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辽宁盖州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9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
许宏于1999—2019年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著有《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明的崛起》（2009，2021）、《何以中国》（2014，2016）、《大都无城》（2016）、《先秦城邑考古》（2017）、《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2021）、《发现与推理》（2021）、《三星堆之惑》（2022）等专著，主编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等，其著作被译成英、俄、韩等多种文字。
考古学者毕其一生追踪文物和遗址，探寻文物和遗址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为人类文明作注。在这条追踪古代文明的路上，考古人许宏历经理论学习的几近严苛和田野工作的风蚀日灼，深耕早期城址考古领域，取得了以“发现中国最早的宫城”为代表的多项突破性成果，使早期中国的文明内涵更为丰富与厚实。这项工作正契合了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途径、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为解读中华早期文明的丰厚底色，探究考古学者在相关研究中的推动作用，记者围绕考古学的学科特点与发展、二里头考古的学术成果、公众考古的兴起等问题对许宏教授进行了专访。经过对这些问题面对面的梳理，不难发现许宏教授身为考古人和知识分子结合的一面：看重独立思考，秉持以田野考古为重的学术理念；珍视批判思维，拥抱学术问题的不确定性；负有社会责任感，尽心向公众传播专业的考古知识；具有历史使命感，希望通过研究唤回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1
考古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对考古产生兴趣的？
许宏：当年我是个文学青年，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落榜，便阴错阳差地进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考古为何物，入学之后比较痛苦。当时转不了专业，也不愿意混日子，所以就培养间接兴趣。考古专业到大三时一般有毕业实习，就是田野考古，这几乎是一个分水岭。有的同学彻底干伤了，就坚决不再干考古；有的就成为铁杆考古人，比如我。我在考古学中尝到了甜头和乐趣，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上学时，学校对学生的重点培养在何处？
许宏：考古学特别有意思，号称是文科中的理工科。我一直说我们是两栖动物，游走于古代和现代、城市和乡村之间，同时又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纯理论探究我们戏称“黑板考古学”或“扶手椅（沙发）考古学”（armchair archaeology）。但黑板上教不出考古学生，田野考古绘图、照相机和测绘仪器的使用，这些都需要极强的动手能力，脑力和体力并用，决不枯燥。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先是学习考古学概论、考古学通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之后更多的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全面掌握实际操作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确立先秦城市考古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的？
许宏：还是阴错阳差。当年本科毕业后，我和另一位同学留校任教。他的本科论文主题是石窟寺，我写的是先秦时期，正好是以汉代为分界点。学校安排我们这两个新生力量一个搞“前段”，一个搞“后段”，我就被划到“前段”去了。我在山东大学当过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的助教，参与发掘的大多是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时期的遗址，比如鲁北平原的丁公遗址，在那里我们发现了4000多年前龙山时代的丁公陶文和城址。我还给学生上过战国秦汉考古的课，基本上是以汉代为界。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博期间，我随导师徐苹芳（1930—2011）先生，把城市考古定为研究方向。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通过梳理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近千座城址，对中国古代早期城市的发展脉络有了贯通的感觉。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延续到了“解读早期中国系列”的第三本书《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和博士论文的升级版《先秦城邑考古》（上下编），后者为2017年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殷墟发现后，中国的国家机构、博物馆系统及大学里，一直保留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传统，考古发现也经常需要两个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那么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许宏：凡是涉及学科概念的问题，一定是这个学科终极的问题。现在考古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级学科，有极强的独立性，但是由于国家、地区文化学术传统不同，考古学被分别归于人类学、艺术史和历史学。在中国及欧洲有些国家，考古学属于历史学，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历史文献丰富的地区。我个人认为，按照中国的学术传统，考古学肯定属于大历史范畴，考古专业以前都归历史系，现在有的独立出来了，有的还归历史（文化）学院，我们考古所还隶属于历史学部，这是可以确定的。我认为要澄清一个概念，考古学属于大的历史学范畴，它跟现在我们所说的狭义史学是兄弟学科。狭义史学，我更倾向于把它叫文献史学，而不是历史学。历史学包括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文献史学和考古学才是兄弟学科，都是致力于建构我们对大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只不过它们的方法、途径、视角和手段不同。文献史学是以文献研究为主，而考古学主要是研究“物”的，尤其是研究文献出现以前或者文献以外的内容，让遗物来说话。但总体来说，它们殊途同归，应该先各自做好本体研究，分进而合击。
