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视角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期的中国是作为西方列强的侵略对象出现在经典作家的研究视野中的，但这并不妨碍经典作家对相关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判。他们正视旧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端，谴责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人权，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考察中国经济政治问题的世界影响，并积极展望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这使得经典作家在研究中国的资料都来源于西方的前提下，能够不受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的影响，科学研判与中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人道主义；人类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即论述中国问题的文本，是在关注和研究与中国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经典作家在“论中国”中不仅阐述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观点，还通过中国问题进一步揭露西式文明特别是西式民主的虚伪性并深入批判西方列强对落后国家推行的殖民政策。经典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正视旧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弊端，谴责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人权，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考察中国经济政治问题的世界影响，并积极展望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正因为此，经典作家才能在“论中国”的研究资料都来源于西方的情况下，不受既有观点的影响，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阐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和主流的中国观。尽管时过境迁，但是经典作家研究中国问题的科学视角对于我们科学研判当今国际政治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批判旧中国社会弊端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其形成的标志性文献是他们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一经创立，就为人们研究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索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而这些有生命的个人总是通过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来生产生活资料和物质生活本身，并在生产过程中与他人形成一定的关系，因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表明，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必须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变革上层建筑。“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1]527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旧中国持明确的批判态度。　　一是批判小农经济已经过时。小农经济顾名思义是由小的农户来经营的经济，它的突出特点是生产规模小，通常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小规模也就决定着它很难采用机器生产，因为小农户既没有钱购买农业机器，也没有必要使用农业机器。农民们仅需犁、锸、铲、耜、耙等简单的劳动工具即可在被地主零碎切割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耕种。小农经济作为自然经济形态的一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小农经济之于中国封建社会，主要表现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业体系。这种经济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固性，即便因战乱而遭到破坏，也会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恢复。正因如此，矗立于其上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虽历经动荡，也仅是改朝换代。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看，小农经济不可能长久地存在下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小农经济必将走向灭亡：“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2]778在西欧国家，作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即传统小农经济早在17世纪就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排挤下走向消亡，而在19世纪的中国却被人为地延续着。为此，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怜惜19世纪中期时的中国小农经济，批判这种经济充当了中国整个陈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明确指出其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农业体系”[3]171。
二是批判清朝政府不顾时势。古代中国以其繁荣和精美的瓷器、丝绸等商品一度享誉世界，成为欧洲人心之向往的盛世宝地。从13世纪末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盛赞开始，“中国热”在欧洲一直持续到18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满怀对中国和东方向往的西方人从16世纪开始，陆续来到中国。然而，与西方积极走向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不仅没有走向西方，却逐渐远离整个世界，最终发展到以“一口通商”来阻遏中西交往。迂腐的清朝统治者本以为只要闭关锁国就能守得住夏夷之界。结果是，不仅未能将外国人拒于国门之外，反而使中国错失了了解西方和学习先进文明的机会。中国因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最终，落后的中国被英国侵略者的大炮强行叩开国门。所以，马克思批判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4]632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个落后而不自知的封建帝国注定要在一场与现代国家的殊死决斗中被打垮。这是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清朝时期的中国作出的评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外部交往可以促进内部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1]520一边是停滞不前的封建主义国家，另一边是执行资本扩张使命的资本主义国家，二者之间的较量必然会形成“对联式的悲歌”[4]632。
三是批判农民起义局限于改朝换代。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无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的。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4]6。在革命时期，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力也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只有经过革命锻炼的人民群众，才能够担当起建设新社会的重任。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虽然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但这场运动本质上仅仅是一次旧式农民起义。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旧式造反不仅没有革新中国，反而起到了缓解封建社会矛盾进而延缓旧社会制度灭亡的作用。所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怀期待中国革命的爆发，并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初期对其寄予厚望，最后还是发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3]122。基于此，马克思批评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除了破坏没有任何建设性作用。半个世纪后，对于辛亥革命这一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同为经典作家的列宁则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由此可见，不管农民起义等旧式造反在促进封建社会制度解体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它起不到社会革命的作用。

