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进建筑工地的话题引发热议，一句“有人生来就在罗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的自嘲引发共鸣，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严峻就业形势下青年心态的一个缩影。本文基于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多个社会群体“农民工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不少大学生毕业后从事与农民工类似职业，经济收入较低、社会保障缺失、工作不稳定、心理认同模糊；虽然大学毕业，但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不大，生活境遇相同，同样是处于城市的边缘。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现实压力较大，心理矛盾严重。文章指出，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出现，与教育政策的城市取向、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资本缺失以及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弱势传承等因素密不可分：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薄弱，在升学选拔中节节败退，进入二、三类大学，选择了非热门专业。又由于家庭经济资本的匮乏和和文化资本的缺失，他们为了在城市生存，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在非正规部门从事门槛低、起薪低、发展空间有限的职业。作者认为，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表明教育流动功能受阻，加速底层再生产。如果这一局面继续蔓延，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将不再发挥，将不利于社会合理流动，乃至禁锢社会发展活力。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着眼于国家发展大局和长远利益，进行深入、系统的教育改革，实现高等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正常发挥。本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原题为《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一种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城市落户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已有所改善，同时国家提出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都是对文中所论问题的回应。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当前中国多个社会群体“农民工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大学生是如何“农民工化”的，这是教育分层与流动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农村学生获得的优质教育机会较为有限，他们更多进入二、三类高校，尽管能够获得大学文凭，仍然难以找到有发展前途和稳定保障的工作。这一现象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传统认知相矛盾。基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人们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理应找到理想的工作，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当前主导社会流动的机制从竞争性流动向赞助性流动转变，先赋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开始强化，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中国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城市生存状况近似于进城农民工，这群“外来者”在城市工作生活，不但受城市二元结构的制度排斥，无法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而且遭遇不断上涨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的经济排斥，无法实现城市定居的梦想，沦为城市的底层。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学界关注和研究。本文拟从教育流动与底层再生产的视角，剖析大学生“农民工化”的镜像及其形塑过程，从系统、综合改革的角度寻求实现高等教育社会流动的功能正常发挥。
（一） 教育分层与社会流动
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功能主义认为，学校教育是“精英式民主发动机”，可以打破原有的阶层壁垒，使所有学生能够凭借其获致性因素成功实现代际流动，从而铸造一个开放公平的社会。众所周知，教育获得是人们获得阶层地位的主要方式。恢复高考后，“寒门才子”式的流动的社会事实激励了我国农村青年努力读书，因为“升学”是大量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唯一选择。农村青年升学流动的前提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的合适的职位。当下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渠道被阻塞，优质职位被社会中上层把守，而且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借助于所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维护其既得职位优势。对此现象，社会冲突论认为教育系统具有压抑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功能，因为不同阶层的子弟在教育系统基于教育资源的差异所致教育机会的不同。优势阶层通过学校教育的制度设置以及向子女提供各种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其子女与学校教育环境匹配起来，使他们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获得成功。下层缺乏各种资源，其子女获得教育的机会也被剥夺，因而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因此，教育借助升学考试的选拔功能，具有一种传播知识技能和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功能。尽管教育一直被视为是中下层子女实现向上流动，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但是，随着教育的获得与家庭背景、学校类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逐渐变弱，教育成为促进阶层再生产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机器。
（二）教育流动受阻：社会再生产的预演
