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 | 男性统治：象征财产经济与再生产策略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强调社会学必须保持反思性，时时以自身为考察对象，澄清所产生的知识与知识生产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从而不断地建构对社会的科学认识。代表著作有《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学术人》《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与华康德合著）。[图源：zhihu.com]


女性处境的变化本身总是遵循男女之间区分的传统模式的逻辑。男人继续统治公共空间和权力场（特别是生产方面的经济场），而女人注定（主要）致力于象征财产的经济逻辑永久存在的私人空间（家庭、生殖场所），或这个空间的延伸形式即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或象征生产的空间（文学场、艺术场或新闻场等）。

如果说性别区分的老式结构似乎仍旧决定着变化的方向和形式，那么是因为这些结构除了体现在性别化或强或弱的学科、职务和职位中外，还通过女人甚至还有她们周围的人在其选择中使用的三个实践原则起作用。这些原则中的第一个是，适合女人的职能属于家庭职能的延伸部分——教育、护理、服务；第二个原则要求女人不能对男人行使权力，即使其他情况都一样，她仍很有可能看到男人比自己更容易登上权位，而自己则局限于次要的辅助职能；第三个原则赋予男人操纵技术用具和机器的垄断权。 当我们向少女们询问她们在学校受教育的经验时，我们一定会对父母、老师（尤其是职业指导顾问）或同学积极或消极的鼓动和禁止的影响力量感到吃惊，这些人动辄心照不宣地或清楚明白地提醒她们传统分工原则分配给她们的命运；因此，她们中的很多人看到，理科老师对女孩的激励和鼓舞不及男孩，父母与老师或职业指导顾问一样，“为她们的利益着想”，让她们离开某些典型的男性职业（“当你爸爸说‘你干不了这一行’时，真让人烦透了”），但他们却鼓励她们的兄弟选择这些职业。但是这些维护秩序的要求，其大部分的有效性得益于以下这个事实，即先前的一系列经验，尤其是通常在体育运动方面被歧视过，促使她们预备接受以预测形式出现的这类建议，并使她们把统治观念内在化：她们“对向男人发号施令感到不自在”，或者简单地说，她们对从事一种典型的男性职业感到不自在。任务的性别分工被纳入显而易见的社会等级的客观性，我们每个人对正常形成的表象则通过自发的统计形成，这种性别分工和统计教导她们，正如一个绝妙的重言式说法（tautologie）所说的那样：“在今天，我们看不到许多妇女做男人的工作”。社会明证性就表现在这类重言式说法中。 总之，女孩们通过对“按照性别”安排的一种社会秩序的体验，以及她们的父母、老师和同学意欲她们遵守秩序的明确要求，加上她们本身具有的从对世界的类似体验中得到的观念原则，就以很难被意识到的认识和评价模式的形式，吸收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原则。这些原则致使她们认为如是的社会秩序是正常的甚至是自然的，并使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的命运提前到来，因为她们对她们不管怎样都会被从中排除出去的学科或职业选择拒不接受，对她们无论如何都命中注定的学科或职业则趋之若鹜。因此，由此而来的习性的稳定性是劳动性别区分结构相对稳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这些原则基本上是从个体到个体传递的，不在意识和言语的范围内，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有意识的控制以及转变或修正（正如通常在言与行之间可见的差距所证明的一样，比如，最赞同两性平等的男人，也会像其他男人一样不参加家务劳动）；另外，由于这些原则在客观上是协调的，所以相互证明，相互加强。 此外，我们一方面避免将有组织的对抗策略归因于男人，另一方面可以设想，自行遴选行为的自发逻辑总是倾向于保存社会个体最罕见的属性，首先是他们的性别比例（sex ratio），这种逻辑植根于一种模糊的、充满感情和危险的忧虑中，即担心女性化会对这种稀缺性，进而对一种社会地位的价值，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地位的占据者的性别身份构成挑战。