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还是访谈？这是个问题

【导语】通过分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方法论争论，以问卷法和访谈法为例来建构一种包容双方的方法论框架。问卷法的作用在于收集有关外部行动的大规模的统计数据，进而寻找这些行动和某些群体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访谈法则可以提供对这些行动之社会历史意义的理解，以及这些行动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因果逻辑。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社会历史现象的或然性的因果解释，它是理解我们自身存在的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努力。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问卷法和访谈法无疑是使用最多的两种资料收集方法。然而这两种方法却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两种方法论阵营(定量与定性)的代表，并构成了这两个阵营之斗争的重要标志。这一斗争固然包含着某些合理的诉求，它们充分暴露了对立面思想的局限性，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完善资料收集方法的建设，但是这一斗争往往也被引向互相诋毁的方法论霸权主义的桎梏，以至于斗争的目的不是试图弥补各自的缺陷，而是以自身的主张去压制对方的立场，将对立面加以彻底的否定。众所周知的科学与人文之争便是这一方法论争论的极端表现，其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无益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自我改进，反而使其在分裂中迈向矛盾和偏狭。本文正是试图通过揭示两种方法论斗争的实质以及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从而以问卷法和访谈法为代表，尝试建构一种综合使用两种方法的方法论框架，并以此来明确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属性。

科学还是人文

在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中，一提到以问卷法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以概率统计为基础的科学的方法论。后者认为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就不得不借助于问卷法所提供的大规模数据，进而以数理统计的模型分析来建构量化的因果解释，从而实现理论的模型化和定量化。在那些科学主义者的眼中，关于社会事实的量化的因果模型是对客观世界运行规律的客观描述，它不仅可以相对精确地说明已经发生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定量的方式来预测未来的事情。在此种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被从时空的具体场景中抽离出来，被赋予物理科学对象所具有的一般性的特征，仿佛人类社会的任何地方性文化都只不过是某种无足轻重的表象，而社会学研究所关心的是那个不变的规律本身。当此种思想成为统治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的时候，就形成了所谓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霸权。与这种科学主义社会学截然对立的便是所谓的人文主义社会学研究。人文主义立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强调社会世界是一个充满了价值或意义的世界，对对象所包含的价值或意义的理解成为研究社会世界不可回避的基础或前提条件，这同时也暗示，社会学的研究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它总有其不可回避的先入之见。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文主义者热衷于使用定性的方法来收集经验资料，在他们看来，科学主义者所青睐的定量方法仅仅停留在量化的表象之中，量化的世界模型是对世界之意义的遗忘，它完全无法帮助我们领会世界的意义，而没有对意义的理解(understanding)就意味着解释(interpretation)之不可能，科学的说明(explanation)不能替代基于理解的解释。即便当那些科学主义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人为地寻找所谓的一般性特征，正是在这一形式化的抽象过程中，社会世界的意义却被完全忽视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人文主义者基于先入之见的不可排除性和时空局限性，从而拒绝了科学主义对价值中立的主张，海德格尔著名的解释学的循环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人文主义式的阐发。
这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撕裂了社会学的研究，从而分化出两大对立的阵营。科学主义者通常是那些推崇定量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者(尽管实证主义研究并不总是定量的)，他们力求将社会学建设成如同物理科学一样的精确的科学。他们以发现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为己任，主张将时间问题交给历史学，将空间问题交给地理学。而人文主义者则反对以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认为实证主义者的自然主义立场是对社会学研究及其对象的错误判断，社会学必须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这是基于对意义的理解的方法。正如舒茨所指出的，任何社会学的解释都必须参照主观意义的世界，以避免像实证主义者那样用某种虚构的、并不存在的、由科学观察者建构出来的世界来取代社会实在的世界。与此同时，原初的主观意义的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它不符合科学主义者对世界所采取的确定性假设，这在根本上动摇了有关机械法则的主张。不过面对人文主义的进攻，科学主义者也提出了尖锐的反驳，人文主义者往往过分关注于对个案(即韦伯所谓的历史的个体)的理解，从而降低了其理论的推论价值。