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转向”：从“史论偏重”到“史论与实践并重”
当前，学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存在“重史论、轻实践”现象，需要从偏重史论研究转向史论与实践研究并重，并特别要重视对当今新闻实践的研究。从“偏重”走向“并重”的实质是：在当前马新观研究基础上，转变研究侧重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闻实践，特别是新的新闻实践方式。该命题的根据在于：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辩证统一的实践精神；符合马新观研究不仅要构建马新观理论，更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在要求；也特别符合中国新闻业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需求。实现这样的“转向”，需要马新观研究做好三方面工作：观念上真正重视实践研究、强化问题意识；作风上真正走向“田野”、走进新闻实践；方法上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性指导方法，并在具体研究中以实际问题为核心，合理运用既有各种方法，努力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史论与实践
转向实质 转向根据 转向方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简称“马新观”）是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主导观念，也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马新观研究硕果累累。然而，尽管业界不断展开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但学界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史论研究领域，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较少，整体呈现出史论研究相对较多、实践研究相对较少的特征。因而，本文提出马新观研究需要转向，要从偏重史论研究转向史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特别呼吁在这样的转向中，要将“重史论”转向“重实践”，重视对当今最新新闻实践的研究，尽快扭转马新观实践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尽管史论研究具有基础地位，但马新观本身拥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和开放性，因此研究者必须关注新闻实践，尤其是最新的新闻实践，关注马新观在新传播环境中的创新发展及其实际指导作用。“马新观研究只有直面人类新闻活动方式的时代性转变，面对中国新闻实际的巨大变化，面对中国新闻业的整体转型，研究中国新闻领域面对的重大问题，才能使马新观研究真正展现出时代性的面貌。”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新闻传播现实相结合，实现两者的有效对话，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能持续稳定地成为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系统的主导观念，保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始终具有学术创造力与生命力，保证马新观及其研究能正确指引中国新闻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从“偏重”转向“并重”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所领导的新闻、宣传、舆论等传播领域工作性质和作用，以及关于传播政策、宣传纪律等认识的总体称谓。马新观首先是一种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观念体系，马新观是当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灵魂所在，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闻现象或新闻活动形成的根本而系统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认识论、新闻价值论、新闻方法论的统一观念体系”。但与一般观念不同的是，马新观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实践属性。马新观不仅是无产阶级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主导意识形态，还是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要求、指导新闻实践的指南和新闻队伍建设的利器。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马新观不仅成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而且贯穿于所有研究领域中，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果。梳理发现，马新观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六方面：第一，马新观理论研究初成体系。现有研究已对马新观的核心内涵、理论基础、基本观念等形成相对清晰的判断与思考，特别是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的界定、内涵与基本构成内容等有深入的学理性分析，形成了马新观理论知识体系。第二，马新观历史研究成果丰厚。通过几代学者持久接续的研究，在马新观历史起源与演进，对特定历史阶段新闻活动、人物、新闻媒介（报刊为主）的分析，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经典文献的编译等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有助于我们把握马新观在历史语境中的内涵及其时代发展变迁轨迹，对理解马新观的历史内容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新时代马新观研究成为重点。新时代马新观研究主要围绕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的论述展开，研究者们对其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和论述，认为其对马新观思想的丰富与创新具有重要贡献与价值；同时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符合时代要求、回应时代关切的马新观思想，既指导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的实践，又为当下新闻实践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第四，马新观教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马新观教育的研究愈发成为热点，从论证开展马新观教育的必要性到讨论马新观教学的设计与改革，再到关注新闻人才培养方式的创新，以及采用实证方法形成更具针对性的马新观教育策略，诸多研究视角都展现出目前马新观教育研究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和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导向。