02
亲历：中国考古学大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考古学术史的角度看，您求学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已开始产生一系列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许宏：在社会史范畴，我们有“前30年”和“后30年”的概念，“前30年”（1949—1979）是自我探索阶段，与国际学界接触不多。我正好赶上恢复高考，1980年进入大学后，来自西方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一股脑儿地涌入，有传统考古学、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等等，有些根本没听说过，所以我们当时是生吞活剥式地学习、吸收。作为资深考古人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才意识到大体上从那时候开始，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进入了巨大的转型期，从以前注重盆盆罐罐的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转型为全方位的社会考古。我们的研究野心越来越大：一开始只是研究器物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然后是文化谱系分析。年代问题当然很重要，是开展所有研究的基础。但中国考古学的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正值改革开放，外国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进入中国，我们吸纳相关元素，并与中国考古学实践相结合，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尝试，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逐渐转向了全方位的社会考古，同时也从象牙塔式的研究转向对无字地书的解读和面向公众的话语系统的探究。但是，到现在为止，对这个问题都存在不同看法，我是支持“中国考古学大转型”这一说法的学者之一。有学者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夏鼐的时代，仍然生活在苏秉琦的时代，或者仍然生活在李济的时代，这当然都没有问题，那些大师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这个学科的走向，但是中国考古学在悄然发生着巨大变化，比如我后来领衔的二里头考古，我认为就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转型的一个缩影。所以，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理论和方法对遗迹和遗物作出推论举足轻重。您认为推论的过程需要哪方面素质？
许宏：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以前一直说，我们考古相当于处理案发现场，综合判案。考古遗址经过千百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能留下来的线索已经非常少了，能被考古学家发现的就更少了。对遗址先挖哪、后挖哪、不挖哪是需要考古学家作出的又一个选择。考古学家发掘完，又不可能把所有发掘对象在报告里全部显现出来，能够公之于众的又是极少的一部分。这就相当于一个上千块的拼图，只给你百八十块，让你复原全貌。这时，就需要逻辑推导，甚至合理的想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尽可能去探索。我有一句略显悲观的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然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对自己得出的结论保持自警、自省吗？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非常繁杂，尤其是史前时代和原史时代（Protohistory）的研究对象，其中很多具有不可验证性，既不能证真，又不能证伪，而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不少人总觉得考古学家偏于保守，其实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专业性质使然，不过是力图尽职地做一个好的历史“侦探”，做一个能解读无字地书的好翻译而已。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方面给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位先生？
许宏：我觉得还是我的导师徐苹芳先生。他曾是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人们称赞他为“考古界的良心”。北京旧城改造时，只有徐先生等极少数学者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因为他主持过元大都遗址的考古工作，他对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带有情感的。他很耿直，他的一个口头禅是“那可不成”，他一直坚持着，因为他太真诚。他的学问更是让我受益良多，这体现在学问的层次、扎实的文献功底、宽阔的眼界和视野等方面。我跟他学得更多的是一种大气，使我能够彻底地放开，做学术上的思考。徐苹芳先生的为人和为学给我以深刻的影响。
03
二里头考古：深度整合多学科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以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距今约3700—3500年。1999年，您接任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当时的研究基础是什么？您的发掘、研究重点是什么？
许宏：1959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在之后的第40个年头，也就是1999年，我被任命为第三任队长，而前两任老队长正好都各干了20年。首任队长赵芝荃先生后来去偃师商城考古队任队长，我的前任郑光先生正好退休，他们是机缘巧合，但到了2019年我干了20年的时候还没退休，就想接续这个学术佳话，于是便辞去队长职务，60年三代队长就是这么干过来的。
跟刚才的话题相关联，请允许我把前两任老队长这40年当成一个大的学术发展阶段，他们的工作大致处于中国考古学转型之前，相当于物质文化史的探索阶段。他们的重大收获是什么？我总结出两大方面，第一，建构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第二，发掘了1号宫殿、2号宫殿、中国最早的铸造作坊以及随葬成组青铜器和玉器等的贵族墓葬，这些重要发现奠定了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建构起了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这两大方面，一个是“基础工作”，一个是找到了“好东西”，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最能体现当时社会文化和文明结晶的遗存。