事实上人文主义方法本身就无意展开对大规模样本的调查，其关键在于人文主义者反对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式的规律性解释，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所要寻找的无非是一些具有个体化和独特性特征的具体的因果关系，其目的还是深化对特定文化现象的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寻找普遍的规律。另一方面，当人文主义者驳斥了科学主义者对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主张之后，自身却又困扰于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纠缠，从而使知识的有效性面临危机。正是面对这些问题，一些深受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的作者也试图进行某种调和与折中，例如韦伯和舒茨在肯定了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入之见的同时，依然主张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然而这样的妥协或折中依然是抽象的，在实际的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个经不住拷问的抽象命题，它同样无法摆脱客观主义的桎梏。在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方面，舒茨则试图通过借用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方式来建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科学模型，尽管这当然不是实证主义者所追求的普遍的因果规律，而是在类型化层面的或然性的因果解释，它充其量不过是探究真实世界的理论工具，并且难以摆脱对人类行动的普遍主义的想象。由此可见，在科学与人文的争论中，生硬的拼凑和嫁接并不能够消除分裂的困境，相反它仅仅将矛盾人为地加以并置，而非真正地加以克服。因此从方法论上重新明确定量与定性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它需要在总体上规划一种包容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框架，以此来明确社会学可以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并提供何种意义上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性质与对资料收集方法的定位密切相关。

定量与定性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可以进行大样本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其理论基础是概率和数理统计。这使得人们有可能了解在特定时空中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并以数学模型的方式去描绘这种状态。当实证主义者将此种模型所描绘的相关关系视为是规律性的关系状态时，他们无疑采取了如下的预设：首先，所收集的经验资料是客观公正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对象的实况；其次，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的数学方法是客观公正的，它们不仅适用于对对象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而且不包含任何人为因素的干扰。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预设称为是价值中立的预设，它们意味着在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处理过程中，研究者的价值立场被有效地排除在外，也就是说，研究本身不包含任何先入之见，它只是客观地反映它所针对的对象。然而仅有这两个预设还是远远不够的，实证主义者无疑还需要另外两个重要的预设，这就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预设，以及这个世界中存在着各种一致性或规律性的预设。如果前两个预设是关于研究者及其研究的客观性的预设，那么后两个预设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的预设。事实上，实证主义者从来都没有认真反思过这四个预设，更不要说在理论上加以证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预设或先入之见，仅就这一事实的存在就已经揭示了实证主义者所谓的客观公正性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他们正是基于他们从未证实过的先入之见来展开其研究，这本身就背离了客观主义立场的信仰，即排除一切先入之见。事实上，实证主义者对客观性的信仰的一个直接重要的来源就是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即相信理性的自我有能力客观地认识外部的世界，笛卡尔写道：“‘理智中的客观存在’在此并不意味着‘由一个客体来决定理智的一个行动’，而是意指客体以如下的方式在理智中的存在，在这种方式中理智的对象是正常地存在在那里的。我的意思是太阳的观念就是太阳自身存在于理智中——当然不是形式上存在着，就像它在天上那样，而是客观地存在着，也就是说，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中客体正常地处于理智中。现在这种存在的模式当然没有外在于理智的事物所拥有的那种存在模式完美；但正如我所说明的，它并不因此而只是虚无。”而他们关于世界的一致性的从未证明的公设则起源于基督教神学。此种盲从恰恰构成了实证主义者及其定量研究的软肋，当价值中立和客观规律性的预设受到来自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猛烈冲击，甚至当实证主义者所推崇的自然科学本身也在20世纪引入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的思路(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人们逐渐地意识到即便自然科学的观察和研究依然有其前提预设，自然科学的法则也不是最终的定论，此刻实证主义者通过大规模的统计分析所建构的数学模型的普遍有效性就变得十分可疑了。