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丨宋元时期的五音墓地

2022年6月10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系列讲座继续在线上进行，主讲人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预聘副教授刘未老师，讲座题目为《宋元时期的五音墓地》。

1951年，宿白先生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葬发掘，发现三座北宋晚期的仿木结构砖室墓。这三座墓葬距离很近，在白沙水库宋墓中自成一组，应该是家族墓地。那么，三座墓葬的排列原则是什么呢？首先，三座墓呈三角形排列，1号墓在南，2号墓在西北稍远，3号墓在东北稍近。其次，根据仿木构及壁画排比，1号墓早于2号墓，2号墓早于3号墓。第三，1号墓出土元符二年（1099）买地券，表明墓主为赵大翁。

宿先生很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可以与《重校正地理新书》里面的内容相联系。《地理新书》是北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官方修成反映五音姓利说的地理书。这部书在中原北方地区流行，金代又有增补，存世两部金元刻本，其中之一是李盛铎旧藏，归北大图书馆，此前宿先生恰好整理过这批藏书，因而有此机缘。

《重校正地理新书》步地取吉穴法条说：家族墓地排列有八种方法，其中第八种叫做昭穆葬，也叫贯鱼葬，特点是“入先茔内葬者，即左昭右穆，如贯鱼之形”，这种葬法流行于黄河流域。书中附有昭穆贯鱼葬图解，其中角姓祖穴在墓地内南偏东丙，其次在北偏西壬，再次在东偏北甲。赵在五音所属里归为角姓，白沙1至3号墓的三角形排列及先后关系也正与《地理新书》中图解所示极为相似。于是，宿先生首次将考古材料与地理书相结合，揭示了宋元时期五音墓地的存在。

如此，五音墓地的布局似乎不成问题，根据《地理新书》的表述及白沙宋墓实例，什么是贯鱼葬或昭穆葬似乎都可以获得解答。宿先生在《白沙宋墓》书中，就引用了《地理新书》昭穆葬图，又以北宋墓葬砖雕中的柳条穿鱼之状来说明这种排列形式。

不过，如果我们细读《地理新书》原文，就会发现，问题又并非如此简单。以角姓昭穆贯鱼葬为例，书中说：“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酉地，分位仿此。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向正北偏西壬地作一坟，谓之贯鱼葬，不得过子地，分位仿此。”这段文字尽管在讨论昭穆贯鱼葬时被广泛引用，但大家却都没能深究文字涵义究竟如何。

《地理新书》这里为什么将后续埋葬称之为‘正北偏西壬地’而非‘壬穴’？为什么称‘作一坟’而非‘作一穴’？为什么新坟的方位昭穆葬与贯鱼葬变得不同，存在‘壬地’与‘辛地’之别？如果壬是为了壬甲持续排列的需要，那么新出现的辛这个方位怎么解释？为什么并不在此前坐穴次序中的丙壬甲之中？既然新坟方位已经安排于壬或辛，又为什么说‘不得过酉地’或‘不得过子地’？这些问题如不能合理解释，对于昭穆贯鱼葬的理解就只能局限于像白沙1至3号墓那样的三座墓葬位次关系而无法向更复杂的家族墓地推进。

进一步解决问题的线索来自《北京图书馆藏历代拓本汇编》中收录的一通碑刻——北宋重和元年（1118）的《穆氏新兆域记》，原在山东章丘女郎山。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主要内容：

碑文大意是说，政和初年，立碑人的父亲罢官回家，与地理阴阳人晋祐之在祖坟附近新选了一块分支墓地，种了64棵柏树作为界限。穆氏属于羽姓，墓地中有49个穴位，其中可以选用埋葬的是甲庚辛壬癸五个方位，再加上内外之别，则共有十个穴位。把墓地布局图用石头刻在了券台（墓地中心）之上。图上已经埋葬者标记官职名讳，空余者只标识方位备用。