研究表明，教育流动中存在着代际传承。教育再生产的实现依靠于学校筛选功能的发挥。正规的学校教育通过赋予某些文化遗产以特权而贬低另外一些文化遗产来维持既存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即学校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强化了社会等级秩序。因为教育作为地位和资源分配机制，个体出身的结构位置决定了其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教育是一种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在知识传授和价值观传递中，学校教育把社会上层的主流文化作为教育系统的标准文化，要求被“选中”的学子内化为自身的文化惯习。通过教育它不断地把原有的结构复制出来，以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分化为阶级的社会，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学校教育反而具有维持并且“再生产”原有不平等社会阶层的作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使得教育收益递减进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中国的阶层结构越来越固化，教育越来越无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质言之，教育的再生产推动着社会的再生产，使得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越来越无能为力。从整体上讲，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流动;而冲突理论认为，教育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再生产，不利于社会流动。因此，教育具有双向作用，即具有促进社会流动和实现阶层固化的双重功能。但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固化，部分农村大学毕业生并未真正实现向上流动，甚至处于城市社会底层，沦为大学生农民工，这一现象值得展开讨论和分析。从群体特征看，大学生农民工人数增长较快。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2011年、2012年、2013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分别为15863万、16336万、16610万，拥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占总数的7.0%、7.8%、8.5%，据此推断，大学生农民工人数约为1110万、1274万、1406万，且集中于“北上广”等大城市或省会城市，这一群体主要来自农村，来自小城镇、县城的大学生农民工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他们从事与农民工类似的低端职业，其状态表现为经济收入较低、社会保障缺失、工作不稳定、心理认同模糊等特征。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不大，生活境遇相同，是处于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是现实压力较大，心理矛盾严重。
1. 职业获得低端化
由于工作经验和技能水平有限，大学生农民工被限制在低端职业且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较长且经常加班加点、专业不对口且多为临时性工作。由于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长，专业不对口，导致他们发展空间小、离职率较高，他们中很多人沦为大城市里的“漂族”和新边缘人群：
“没找到好工作就暂时先在超市做着，等有其他好的工作机会再辞职。超市导购员这份工作收入不多，挺累的。整天几乎都得站着，刚开始哪里能适应，我过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下来。我也就得先这样将就着干了，等以后有机会，我就换个好工作。”(C13WF23)
“毕业后，我来到这家公司做销售，负责卖酒。收入方面主要靠提成。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我大学4年学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几乎没用。”(J11LM27)
大学生农民工留在城市发展，但其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较低，这些工作大多具有流动性较大、稳定性差、休息时间少、缺乏福利保障等特点，并且晋升空间有限，很难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与途径。大部分受访对象对现在从事的工作以及收入不满意，对找到好工作抱有希望的同时也心存焦虑。
2. 生活世界半城市化
随着房屋租金不断上涨，他们经济压力大，日益高涨的房价更是浇灭了不少大学生“买房落户”定居城市的梦想。他们在城市无法享受廉租房、就业培训、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很难在城市立足，漂泊不定。因此，他们被迫沦为城市社会新的底层群体，其生活世界呈现“半城市化”的状态。大学农民工由于收入低，他们居住状况堪忧。因聚居租住在面积狭小、租金低廉、卫生条件差的“蚁族”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样也有大部分散居租住在城市或环境恶劣的边远郊区：
“毕业后我到晋江工作3年后，辞了工作来厦门打工，目前在一家公司上班，以前学的心理学专业，现在流水线从事生产，月收入3000至4000元，这些钱供我一家在城市生存比较困难，更不用说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我儿子还在老家，一家人都不能团聚。”(CZ99CM30)
“毕业后，先是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实习期没做完我就辞职了，换到一家酒店(如家酒店)，目前做大堂管理。酒店包吃住，一个月2400元。毕业几年了也没女朋友，结婚是更遥远的事情。就目前的房价水平，我的收入根本买不起。我打算年底回老家，可能继续在酒店行业做下去。”(J12CM26)
“一个月挣2600元，除去房租和吃饭等方面的开销，根本剩不到钱。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就像一阵风，吹到哪算哪，我们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没啥区别。”(C13GF24)
上述案例表明，大学生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状态。“半城市化”反映了他们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只能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半城市化”表现为居住条件差、社会交往受限、对城市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
3. 心理状态不良化
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大学生农民工难以获得家庭、学校提供的工具性和情感性的社会网络支持作用，容易产生自卑、茫然、无所适从等不良心理。由于家庭对他们业期望高，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不敢跟家人诉说，只能找类似境遇的朋友交流，心理状态及其脆弱：
“我一直在民工子弟学校当代课老师。独自一人在城市打拼，承受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只能与目前的同事、同学互相倾诉，缺少家人关心。平时我都不敢回老家，担心人们问我工作的情况。”(J10DM27)
“读大学时我希望能去大公司，毕业时却只能去一家小公司上班。我非常失望，不仅收入少而且毫无成就感。我就辞了工作，来到物流公司送快递，收入比以前高了一点。工作辛苦不说，我还得隐瞒大学生身份，担心他们嘲笑我、挖苦我。”(C13HM23)
由于接受了高等教育，大学生农民工原本身上承载着父辈更多的期望，渴望改变自身和家庭的命运。但在城市的生存状态是他们体会到“边缘人”的感觉，使其产生身份认同危机。所以，比起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农民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更为脆弱。
4. 身份认同危机化
大学生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比较认同，具有强烈融入城市的愿望，但由于制度性障碍和经济条件制约，他们既不是传统的农村人，也不是真正的城市人，这种身份与职业的错位导致他们产生了迷茫感和无助感。他们不愿意回归农民身份、但感到成为市民的道路受阻，生活变得没有意义，产生了强烈的漂泊感：
“我之前在店里卖电脑，工资低，每个月都存不了钱，想自己创业，但是没有门路。就只好跟做饼的师傅学做手抓饼，已经摆摊14天了。父母并不知道我在摆摊，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XC13ZM24)
“我毕业3年多了，自己还在城市漂着。之前做过物流管理，挣钱太少，生活开销也大。想找包吃住的工作，就辞职了，但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我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自己能否撑得下去。也许有一天会回老家，城市再好也不是我家。”(C12QF25)