第五，马新观实践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尽管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视角研究新闻实践的成果在数量上与史论研究存在一定差距，但实践研究的讨论范围较广，囊括了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走转改”、“三贴近”、“践行四力”等马新观实践活动，以及国际传播、新媒体时代的马新观践行等最新的实践活动。近年来，马新观的实践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关注。尽管很多新闻从业者撰写的涉及业务讨论、工作总结以及结合具体实践谈马新观学习心得与体会的文章并非严格意义层面的学术论文，但他们却提供了关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鲜活素材与生动思考。一些研究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新闻工作者的心态、职业观、劳动状况等加以审视，注重用马新观来观照、讨论和回应新闻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争议与新问题。第六，马新观研究的创新路径被不断提出。研究者们从时间维度梳理马新观研究的历史及不同时期马新观研究重点的变化，从研究范式维度总结提炼马新观的研究路径，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和当前中国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提出马新观研究的新思路、新维度、新视野，以深化、拓展和丰富马新观研究。
综上，目前学术界马新观研究整体以“理论中的、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研究重心，偏重基于文献、文本的研究，直接面向新闻实践的研究相对较少。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一批围绕百年马新观研究的学术成果涌现，马新观的百年理论发展，百年马新观研究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等都得以探讨，但研究整体沿袭了原有路径与方向，以基于文本的历史研究、理论研究为主。这种重视应然、必然层面的探讨，相对比较忽视实然层面的研究取向，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重史论、轻实践”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形成的关于“新闻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新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相对于“理论中的、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具体新闻实践、新闻活动中的现实表现”。因此，本文强调从偏重史论转向史论与实践并重，就是在当前马新观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更加重视对中国新闻的历史实践、当下实践的研究，更加深入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闻实践与世界新闻实践关系的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从偏重书本转向重视实践。长期以来，马新观研究以历史文本的挖掘与理论推演为主要研究方式，“是以静态的观点来呈现的知识形态”。但马新观研究并非纯粹的知识论哲学，而应追求理论知识与客观实际的有效结合。“新闻学是一门党性与应用性、政治性与实践性都十分鲜明的学科，从社会实践——新闻传播的传者和受者的活动、新闻信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易，也是考察思考新闻观组成及其变动的一个重要角度”。因而，马新观研究需将书本与实践做到有机结合，实现“上天入地”的效果——“上天”即更深刻、全面、广泛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入地”则强调马新观的学习与创新要立足于中国大地,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和中国新闻传播的现实环境。走向实践，就是深化、放大“入地”的过程和强度，将研究扎根于中国新闻实践活动中，深入现实环境、结合实践现状展开探索。
第二，从偏重马新观思想观念史的研究转向对马新观历史实践的考察。现有马新观研究注重观念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但历史不仅存在于观念与思想中，更存在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历史语境中观念思想的变化，往往伴随着新闻活动的改变，这种变化会在新闻生产与业务实践、新闻经营与管理实践等方面展现出来。“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发展，虽来源于西方新闻业，但在新闻本土化过程中，并不是对已有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拷贝和重复，而是在不断探索、冲突、改变中转向独立和成熟的伟大实践。充分挖掘这一实践历程中的重大节点、生动细节，是研究中国新闻如何构建对中国社会认知的点滴、片段和主线。”马新观历史研究的“转向”，就是对无产阶级新闻学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诞生、发展相关的新闻实践历史进行发现与再发现，挖掘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的历史细节，特别要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媒”实践活动展开全面细致的考察，为新闻史研究、马新观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新的视角。
第三，从偏重对主流媒体研究转向重视对所有媒体实践研究。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包括职业新闻活动与社会化新闻活动在内的大传播实践。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对象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职业新闻活动为主，这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诞生和发展于新闻业时代密切相关，马新观理论的发展几乎伴随着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发展。在大众媒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新闻业时代，职业新闻活动成为马新观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指导对象。但当“后新闻业时代”到来时，人类新闻生产传播活动、收受活动（运用、消费活动）、管理控制活动以及新闻活动与社会系统及其各个领域的关系，还有新闻活动与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在整体上都已经或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造成了与传统新闻业时代相比具有很大差异甚至完全不同的新闻现象。面对这种结构性变化，“转向”意味着马新观研究需要关注媒体环境的最新变化，关注最前沿的媒体实践活动，立足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变革，不仅关注职业新闻实践，也要关注非职业新闻实践，以及职业与非职业传播实践主体间的复杂关系。特别要加强对媒体融合、传播技术发展、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舆论治理等前沿问题的关注，对各类社会化新闻实践活动加以分析，揭示当前新闻变革的发展变化趋势，探索研究能解释并指导最新新闻实践的马新观理论。
