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已成为二维码应用最为广泛的国家，中国的二维码应用占全球九成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码上生活”，集中呈现了当前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存方式，各类二维码应用支撑着社会运转和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与人。这种数字技术与城市的深度嵌合，在“媒体城市”的演变进程中显示出一种新的形态——“码之城”。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媒介演变都会激发城市形态的变革。当数字媒介进入最新的媒介形态序列，我们必然要追问，它究竟在哪些面向上再度延伸了人？这种延伸与符号媒介、模拟技术的差异是什么？从某种角度讲，媒介研究的最新进展都可以看作这个追问的具体化。如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核心观点——技术是人的外置化——认为，技术延伸的不仅仅是人体的感官以及人类的思想，还包括空间，“人化便是外置化的过程：差异化的空间在生物空间外产生并且独立于后者”。数字技术外置化的特异性不断增强，近年来更呈现出同人类生物世界的高度融合与新型互动，数字媒介创造的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交织互嵌。诸如赛博空间、地理媒介、未来城市空间、赛博人等论述，皆是从不同视角揭示数字媒介开创的新型融合状态。总览当前数字技术的开创性实践，无不是以打通线上线下为基点，撬动原有的社会基础与系统，探索媒介与人、社会的新型接合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范围内的人体接触和移动限制，偶发性地造成了数字媒介再造社会机制的动能大爆发。如清华大学与腾讯公司联合发布的《2020码上经济“战疫”报告》这样描绘：通过二维码，“构建人、物、场泛在的数字化连接，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映射……保障疫情下信息流、客流、商流、资金流的顺畅流通与融合发展，是疫情中政府治理、企业运营、社会服务、个人生活的有力支撑”。数字媒介贯通虚实以重组社会连接的力量，在“码上经济”中得到极致体现。这种非常时期的社会实践，推动二维码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整合各种社会系统，一时成为社会运转的中枢端口。现今的城市生活中，二维码已经成为最普遍的数字技术应用，散落在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隐藏在人们随身携带的“电子器官”——手机之中。这种星罗棋布嵌入空间和物体以及与主体肉身紧密捆绑的态势，织就了连接人、物、信息的天罗地网。形形色色的二维码的涌现，实质是社会系统的重组与再造，以及人类存在方式的变迁。
很显然，“码之城”无法简单类比于“媒体城市”的过往形态。提出“媒体城市”概念的麦夸尔（或译作麦奎尔），以批判媒介表征论为研究起点，以媒体技术与城市形式间的关联纽带为线索，渐次呈现“媒体城市”的不同形态，焦点是“新媒体平台始终如一地有助于新的感知和认知模式的形成，有助于社会活动的新形式和新地点的产生”。在此，媒体与城市的勾连仍然是落在“感知和认知模式”上的，只不过将这种新型感知和认知模式的影响扩大到社会性方面。而当前二维码与城市间展现的新型关系，已突破了上述视域。
其一，在“媒体城市”不断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二维码作为一种移动数字技术的最典型形态，展示了媒介以动态机制汇聚城市社会异质化系统的动能，媒介成为社会系统及运作机制的传导器和转换中枢，由此区别于感知—认知模式维度，开启了媒介介入社会的新型方式，也创造了数字时代“媒体城市”的崭新面向。二维码技术对于主体的影响，具有鲜明特征：通过肉身及其活动状态的数据化，将主体编织到二维码中介的复杂系统中，以此实现对于主体的规约和改造，麦克卢汉“媒体是人的延伸”之观点由此被反转了，如今人成了技术的延伸。
其二，“码之城”表明，媒介作为一种系统，不仅仅体现出“自创生”的典型特征，在人与技术机器的深度融合中，更呈现出一种“共创生”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数字媒介正在成为作为城市全方位中介的技术机制与社会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媒介已经从反映现实、建构现实，走向驱动现实，直接参与现实的运作，因此超越了媒介与实在之间纠缠已久的既有关系模式。“码之城”作为“媒体城市”的最新形态，使技术与城市形成时空勾连，塑造着人与城市的新型关系，拓展了我们对于数字媒介作为社会动能的理解。