大学生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希望融入城市，实现向上流动，但另一方面制度排斥和经济压力限制了其定居城市的梦想。像父辈一样，大学生农民工属于城市的“打工族”，从事低端的职业、收入较少，居住条件简陋、心理压力较大，导致身份认同模糊，对所在城市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换言之他们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城市社会的底层生活经历形塑了他们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能量。质言之，大学生农民工趋近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即普遍面临着“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六大问题。大学生农民工化是怎样形成的?表面看来，在于市场经济竞争中，来自底层社会的大学生缺少获得优势职业的人力资本，无法参与这场“贤能主义”主导的公平竞争。而从实质来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先赋性因素以内隐的方式、挤压自致性因素并使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加速了底层社会的复制。即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大学生农民工遭遇了农民工体制的排斥，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和国家保障体系，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公民待遇。同时社会福利的国家责任缺位，强调家庭能力和市场责任，个体由于家庭经济承受能力较差及参与市场机会受限，缺少公共福利服务的机会。所以，要回答这一问题，需从国家、市场、社会以及家庭等层面展开分析。
(一) 国家教育政策城市倾向形塑城乡受教育机会的差异
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限制了农村居民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机会，造成了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缺乏升入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机会。这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优先发展目标导向。建国以后教育主管部门规定在教育发展上城市优先，农村发展的目标落后于城市。诸如在学制改革、普及教育、外语教学、计算机及网络教学、学校设备和基本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城市明显优于农村，农村滞后于城市。其次是国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城乡差异较大。中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的义务教育经费的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学校生均经费远远高于农村学校生均经费。最后是城乡教育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在课时数安排、科目的开设、实验课及实践课等方面，农村学校由于缺乏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和教学场地，一些能够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科目和课程难以开设，即使开设教学质量也很差。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乃至中等教育，这种教育政策的城乡差异逐步累积，导致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农村教育质量无法保证，农村学生进入城市重点高中的机会较少。与此同时，农村优秀师资力量向城市的流动使得原本薄弱的基础教育的质量更为低下。因此，在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下，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农村学生受教育机会远远少于城市学生，前者无力与城市学生在考场上相抗衡。教育场域中竞争的节节败退，使得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弱势地位，即通过教育选拔机制便完成了从教育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农村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少，意味着他们将来从事较低层的职业，沦为较低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在农村大学生身上的延续，贯穿着他们从学前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到毕业求职及在城市生存的全过程。
(二) 就业市场断裂致使大学文凭筛选功能弱化
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的就业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和残缺。城市就业市场和农村就业市场被割裂。就城市就业市场而言也被割裂成三块:一是城市的正规部门;二是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好或劳动强度较轻的部门;三是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的领域。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意味着完善的社会福利、较好的工作稳定性和较多的职业发展空间。如果进入非正规部门待遇相对较差或劳动强度较高的领域，则工作辛苦、收入无保障、工作缺少稳定性。随着高等教育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导致城市就业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日益饱和，大学生就业竞争日趋激烈，户籍身份的歧视更加明显。这种户籍区隔制度导致同等学历、不同生源地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出现分流，城市生源向上流动的渠道较为顺畅，农村生源就业受到抑制。从现实来看，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多数大学生农民工进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在两类非正规部门就业会遭遇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困境，即难以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住房、保险、子女教育及其他福利服务。所以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城市生存状态较差，他们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多数从事工作环境差、需求量大或脏、累、险、差的行业。另一方面，学历、院校作为能力的象征信号发挥着作用，用人单位依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用人单位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理性行为，更倾向选择重点院校毕业生，导致一般院校大学生就业机会更少，职业层次更低，其结果妨碍了大学生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多数农村学生进入二类、三类院校，他们获得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皆属于劣势，在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被迫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较低，这使得他们在城市就业收入低、发展空间受限，沦为城市的底层，从事准入门槛较低、起薪低、发展空间有限的职业，导致生存压力较大、融入城市困难。
(三) 社会资本匮乏导致就业排斥