这通碑刻现已不存，章丘女郎山虽然发掘过不少墓葬，但并未涉及穆氏墓地。所以，目前只能就文字予以讨论。碑中所描述的墓地坐穴次序显然与《地理新书》中宫羽姓昭穆贯鱼葬只有甲庚壬三穴的模式有别，多出来的辛和癸穴也与书中描述延伸出来的丁地和庚地不同。但是，这通碑刻的意义在于，提示我们一个显而易见但却此前被完全忽视的事实，昭穆贯鱼葬墓地是以墓域为单元的！碑中明确提到，域中之穴凡四十有九，植柏六十四株为限。为什么是49和64？

敦煌葬书说，五姓墓地不论大小多少，都可以根据顷亩步数将边长七等分，由此获得四十九个穴位，而这四十九个穴位之中，只有甲庚丙壬四个穴位可供选择安葬。原因是穴位只能选于天干，而甲庚丙寅四个天干属阳，适合安葬，乙丁辛癸四个天干属阴，就不能安葬。

甲庚丙壬四个穴位又要分给四个姓氏组，彼此不能完全相同，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地理新书》中一个墓园五姓各有三穴埋葬的基本模式。但是，四十九穴中只能选葬三穴，显然限制条件过于苛刻。于是，在宋元时期又形成了在此基础之上将选葬穴位扩展到乙丁辛癸阴干的做法，从三穴拓展为五穴。这方面的记载见于元代重编的五音地理书《茔元总录》，可以看到，宫羽姓五个穴位正是甲庚壬癸辛，与穆氏碑刻记载方位相同。

这样一来，我们重读这通碑刻，就会明白，所谓域中之穴四十有九，对应的就是敦煌葬书和宋元五音地理书中墓地布局图的基本形式，而这七七四十九穴方格网形成了六十四个交叉点，植柏六十四株就是为了在地面上直观地限定四十九个穴位具体所在。这块分支墓地称之为墓域，甲庚辛壬癸五穴有内外之分，合计十穴，集中分布在甲庚之间轴线的右侧。因为宫羽姓要求坐东南朝西北，以右后方地势高，左前方地势低为大吉。

无论是像白沙赵氏墓地那样的三穴模式，还是像章丘穆氏墓地那样的十穴模式，一处墓域总有溢满之日，这就需要像穆氏那样在祖坟之外另择支垄。如何操作？北京海淀出土的辽咸雍七年（1071）康文成墓志提供了重要线索。康文成卒于辽中京，归葬辽南京。但是祖坟已满，于是在祖坟西北斜向（雁翅）又新起一个墓园，大小都和祖坟一样。康氏祖坟已满，埋葬的是康文成祖父康廷遂、父亲康守怜和三弟康文俊三对夫妇。按照昭穆贯鱼葬坐穴次序，祖父为壬穴，父亲为丙穴，三弟为庚穴。祖坟西北为康文成新建墓园，他是入葬的首位，所以居上壬穴。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昭穆贯鱼葬的排布是以墓园为单位，墓园之间斜向排列，但各自坐穴次序相同。

康氏祖坟中，康文成三弟先亡，随即与祖父、父亲合葬，优先考虑的是死亡先后而不是长幼次序。类似的情况在北宋元丰三年（1080）王氏墓志又有体现。这方墓志内容很短，信息量却少。王氏三子王宗则故去，准备葬于祖坟庚穴。王与康同属商姓，坐穴次序都是壬丙庚。可知当时墓园之内壬丙两穴业已埋葬先人，王宗则如何按此埋葬，就和康氏三子康文俊情况完全一致。不过，临到下葬之前，他的哥哥王宗臣突然病亡，打乱了安排。于是在祖坟东南新创一所墓园，把弟弟王宗则安葬于1号位壬穴，而哥哥王宗臣葬于祖坟3号位庚穴。说明在条件允可的情况下，长幼之序仍然是优先考虑的墓穴排列原则。