事实上，由于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的对象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意义和价值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使得社会学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要比自然科学的对象复杂得多(自然科学依然可能建立某些近似于机械的法则)，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学的统计概括与物理学的统计概括具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效力。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明确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所建构的数学模型的属性所在，在一种排除了任何人为失误的最佳状态下，它总是从某些理论预设出发来裁剪、选择、分析和说明它的对象，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则，而是受制于时空变化的有限的量化说明，因此它无法独自承担起社会学研究的重任(它无法处理那些无法量化的社会现象)，并且必须向新的经验证据和反思的目光敞开。当我们明确了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基本属性之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浮现了出来，这就是什么样的社会学对象适合于定量研究?典型的实证主义者往往表现为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的直接继承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定量研究的方法适合于任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将所有问题转化为可以量化的形态，但这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乃至缺陷。事实上，由于实证主义者是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这使得他们对于那些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有着天生的警惕甚至反感，以至于如果这些现象不能转化为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话，实证主义者就否定它们的存在。对此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之一就是心理过程的问题，由于人们无法直接观察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心理过程或精神现象，这就导致对心理过程或精神现象的实证研究似乎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视人类行动者的心理过程(如意识活动、意义的赋予，等等)而仅仅关注于外部的行动显然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可以将实证主义者对心理过程的探究视为是迈向意义领域的一种尝试，态度测量便是实证主义者定量化意义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且不论意义是否可以被转化为个体的态度(这种转化显然是基于意识哲学的粗浅判断，完全无视意义对行动者自身所可能具有的不透明性或半透明性)，仅就态度本身而言是否存在着量化的可测量性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当人们用事先编订的统一量表或问卷来访问不同的受访对象的时候，态度测量的设计本身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所有被访者将对问题的评价选项采用统一的判断标准，因为只有这样，不同个体的选择之间才可能具有可比较性，也才可能被按照统一的量化标准来赋值。然而仅此一点就已经与个体价值判断的社会历史多样性这一经验事实相矛盾，以至于我们无需进一步讨论态度测量的其他缺陷就已经表明了这一测量在根本上改变和歪曲了它的测量对象，从而陷入一种理论的虚构之中。这表明在面对意义问题的时候，定量研究显然捉襟见肘，它无法在不歪曲对象的前提下将意义转化为数据，就其根本而言，则是因为意义本身就不是遵循统一标准的量化的存在，将一种量化的数据标准强加于意义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由此我们可以说，定量研究仅适用于那些客观上可量化的外部行动(例如行动发生的频次、对具体事实的选择，等等)，而不适于分析这些行动背后的意义，后者只有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才可能被合理的逼近。定性研究之所以能够较之定量研究更为合理地逼近社会世界的意义，就在于它直接诉诸日常生活的语言系统(我们将看到这一诉诸包含着二律背反)，而定量研究则主要凭借一套远离日常生活的数字系统，问卷和量表中的语言虽然具有一定的日常性，但是它们只是数据采集的附属工具，它们本身所蕴含的揭示意义的潜能被最大限度地忽视了，剩下的仅仅是为了便于标准化的量化操作而人为设定的有限选项，它们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对意义的挖掘，毕竟这种挖掘将导致数学方法所无法应对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简化是定量研究所必不可少的逻辑程序。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定量研究所采用的这套数字系统与日常语言之间完全不可通约，它无法有效地转化日常语言所承载的意义信息，简单地说它完全不理解日常的语言。事实上，数学方法本身就是基于对实质性内涵的忽视而建立起来的抽象系统，“在数学的抽象中我们仅仅保留了事物的量的特性，而完全舍弃了它们的质的内容。显然，这种特殊的抽象内容即是数学抽象与其他科学中的抽象的一个重要区别”。理解意义也就是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所处的关系状态，也就是理解他们在与他人或他物的关系中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对此日常语言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毕竟日常行动者也正是通过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和解释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我们甚至可以说日常语言是以对象化的方式逼近行动意义的唯一有效途径，即便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也不可能在排除日常语言交流的情况下取得成效。