城市学生在城市有背景，而农村学生在城市有背影，这已成众多大学毕业生的共识。城市正规就业部门职位的获得不仅需要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而且更需要社会资本在职位信息获得、就业推荐中的帮助。一般而言，在拥有同等文凭条件下，农村学生由于社会资源的匮乏，在社会职场中处于不利位置，相反城市学生利用家庭社会资源在找工作时能发挥作用，在就业竞争中无法与后者相匹敌。在就业场域中，家庭社会资源的网络规模、网络结构对个体就业信息搜寻、就业过程推荐及就业之后的职业晋升都能起到至为关键的影响。社会资源的差异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平等。社会资源包括家庭的强关系、单位成员资格、体制化网络关系的占有。城市学生，凭靠其父母原工作单位及其所在单位的人脉关系，在就业时能够获得先天的优势，诸如就业信息、推荐面试、求职及升迁。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由于没有较好的家庭背景，其父母也缺乏相应单位组织资源和人脉关系，毕业时只能通过招聘会找工作，难以通过社会资本找到理想的工作。可以说，绝大多数农村学生怀有定居城市的梦想，但是由于社会资源匮乏，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改变向上流动的机会被限制，从而使得他们的生存状态趋于底层化。
(四) 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弱势传承
教育系统的筛选机制在于通过升学考试制度达到社会排斥和社会团结的结果，从而实现了从教育再生产到社会的再生产。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实施通过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而实现。不同出身的人在学术市场中所能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对应于阶级之间的文化资本分布情况的。文化资本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总体文化意识、关于学校系统的知识以及教育文凭。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付出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处在不同阶层位置的家庭能够获得的教育利润存在差异，子女教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家庭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教育资源。城市里的中上层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父母文化素质高，子女能够从父母那里获得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有较高的起点，从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占据优势地位;而底层家庭的子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经济援助有限，父母很难为他们的学习提供额外的帮助，这让子女的各种教育需要很难得到满足。城市中上层的子代们所拥有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较为丰富，他们可以获得比其他阶层更好的教育资源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保持与父代同等的阶层地位，或进入更高的阶层地位。大学生农民工多数出身于社会底层，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他们从出生那一刻就接受了“先天不足”的教育，在学校系统的层层选拔中处于不利位置。即使获得二、三类大学的高等教育文凭，但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预期逐步降低，甚至转为对外出打工的期待。迫于经济压力，他们对自我的期待也降低，并认为外出务工是自己的“正业”，这种认识反过来质疑“知识改变命运”信念，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的态度。另一方面，教育市场化改革后，我国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攀升，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因求学而使家庭陷入债务危机屡见不鲜。另外农村大学生缺乏继续求学的家庭经济支撑，他们迫于分担家庭责任，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类似农民工的职业。囿于教育费用的压力，农村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专业倾向于选择那些低收费、比较冷门的院校和专业，限制了其将来的职业选择和就业机会。综上所述，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农村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薄弱，在层层升学制度的选拔中节节败退，进入二、三类大学，选择了非热门专业。这一教育积累的弱势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竞争弱势延续。由于家庭经济资本的匮乏和和文化资本的缺失，他们缺乏继续求学的信念支撑和家庭经济支持，为了在城市生存较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其大学文凭的功用在贬值。当然不可否认，极少数农村大学生突破城乡教育制度和家庭因素的不利约束，成功跨越“农门”，获得具有较高经济社会的职业地位实现了向上流动。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获得与家庭背景、学校类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逐渐变弱，教育成为了促进阶层再生产的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机器。大多数农村大学毕业生向上流动的道路愈来愈曲折，由于国家教育政策的城市倾向影响、城市就业市场割裂的束缚、社会资源缺失的就业排斥、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限制，农村学生通过升学向上流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跌落至城市社会底层。虽然大学生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对未来的就业期望较高，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他们定居城市的梦想强烈，但是他们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在城市的艰难生存状态，使他们心理矛盾重重、极度脆弱，难以改变现实处境。这一困境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体制，体现在社会排斥制度、社会福利的国家责任缺失、公共决策的无权化等方面。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不禁使人们质疑“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而且会助长“知识无用论”的势头。如果这一局面继续蔓延，那么教育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将不再发挥，不利于社会结构的合理流动，禁锢社会发展的活力。因此，如何使中国教育更多地促进社会流动，关乎中产阶级的壮大、橄榄型社会的形成和中国未来发展。从行动取向来看，消除大学生“农民工化”现象需要法律和社会的多重保障，如消除制度性的障碍、创造公平竞争型的环境和拓宽平等竞争的渠道，保障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尤其加强对农村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帮扶措施，赋予每一个人上升流动的机会，实现社会建设的公平正义。就教育的未来发展而言，无论高等教育的收益如何，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高等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修课程，国家应从综合、系统的角度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充分实现高等教育的优化社会结构的功能及价值，这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