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布十大前沿问题
2022/6/15 15:12:55 阅读：1084 发布者：
作者：夏一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与阐释逐步深化。2021年，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历史契机，理论界着重围绕加强“四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等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同时，理论界继续深入探讨习近平强军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在思想渊源、理论体系、方法论基础、价值意蕴及重大意义方面实现的理论创新。2021年，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成为理论界的研讨热点。总体上，2021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呈现出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延续性与突破性相结合、宏大叙事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国内研究与世界视野相结合的鲜明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历史学习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提出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021年，围绕“四史”学习教育，理论界在树立大历史观、树立正确党史观、“四史”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推进“四史”教育的科学路径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学者围绕大历史观的内涵与逻辑进路展开研究。宋月红认为，大历史观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宪明认为，大历史观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立场，以历史为基础，以现实为基点，知史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路宽认为，大历史观应具备三重维度，即绵延不绝的纵向时间维度，着眼世界比较的横向空间视野以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总体史视角。党史教育是“四史”教育的重点，树立大历史观的关键是树立正确党史观。邵维正认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理论前提是中共党史的独特价值，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基本内涵是把握主题主线，重要任务是清除历史虚无主义。刘景泉、陆阳认为，正确党史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源泉是大历史观。肖贵清认为，要通过树立正确党史观来实现党史叙事的正本清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增强战斗本领和赓续红色基因。戴立兴认为，应以指导思想、根本立场、思想路线、科学评价领袖历史地位等问题为抓手，将正确党史观打造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锐利武器。李毅认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根本是全面深刻认识党的历史，体悟党史中熔铸的真理性、斗争性、人民性与奋斗精神。“四史”各有其独特的主题与主线，在内容上既密切相关又各有侧重，在时间上也有交叉重叠。科学把握“四史”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推进历史学习的认识前提。陶文昭认为，“四史”是接续传承、融会贯通的整体，其中党史是核心和关键所在，要在中华文明史、中国近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整体视野中考察“四史”。王雪超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其他“三史”的时代背景和世界视野，而“三史”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具体化。宋月红认为，“四史”研究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是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中国篇章。姜迎春认为，要在深化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推进“四史”教育。周明明认为，“四史”教育要在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形成“四史”学习谱系和坚持正确历史观三个方面系统整体推进。朱汉国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发挥专业优势，凝练“四史”教育的丰富内涵和共同价值，推进“四史”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赵卯生认为，要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扎实学习中，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的反复锤炼中，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全面实践中，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切实践行中推进“四史”教育。闫方洁、李昊晟认为，应通过确立当代意识、问题意识、主体意识和实践意识来确保“四史”学习的精准性、整体性、价值性和创新性。欲明大道，必先知史。理论界深入阐发“四史”学习的诸多要点，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坚定理想信念，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明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奋斗的光辉历程，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四个自信”，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二、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研究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政治宣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围绕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界深入研究讲话的核心内容、理论创新、重大意义以及世界影响与国际评价等重要问题。李慎明将“七一”重要讲话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相结合，提炼出“一个初心”“一个主题”“四个阶段及伟大成就”“一个精神”“九个必须”“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一条主线”“两个维护”“一个号召”等重要内容。冷溶认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四个重要命题是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必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共同构成了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中的关键要素。梁波认为，“七一”重要讲话的五重要义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凝结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中国道路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百年奋斗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新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具有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独特优势和责任担当。石仲泉认为，“七一”重要讲话的五大突出理论创新是以“一个主题”论丰富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以“四个伟大成就”论明确划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以“伟大建党精神”论深刻总结党的精神谱系，以“两个相结合”论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以“四个不可阻挡”论展现党对历史客观规律的坚定信念。王立胜认为，“七一”重要讲话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采取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述方式，在党的建设上第一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概念，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命题。肖贵清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重大理论创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这一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的根本保障。耿化敏认为，“七一”重要讲话首次明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百年党史的鲜明主题，将党的叙事起点从1921年前移至1840年，充分反映了党史和民族复兴史的内在一致性，深刻表达了将党史和民族复兴史统一起来的历史自觉。林建华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创新体现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目前，理论界对“七一”重要讲话理论创新的论述既有总体把握，亦有重点论证，但仍需在进一步的探讨中加强体系性研究，准确把握各个创新点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姜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具有内在契合性，应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保证“两个结合”的有效实现。张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基础在于都具有辩证性、人民性和开放性的思维特征，不能用“异质——互斥”和“异质——互补”的思维范式套用两者关系。刘建军认为，“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创新点在于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经历了从派生到并列再到递进的逻辑关系。