二、谴责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人权的人道主义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分析社会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会冷眼旁观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丑恶与不堪。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是人道主义者，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在对特定的历史现象作唯物主义分析与评判的过程中，仍对一切有悖人道的人和事加以无情地批判，而对一切被剥削被压迫者则充满着深切的价值关怀。如在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166可见，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中渗透着对资本的人道主义批判和对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当然，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虽有相通之处，更有不同之处，前者“与唯物史观紧密结合，是特殊的、现实的、科学的人道主义[5]”，后者则是抽象的狭隘的人道主义。西方列强对中国推行的殖民政策，本是受资本扩张本性驱动的一种必然现象，且在扩张的过程中将孤立的民族历史连接成为世界历史，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奴役他国人民的罪行。对这种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阴暗面的进一步揭露，更是出于对被奴役民族人民的同情和关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是在对鸦片贸易的考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分析这种非法的、暴利性的贸易对合法贸易的损害作用，还对其进行了人道主义批判。鸦片最初是作为一种药引子少量输入中国的，但吸食鸦片的陋习在中国流行后，鸦片便成为了一种毒品。吸食鸦片不仅容易成瘾，还对吸食者的精神和肉体造成极严重的摧残。这就表明，鸦片贸易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贸易，它给购买者提供的不是某种有益的而是有害的使用价值。所以，早在1729年，清朝皇帝就开始颁布禁烟令，不仅禁止鸦片输入，还禁止臣民吸食鸦片。因此，鸦片贸易在中国是一种非法的贸易。然而，英国人为了填满自己的国库，在印度生产专门供中国人吸食的鸦片，东印度公司还曾一度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对此，马克思揭露道：“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4]636可见英国资本家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全然不顾鸦片贸易的道德问题。马克思甚至用“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4]629来暗示鸦片贸易的不道德。恩格斯则直接批判鸦片生产是一种对他国人民具有毁灭性后果的生产。1876年，他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中分析烧酒的害处时指出：“惟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的一种生产，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6]50
二是在对西方列强侵华战争的考察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基于对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关怀，谴责侵略者肆意侵犯中国人权。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鸦片战争，到列宁关注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方列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这些海盗式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以广州人民的遭遇为例，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都有炮轰广州并在广州城内滥杀无辜、抢掠和烧毁店铺的恶行。马克思援引的英国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说：“真是骇人听闻，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的被激怒了的骄横气焰复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而我们自己本来就是闯入他们海岸的不速之客。”[7]23为此，马克思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人在广州犯下的罪行称之为“广州大屠杀”[7]72。这种“屠杀”是对中国人民人权的肆意践踏，与资产阶级在欧洲故乡所宣扬的人权完全背道而驰，是一种犯罪行为。可见，纵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清王朝人为地使中国与外界隔绝并沉浸于“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6]608而感到震惊，但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对西方列强侵华行径的批判。列宁则在1900年的《对华战争》一文中强烈谴责沙皇政府在对华战争中水淹和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以及残杀妇孺等暴行[8]319。

三、支持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正义立场

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入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征服，似乎势所必然。恩格斯曾明确表示，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是一种进步行为，它“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1]680然而，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行为并非都是正义的。资本主义虽然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性，但马克思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因为承认其具有历史进步作用而拒绝对其进行批判。因为，从价值层面看，即从最有利于促进人的发展和进步的层面看，资本主义有很多阴暗面，掠夺和奴役他国便是其中之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正义立场，马克思为英中冲突中的中国作辩护，恩格斯为中国人民的“野蛮”反抗手段正名，列宁则抗议西方列强干涉中国民主革命。
一是为英中冲突中的中国作辩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先后发生了两个事件，一个是“亚罗号”事件，另一个是“白河口冲突”事件。“亚罗号”事件是英国人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制造的借口。然而，帕麦斯顿政府及其报刊在英国国内大肆宣传的则是中国人侮辱英国国旗，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中国人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马克思根据相关资料，重新考察了“亚罗号”事件的来龙去脉，认为中国方面没有任何过错，所谓的侮辱和伤害行为只不过是英国对中国的非难。针对捏造出来的这些事件，马克思说：“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7]93继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之后，英国人又制造了“白河口冲突”事件。1859年6月，英、法公使前往北京换约，无视清朝政府关于从北塘口登陆由陆路进京的安排，蛮横闯入白河口并强行登陆，因而遭到了驻守在此的中国官兵的痛击。此消息传到英国后，政府派报刊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方面，并怒吼着应该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马克思则认为，错误不在中方，清军的反击行为是反侵略的正义之举。他说：“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4]656由此可见，在英中冲突问题上，马克思始终站在正义的立场上，通过揭露真相为中国作辩护，尽管他对清朝政府无任何好感。