中国考古学的转型期不是一两年就过去了，它是一个过程，从我1980年进考古门一直到我1999年接手二里头考古队的工作，都在这个过程中。到了世纪之交，我们的思想观念仍在转变中，所以我们才要呼吁转型，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下一步的工作感到压力很大。因为老先生已经做出了这么多的突出成就，那么我来干什么？我是跟徐苹芳先生学城市考古的，是研究考古上的“不动产”的，所以我要做聚落形态，搞清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规划布局，然后上升到社会考古层面，于是才有了我们团队在“不动产”上的一系列收获。我们是站在前辈肩膀上的，不是我个人聪明，而是中国考古学学科正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这一代考古队队长基本都是“60后”，我们的关注点，或者说是问题意识，是我们的共同思考，这是时代的产物，我个人也是时代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二里头遗址，您和考古队成员取得了哪些突破既有认知的发现？
许宏：我们发现了“井”字形大道，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的宫室建筑群，以及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围垣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初步判明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达400多万字的《二里头（1999—2006）》考古报告凝结了您和同事多年的努力和思考，是二里头考古的重要成果。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报告的写作思想基础和编写人员构成？
许宏：我的前辈做二里头前20年的考古工作，出了一本报告。我们这一代二里头考古人发掘了7年（1999—2006）多，整理了7年多，出了5大本报告，这说明我们在最大限度地汲取历史信息，理念和方法都得到了提升，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进展的一个表现。编写这套报告时，我想彰显两大理念：第一是聚落形态理念，这是整个中国考古学向社会考古转型的最重要的契机，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考古“不动产”。第二是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这套报告的作者有62位，他们来自各个学科，如果说以前的考古队长只负责发掘，那么现在的考古队长更像是总协调人和召集人。考古学是一个本源性的学科，因为它研究的不是某一个专题，而是研究逝去的人类的全部，但考古人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研究，这就需要多学科合作。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62位作者来自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我们的研究涵盖自然环境、年代学、人地关系、人类自身（以体质人类学为主）及其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方面，应用的考古方法包括勘探、调查、采样、鉴定、测试和分析。2019年，我辞去队长职务的时候交了一份大作业，叫《二里头考古六十年》，这本书是由我和社科院考古所的袁靖老师合作主编的，而袁靖老师是中国科技考古的领军人物之一。我们把60年间对这两大理念的探索融在一起，从最初将“多学科专题研究”单列一章，转变成整合考古学文化分期和年代学测定研究，整合遗址环境气候变迁与存在状态的综合研究，整合各类人工遗物及人骨的多学科研究，以及对动植物的获取与利用的全方位研究。应该说，《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在多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探索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考古发现对认识国家起源、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等中华早期文明相关问题有何意义？
许宏：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们可以进行多维解读。目前，学界在视角和方法上基本上有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基于丰富的文献，张光直先生称之为“考古类型学加文献编纂学”的方法，积极地向古史框架和传说靠拢，做对号入座式研究。对于夏文化的研究就是这样，将发掘出的文物与文献记载相关联。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和证经补史的传统，我们可以积极地来做这样的工作。另外一种研究取向是倾向于考古学的本体研究和人类学、社会学取向的探究。对考古发现不轻易与传世文献对号入座，而是看它背后人群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和国家形态怎么样，它的社会组织、人地关系、生产生计如何，这方面反而是考古学的强项，对不对？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殷商成为信史，但二里头还未出土这样的文字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说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不能说肯定是“夏”，这是我比较较真儿、比较轴的地方。学者面对同一批考古材料得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铁证，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狭义史学层面的问题。我们要有这种平常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您强调要多维解读。
许宏：对。二里头当然重要，它是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大型都邑，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在良渚、陶寺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可以说，它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原中心的肇始，是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甚至开启了大国崛起之路。不用其他的头衔，它已经很重要了。所以我认为，虽然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二里头的学术重要性也已经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