张允熠、张弛认为，“两个结合”包含马克思主义在实际应用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的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叙事的逻辑起点，蕴含着当代中国共产党新的文化理念和治国理政的新思想。陈理认为，“七一”重要讲话把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我们继续前行提供了根本遵循，蕴含着我们党对几千年历史治乱兴衰规律的深刻思考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坚强决心。王永贵、王东认为，“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在于阐明贯古今、明阶段、通内外的大历史观，体现观大势、布大局、谋大事的时代观，彰显为人民、靠人民、爱人民的群众观，坚持强定力、树思维、勇担当的实践观。“七一”重要讲话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英、澳、日、俄等国以及欧洲、拉美地区的政要、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从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进行深入解读。英、美、澳等国认为，“七一”重要讲话传达出强大的中国意志与强烈的民族自豪，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之强大和稳固，有力回击了“历史终结论”与“中国崩溃论”，彰显中国共产党维护自身道路和国家利益的决心。日本社会各界认为，该讲话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历史逻辑，而西方国家必须面对与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共存与竞争。俄罗斯社会各界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效治理体系，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拉美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充分肯定了“七一”重要讲话的世界影响，认为该讲话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作用，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现实性、民族性和人民性。党的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理论界积极学习全会精神，围绕《决议》中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地位作用、三个历史决议的比较研究以及《决议》的国际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姜辉认为，《决议》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时代课题拓展为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并且突出强调其中三个时代课题，是《决议》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三个时代课题分别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的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杨凤城认为，《决议》的创新之处在于紧扣“七一”重要讲话中确立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来总结和评价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伟大成就及其意义。辛向阳认为，《决议》的重大理论创新在于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科学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党面临的四大主要任务，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五大历史意义，全面总结了党奋斗百年积累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韩庆祥认为，《决议》的内在逻辑和精髓是用根本问题解释百年奋斗，用百年奋斗支撑重大成就，用重大成就确证历史意义，从历史意义提升历史经验，以成就经验支撑“两个确立”，用“两个确立”确保强国复兴。2.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地位意义《决议》在党的十九大基础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科学概括，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金民卿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贯通历史与现实，统一文化与价值，整体提升中华民族思想水平，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全新科学论断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全新科学论断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石仲泉认为，《决议》提升了新时代指导思想新的定位，其中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十三个方面的“伟大飞跃”和进一步明确的“十大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分别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新的飞跃”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两个确立”是对党的七大确立的优良传统的新时代弘扬，是新时代创造伟大飞跃的根本依据，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时代需要。龚云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为视角，认为“新的飞跃”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提供强大思想武器，为21世纪坚持社会主义提振信心，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和巨大优越性。贾钢涛认为，“新的飞跃”主要表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性、原创性和开放性，其中“十个明确”和三个时代主题的提出体现了理论的系统性，“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提出体现了理论的原创性，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体现了理论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各有特点。刘元春认为，前两个历史决议主要侧重总结党的历史教训、分清历史是非，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而第三个历史决议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点，核心是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着眼开创未来。石仲泉认为，从历史决议的指导理念来说，前两个历史决议更偏重于评价历史事件和臧否历史人物，而第三个历史决议突破传统历史决议认知观念，抓住了历史的主体、主流与本质；从表述方式上看，第一个历史决议为了教育警醒群众，采用了辩论性质较强的论文体，第二个历史决议采用的是决断历史问题的条文体，而第三个历史决议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而采用了陈述为主的论文体。全会的召开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美等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决议》承前启后，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历史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党的领导权威，统一全党思想，凝聚起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强大力量；全会充分肯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全会和《决议》聚焦第二个百年奋斗征程，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指明正确方向；全会展现中国光明发展前景，强化世界看好中国经济的坚定信心。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代表聚焦全会和《决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国际合作与政党交往上表达的诚意、责任与担当，认为全会和《决议》不仅对中国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必将为国际各领域的重大变革和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研究需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时效性与长期性的统一，高屋建瓴把握总体格局，在“两个结合”的研究框架中，深挖理论创新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党”字来命名伟大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精神谱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伟大建党精神，理论界深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内涵、基本特征、生成逻辑、时代价值以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间的逻辑关系等重要问题。