第四，从重视国内新闻传播实践研究转向国内国际新闻传播实践研究并重。以往马新观研究更多聚焦如何面对国内舆论情势与环境，做好面向国内的舆论引导，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但纵览全球格局，伴随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增强，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更为复杂，用马新观指导国际传播实践就变成现实需求与当务之急。当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马新观研究重视中外新闻传播实践的关系探讨，就是要直面国际舆论环境，思考利用国际传播展开全球对话、协商与博弈的可能，帮助媒体实现从被动应付到积极作为的转变，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找到更多合理有效的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从“偏重”转向“并重”的根据
有学者提出新闻学需要“实践转向”，原因在于新闻学“合法性知识”既来源于现实语境中产生的新场景与新问题，又来源于哲学、社会学等“上位学科”实践转向的联动。马新观研究从偏重史论研究转向史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同样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也有现实依据；既具有历史性根据，也具有时代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研究的历史积累与历史传统，以及中国当下的客观发展现实，共同促使“转向”成为当前马新观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转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马新观研究从偏重史论研究转向史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并特别强调对当今新闻实践研究的重视，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是马新观的重要特色。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颠覆意义的变革和创新在于，它“从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出发，确定人的本质和历史内涵”。马克思不仅将实践理解为人类个体活动，也将其理解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他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提供了基础性的观念来源，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例如，马克思主义将实践活动具体化为一种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活动，当具体到新闻实践活动时，马新观讨论的核心内容实际是新闻实践活动中新闻生产力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随着新闻生产技术不断发展革新，尤其是智能技术不断运用于新闻生产实践中，新闻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带来了新闻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关系的调整会直接体现并作用于新闻实践活动之中。从过去到现在，马新观研究的讨论焦点始终紧紧围绕新闻生产力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展开。又如，马新观对新闻与事实关系的讨论源于对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人们的实践活动展开于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新闻活动是人作为主体，能动认识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过程，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构成部分的新闻活动也是精神文化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在新闻学的讨论中，“事实与新闻的关系是新闻学的基本问题。”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提出：“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在新闻活动领域的转化。
其次，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不仅要认识和解释世界，还要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改造世界”，马新观也具有“改造世界”的特征与使命。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刻批判，更提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和历史行动为解决方案，并亲自投身于无产者的解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和发扬了这一重要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解决中国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实践主体科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治理中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实践难题的过程，又是具备一定条件的理论主体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断用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始终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党媒新闻实践活动为主的变化，并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开展新闻舆论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形成了既具有时代特色，又以解决时代问题为旨归的新闻观，推动中国的新闻事业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将新闻事业看作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把“党媒”看作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特别强调党媒作为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的地位与作用，就是因为党的新闻事业一直在“努力使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提高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并通过反映群众的呼声、问题来不断完善政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这就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性。
（二）“转向”符合马新观研究的内在特质