康氏墓地只发掘了康文成一座墓葬，王氏墓地只见石刻拓片，都无法核验实际情况。2009年山西汾阳东龙观金代墓地的发掘提供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实例。这处墓地因修建汾孝大道而发现，其中M2-M6这5座墓葬位置比较接近。发掘过程中在M5东南方意外发现了一个土坑，里面安放了一方买地券和一方墓图。买地券的内容与M5墓室内所出基本一致，近似一式两份，可知土坑与M5修建有关。买地券上时间是金明昌六年（1195），墓主为王立。王属商姓，墓图上所画正是商姓坐穴次序壬丙庚。M3盗洞边还发现一方买地券，时间是金正隆六年（1161），墓主为王万。另有一方墓图，可惜残缺。说明该墓已遭破坏。《地理新书》说，墓地正中一分名曰地心明堂，祭神之所。王立墓东南小坑内墓图正中就标识出了地心二字，王立墓既然斩草立券，说明它是该墓园的首穴，也就是墓图中标识的壬穴，于是可知小坑本身就位于该墓园之正中地心，亦即明堂。这样，参照王立买地券所记墓地步数，用四十九穴方格网分析这五座墓葬，可知正是由斜向相邻的两处墓园构成，新墓园位于旧墓园东南，与前面王氏墓志所见相同。还应该注意一个细节，北边王万墓园，南边王立墓园中的几座墓葬，墓道方向不同，各自朝向墓园内侧。如果没有方格网作为参照，就不易理解，这种做法很可能是墓地范围有限，避免墓道伸出墓园范围而做权宜之计。

考察了宋金时期几个家族墓地实例之后，现在我们就不难对《地理新书》中关于昭穆葬与贯鱼葬的表述得出新的理解了，此前的各种文字疑问都可以得出相应的解释。

‘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是指将首次规划的墓园作为祖坟，划分为七七四十九穴，其中以丙穴为尊，壬穴为次，甲穴为卑，安排三座墓葬。‘再向正西偏北辛地作一坟，谓之昭穆葬，不得过酉地，分位仿此’，是指如果再行埋葬，就应当重新规划一处墓园，新墓园位于此前作为祖坟墓园的西偏北。为保证此墓园范围大致合于辛地，则其南界不得超越祖坟酉地、即其墓园东西中轴线。新墓园内仍比照祖坟成例，在丙、壬、甲三穴葬埋。这就是所谓的昭穆葬。

‘角姓祖坟下丙、壬、甲三穴葬毕，再向正北偏西壬地作一坟，谓之贯鱼葬，不得过子地，分位仿此’，也是指再行埋葬应当重新规划一座墓园，但位于此前作为祖坟墓园的北偏西。为保证此墓园范围大致合于壬地，则其东界不得超越祖坟子地、即南北中轴线。新墓园内仍比照祖坟成例，在丙、壬、甲三穴葬埋。这就是所谓的贯鱼葬。

以上文字理解的关键在于：不能把新作的一坟像前人那样理解为一座墓穴，而应当是一所墓园。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之所以说这一坟位于某地而不说某穴，是因为，某地只是一个大致的方位。墓园具有一定的范围，且可适当移动，所以又要以不得过酉方或子方作为限制，以免侵入其他姓氏组所利区间。而某穴作为一个具体的方位，只有以墓园为前提才能落实。也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为什么昭穆葬与贯鱼葬新作一坟的方位看起来不同但又整体上属于同一原则，因为都是将新墓园安排到旧墓园的左前方，形成雁翅状斜向排列。

在对《地理新书》有关昭穆贯鱼葬的内容得出新的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条件对更多的宋元时期五音墓地的考古实例重加分析了。首先来看北宋皇陵。北宋皇陵位于河南巩义，其中仁宗永昭陵已经修复供人参观。站在永昭陵之前，就会发现，其地势并非像其他朝代山陵那样逐渐升高，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逐渐降低。

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就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称：北宋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原因是角音所利如此。南宋绍兴攒宫也与此类似，都是取其协于音利。