颜晓峰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指引前进的精神支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的精神力量，是贯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和根本旨归，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塑造因素和引领力量。刘建军关注伟大建党精神四重内涵间的联系，认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立足点和基础，构成了其首要内容；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直接承接前面，集中阐释党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承接前两者的实践品格，是共产党人的宿命与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归宿和落脚点，是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是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应有之义。周丹认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信仰追求，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责任担当，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顽强的意志品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民立场。高正礼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具有传承历史精神内核的延续性，规定政党基本概念的本源性，内含行动要求的实践性和统一主题主流的整体性。付洪、舒高磊认为，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政党政治的结合、维护人民利益与实现民族复兴的结合以及观照革命现实与筹划解放愿景的结合。陈金龙、李越瀚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知情意行有机融合、特殊性和普遍性内在统一、集体精神和个体精神相交织以及历史性和当代性兼备的特征。厘清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是把握伟大建党精神实质的前提。张士海、张宏旭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织耦合是理论逻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演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镜鉴是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后实践发展中把握目标导向与坚持问题意识的良性互动是实践逻辑。徐茂华、苗存龙认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历史逻辑是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文化逻辑是中华母体文化，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逻辑是早期建党实践。董振华认为，伟大建党精神以发展的真理、坚定的理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保障实现历史伟业的正确方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红色基因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自我革命的勇气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张志丹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定中国文化自信、提高党治国理政能力。陈安杰、黄宇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勇挑民族复兴历史重担、应对风险挑战和坚定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的时代价值。5.深入阐发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已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下简称精神谱系）重要概念。理论界深入探讨了两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齐卫平认为，伟大建党精神列于精神谱系首位，标志着精神谱系的肇始，又居于上位，具有“元精神”的意义。王炳林、张雨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精神谱系的理论之源、宗旨之源、意志之源和品德之源，而精神谱系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二者同根同源，共同蕴含着实践性、人民性、创新性、科学性等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对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内涵和实践要求等进行了深刻阐述，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汇编成《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理论界围绕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如何准确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方位。孙业礼认为，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要突出新发展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深入把握新发展理念对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把政治性和学理性结合起来。何毅亭认为，新发展阶段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升级转段”的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新”在发展基础、发展任务、发展主题、发展环境、发展难度。辛向阳认为，新发展阶段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时期，同时又是一个站到新起点上的新阶段。李景治认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战决胜、完美收官的阶段，是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迈向比较发达阶段的过渡阶段，也是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韩喜平认为，新发展阶段依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科学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国情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提出的适合我国实际的具体阶段”。钟瑛认为，新发展阶段的论断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发展环境的认识，明晰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全局的发展方略。左鹏认为，经过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关于新发展阶段的“变”与“不变”。张开、李英东认为，新发展阶段是连续性与变化性辩证统一的阶段，其连续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三大方面，其变化性主要体现在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新的主要矛盾和新的历史方位三大方面。武晓晨认为，国际环境在变，“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发展趋势没有变；社会矛盾在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发展阶段在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没有变；发展理念在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没有变；主题主线在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格局在变，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变；形势任务在变，坚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没有变。关于如何理解新发展理念的内涵。王立胜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这一重要思想路线探索发展道路、破解发展难题、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经验升华。项久雨认为，新发展理念是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体系，“通过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行动指南”。关于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张彦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在历史方位、时代要求、思维方法和国际环境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王立胜认为，应更加注重从指导理念的层面对新发展理念进行阐释。李猛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一场发展理念的革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为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田鹏颖认为，新发展理念的“新”体现在系统观念的辩证思维、社会工程方法论的创新应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发展理念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造性转化等方面。关于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学和哲学解读。邱海平认为，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韩喜平、丛立峰认为，新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内涵、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整体性分析破解发展难题、坚持人民立场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杨鸿春认为，新发展理念的鲜明特色是系统性，理论品格是辩证性，价值取向是人民性。关于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裴长洪、刘洪愧认为，新发展格局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理论提出了新的世界经济动态平衡观。周文、刘少阳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和实践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内在要求，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为既重视财富生产，又重视交换和消费的正向反馈作用，形成良性循环”。关于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高培勇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好市场主体和财政的发展与安全。黄群慧、陈创练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的前提下注重需求侧管理，实现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态协同”。