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队伍状况。2022年3月，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披露：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增长了14倍左右，由2012年的100余家发展到2021年的1440余家；科研平台和团队得到大力扶持，中宣部、教育部重点建设了37家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部支持建设了200余个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学位点大幅增长，2016年到2021年，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由39个增至104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由129个增至279个，学位点数量位居各学科前列；学科基础人才培养得到重视，2019年起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列入“国家关键领域紧缺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划”，目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本硕博在校生达6.2万人。虽然没有分类数据，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发挥“沟通”和“桥梁”作用的核心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队伍必然日渐壮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著作概况。某中文图书数据库的数据显示，相较于之前出版物的数量（尤其是部分年份甚至只有个位数出版物），在书名中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词的书籍，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保持每年数十种的出版量，个别年份甚至达到了80种。值得指出的是，顾海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全四卷）》（2018）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理论·现实》（2020）、孙建华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全三卷）》（2019）立足新的时代视野，融历史科学与理论科学为一体，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渐趋深入，得到了蓬勃发展。梁怡编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2014）、路克利编著的《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6）、杨建新编著的《国际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6）集中收集与整理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化”“化什么”和“怎么化”等重大理论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概况。从学术论文的总体趋势看，以某数据库为例，收录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仅指学术期刊）总数为33349篇（截至2022年4月，下同），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录的达19024篇，占到文献总数的57%左右。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而粗略分析庞大的文献数据，发现发表时间分布较为均衡，理论界每年产出约2000篇文献，表明相关研究已进入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阶段。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题名中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博士论文约52篇，硕士论文约271篇。其中累计被引次数达10次以上论文有20篇，部分学位论文甚至被引50余次，获得了较高学术评价和影响力。随着论文数量与质量的提升，硕博论文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

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和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理论界进行了诸多探讨，并取得了许多成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已经基本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何以成立的问题”的争论，而是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并从“一个结合”深化到“两个结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以前坚持的是“一个结合”，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命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叙事的逻辑起点，是我们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明确概括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更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向度：从“单向”运用到“双向”互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理论界长期存在一定的片面化理解，即主要侧重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指导中国具体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学者开始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是双重向度，即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另一方面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社会实际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独特实践的经验，把这些实际发展和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得从中国实际和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

也有学者从原有的“结合论”向“要素论”延伸，提出应从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演变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发展主体、理论客体、实际客体、结合过程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自主创造性的结合过程。这种观点是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概念区分而出现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和展开就表现为一个过程。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相互区别，又具有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过程的逻辑结果，二者相互依存、双向互动，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讨论“分期”到关注“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这一问题，理论界进行了颇为深入的讨论，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前后，逐渐聚焦“飞跃”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是一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的研究，在这方面，理论界着重探讨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的形成过程、时代背景、丰富内容、创新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等。

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历史进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研究。如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做了回顾，划分为“第一次结合”“第二次结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三个阶段。李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是怎样到来的》，主要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飞跃”发展，认为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相对集中地关注了“飞跃”的自身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耕犁、思想脉络的梳理、历史进程的反思、基本经验的总结和经典文本的解读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的开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梳理和回顾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新的范式去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立于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契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从以下方面寻求创新与突破。

要在最新成果的研究上求得新突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理论界一定要围绕中心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上取得新突破。一是紧紧围绕它回答了新时代提出的国内之问和世界之问这个根本问题，深刻阐释“两个确立”的逻辑内涵，及其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二是紧紧围绕它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深刻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等方面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创性发展。三是紧紧抓住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个最新表述，在“两个结合”的研究上求得新突破。

要在世界历史视野的拓展上求得新突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重要主张的提出表明，从“追赶”世界到“领跑”世界，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发展的每一个动向都不可避免地会对世界历史走向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理论界要立足中国、胸怀世界，以宏大世界历史视野观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避免落入“自说自话”式的窠臼，从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变化、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探索出发，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要在“飞跃”规律的研究上求得新突破。搜索某数据库可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为题名关键词的文献仅200余篇，而在相关图书资源数据库中，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作为关键词，仅有8个搜索结果。纵观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体现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由于客观原因，主要聚焦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的关系研究；二是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上进行研究，较少直接关注“飞跃”的自身历程和规律。《决议》的通过，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课题和理论生长点，其中最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对《决议》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飞跃”最新表述的研究。在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与内在规律的学术成果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次“飞跃”的历史进程、基本规律等角度，进行学术化、学理化、系统化的探讨，既十分迫切又极端重要。

要在理论文本的研究上求得新突破。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与历史进程，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文本的阐释与研究。事实上，这方面的探索已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亮点。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文本的版本考证、学理解读、文本解读的系统性与要求、文本解读的意义等问题展开论述。文本研究的覆盖面较广，既关注对现有版本的考证与解读，又认识到文本研究的持续性与长期性，将理论文本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历程与重要历史人物思想研究紧密结合，初步建构了较为完善的研究思路和模式；当前大量的研究往往只限于对具体文本的考释与解读，如何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课题，借鉴和运用文本研究的成果为理论创新提供支持，仍缺少应有的创见。理论界亟待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文本研究，进一步彰显其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要在方法论的建构上求得新突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始终贯穿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身的反思，包括对既往得失的总结、现实思路的清理、发展方向的抉择和方法论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自我反思是该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根本动因。但是，这种自我反思是不彻底的，特别是其中的方法论建构是不完备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基本上是抱守一种“内在的视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相并列的一个学术领域或研究方向，而不是理解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等在内的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遵循的范式，如果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就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反思和规范这些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既应重视“本土视域的历时聚焦”，又要重视“世界视域的共时比较”，必须进一步开阔视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和理解。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尚未真正展开。要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就必须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既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又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形式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以此明辨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