宋代皇陵布局与五音姓利有关，前人业已注意，但对于各陵位次关系是否符合昭穆贯鱼葬原则，却存在争议。冯继仁认为昭穆贯鱼葬是三代之葬而非七代或八代之族葬，不能将八陵笼统在一起，而应以三代一组去分析。而三穴模式去衡量，仍有不合之处，主要是东北方“穆穴”不合，他认为除了太祖太宗是用位于昭之外，其他可能是穆穴之地风水不佳或地势迫隘。

不过，如果仔细北宋皇陵各组陵墓布局，后一座帝陵均位于前一座帝陵的西偏北，而后陵则位于帝陵的北偏西，彼此之间距离较近。这样的安排，根据西北昭穴须远于东北穆穴的原则，即便尊穴东北方没有其它坟墓占据、风水亦佳，显然也无法安排呈纵长方形且占地面积较大的又一帝陵，说明这一所谓穆穴原本就不在计划之内。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可以先来观察文献记载更为丰富的南宋皇陵。南宋皇陵位于浙江绍兴，虽然是作为权宜之计的攒宫，但陵位排列仍然是遵从北宋旧制，依照角音所利原则。所以，从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埋葬开始，向西北顺次排列。参照《中兴礼书》和《宋会要辑稿》等文献的记载，大体可知，南宋皇陵分为一早一晚南北两个陵区。南部陵区总体上表现的仍然是后一座帝陵位于前一座帝陵的西偏北，而后陵则位于帝陵的北偏西这样的原则。

所以，南宋皇陵排列的首要原则是所谓国音赵姓（角姓）所利坐丙向壬，顺次向西北选地。若西北地势迫碍、易见水石则另选一地，此后再向西北排布。比如，由于地势所限，孝宗永阜陵的位置就转移到了高宗永思陵的东北，使得各陵之间次序稍显紊乱。而这样的做法显然业已见于北宋皇陵。太宗永熙陵袝葬后陵时，其西北地段已不够宽广，导致真宗永定陵只能转向东北远处。

这样再来看北宋皇陵的布局，实际是秉承天子葬明堂这样的原则，将每一皇陵作为单独的墓园来考虑，陵台及地宫均位于上宫之内正中，亦即地心明堂。各陵之间按照所利方位，由东南向西北顺次排列。帝陵与帝陵之间排列关系有如昭穆葬，后陵与帝陵之间的关系有如贯鱼葬。普通墓园内的坐穴次序（丙、壬、甲）显然不适用于此。

下面再来看考古所见宋元时期官员民众之家五音墓地实例。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河南安阳韩琦家族。

韩琦四世祖以上先人葬河北，曾祖、祖父则葬于相州安阳县丰安村。庆历五年（1045），在一位懂地理术的僧人保聪指引下，韩琦另在安阳县新安村置办了东西两所墓园，安葬其父韩国华以下众多家族成员。韩琦的文集中收录了多篇他为家族成员撰写的墓志，详细描述了所葬诸人的身份及埋葬位置。根据墓志记载，墓园内坐穴次序多为壬、庚、丙，少数为壬、丙、庚，埋葬数量较多的时候则启用辛穴，并且穴位有内外之分，与前述昭穆贯鱼葬十穴模式基本符合。

熙宁八年（1075），韩琦自己归葬丰安村祖茔西北。该地地势西北高东南地，正符合商姓所利。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安阳段干渠恰好从韩琦家族墓地穿过，2009年对其展开考古工作，第一期发掘墓葬5座，可以分作两组：西侧一组M1（韩琦与妻崔氏）居北，M3（韩琦长子韩忠彦妻吕氏）、M2并列在其西南。东侧一组M4 （韩琦妾崔氏）居北，M5在其西南。

将丰安村的两组墓葬分别用七七四十九穴的方格网加以笼罩，墓葬的相对位置关系就非常清楚了。西侧一组，M1（韩琦及妻崔氏）居北为壬穴，其西南之M3（韩忠彦妻吕氏）、M2分别为庚穴及外庚穴。东侧一组，M4（韩琦妾崔氏）居北为壬穴，其西南之M5为庚穴。