在媒介最基本的内涵——复制与中介方面，二维码在形式上即与那些典型意义上的媒介迥然不同。历史上已有的复制技术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抽象符号的象征性转义，如语言、文字等，依赖于后天习得的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意义系统；另一类是实在物的具象外在模拟，其无须通过抽象符号的转义，而是以听觉、视觉等直接的方式实现，如雕塑、绘画、摄影、录音、影像等。二维码作为一种由黑白色块组合而成的图形视觉物，很难被轻易划归到这两个类别中。就具体使用而言，二维码不是属人的，使用者的感官对其既看不懂也听不见，“扫描”才是二维码正确的打开方式。如有研究者指出，条形码常常为人所忽略，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为人类感官识别所设计的，而是专属于机器的——扫描仪可以读取、信息系统可以处理。这意味着这种媒介方式不再局限于和人类感官的接合。它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基特勒与麦克卢汉的区分：“和麦克卢汉不同，基特勒认为并没有必要将所有媒介都挤向人类感觉器官的瓶颈……麦克卢汉对人类感官的聚焦正好是将他与基特勒区分开来的根本性差异。在基特勒看来，麦克卢汉‘对感官的了解要胜过他对电子学的了解’，因此他会试图依据身体来思考技术而不是依据技术来思考身体。”二维码的中介作用建基于数字技术的独特方式——生产数据，它的核心是从技术出发思考身体。所谓扫描二维码，不是人的感官识别信息，而是机器读取数据，以此实现技术系统与人类系统即时即地的耦合。人们凭借手机这样的电子器官，才能识别二维码，这正是技术将人作为自身延伸的绝妙体现——在二维码系统中，人高度附属于技术系统，呈现为机器的数据物。
在雄安新区建设中，有一种观念流传甚广：要打造“每一棵树都有二维码”的智慧微城。这就属于非常典型的数字时代话语，呈现了建设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的必由之路：城市的一切必须数据化，无论是自然生成物、人工建造物还是人本身，如此才能织就覆盖整个城市空间并接入各个社会系统的数据之网，以其作为智慧城市的基础性设施，驱动城市系统的运作。将媒介技术与城市相互关联的实践和思考有着久远的历史，相关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报纸城市）、鲍德里亚的拟仿（影像城市）、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网络城市）等。在这个可以延展很长的名单中，基特勒的独特性表现在以技术本体论为视角、将城市视作媒介。他在风格奇异的文章《城市，一种媒介》中，以拓扑学、图论、网络、计算机技术为理论视野，用“首都”“技术”“网络”“图”“交叉点”“媒介”“数据”“地址”“命令”等关键词，从技术变迁的历史入手，描绘了城市的肌理和内涵，集中体现了“人是技术的延伸”的观点，“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城市面貌以纯粹技术的名义转变为超生态规律的生活聚集地——特大城市……如果具有生态需要性的‘人’只不过是这些统治者的缩影，则我们能够从技术破解‘头’和‘首都’，而不是相反”。这个路径为考察二维码如何再造城市及人本身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二维码短暂的发展史，是数字技术将人与物数据化并被编织到系统中的过程，也是数字技术延伸到社会组织肌理中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一维码出现，人们给物品贴上条形码，使得物作为信息可以被机器读取。每一样物品因而变得“独一无二”——有了独有的标签，并且经由读取设备和软件，接入一个物的网络，与不同的物或人产生新的关系。从一维条形码到能包含更多数据的二维码，“码”具有以下技术特点及媒介特性：其一，“码”使得人与物数据化以接入信息系统，象征着人类迈向一个可以被机器全面读取的世界；其二，“码”提供了一种通过抽象和分类生成信息、知识，从而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方式；其三，“码”的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其提供了一种连接所有实体和过程的方法，将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人、物、信息、交易、地域等，以复杂的方式动态互联，形成一种紧密的“块茎式聚合体”。这些技术特点和运作方式，使得二维码支撑的城市与“媒体城市”的以往形态截然不同，这突出地表现为二维码与空间的独特连接方式。关注软件与日常生活的研究者强调，空间视角是软件研究的重要维度。