马新观源于实践，又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目标，内在要求马新观研究要面向新闻实践，解决新闻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首先，“解决问题”的研究特质源起于马新观研究诞生之初，并随着马新观理论的丰富不断强化。马新观之研究起始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活动、宣传活动，经典作家在实践中开始对自身报刊活动、新闻宣传活动、舆论活动展开思考与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报道的原则、新闻规律、新闻自由、报刊的人民性等重要论断来源于《莱茵报》、《新莱茵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等报刊实践，这些理论又指导了他们的报刊实践。在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时期，报纸刊发了许多为贫苦群众代言的报道，在使用报纸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实践中，马克思提出了“人民报刊思想”、“报纸的有机运动”等，这些理论又服务于《新莱茵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期的报纸实践工作。在创办《新莱茵报》时，马克思让《新莱茵报》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创办的“政治性机关报”，这种党性原则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指导，进而保证报纸能够在不受左、右派别影响的情况下，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纲领路线和方针开展工作。这说明，自马新观诞生起，马新观研究就是为新闻实践活动服务的。这种传统得到了列宁的发展和延续。列宁曾创办、编辑数十家报刊，其丰富的办报经历为其新闻宣传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列宁最早明确提出“出版物党性”观念，认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他在创办《火星报》时注重强调创办党报的作用，在办报实践中，其新闻宣传思想不断丰富、成熟，最终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展现出对“出版物党性”的系统理论。回到历史语境中，这一理论思想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党内少数人背离党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在党的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宣传反党观点”的文章，采取与党组织相对立的立场等问题。因此，列宁对党性原则的研究，首先剑指这些背弃党的立场的人，确保党报党刊政治阵地不偏离政治方向。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的新闻宣传思想，如党性原则、群众办报、新闻真实理念等直接指导着苏维埃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些观点也根据新政权建立后的新形势，作出相应调整，以更好地服务现实。可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实践、新闻斗争中研究总结而来，马新观的最终目标是满足现实需求、实践需要。马新观成为与其他思想观念斗争的重要武器，成为新闻事业发展的方针指南。
其次，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产生与发展看，中国马新观研究继承和发扬解决实际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自我更新的研究特质，并以这种特质不断推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改革。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与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总结出合理有效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的发展,是按照新闻实践活动遵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辩证统一规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指导下，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并在新闻实践中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为新闻实践服务。毛泽东新闻思想主要形成于延安时期，彼时围绕《解放日报》的创办和改版，毛泽东明确提出党报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等要求。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提出这些思想观念，首先要解决的是当时编辑人员在思想和业务上出现的脱离群众的问题，要对当时新闻实践如何更好适应革命实践予以回应与指导。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与传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新闻真实的原则、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等，都成为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与时俱进的马新观研究也在不断发现、关注实践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现象并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提出新闻宣传战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宣传上，是为了让新闻传播与新闻宣传活动能够为改革开放营造思想舆论环境，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江泽民阐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喉舌”性质与“福祸论”的舆论导向观，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的变化；胡锦涛提出“三贴近”的新闻工作方针以及新闻工作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直接指导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阶段的新闻舆论工作；习近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的新闻舆论工作方针、新闻改革发展要求、网上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等内容，是为了面对新兴媒体发展带来的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技术等领域的变革，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指导新时代新闻媒体在媒体融合、媒体创新、媒体转型等方面的实践。可见，中国的马新观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新观研究领域展开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解决特定历史阶段新闻实践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的具体困难与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社会需求的实践原则，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重视运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更新思想，丰富理论的内涵。