因此，访谈法或者说人文主义式的深度访谈无疑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而这正是科学主义的定量研究所无法企及的。但也正是这一对日常语言的诉诸却同时阻碍着对意义的领会，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语言的方式加以澄清，绝大多数意义在本体论上是前语言的，它们无法也无需在语言中获得一种清晰的展现。这正是布迪厄所谓的语言在面对实践时所显示出的贫乏，即便采用日常的语言也无法有效地把握那些前语言的意义，这就相当于我们不可能通过言语的传授就学会游泳，游泳所蕴含的实践的方法或意义与语言有着本体论的差异。这充分地表明尽管访谈法在理解意义的问题上很大程度地克服了定量研究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它无法突破日常语言的局限，即便是那些日常的行动者在面对自身实践的意义时也同样会陷入到此种局限性所造成的困境之中，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日常的实践中如鱼得水(一个泳技高超的人同样无法仅仅通过语言教会别人游泳，如何游泳是说不清楚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会主张研究者的成果仅仅停留在其所研究的对象的层面，从而与彻底的秩序现象相统一。这意味着研究者除了成为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之外(即成为局内人)，无需再成为一个局外的理论观察者和反思者。这一做法将理解的重要性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同时也将理论研究的局限性放大成一种对理论的厌恶，以至于常人方法学的研究是描述性的而非说明性的，“对常人方法学家而言，社会学不大可能超越现象学的‘自然态度’阶段”。这一极端的做法固然并不可取，但它的确揭示了定性研究本身也无法绕过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是由前语言的意义和话语之间的本体论的差异所导致的，以至于访谈法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尽可能深入地了解被访者对自身实践的解释，但它并不能够保证这些解释本真地再现了意义的存在，它们充其量只能是从意义所生产的后果中寻找一些已经现实化的可能性，意义本身作为实践的方法则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实践的方法是模糊的法则，前语言的意义总是在躲避着语言的把握。这当然不意味着访谈将是毫无成效的，访谈可以最大限度地在语言的层面“还原”实践的真相，可以深入地探究个体行动的人生轨迹(我们将看到这对社会学的因果解释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也可以清楚地揭示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被访者完全可能表示自己无法说清相关实践的方法究竟是怎样的)，从而避免研究者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虚构之中，就如同定量研究所虚构的那样。那么是不是研究者面对这一状况只能无所作为呢?如果说定量研究的问卷调查仅仅停留在量化的表象中，而定性研究的深度访谈也无法穷尽意义的可能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它们扔在一边，另起炉灶?

问卷法和访谈法

如果说试图在语言的层面原真地再现原本就无法确定的意义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是否存在以近似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意义生成的社会历史机制的方法呢?既然日常行动者难以清晰地通过语言来陈述其行动的意义，那么除了语言的贫乏这一似乎难以克服的因素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可以克服的阻碍呢?由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会误解自己的实践，虽然我们无法原真地用语言的方式再现意义，但是我们的确可以了解意义的关系中究竟蕴含着哪些重要的社会历史因素，对这些因素的无知往往是行动者对自身实践发生误解的重要原因所在。这些因素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究相关实践在特定时空中的或然性特征，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准确预言意义的各种可能性，毕竟意义所面对的日常生活情境是如此的复杂多样，人们无法准确预见激发出实际行动方案的具体因素群及其内部的复杂关系(而意义正是针对这些不确定性的一套充满弹性的方法，或然性正是对这一弹性的理论描述)。对此问卷法无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大规模的统计数据可以帮助人们在特定实践和特定的群体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地域、种族，等等)之间建立起相关关系，而这些群体性的变量往往是个体在理解自身实践的过程中极易忽视或难于把握的，毕竟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并不是热衷于群体分析的社会学家，他们缺乏掌握群体性变量的手段和动机，尽管常识也能够提供一些群体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大多停留在貌似合理的粗浅层面，甚至很可能只是对现实的扭曲(例如十分常见的关于族群的刻板印象)。相反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更可能将自身的行动归咎于某些个体化的因素(它们与单纯社会化的因素一样都是分析的幻觉)，这是因为对于日常的个体而言，个体化的归因似乎总是更加明确和具体，尽管实际的情况往往出乎意料。当我们在前文指出意义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意义既不是纯粹个体化的也不是纯粹社会化的，一种关系既不能还原到关系的任何一方，也不能独立于关系的任何一方而存在。问卷法对大规模的群体变量的掌握有助于弥补接受访谈的日常个体在认知上的部分缺陷，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意义生成的社会性维度，而受访的个体常常缺乏对这一维度的高度明确和深入的觉知。就此而言，问卷调查可以为社会学的研究者提供研究对象的行为表象与各种群体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说明，从而为因果解释提供一个或然性的相关框架。