当前的城市已经成为一种“代码空间”，软件和日常生活的空间互嵌共生，软件的运行状况成为空间转换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形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在结算的机器无法工作时，超市就从一个买卖商品的地方变成了仓库；当机场的值机软件无法运作时，登机台也就成了一个闹哄哄的候机区域。类似地，工作场所依赖办公系统、电子邮箱等一系列工作软件的正常运作。当一个地方拥有无线网络时，经由手机、手提电脑等设备上的相应软件，任何空间都可以瞬间转化成工作空间、交流空间等。二维码和空间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它通过连接数据化的人与物，实现了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随时随地的穿梭与融合，不断生成、转换着形形色色的城市空间，由此嵌入各种社会系统，形成一种新型社会运作机制。
二维码与城市的连接方式超越了以往“媒体城市”的所有形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媒体与城市的关系一直为媒介表征理论所框限，这个理论预设媒体与城市是分离的，媒体是城市的再现，媒介被设定的最高目标是“仿真”。因此，关于“媒体与城市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政经、文化历史等社会力量在这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中施加的影响，进而产生的社会结果”。麦夸尔在他的媒体城市系列研究中始终自觉、清醒地批判这种媒介表征论：“我并未将媒体视为某种与城市相分离的事物——通过将都市现象转变为图像的方式来‘表现’它的媒体——相反，我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经由建筑结构与都市领地、社会实践和媒体反馈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过程而崛起。”他在2016年的《地理媒介》中，更是通过移动网络时代数字媒介引发的多类型城市空间实践，有力地诠释了数字技术击穿虚实隔绝而创造的崭新城市形态，再一次抨击了媒介仿真论。麦夸尔对于媒介与城市勾连方式的研究，一是关注媒体与城市空间的物质性融合（城市广场大屏幕等），二是聚焦手机如何成为组织空间与社会交往的过程。而二维码经由2020年疫情期间的爆发式应用，已经明显超越了上述两种方式。
与“仿真”相对照，二维码技术或可称为“仿生”。两者最根本的差异是，在这个媒体与城市的互嵌系统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反转。仿真是从人的视角出发，借由媒介尽量“逼真地复制”一切，大众媒介是这种复制技术的巅峰。这正应和了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它弥补人类身体受到的时空限制，替代、增强、拓展人类的传播能力。而仿生则是机器模仿有机物的机能和运作机制，数字技术的仿生逻辑不是局限于“逼真地复制”，而是通过模仿大千世界各类有机体的运作原理，实现人类不能达成的各种机能。数字技术的仿生不同于早期仿生技术，它不再局限于单个生物机能的模仿，而是越来越呈现为有机体整体性系统的模拟建造。数字仿生的二维码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所有存在物数据化，仿造一个有机运作的系统；二是将整个城市变成人的生物有机系统与机器系统融合的新形态。由此，一种新型的媒介系统诞生了，在这个城市系统中，人成为数字技术的延伸。
许煜援引康德“有机模型”说以阐释当前技术、环境与人的深度融合。所谓有机形式是指：“如果一个事物既是自己的原因又是自己的结果（尽管是在双重意义上），那么它就作为自然目的存在。”许煜认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生活在控制论的时代，因为装置和环境正在成为有机性的。环境积极地参与进我们的日常活动中，而全球智能化的出现恰恰意味着，递归性将构成我们未来环境的主要运算与操作模式。配备大数据的算法递归性，将深入人体器官和社会器官的方方面面。技术参与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是环境性的，它同时也改变着环境。”由这个思路出发，所谓“人是技术的延伸”，可以理解为：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早期“器械适应于有机体”的状况，正在转变为“机器本身正变得有机化”。技术机器系统由此得以将人吸纳进自身的有机性中，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论断就此反转，人与技术的关系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