徐志向等认为，中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在于修复社会再生产的失衡，关键是要加快提高中高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品增速”。关于新发展阶段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阐释清楚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关于新发展理念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阐释清楚新发展理念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的定位，避免将其囿于经济领域。关于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要注意表述的规范性，不建议简单用“双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种简称代替“新发展格局”，要深入研究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现实和历史逻辑。此外，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的整体性研究还需要加强。何毅亭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科学总结、发扬与创新“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成果”，彰显其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强烈的理论担当。郑敏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传承和擢升了毛泽东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原则。朱纯辉认为，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继承与运用了党百年来以理论引导官兵、以文化知识训育官兵、以崇高理想塑造官兵、以严格纪律约束官兵、以生动事例动员官兵的成功经验，铸就了党强大的军事领导力。厘清习近平强军思想与相关重要军事理论的继承发展关系，对于更好理解与研究习近平强军思想，加强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更好从容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2.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性、基础性、总体性研究进一步加强经济日报课题组从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严密完备的逻辑体系、丰富深厚的理论来源、坚实厚重的实践基础、重大深刻的理论创新、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武器、特色鲜明的理论品格、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以及进一步推进研究走深走实等十个方面系统深刻评述了近年来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研究进展。刘荣材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严金强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并据此论证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逻辑主线、逻辑终点、逻辑保障和逻辑引领。马建堂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容体系划分为方向论、目标论、主体论、认识论、方略论、动力论和底线论七个方面。2021年的解读与研究更侧重探讨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发展源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本质和形态的深化认识。杨孝青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体论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认识论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论是建设美丽中国伟大事业，价值论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高帅、孙来斌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了生态本体论，拓展了生态价值论，延伸了生态生产力论，丰富了生态民生论，创新了生态历史论，发展了生态治理论。韩震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新时代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中，获得了概念上的范式转换和意义上的深化拓展，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的重要内涵。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哲学意蕴的揭示，全面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继承发展，基于本土的深耕厚植以及广泛的世界意义，启发了人们对文明形态的新思考。202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这本书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理论界从整体和重点两个层面阐发习近平外交思想。杨洁勉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总体框架，在与时俱进的主权观、共同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正确的义利观、引领进步的国际体系观等四个核心理念方面不断发展完善，深刻揭示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对谋划中国外交发展战略、指导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和创新外交领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划时代意义。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尚伟认为，正确义利观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义利思想的新阐释，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的中国表达，更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吴志成、李佳轩认为，正确义利观提升了中国外交话语权和软实力，有助于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5.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与核心要义展开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中创立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新飞跃。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严密的逻辑、完备的概念和独立的话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张文显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是法治基本原理，理论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理论要素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黄文艺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分为法治基本理论板块、法治推进方略板块和法治重大关系板块。周佑勇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围绕“依法治国”这一鲜明主题形成的逻辑严密、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体现了党对法治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卓泽渊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十一个坚持”是学习与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行动遵循。张金才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深远的战略性、坚定的人民性、严密的系统性和强烈的实践性等五大特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伟大思想成果，是党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创新，研究其理论体系和核心要义，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与深化研究。习近平五大重要思想在各自领域内自成一体，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刘同舫认为，这五大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社会的阶段性发展来反省世界历史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向所生成的理论成果”，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哲学思维的变革伟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这一重大科学论断。理论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与规律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两个创造”的世界意义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辛向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不断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发展着的现代化，是为人类发展找寻新路的现代化，是在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面临的各种悖论中成长的现代化，是能够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现代化，是在创造人类奇迹过程中壮大的现代化，是不断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现代化。韩庆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开放性道路，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道路，是注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是把动力、平衡和治理有机统一起来的道路，是把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保持持续有序生产、保护生态统一起来的道路。