所以，某些反对妇女从事某种职业的激烈情感反应就可以理解了，倘若我们知道社会地位本身已经性别化，并具有性别化的能力，倘若我们知道男人在避免将他们的职位女性化时，想要保护的是他们作为男人最深刻的自我观念，在类似体力劳动者或职业军人的社会等级状况中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大部分价值，即使不是全部价值，都归功于他们的男子汉形象，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 但是，差别永久化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象征财产经济（其中婚姻是核心部分）从其相对自主性中得来的永久性，这种永久性使得男性统治超越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在象征财产经济中永久存在；这离不开家庭即象征资本的主要维护者从教会和法律得到的持久而明确的支持。性欲的合法释放尽管表面上越来越脱离婚姻义务的范围，但仍通过婚姻听命和隶属于家庭财产的传承，婚姻仍旧是财富移转的合法途径之一。正如罗贝尔·A.·尼耶（Robert A.  Nye）努力揭示的那样，资产阶级家庭不停地投入再生产策略，尤其是婚姻策略之中，目的是保存或增加它们的象征资本。而且这一点远远胜过旧制度时期的贵族家庭，因为他们对地位的维护严格依靠通过生产继承人并获得权威的姻亲而进行的象征资本的再生产，继承人要有能力将集团的遗产永久保存下来；之所以说在现代法国，男性名誉观点的配置仍继续支配男人的公共活动——从决斗到礼仪乃至体育运动，是因为，如同在卡比利亚社会中一样，这些配置显示和实现了（资产阶级）家庭借助再生产策略永久存在的倾向。象征财产经济的逻辑强制规定了这些再生产策略，而且尤其规定了在家庭经济生产的范围内，维护象征财产经济的特定要求，这些要求与支配经济形式公开的商业世界经济的要求截然不同。
罗贝尔·A.‍·尼耶（Robert A. Nye，或作罗伯特·A.·奈），俄勒冈州立大学历史教授，主精法国及西欧地区，研究主题涉社会科学史，医学与社会史及性史，著有Masculinity and Male Codes of Honor in Modern France等作。[图源：liberalarts.oregonstate.edu] 妇女被排除出严肃的事情、公共事务尤其是经济事务的空间，她们长期以来被局限于家庭空间以及与子嗣的生物和社会再生产相关的活动中。这些（尤其是母性的）活动尽管表面上得到认可并且有时照例受到称颂，但只有在她们服从于生产活动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唯有生产活动能获得一种真正的经济和社会认可，并相对于子嗣即男人的物质和象征利益来安排。因此，今天在许多地方，女人负担的一大部分家务劳动仍旧以维护家庭的团结一致为目的，她们通过组织一系列的社会活动来维持亲属关系和整个社会资本。社会活动包括日常活动，如整个家庭的聚餐；也包括不同寻常的活动，如用于按照习俗巩固亲属关系与维护社会关系和家庭威望的仪式或节日（生日等）；还包括借助礼物、拜访、信件或明信片和电话进行的交往。 这种家务劳动基本上是不被察觉或不受好评的（比如人们习惯批评女人话多，尤其在打电话时话多的癖好），而当这种劳动让人非看见不可时，它又被向精神性、道德和感情区域内的转移非现实化了，因为它的非营利和“非功利”特点对这种转移有利。女人的家务劳动与金钱不等值这个事实实际上导致家务劳动被贬低，即使在女人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仿佛这段没有商业价值的时间不重要，可以不计回报且无限地付出，首先为家庭成员尤其为孩子付出（因此，我们看到，母亲的时间是最容易被打断的），同时也向外界付出，用于教会或慈善机构，或越來越多地用于团体或党派的义务工作。妇女通常局限于没有报酬或很少令人想到劳动等于金钱的活动中，她们比男人更经常地被安排到宗教的尤其是慈善的义务活动中。 在差别不那么大的社会里，她们被当成交换手段来对待，交换手段使得男人可以借助婚姻积累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婚姻是能够建立或多或少广泛和诱人的姻亲关系的真正投资。同样，在今天，她们为家庭的象征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带来一种决定性的贡献，而且首先通过一切有助于她们外表的东西——化妆、衣服、举止等——显示家庭集团的象征资本；因此，她们被归入拋头露面、取悦于人的一类。社会世界作为一个被男性观念统治的象征财产的市场而起作用（随场的不同而程度不同）：当涉及女人时，众所周知，存在就是被感知，而且被男人的眼光或被由男性范畴支配的眼光感知，当人们因为一部女性作品“充满女性特征”，或相反，“丝毫没有女性特征”而赞美它时，人们就使用了男性范畴，却无法明确地描述这些范畴。具有“女性特征”，主要是避开可能作为男子气概的特征起作用的所有属性和实践，说一个有权力的女人“太女性化了”，这不过是否认她有权拥有这种男人专有的属性即权力的一种特别微妙的方式。 女人在象征财产市场上的特殊地位揭示了女性配置的根本所在：如果整个社会关系在某个方面都是一种交换的地点，在这种交换中每个人都将其可感的面貌付诸评判，那么在这种被感知的存在中，相对于不那么直接可感的属性如语言而言，属于身体的部分被贬低为人们有时所说的“肉体”（被潜在地性欲化了），这对女人比对男人更甚。