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懿慧｜风险沟通：打造专家—公众共通话语体系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Beck等（1992）在《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Risk Society：Toward a New Modernity）一书中强调，风险已经从科技或技术领域（如核电、转基因食品）转向环境健康、自然灾害、疾病领域，甚至到整个社会（制度、文化）。当下，已肆虐全球两年有余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其风险不仅仅存在于个体生命及健康层面，也存在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层面。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各类风险甚或危机，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亟待解决的议题。

作为风险传播沟通的主体，专家/科学家、政府以及公众的关系在早期风险传播研究中被刻画为线性模型，即由专家/科学家作出风险评估，政府制定应对政策，公众则处于获取信息的位置。这一线性模型强调政府基于专家/科学家的意见判断风险并制定政策，公众则被视为被动的风险接受者。然而，随着社交媒体崛起以及公众主体意识的提高，近年的研究对此线性模式提出了挑战——公众其实会自主地参与风险政策制定并作出反馈，进而形成双向沟通的机制。

Sandman（1993）曾指出，将公众意见纳入风险政策制定过程是必要的，因为公众的风险评估与专家/科学家的风险评估是截然不同的。具体而言，专家/科学家在进行风险评估时，会依靠大量数据指标（如死亡率），并将之与社会正常运转状态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从而判断风险大小。相反地，大众在感知风险时，则倾向于采用直觉/捷思判断，比如：这一风险是否只对我造成影响？我是否熟悉其中机制原理？是否会影响我的后代子孙？是否让我恐惧害怕？举例来说，当比较食用转基因食品与骑摩托车的风险时，专家/科学家会基于事故发生率，认为骑摩托车的风险大于转基因食品。相反地，民众则可能因为对转基因食品的成因以及制作过程不了解，而认为食用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更大。正是由于公众的风险认知逻辑与科学理性决断的标准不同，更凸显了政府作为承担风险沟通的责任方的重要性：既要对风险有理性科学的判断，也要兼顾大众化的认知与情绪。因此，如何打造一个专家/科学家—政府—公众共通的话语体系（见图1），已然成为风险沟通实践的重要目标。

鉴于政府在风险沟通中的中心地位，众多风险研究也集中探讨公众—政府关系，尤其最为强调机构信任在风险沟通中的重要性。在目前诸多风险研究中，实证资料都显示机构信任不仅能有效降低民众对风险的恐慌、担心等负面情绪（如黄懿慧等，2019；Huang et al.，2021），还能提高民众对于政府政策或建议的顺从度（如Rodriguez-Sanchez et al.，2018），从而达到降低风险的负面影响以及发挥稳定社会的效果。简言之，机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专家/科学家—政府—公众共通话语体系的基石，能起到转化以及催化的作用（Huang et al.，2020）。

此外，为打造这一共通话语体系，作为信息的收集以及分发站，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过往探究媒体于风险沟通中的角色之研究表明，公众的媒介素养、媒介使用行为与习惯、媒体叙事手法，乃至整个社会的媒介环境，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公众的风险感知。媒介之“社会风险放大效果”理论即为最明显的例证（Frewer et al.，2002）。在虚假消息盛行的当下，如何发挥媒体的守门人角色，一方面为公众提供更为准确真实的消息，另一方面为专家/科学家—政府—公众的双向沟通搭建信息桥梁，发挥舆情反馈作用，也是新闻传播学者们所应关注的现实问题。

总结而言，当代“风险社会”中层出不穷地产生各类风险议题，而这些议题又进一步衍生出其他相关议题，如：议题政治化、机构信任、抗疫疲劳等。这些主题为新闻传播学者在探究风险传播沟通时提供了丰沃的研究土壤。但同时，也要求我们针对不同议题、不同社会环境与文化，建立起具有情境敏感度的问题意识，从而整合出上层理论、架构及模型，发展华人语境下的风险传播沟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