二是为中国民众的“野蛮”反抗手段作辩护。在经典作家的印象中，中国人很温顺，马克思和列宁在提到中国人时都有使用过“温顺”一词。然而，再温顺之人，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之下也会愤而反抗。经典作家认为，中国人的反抗是正义的，不论这种反抗采用何种手段。在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恩格斯为中国民众反抗外国人的斗争作辩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教训，加之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纷至沓来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各种胡作非为，促使中国民众自发地形成了“来者不善”的认知。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民众不再平静地看着清朝政府军与侵略军作战，而是自发地用各种手段反抗外国人，从而掀起了普遍反抗外国人的局面。但是，普通民众没有枪炮等武器，也不知何为作战规则，只能以自己所能想到和所能做到的手段去反抗外国人，诸如投毒、夺船、绑架、偷袭、夜间杀人等等。这些反抗手段，被西方报刊斥责为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然而，在恩格斯看来，反抗手段并不影响反抗本身的正义性。他把中国人的这种反抗斗争定性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7]146列宁时期，西方国家宣称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由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列宁则指出，中国人憎恶的是欧洲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中国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完全由西方列强的掠夺政策引起。[8]322这显然是在西方的一片斥责声中为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所作的最好的辩护。
三是为中国革命遭到西方列强的干涉而深表同情。不论对于哪个民族来说，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斗争都是正义的。然而，标榜自由和民主的西方资产阶级却横加干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辛亥革命就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干涉。1912年1月1日，革命者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宣告诞生，孙中山也被推选为临时总统。为了获得西方各国政府的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就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对列强示好的文告。然而，西方列强却以各种理由不承认中华民国，并且拒绝借款给南京政府。而在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后，西方列强不仅同意借款，还相继宣布承认中华民国。西方列强支持袁世凯政府的目的很明显，一是扼杀中国革命，二是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派和中华民国的遭遇，列宁将同情寓于对西方列强的斥责之中。早在1912年初，列宁就斥责沙皇“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9]185在西方列强以极为苛刻的条件借款给袁世凯的政府后，列宁斥责欧洲资产阶级为了利益而扼杀中国人民的自由，并且指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反动的恐惧心理的欧洲资产阶级，就这样同中国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阶层结成了联盟。”[10]129这是列宁基于正义立场对西方列强干涉中国革命这一不正义行为的揭露与批判。

四、考察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历史视域

世界历史形成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35如此，在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后，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还很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中考察中国问题及其影响，才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重点。他们在世界历史视域下对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考察，也首次揭示了东方落后国家反作用于西方国家的方式，从而丰富了“两极相联”的理论。
一是考察中国政治事件的世界影响。从经典作家“论中国”看，他们主要关注了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马克思曾指出：“政治事件对商业停滞的漫延起过显著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11]47马克思还在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篇文献《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联”的思想。当然，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到过中国对于西方的作用，但这里是把中国市场连同其他加速欧洲革命因素发展的条件放在一起谈的，且仅仅一带而过。而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英国的入侵是怎样引发中国革命的，接着便详细分析了中国革命将会对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可能产生的影响。他指出：“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12]118-119尽管最终未能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引发欧洲革命，但马克思却通过这一考察，首次阐释了东方落后国家作用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特殊方式。由此，马克思还进一步考察了对华采取军事行动对英国民主政治的冲击。基于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克思在1857年2月至3月间连续写了《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3篇文章，披露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对华战争方案在英国议会所遭到的反对，以及帕麦斯顿是如何通过非常手段使得他的方案得以通过的。针对帕麦斯顿违背英国宪法惯例和操纵议会的行为，马克思指出：“他利用议会的权利对付国王，利用国王的君权对付议会，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居然肆无忌惮地在同样的活动范围内重演这种危险的事。他的一次对华战争还在受着议会的谴责，他就置议会于不顾又进行另一次对华战争。”[13]48这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民主的狭隘性和虚伪性。列宁则高度肯定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辛亥革命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发起的第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运动。虽然未能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但它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心中埋下了民主共和的种子，它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起宣告了亚洲的觉醒。所以，列宁认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9]163。
二是考察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世界影响。近代中国是被卷入世界市场的，在世界市场中处于被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掠夺的地位。尽管如此，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小农经济的凋敝也深刻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发展。从通商口岸的开放看，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实行五口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增开11个通商口岸，整个近代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数达到104个。西方列强通过各种手段达成了完全开放中国的目的。然而，作为西方列强争夺的最后一个海外市场，中国市场的开放也就意味着西方列强没有新市场再可夺取。如此，为了保护本国工业的列强们，相互间的竞争就会加剧，进而引发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竞争的结果。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指出：“自从中国的港口开放以后，夺取新市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而只能加紧压榨现有的市场，加之将来工业的扩展要比现在缓慢得多，所以英国现在比以前更不能容忍竞争者了。”[14]623另外，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增多，大量的西方工业品涌入中国市场，商品经济在中国发展起来，各种洋货也渐为中国人接受。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外来资本主义的侵蚀下日渐凋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因受到排挤而发展缓慢，结果是造成大量破产的小生产者和无业游民。这些无以糊口的贫民要不起来闹事，要不向其他国家移民。关于中国有可能会向其他国家移民，是恩格斯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次提到的问题。如在1886年3月18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奥·倍倍尔的信中指出：“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么不仅生产过剩的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会失灵，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还会波及欧洲——如果这里的情况能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的话”[15]550-551。据不完全统计，1864—1873年间由澳门贩运出国的契约华工多达14.77万人，而澳门的“苦力贸易”点（“猪仔馆”）也增加到300余个。[16]