04
田野考古队长：职责与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回顾20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您遇到过最大的学术挑战是什么？
许宏：我是从地方大学来的，接手二里头时对该遗址并不熟悉。接任队长就像被放在聚光灯底下，有一种被烤着的感觉。但是有句老话说，一张白纸可以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很多学者陷入了夏商分界问题的争论，我是“小白”，没有偏见，就让我带着问题，先做田野调查再说。1999—2004年，我一直埋头于二里头遗址的勘探发掘。“井”字形大道和宫城等重要发现公布后，我才开始发言，接连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又开始写书。好多人等着二里头新队长发表关于夏商分界的观点，但是我说与其表明支持谁、否定谁，不如让我在短时间内提供扎实详尽的考古材料，供大家来共同探讨研究，这是我最希望做的。最终的思考跳出了二里头文化背后人群的族属和王朝归属，真的致力于社会考古的探究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田野考古在考古工作推进和考古学者个人成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什么？
许宏：考古工作属于经验性操作。如果把这项工作比作烹饪，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一盘菜的话，那么优秀大厨一定得一大早到市场去亲自挑选新鲜的食材。如果没有这一环节，那材料就是二手三手的，别人准备好的材料很有可能不新鲜，不符合你的要求，炒出来的菜不可口。所以说大家把考古队长看得很重，因为队长就像各路诸侯，掌握着第一手材料。一线的田野工作就是获取第一手资料，考古队长从一开始就要严把材料关和证据关。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说，田野考古是一种多年的积累，水到渠成，田野考古经历让这种研究成果的转化非常顺畅。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田野考古工作四项方针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这三条似乎比较好理解。作为资深考古队长，您能否谈一下“加强管理”这一条的具体对象和可能的措施？
许宏：“加强管理”是多方面的。全国各级文物保护机构致力于严防死守重大文化遗产，防止偷盗和破坏行为，管护遗址公园。我们学者关注的“加强管理”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对发掘现场的管理。最近，三星堆的发掘现场出现了方舱和防护服，构成了疫情时代田野考古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这属于极特殊的例子。总之要制定和细化相关规范，加强对发掘现场的管理。第二是对文物及其档案的管理。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属于国家资产，从出土开始就要严格管理，对文物信息进行记录归档。否则就会出现文物损坏、档案缺失等问题。现在，我们开始逐渐推行档案电子化，多方面采集和备份信息，便于更好地留存资料。第三是对考古报告编写和刊布的管理。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出版速度差异很大。国家文物局先后下发相关文件，督促相关考古机构尽快整理积压的考古报告，其效果显著。但“加强管理”涉及方方面面，还是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什么原因触动您从单纯的考古研究转向公众传播？
许宏：最开始我是一个中规中矩、严谨到偏于保守的纯考古人。转向公众传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以前，我们没有面向公众进行话语转换的观念，考古学一度变成了象牙塔学科。从世纪之交我开始接手二里头考古后，公众对考古知识日渐浓厚的兴趣唤起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其次，我以前是文学青年，在文字表达方面有一点潜质。再次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激发我们积极和公众进行文化交流。
真正让我决定为公众写书的契机发生在2008年。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校30周年，我写了一篇名为《发掘最早的中国》的笔谈文章，没想到得到了各学科学者的一致好评，这让我意识到，我可以面向考古圈以外的公众来表达自己。翌年，我第一本面向公众的小书《最早的中国》出版，也获得了良好的反响，这更让我有了写下去的动力。后来我陆续开通了博客、微博，又成为B站的UP主。年轻朋友看到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和观点，会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看”，我觉得这就是我做公众考古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考古学处于“后大家时代”，很多学术问题尚存争议，有待进一步厘清。那么考古学者要如何真正做到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
许宏：在考古学的大家时代，我们的前辈只要拿出相应的方案，全学科就可以循着这个方向去执行。在当前的“后大家时代”，我们缺少领头羊式的学术权威。但是，现在的好处就是学术思维多元化。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前面两句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中的内涵非常大气。我们当代学者正在做的就是大框架的学术思考，把中国文明史放在全球文明史的范畴内去考察，这正是延续了司马迁的思考。在我看来，这句话提倡的是一方面要努力建构学科体系，思考中国考古学在理念、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应该怎么走。但另外一方面说明，每个人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我们的阐释都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有待于验证。所以，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这是学术发展的动力，如果任何事情都是“钉死”的，就没有“一家之言”。这一点是我愿意跟青年朋友共勉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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