牌的创建和价值提升有利于集群整体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较容易达成利益共识，因此集群内生性集体行动较容易展开。而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张，集群内企业间开始出现无序的“扎堆”现象（朱华友等，2018），集群根植性变弱，加之为争夺有限的集群资源彼此竞争较为激烈，因而难以发掘共同的利益点。

实践启示

第一，由于根植性能够显著提高集群品牌价值，因而可以通过提高集群对当地的依赖性来提高集群品牌价值。对于政治根植性而言，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设置一些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等手段，正面激励企业参与集群品牌的建设当中；又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集群的进入壁垒，通过减少外部竞争威胁，保护集群品牌带给企业的既得利益来驱动企业参与集群品牌建设。为增加集群的认知根植性，地方协会、中介组织和媒体等众多利益相关者要做好集群品牌的培训和宣传工作，让更多的企业意识到集群品牌创建及其价值提升对自身和集群发展的重要性。为增加集群的文化根植性，政府部门应带领群内企业努力挖掘区域特色文化，不断增强集群的文化根植性，通过推动集群内利益相关者对集群文化的持续继承和宣扬来促进集群品牌价值的提升。第二，地方政府在进行集群品牌价值提升的工作布局时要努力激发尽可能多的企业共同参与。集群内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是促进集群品牌构建及其价值提升的关键（郑小勇，2019），然而企业行为受其逐利动机支配，因而发掘企业的共同利益点是工作重点。一方面政府要积极进行集群品牌的宣传，让更多地企业切实感受到集群品牌能够为其带来超额收益，进而增加达成利益共识的概率；另一方面，政府要畅通集群内的沟通渠道，积极搭建合作平台，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和合作中的协调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内生性集体行动的开展难度。第三，集群规模的调节效应启示我们，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集群内企业在集群品牌的建设和维护上的积极性减弱，集群品牌的公共属性使得“搭便车”现象较为常见，极易酿成“公地悲剧”。因而政府在支持当地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担当好“常规协调者”的角色（杜建刚等，2021），注意引导集群内利益相关者融入到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来，从而避免出现无序的“扎堆”。

转自：“南开管理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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