五、展望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人类解放宗旨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毕生追求的事业。尽管在经典作家有限的生命中未能实现人类解放，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每前进一步，便使现实中的社会离人类解放更近一步。当然，人类解放不独属于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抑或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全人类的事业。只有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居民都从各种束缚与奴役下解放出来，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类解放才能够实现。所以，在经典作家思想中，不论是已经将经济解放提上日程的西方国家还是连政治解放都尚未实现的东方国家，都只不过是处于通往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发展阶段，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相比较于后者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因此，经典作家不仅期待欧洲爆发革命，还期待那些尚在封建抑或半封建社会中挣扎的国家也能够爆发革命，期待世界各国都能在实现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从这个层面看，经典作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展望无疑是对人类解放宗旨的追求和运用。
从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前提看，近代中国只有在社会性质上发生质的变化，才能为生产这种物质前提创造条件。从经典作家时期中国所处的政治地位看，尽管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也还是丧失了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力。而西方列强看中的是中国市场，想要的是把中国变成他们攫取财富的来源地，而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发展。殖民主义只不过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方列强的入侵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旧中国经济政治体系的崩溃，但这是一种灾难。列宁曾针对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指出：“在自然经济制度下靠双手劳动谋生的宗法式农民，是注定要消亡的，但是，‘赋税压榨’和鞭挞的折磨，时间长得可怕的、慢慢饿死的痛苦，并不是‘必然的’，并不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内在’规律所注定的。”[17]319这段话同样可以用在近代中国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及整个封建专制体系注定是要消亡的，但来自于西方列强的炮轰和刺刀的折磨并不是必然的。面对西方列强已经闯入、小农经济已经遭到外来资本主义破坏的局面，中国人民首先需要的是革命，变革整个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从外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同时获得政治自由，从而实现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只有将人从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够推动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才能够为实现经济解放进而实现人类解放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在经典作家思想中，旧中国的灭亡和“共和国”[3]134的诞生既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必然性，也是在中国实现政治解放的要求，更何况中国革命的爆发和成功还可以严重打击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而促进西方无产阶级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他们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展望中，既有旧中国灭亡必然和“共和国”将取而代之的内容，也有旧式造反转变为自觉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内容。
从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社会力量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存在脱离群众的弱点，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人类解放虽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却不是自然的过程。人类解放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前提，却不会因为具备了这些物质前提自然而然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解放首先意味着一切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消亡，这一消亡需要以剥夺剥夺者为前提。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发展史看，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不是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虽不以剥削为主，但它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小私有者的革命立场也不坚定。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4]41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起剥夺剥夺者、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重任。就近代中国而言，虽然在社会性质上始终只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时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且出现了上海这样一些较为先进的工业城市。由于置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发展环境中，中国资产阶级大多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农民阶级比较疏远。如此，在孙中山的南京政府得不到帝国主义政府的承认和贷款之后，只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败给了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列宁在评价孙中山所领导的政党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个政党的弱点是“它还不能充分地吸引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10]129由于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列宁进一步指出，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能够克服这个弱点就能逐渐成为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10]130然而，孙中山的党毕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不是以人类解放为实践宗旨的党。所以，列宁还是十分期待中国无产阶级早日成长和发展起来，并相信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政党。由此可见，列宁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展望，不仅是对中国进步的期待，还是对人类解放的追求。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号

转自：马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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