这5座墓葬出土墓志中没有任何关于埋葬方位的记录，所以以上分析似乎显得有些武断。不过，在后来第二期补充发掘中，在M2、M3以西约80米平行位置另发现有M6，墓主是韩忠彦子韩治及其妻平阳郡君文氏，文氏墓志称：“祔于相州安阳县丰安村忠献公茔域之西南隅。葬师曰：贯姑夫人之庚穴云。”所谓姑夫人即指韩忠彦妻吕氏，则M3为庚穴亦可由此得到补充证明。

借助对昭穆贯鱼葬排布原则的重新理解，还可以其他对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再做探讨。比如当初试图比照白沙宋墓分析布局却未获头绪的宣化下八里张氏墓地。这处墓地以保存完好的壁画闻名于世，但关于墓地排列问题却少见探讨。

已发掘的8座张氏家族墓葬分为东南、西北两组。东南组5座墓葬时代较早，营建于大安九年（1093），其中4座双室墓，张匡正墓（M10）居北，M6在其较远的南偏东，M9在其稍近的南偏西，张文藻墓（M7）在其西南近侧，另有单室墓张世本墓（M3）在其北。匡正有成年子嗣三人：文纪、文震、文藻，故倾向于认为M6、M9墓主即为文纪、文震。西北组3座墓葬时代稍晚，2座双室墓，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M1）居北，天庆七年其弟张世古墓在南偏西，另有单室墓其侄张恭诱墓在其北。两组墓葬布局相似。

张氏东南组墓葬有一个细节，M7的墓道曲折，似乎形成了对其南M9的避让，这个现象前人也有注意，不过一般解释为M9较早而M7较晚。但是，即便如此，为何M7不能向北移动以便墓道拉直？这个现象恰恰是解读墓地布局的关键。通过其他多处五音墓地的分析，我们已经形成一种意识，即墓葬之间的坐穴次序只有在同一墓园内部方才得以落实，强调的是在限定空间内的相对位置关系。考虑到这一层，就可以做出新的判断，M7之所以墓道弯曲，说成避让M9固然不错，但更准确地说，是为了保持与M9的相对位置关系，故而不能向北移动。

问题分析到这里就比较容易了，同样用四十九穴方格网笼罩东南组墓葬，可以发现，4座双室墓的位置关系恰好与张氏商姓五音墓地的墓穴排列方式相吻合，父匡正居壬穴，子文纪居丙穴，文震居庚穴，文藻居辛穴，依尊卑顺次安排穴位，实际是同时规划建造的。而张文藻墓之所以墓道南段曲折避让M9，并非因为修建较之为晚，而是追求墓穴准确方位所致。至于张世本墓（M3），正如前人所指，由于辈分较低而采用了单室墓，但其墓穴位置实际处于4座双室墓构成的墓园之外，祔于祖父张匡正墓之北。基于此，西北组3座墓葬的关系也比较清楚。张世卿墓居于壬穴，其弟世古居于庚穴，其侄恭诱祔于墓园之外其墓北侧。即，西北组世卿、世古、恭诱三墓与东南组匡正、文震、世古三墓位置关系相同。只不过，张世卿墓南偏东稍远的丙穴位置应另有其弟某人之双室墓存在，而在这一带，据勘探，确实另有墓葬，可惜报告未能标出确切位置。

通过张氏家族墓地的实例可以再次确认前面所得出的认识：五音墓地昭穆贯鱼葬的排列是以墓园为单元的，四十九穴方格网是当年规划墓地的基本依据。但由于在考古学研究中，通常习惯于通过反映地下墓葬分布情况的平面图来考虑墓地布局，从而忽略了四十九穴方格网隐性的存在。再加上将昭穆贯鱼葬的排列方式理解为以祖穴为基点持续排列，于是只注意划分左昭右穆，却不顾及彼此之间的距离，误读墓葬相互关系就在所难免。这个问题，在南北宋陵、安阳韩琦家族墓地、汾阳东龙观王氏墓地、宣化下八里张氏墓地中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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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丨钟俊宁

编辑丨龚梓桑

审核丨沈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