针对这一框架，访谈法不仅发挥着帮助研究者尽可能以各种迂回和间接的方法去理解相关行动的意义的作用(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意义所建构的实践后果以及行动者自身对之所给出的解释，无疑是逼近意义的迂回和间接的方法)，而且在不断深入的意义拷问中，尽可能多地挖掘与相关实践密切联系的个体自身的人生轨迹，以此来建构个体行动者的相对个人化的因果模型(类似于个人传记)。我们可以把这些被赋予高度个人化色彩的因果模型与大规模统计分析所得出的群体性的相关关系模型进行比较和对照，从而实现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建设性的互补和综合。人为建构的个体化模型和群体化模型之间的交流将有助于克服它们各自在分析上的片面性，从而使得个体化模型中的那些人为个人化的因素得以在群体化的模型中延伸(尽管由于访谈样本的有限，这主要是一种启发性的延伸)，而群体化模型中那些群体变量也可以从个体化模型中汲取生动的意义内涵(即便这不是对相关意义的直接描述，而是基于迂回和间接的方法所做出的推论)，从而不再只是一些空洞和抽象的数据编码。与此同时，对个体实践的人生轨迹的深度访谈将有助于在经验上为厘清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启发性的参照，毕竟确定何为因、何为果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关系中的先后性，对被访者相关实践的人生轨迹的了解即便不能最终确定因果(不仅因为访谈样本的有限性削弱了推论的有效性，而且因为社会现象的因果链条往往比显现的更为复杂，实际的原因很可能尚未被发现)，也可以提供重要的启发性信息，这是仅凭一堆数据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至此，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总体框架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它揭示了社会学并不提供绝对客观的规律性的知识，它必须在尽可能理解其所研究的对象的前提下提供具有时空局限性的或然性的法则，而这样的法则是依赖于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综合使用问卷法和访谈法所得到的。人们通过问卷法所提供的大规模数据建构起有关外部行动和若干群体性变量之间的相关模型，同时通过访谈法来理解这些行动所基于的社会历史意义，以及行动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因果逻辑。由此，问卷法放弃了对意义的僭越，从而致力于描绘那些适合于数据测量的外部行动及其与群体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为我们提供大群体规模的相关模型。而访谈法则致力于以迂回和间接的方式深入挖掘实践本身的意义内涵及其历史轨迹，它并不试图给出任何轻率的推论，但却是科学的推论所不可或缺的环节，毕竟如果没有对相关行动的理解，没有对行动之生成的历史脉络的考察，大规模统计分析所建构的相关模型将只能是一些空洞的表象，人们甚至都无法知道自己所操弄的那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于他们的研究对象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也无法判断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怎样转化为因果的解释，这样的研究将是盲目而空洞的，由此所进行的推论也只能是一些误打误撞的数学游戏。至此一种方法综合的可能性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它基于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各自特点和局限性，通过结合使用问卷和访谈这两种主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实现一种方法上的互补或综合。它要求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同时设计问卷和访谈的提纲，这意味着在问卷和访谈的问题之间建立起一种转换机制，也就是将问卷中着重于提供量化操作的表述转化成对被量化之行动的意义的探究，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将问卷中以描述性为主的提问(是什么?)转化成访谈中以探索性为主的提问(为什么是?)，从而使得两种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同样的问题，也就在根本上将二者综合在一起(不是画上等号，而是彼此齿合)。由此我们可以通过问卷的方式来把握研究对象所具有的那些可量化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建立起群体性的相关性模型；与此同时，问卷中的问题将在访谈中获得明确的回应和深度的探究，这使得研究者得以就这些问题展开对意义和因果关系的探寻，这些主要从个体的角度所获得的基于理解的信息将为相关关系模型提供启发性的解释机制，从而使得统计分析得以超越社会现实的量化的表层，并建立在对关系之意义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通过这样的综合社会学就得以成为一门物理科学意义上的精确的科学，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学的学科价值的误解。与所有的经验科学一样，社会学的理论不是最终的定论。与物理科学的理论不一样，社会学的理论凸显的不是预测的精确性，而是对特定时空中的社会现象的基于深入理解的因果解释。社会学可以给出一些或然性的因果解释，但是这种或然性不能独立于时空的变换，不能脱离于对意义的理解。这意味着因果解释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不应当仅就其字面来加以理解。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历史存在始终是社会学的重任，因果解释的价值也许正在于这一自我理解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社会学寻找那些包含着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这不再是对于物的说明，而是对于富有意义的社会历史实践的解释，是我们理解我们自身的社会历史存在的一种积极方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众消费行为的符号化倾向研究”(项目编号：13CSH058)的阶段性成果，原刊于《社会科学》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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