唐爱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是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构建了蕴含五大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了全面协调现代化战略。臧峰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与实践探索的创新性。艾四林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自主性、全面性、协调性、和平性、包容性等方面呈现新面貌。刘卓红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征是在提高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将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统一，始终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重要方面。陈志刚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立足中国实际、具有其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深刻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规律性。3.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逻辑关系姜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具有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又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崭新形态和广阔空间，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有机统一。陈金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目标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出的文明之花、结出的文明之果。韩庆祥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成果，集中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姜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全新文明形态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广阔空间，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带领14亿多中国人民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的版图；重塑现代化性质和方向，拓展人类现代化途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选择。王灵桂认为，“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实践、中国创造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高度概括，标注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和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陈金龙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核心价值理念、世界交往规则和文明交流互鉴原则，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还需从比较视野阐释清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从人类文明大视野的角度阐释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地位和根本特征，从唯物史观视野重点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超越。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标志着党对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开创了人民民主实践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2021年11月，收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重要文稿的《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21年12月4日，在第八个“国家宪法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历史渊源和实现逻辑，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研究。蒯正明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基础是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逻辑是目标追求、制度体系与民主实践相统一，运行机制是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环环相扣，效能体现在民主与集中、过程与效率的统一，制度绩效表现在人民利益需求与维护人民利益的有机连接。赵连稳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念上是党对民主政治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和对中国民主实践的经验总结，在内容上是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内在统一，在价值追求上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鲁品越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淬炼干部的“大熔炉”，是提升人民素质的“大学校”，是问计于民的“大论坛”，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大家庭”。李林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全体人民平等普遍真实享有的民主，是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民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的高度凝练总结，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各环节的民主，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真管用的民主，是坚持从本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由本国人民作出评价的民主。2021年12月9—10日，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意在强化美国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试图以高度抽象化的民主意识来重新包装地缘政治竞争。理论界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发展进程入手，论证中国式高质量民主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发展的而非静止的，从而打破美国所谓的“民主垄断”。许耀桐认为，全过程民主萌芽于古代氏族和希腊城邦公民的直接民主活动，衰败于资本主义社会狭隘的“选举”代议制，再次勃兴与发展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刘九勇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蕴含着从天下政治观到人民政治观，从民本思想到人民民主，从贤能政治到党的领导的内在逻辑。祝灵君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民主形式的三次拓展：马克思恩格斯将国家形态的民主拓展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列宁将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组织原则拓展为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共产国际将俄共（布）的组织原则拓展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保障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参与行使国家权力和倡导人民在社会事务中行使充分的自我管理权利的双重逻辑。张君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在总体上做到国家政治生活全覆盖和基层社会事物环节全打通，在制度上确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发展和发挥作用，在公共政策民主化的过程中实现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发挥集中民智办大事的有效方式。陶文昭认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人民性的根本立场，要以制度的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民主内容的真实与可行，并且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提升民主实践的顺畅度和便利度。刘军、李洋认为，要把人民民主原则充分体现到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不断健全党内民主的制度机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发展民主政治的成果，大力培育现代公民文化。莫纪宏认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要任务是在法治轨道上具体地、现实地开展民主建设工作，要重视民主制度设计的完整性，要保证人民民主主体的全过程参与能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级人大及人民代表全过程履职制度。阙天舒、方彪从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视角入手，认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维度是通过创新政治生态，增强中国话语的引导力；通过深化制度内涵，增强中国话语的解释力；通过保障民主权利，增强中国话语的向心力。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学理研究，总体宏观的阐发比较丰富，在具体实操层面的探讨还需加强。在论证中国式民主的重大意义、创新价值与时代贡献时，需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继续深入挖掘。