早在“健康码”异军突起之前，二维码应用已经在各个领域铺开。移动支付就是其重点之一。2014年中投证券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二维码由于天生的线上线下同一性”，“在移动支付方面具有很强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这使得二维码在第三方支付龙头急需线下支付渠道的关键时刻脱颖而出。这篇研究报告谨慎地预测，在线下支付这个互联网金融帝国的最后拼图中，二维码或将胜出。2017年7月16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在中国使用现金？你已经过时了”的报道描绘道：“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机支付各种费用”，服装店、早餐铺、出租车甚至街头的艺人和锁匠都挂出了二维码，接受移动支付，现金被“系统、快速地终结了”。如今，移动支付的迅猛发展早已超出了这些预测和描绘，二维码几乎渗透到中国城市生活的所有支付场景中。互联网专业人士认为，二维码之所以在移动支付竞争中大放异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各大互联网巨头开始瞄准线下，希望用互联网工具改造传统行业，渗入餐饮、百货、服装、打车等方方面面……互联网可以加速整个第三产业的完善。”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移动支付领域的应用中，二维码打破了媒介复制的意涵，凸显了中介的意义。它将自己变成一个转换、连接的中枢，创造了一个新型社会系统，这个社会系统可以和现有社会系统接合，产生关联。另一个重要二维码应用——扫码点单，也呈现出相似的逻辑：“餐饮业正在被技术重塑……扫码点单的出现，让整个交易过程变得更加‘安静’——二维码代替了服务员，和消费者进行最密切的沟通。”这个看似简单的系统，可以将一般餐厅的接单量提高1~1.5倍，大大节省了人力资本。这和支付码的运作异曲同工，就是将二维码作为中介，连接消费者和后台操作系统。点单码的运作还可进一步扩展，如星巴克制作了一个“送心意”页面，消费者可以给其他人点单。扫码点餐的别称“无接触服务”，凸显了二维码作为城市媒介的一个典型特征——人与人、人与物通过二维码的中介而组合在城市系统中。
而健康码将二维码的媒介特质推向了极致。这个新型媒介系统和以往媒介系统的关键区别在于，系统与社会的勾连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塔利在第三代系统论基础上提出生产性机器论：“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将机器描述为‘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的集合，而不管其组成部分本身如何’……他区分了两种机器：‘它生产的’机器（生产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与‘自创生的’机器（连续地孕育和规定它们自己的组织和它们自己的界限）。”加塔利赞赏“自创生”概念的创新性，但他同时表达了不满，因为“自创生的资格被瓦雷拉留给了生物学领域；被排除在外的是社会系统、技术机器、晶体系统等”。加塔利认为：“各种建制和技术机器表面上属于‘它生产’；然而，当我们在它们与人类所构成的机器性装配的背景下来考虑它们时，它们实际上变成了‘自创生’的。因此，我们从机器界特有的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角度来考虑‘自创生’，而机器界是与生物界重合的。”由此而观，健康码可谓集中呈现了机器界与生物界高度重合的状态，展现出人的生物系统与社会系统、技术机器深度融合的最新状态。
健康码首先可被视为一种自创生机器系统。它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应对春节后复工潮而出现的。1月30日和2月1日，广州、深圳依托腾讯微信平台，相继推出小程序“穗康”和“深i您”，要求返穗、返深人员自主申报健康状况和行程信息，填写完毕后会形成二维码，供卡点工作人员扫码查验。其设计初衷是为了取代传统的“纸质通行证、纸质登记”的管理方式，实质就是一个电子信息登记表，需要查验人员扫码读取二维码包含的信息，因此腾讯开发了供扫码人员和数据管理人员使用的端口。公众如果填写了当地公安局发布的“防疫报备登记表”，则不需要另外通过该平台申报。可见，早期的健康码只是搜集和汇总人员信息的方式之一，尚不能被视为一种媒介系统。紧接着，杭州市余杭区联合数字企业推出红黄绿三色健康码，后在杭州市和浙江全省推广。与深圳、广州等地不同，这种健康码的颜色分类直接影响到持有者是否可以自由流动。杭州市政府发布了针对不同颜色健康码持有者（被称为“黄码者”“绿码者”“红码者”）的分类预防指南，其颜色判定依据空间、时间、人际关系三个维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健康码扩展到杭州市内不同的管理场景中。此后几周，健康码迅速在全国铺开，各地地方政府纷纷联合腾讯、支付宝等互联网公司，推出本地健康码。