（三）“转向”是中国新闻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恩格斯在给威·桑巴特的书信中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如今，在社会整体快速发展、技术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中国新闻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诸多时代性的问题，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亟待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照。
从新闻业面临的国内环境看，一方面，近年来，新闻舆论工作整体上呈现出不断向好向上的态势，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不断增强，但处于深层变革的社会仍呈现出不同思想融合交错，多元意识形态复杂交织，利益冲突矛盾凸显的特点。有研究显示，民族主义、生态主义、网络民粹主义、泛娱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多元思想成为当前我国主要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想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又蕴含着非理性因素，甚至极端化倾向，容易造成负面影响，产生严重危害，给舆论宣传工作带来挑战。这些思潮背后蕴藏着不同的新闻观、舆论观，不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普通受众都会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强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导地位，并积极与这些观念展开对话、论辩甚至斗争，就成为马新观应有的时代使命；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正介入到新闻传播过程中，当网络信息技术成为新的新闻生产力时，就会对新闻生产关系产生影响：非职业新闻生产与传播实践成为当前新闻实践中的重要部分，“社会化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构成了一种相对长期的社会事实”，形成了新的、多元的媒体生态结构和传收关系结构，也形成了新闻与社会、新闻与个人的新型关系。但这种新型关系中也蕴藏着诸多值得警惕的问题：新传播技术的盛行不仅导致传统新闻媒体话语权式微，更让许多人逐渐习惯和沉迷于虚拟空间的互动，沉醉于“信息茧房”所构造的“安全区”，忽略了更多元、更有价值的信息；伴随移动社交媒体的盛行，“社交媒体空间权威信息的供给不足与不实信息的无序传播则成为增加信任成本、认知偏差和社会焦虑的温床”；平台媒体在市场化投资并购、与主流媒体融合以及构建新型内容生态中，已经初具垄断竞争格局，极容易带来伦理风险和溢出效应。这些都是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媒体实践与新闻管理中从未遇到的情况，却是当前在网络舆论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需要我们以马新观的立场、方法展开分析、批判，并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观念或思想。
从新闻业面临的国际环境看，中国深度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重点。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在国际舆论场的交锋逐渐演变为全媒体传播战，一些西方国家冷战思维回潮，试图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挑战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信息安全。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在全球贸易摩擦、人权争议等话题中，西方世界试图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甚至图谋在我国制造他们期望的变化，这充分展现出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治理格局改变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较量与利益博弈。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刻意抹黑，中国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被部分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媒体与媒体人的国际话语声量和影响力依然有限等情况，都说明我们的国际传播工作依然面临诸多障碍与困境。然而，面对西方世界“文化霸权”逐渐转向衰落，国际社会正期待新的治理理念的出现，中国该如何向世界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和治理理念，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解释好中国特色，做好与世界的沟通，如何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让世界理解中国的新闻观，这些问题都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上，作出时代性的探索和回答。
（四）“转向”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需要
中国特色新闻学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新闻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实际设定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意识形态边界”，马新观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精神内核。在马新观的指引下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主要是“以对中国新闻实践的学理性研究提出具有解释力与引领性的新闻理论”。这说明从中国新闻实践出发，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内在要求。目前一些马新观研究存在就文本谈文本，用观点解释观点的情况，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很难形成具有原创学术价值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思想。因此，强调“转向”是激发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活力和学术自信的需要，是激活马新观研究学术创新能力的需要，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关注中国新闻实践，关注中国新闻学的“重大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从“偏重”转向“并重”的途径与方法