而对男人而言，打扮和衣服倾向于让人注意社会地位的社会符号（衣服、饰物、制服等）而忘却身体；对女人来说，则倾向于张扬身体并使身体变成一种诱惑的语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女人在打扮上的投入（时间、金钱、精力等）比男人要多得多。 因此，她们从社会方面倾向于将自己视为美的对象，并因而将注意力持久地放在与美、身体、衣着和举止的优雅有关的一切上。她们在家庭劳动分工中，自然而然地负责一切关乎美的方面，以及更广泛地，关乎家庭单位成员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外表之打理方面，这其中显然包括孩子，丈夫也不例外，他往往委托她选衣服。她们也关心和考虑日常生活、房屋的布置及其内部装饰，以及在房间里占一席之地的无目的性和合目的性的部分，即使最贫困的家庭也是如此（比如从前的菜农把菜园的一角留给装饰用的花朵，工人住宅区最贫困的家庭也有花盆、小摆设和彩色图片）。 既然被指定管理家庭的象征财产，她们当然合乎逻辑地被要求将这个角色转移到企业内部，企业总是要求她们完成展示和表演、接待和招待的活动（“空中小姐”“招待员”“模特”“轮船服务员”“火车乘务员”“会议接待员”“旅游向导”等），以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常规管理。官僚机构的常规与家庭常规一样，有助于维护和增加关系的社会资本和企业的象征资本。 有日本女招待的豪华倶乐部是妇女被要求提供的所有类型的象征服务的极致表现，大企业喜欢在这里宴请其高级管理人员。这里不像普通的娱乐场所那样提供性服务，而是提供高度人格化的象征服务，比如对客户个人生活细节的暗示，对他们的职业或性格的满怀钦佩的评价。一个倶乐部在威信和价格的等级中越高，服务就越特别，越淡化性的特征，而且倾向于呈现无偿的、出于爱而不是为了钱而现身的表象。这是以一种特有的委婉化的文化活动为条件的（这种活动甚至是旅馆里的卖淫场所强制规定的，而且妓女们声言这与街头卖淫简便的性交易相比，沉重和昂贵许多）。特别的殷勤和诱惑手段的展现，丝毫不是可能包含一种色情挑逗成分的优雅谈话，而是力求为不该这样出现的客人提供受到钦佩、赞扬的感觉，甚至提供因他们自身、他们个人的独特性而不是因他们的钱而被欲求被爱慕的感觉，让他们感到自己非常重要，或更简单地说，让他们“感到自己是男人”。 这些象征商业活动之于企业相当于自我表现的策略之于个人，为了能恰当地完成，这些活动自然而然地要求对身体外表的一种极端关注和诱惑的禀赋，诱惑的符号以最传统的方式被分配给妇女的角色。于是我们理解了，人们可以普遍地通过对妇女的传统角色的简单扩展，把在象征财产和服务的生产或消费中的功能（通常是从属功能，尽管文化领域是她们能够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唯一领域），或更确切地说，把优雅的符号，从美容产品或美容服务（理发师、美容师、指甲修剪师等）到高级时装业或大文化产业，交付她们。她们在家庭单位内部负责将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她们预先倾向于进入奢求与区分的永恒辩证法，时尚为区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盘；区分作为象征性的超越和竞出高价的永恒运动，是文化生活的动力。小资产阶级妇女极为重视身体或化妆是众所周知的，更广泛地说，她们十分讲究伦理和美学上的体面，她们都是男性统治的特定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将男性统治的作用传递给被统治等级的指定工具。她们好像被与统治模式同化的渴望攫住了一样——正如她们具有的美学和语言的过度校正倾向所表明的那样，她们特别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也就是说经常采取赊欠的方式，把因为与众不同而优雅的统治者的属性据为己有，尤其借助特定状况下的象征权力，促进这些属性的强制性传播。她们在文化财富的生产或流通机构中的地位（比如在一份女性报纸上），能够为她们对新入教者的布道热忱提供这种象征权力。一切都似乎表明，妇女获得职业自由的最佳证明来自象征财产市场，而象征财产市场之所以为这些象征生产的“自由劳动者”提供自由的表象，不过是为了从她们那里获得急切的服从和她们对象征统治的推动，象征统治通过象征财产经济的机制发挥作用，所以她们同样是象征统治选定的受害者。对这些机制的直觉无疑是女权主义运动提出的某些颠覆策略的根源，这些策略包括比如为本色（natural look）辩护，这种直觉应该扩展到所有状况中，在这些状况中，妇女能够相信并让人相信，她们行使的是一个行为主体的责任，可是她们却沦落到用于炫耀或操纵的象征工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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