健康码的主要技术原理，是查询和比对不同类型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两个系统挂钩：一是与每一位市民的身份信息捆绑，成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电子身份证”；二是汇聚在相关机构的信息平台上。由此，健康码从最初简单的电子信息记录，转变为中介和转换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媒介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一个典型的自创生机器系统，它处于一个动态过程中，健康码的每一次使用，都和特定时空的人相关联，这种状态好似巴洛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中所描绘的，赛博空间由信息传输、关系互动和思想本身构成——“我们的世界既无处不在，又虚无缥缈，但它绝不是实体存在的地方”。健康码系统和巴洛意义上的赛博空间之不同处在于，它将虚拟世界的信息传输与关系互动延伸到了实体空间。因此，它既是虚无缥缈的——数据流在平台系统中的运转并不能为具象方式所把握，但也是实体存在的——它规定了人们在城市空间场景中的移动。健康码呈现出“自创生”系统的明显特征。“机器的再生性不是一种纯粹的、被编程的重复……瓦雷拉对机器性的自创生的描述，依据的是统一的个体化，既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技术机器的再生性——不同于生物的再生性，并不建立在编码的不同序列之上，而这些序列完全被限制在界域化的基因组之中。”健康码的媒介系统并无固定的先天性界域，它的运转及有效性，正在于持续的数据流转换。每一次数据信息的输入或输出，都孕育了新的系统状态，延展着系统的边界。
而另一方面，健康码在机器与人的高度融合方面已经超越了加塔利意义上的机器自创生系统。这集中表现在，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编织到这个系统里。首先，人及相关信息必须被数据化，人的身份、居住地、移动轨迹、健康状况、人际交往等信息，都被作为基本数据输入储存于系统中；其次，肉身主体在城市空间的各种场景中，凭借所持手机健康码通过机器（二维码）或人设置的接口，从而跨越某个实体空间边界（当然也可能受阻）；再次，每个个体即时即地的扫码信息，或者仅仅是被动地留下的电子痕迹，又回馈到系统中，成为新的数据输入，引发系统的重新集合及下一轮线下行动。比如，工信部于2020年3月6日推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纳入全国一体化平台的健康码服务，由此，经基站获取的城市间移动信息，成为健康码的数据来源。一旦某地出现疫情，即采用大数据排查密切接触者及去过此地的市民。被纳入疫情风险人员库的市民，其健康码颜色迅即变化。如此循环往复，通过数据化的集合，将作为生物有机系统的人与技术机器系统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人与技术机器系统“共创生”的崭新状态。这种状态对媒介表征论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
基特勒一再强调模拟技术与文字印刷技术的断裂，表现在“它们能存储和传播声音以及视觉数据（这些数据以前只能通过象征的方式在写作中被编码）”，“新的摄影和留声机媒介为视觉和听觉数据提供了自身的存储和传播渠道，这些渠道不再依赖象征的媒介作用（symbolic mediation）。一直以来，由熟悉字母排序的读者经过训练的头脑才能想象出的景象和声音，现在直接被展现给眼睛和耳朵”。但若以数字技术为视角反观象征和模拟媒介，这两种媒介的共同点就凸显出来了。它们都可被视为一种复制技术，基特勒所谓的断裂，不过是复制方式的差异，前一种是通过象征符号转义的复制，后一种是直接模拟感官感知的复制。而健康码这一数字媒介与之完全不同，从二维码的形态及其使用来看，这个图形既不是共同体通用的象征符号，也不是具象世界的直观影像，人只有通过技术系统的中介才能获取其中的信息。更为特别的是，这个系统中运作的信息包括数据化的活生生的人。健康码作为二维码的极致形态，不仅仅把活的人吸纳进系统，而且系统的输出直接规约着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二维码是机器自创生和人类自创生系统的进一步融合，可称为“共创生”系统，机器和人的集合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自创生系统论强调的是一个系统自我生成的能力，有机体的人、具备有机形式的技术机器系统，都可视为自创生的；那么共创生系统则展示了数字技术的最新进展：打破自创生系统的自我封闭性，将多个自创生系统融合为一种新型系统。控制论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维纳关于牛顿力学和伯格森生机论的对立已经过时的观点，标志着一场认识论革命的开始，这场革命将有效地把人和机器整合进诸多反馈回路中。”从自创生到共创生的演进，体现出生物有机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深度融合，由此，媒介的意义从再现、建构现实，拓展到直接驱动实在的生成。