马新观研究从“偏重”转向“并重”并特别强调对当今新闻实践的研究，意味着研究者需要突破当前马新观研究的惯性思维和学术取向，需要新的途径和方法来实现“转向”。尽管既有的历史研究、理论研究为马新观的学理化、理论化奠定和夯实了基础，使马新观的实践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学理根基，但这些研究并不能替代对新闻实践的直接探索。马新观的实践研究应该是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只有对新的实践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真正发展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根据目前的研究实际，本文认为在并重中更加重视实践或“转向实践”，至少需要从研究观念、研究作风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着手。
（一）马新观研究要重视新闻实践的观念
从研究观念层面看，要确立重视新闻实践的观念。主要可从四个方面展开。
其一，要将最新新闻实践作为马新观研究的对象，从正在快速发展变化的实践中丰富马新观。特别要关注当下中国新闻面对的重要问题：一是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对主流媒体融合实践探索的及时跟踪观察，关注主流媒体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对主流媒体不断尝试与探索的实践活动、职业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态等予以经验研究，并能从马新观的立场、方法视野中不断作出理论抽象与总结；二是对主流媒体长期开展的新闻实践活动，如“三贴近”、“走转改”等进行追踪观察和研究，总结这些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活动的基本精神、内在规律；三是要对非职业新闻传播实践活动持续考察，特别关注各类非职业新闻实践活动与职业新闻实践活动之间的基本关系。具体讲，就是在研究中，除了将党媒体系、市场化媒体体系中的传统职业新闻实践活动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外，也应该重视机构媒体——如由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办和运营的社交媒体——所展开的新闻实践，以及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实践，并且研究这些非职业新闻实践活动对职业新闻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些新兴传播主体在数字传播时代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同时也能给传统新闻生产、新闻文化带来影响；四是要特别关注新技术对新闻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智能时代的新闻实践，以及新闻实践与智能技术的关系予以分析，丰富马新观的时代内容。
其二，要在研究中确立问题意识，以解决问题为研究的重要目标，将实践作为检验研究成果的标准。走向实践，要指向目前新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践层面的难点、痛点是马新观研究应重视的真问题，而研究成果是否有效、有用，也必须通过实践去检验。研究者要增强关照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责任感。
其三，重视实践，意味着马新观学术研究应当与马新观业务实践紧密结合，学界通过与业界增强交往，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学界应积极介入业界为其提供指导，业界也须为学界开放学术观察的空间以及学术成果检验的平台，双方合力展开马新观的探索和研究。
其四，不仅是马新观研究需要走向实践，新闻教育实践及其研究也应当与新闻职业实践紧密结合。要在马新观教育中，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揭示转型时期中国新闻传播界的生态和主要思潮,让同学们意识到：马新观不是抽象的,不是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直面现实的,帮助同学们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包括舆论生态、报道机制、媒体伦理等基本问题”。
（二）马新观研究要从“书斋”转向“田野”
从研究作风层面看，马新观研究需要从“书斋”转向“田野”，马新观研究需要走向中国特色的实践、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实践、最具前沿的实践活动中。
其一，要走向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甘惜分先生的话道出了我国马新观研究所应坚持的原则。马新观研究最重要的关注对象是中国的新闻实践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部分，马新观研究应当以服务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新闻变革为己任，结合时代条件，回答当今中国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媒介技术变革而来的现实问题。具体讲，走向中国的新闻实践，需要走到中国新闻实践的历史中，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但当代人没有经历过的新闻实践展开研究，对至今仍在新闻实践中存在和延续的马新观实践展开研究，回答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自我改造完成改造世界的目标；需要立足当下国内新闻传播现实，记录、捕捉、分析与反思最新的新闻实践动态，把握党媒、市场化媒体、社交媒体的实践及其关系；要将中国新闻实践放置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中，讨论新闻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新闻实践乃至整个传播实践在国家治理、城乡关系、区域发展等社会实践中所能发挥的功能与价值。
其二，要走向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的关系讨论中。第一，马新观研究需要加强对国际传播实践的关注。这一方面要求马新观研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新的中国世界观”指导下，将国际传播实践“回归和置于特定的国家制度和民族文化中”，形成促进国际传播新秩序建设的理想目标和胸怀，为中国和更多第三世界的民众争取、提供更多“基础设施、想象空间与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也要求马新观予以国际传播更加精细而明确的指导，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针对当前国际舆论的整体态势，马新观需要对国际传播的实践展开更多讨论，这涉及国际传播的立场、方式、手段等诸多层次的实践问题。第二，需要增加中国马新观研究与全球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对话机会，增强对话能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中国的专利，马新观的理论与实践一直都具有国际化色彩。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立足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作为全球社会主义新闻实践活动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探索，如何与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展开对话，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理论建设和新闻实践发展具有哪些意义，这些问题都为我国马新观研究与全球展开对话提供了可能，这也有助于全球其他国家对中国新闻实践、新闻环境等加以认识和理解。