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为了深入领会这些新论断新思想，理论界重点围绕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研究。谢伏瞻认为，党中央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又顺应了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方向，符合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彰显了党的初心使命，丰富了人类现代化的内涵，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为人类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启示。姜辉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必然要求；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蒋永穆、谢强认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富裕理论，体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反映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李军鹏认为，共同富裕是指富裕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人都达到富裕生活水平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乌裕尔认为，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不是没有差别的平均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同步富裕，不是劫富济贫的财富分配，不是不想奋斗的搭车富裕，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富裕，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蔡昉认为，可以通过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三方面路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王灵桂认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要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贫困治理经验的关键作用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应用作用。郁建兴、任杰认为，当下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政策议程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韩喜平、何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且不断缩小了人民的收入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高翔认为，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最为质朴古老的理想之一，是我国历代治国理政思想理念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几千年来我国广大民众的根本诉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理念的时代升华和科学表达。陈新认为，共同富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财富观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黄一玲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逄锦聚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实现共同富裕的历程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动态、分阶段、先局部后全局、不断实现的过程。5.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概括新发展阶段要求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作为三个紧密相关的发展目标和历史阶段，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步入一个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如何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处的社会阶段进行概括？徐麟认为，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内涵逐步丰富，目标任务梯次推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辛探索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吴忠民认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应当用“共同富裕社会”（或简称为“共富社会”）作为与“小康社会”相衔接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既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或某一领域的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既是需要实现的发展目标，更是需要扎实推进的历史过程。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应当怎样进行概括，概括的主要依据、内涵以及合理边界是什么，是理论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2021年，理论界重点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定位和理论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辨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拓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新进展。程伟礼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了经济全球化的道义制高点，完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徐坚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析世界形势的科学方法，对历史趋势深邃的洞察力，对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鲜明立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担当精神，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树立了崇高境界，提供了宏阔视野，昭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陈曙光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回应“时代之问”、筹划人类命运的选择，是中国为解决人类共同难题、建设美好世界而推动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冯俊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郇庆治、赵睿夫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认知层面上的价值共识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和谐演进的前提性要求；公平与正义是制度构建与运行层面上的价值规约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秩序法则；民主与自由是目标目的层面上的价值共识或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趋向进步的终极性要求。汪亭友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回应和对中国共产党国际担当的彰显。冯俊认为，“普世价值”为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提出，体现了西方的政治傲慢和话语霸权。我国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者、倡导者和推动者，代表着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对西方某些政客和敌对势力在价值观念上抹黑中国最好的批判。于海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不仅是全人类在观念领域的求同存异，更是全球政治经济合作及国际治理领域的全新实践形式。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最终会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全球合作抗疫等新的实践当中。任洁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讲好与之相关的中国故事，落实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发展权益和空间的承诺，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于江认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自然界一部分”唯物主义思想的科学继承和重要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国际政治意义。高金萍认为，中国应加快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传播和话语创新，借助历史记忆形成共同体的内聚力，通过仪式性活动强化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方案，调整舆论斗争策略，变“阵地战”为“运动战”，让全球民众充分体会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纵深拓展必将带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创新发展。可以预见，理论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重大问题和世界意义等问题将会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更加深入挖掘。2022年，我们党将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围绕党的二十大的理论解读、思想阐发以及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等重大问题，理论界将继续深入探讨。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