麦克卢汉在1964年写道：“采集食物的人以采集信息者的面貌重新出现。”他的预言走在了时代的前面。现在，“信息是我们这个世界运行所依赖的血液、食物和生命力……甚至连生物学也成为了一门研究讯息、指令和编码的信息科学。基因封装信息，并允许信息的读取和转录；生命通过网络扩散；人体本身是一台信息处理器”。数字城市正是这一思路的延展。所谓数字城市，本质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其不断地输入、输出数据，以维持自身的运转和发展。人通过数据化将自己变为客体，与物等量齐观，才造就了贯通人、物、信息多重网络的媒介系统。这个自我悖论在影像时代就出现了，比如摄影的自拍显示了一种自相矛盾，“为了证明自我作为主体的存在，而使其客体化”。但这个悖论在模拟技术时代是经由将主体影像化的方式，肉身主体的实践系统与影像客体的呈现系统并不能实现即时即地的交互。而在数字技术时代，主体通过数据化将自我客体化并融入城市系统之中，同时与数据化的物形成勾连，再由系统输出信息返回主体，这个返回不仅是通过人的意识，而且是通过运作社会系统来实现的。如果说大众媒介是通过复制技术符号化地生产实在，数字技术就是通过数据生产系统直接驱动实在的生成，这个系统构成了社会基本架构。
在肉身主体这一端，二维码可视为肉身主体的一个个电子替身，在疫情暴发的极端时刻，健康码这个“电子人”甚至拥有了某些相对于肉身主体的优先性，“只认码、不认人”，成为这一系统运作的基本前提。在二维码的另一端，则是供技术机器识别的数据，它源源不断汇入技术机器系统的数据洪流，无机的技术机器系统获得了有机性。如此，人作为生物的自创生系统和技术机器的自创生系统融合，形成一个共生系统——“码之城”，它持续性地孕育着自己的组织和边界。如果说“赛博人”是数字技术与主体的融合，那么上述两个系统在城市运作层面的互嵌，标志着人与机器的结合正在迈向一个新阶段。
人与技术机器系统的共创生，带来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由此激发的动能不可限量。与此同时，这种人机共创生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于人类文明危机的担忧与警惕。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追踪、记录人类移动轨迹的技术应用，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议。目前相关议题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隐私权可能受到侵犯；二是人类主体性或为技术机器所瓦解。本文认为，应对变革的积极态度是正视整个社会虚拟性不断增强的趋势，而不是简单拒斥。正如海勒所言：“在很多地方，通过很多方式，信息世界与真实世界相互交织在一起……到了20世纪末期，从DNA编码到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World Wide Web/www），所有的物质对象都被信息流渗透、贯穿，技术与感觉的链接也无处不在。”就城市生活而言，不能仅仅将数字技术视为灾难的来源，应对危机的方案或许就潜藏其中。媒体城市经历了文字之城、影像之城的阶段后，正在迈向数据之城，通过数据集合一切、夷平一切的方式，直接以技术机器系统驱动社会组织的运作，这在社会机制、法律伦理、个体生活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在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担忧城市生活自此被机器的刻板秩序与工具理性所钳制，丧失了异质性与多元文化的活力，而这正是城市性的精髓。但换一个视角看，数字技术嵌入城市，大数据运作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理性的操控，也蕴含着广大市民进行多样化城市实践的可能。比如，在城市生活越来越趋向于网络化、虚拟化的情形下，大众可凭借智能手机虚实交融之便重返实体空间，本雅明倡导的城市身体体验以别样的方式复兴。线上浏览与线下打卡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构成了循环往复的城市生活日常。实践的城市、感官的城市，构成了数据之城的另一个侧面，与理性的城市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构成了城市异质性的平衡张力。
可以看到，中国的数字城市实践正在展现乃至超越思想家们的理论畅想。当前的实践表明，简单将人视为宇宙的主宰，或认为其将沦为机器的奴隶，恐怕都是极端化的思维。人类与技术机器的共生互动，才应成为未来数字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