其三，要走向新闻实践发展前沿地带，关注最新变化，用实践反哺理论。马新观研究既需要挖掘经典的力量与价值，更需要把握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上文已经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对最新实践做了说明，在此还需强调的是，在观察这些新现象、新问题时，不仅要从新闻传播的视角进行分析，更要梳理这些问题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经济逻辑，研究这种逻辑背后彰显的社会共识、社会规则对新闻实践的影响。在我国，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构造为“平台化社会”，这些平台成为囊括信息流通、社会服务、经济流动，甚至国家治理等功能为一体的基础设施，改变了传统新闻传播的格局。对它们展开分析，就需看到其给社会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以及技术、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因此，要辩证看待网络平台在我国新闻舆论领域中的角色，对网络空间治理产生的影响，既看到平台垄断在经济、意识形态等层面带来的深层影响，以理解国家开展相关监管的动因，也要看到平台媒体成为包括党媒在内的各类媒体争夺话语权的重要空间，更成为了网络信息与舆论的集散地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马新观在面对和研究互联网平台这种新型权力主体时，需要借助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深刻考察。
（三）马新观研究要做到多种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
从研究方法层面看，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相统一。
其一，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方法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方法主要是指“以物质决定意识等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唯物史观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等等”。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认识方法、社会分析方法，尤其是与一些具体的、科学的、人文的研究方法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普遍性，是方法的方法”。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和分析问题时所采用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而非其他国家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在新闻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意味着在对新闻实践的研究中要紧紧把握住“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马新观研究的目标既包括在从实践到认识的“认识世界”过程中发现新闻活动的特征，揭示最新的新闻活动的规律，也包括在从认识到实践“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为新闻活动提供观念和智慧，推进新闻的发展与改革。从更加深入的层面看，它更意味着马新观研究的使命、责任和信念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一致的，在于“推进人类实践生存和实践存在价值上的人的自由全面解放”，要使新闻活动成为促进社会优良运行的重要力量，使新闻活动成为人类追求自由美好社会的重要力量。
其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的同时，重视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将哲学的思辨精神与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融为一体，更有深度、更加鲜活地把握现实问题。钱学森在对社会系统进行分析时曾原创性地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该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采用综合集成、辩证思维的方式，结合人工智能的辅助，贯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的目标。这一方法对马新观视角下运用系统论思考和分析当前复杂的新闻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在与各类具体方法的运用与结合中，要重视科学主义的各种方法，从经验研究中把握新闻实践的规律；要重视人文主义的各种方法，强调对新闻实践中人的主体性的研究；要重视跨学科的方法，以多学科、超学科的方法解决复杂多变的实际问题；还要重视各种新兴的科学研究方法，可将各类新兴方法和工具运用于研究之中。但不论采用何种方法，最终目的都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还要意识到方法与问题的匹配性，不能为方法而方法，而是要通过各类方法的创新和融合增强马新观研究对现实的指向性、指导性与批判性。
其三，在实际研究中，不能未加反思地就将理论与现实直接嫁接起来，更不能将现实直接等同于对社会现象的简单堆砌，甚至将原本“具有鲜活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理论原则用来剪裁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而是既要充分考虑理论诞生与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情境，也要强调当前现实环境中具体条件的变化，从而让理论与现实有机结合。有学者曾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运用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和一般方法来理解经验，在理解经验的过程中形成逐步的提炼，最终形成对中国若干具体实践具有解释力的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这种“实践-理论-实践”的“大循环”就不同于“理论-经验-理论”的“小循环”。马新观研究可从这一思路中汲取灵感，实现马新观研究从“小循环”到“大循环”的升华。所以，马新观研究不是简单对现实进行描绘，而是要透过现实，作出关于现实世界和时代困惑的深刻解答。
其四，针对以往更多以观察和解释为主的情况，要提倡和鼓励走进新闻实践的“田野”中，除了近距离做好新闻实践变化的记录、阐释工作，也可以结合自身能力走到新闻实践活动中，展开“行动”。行动研究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本途径，研究者和新闻实践者可一起参与到具体的行动实践中，“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发现和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根据研究发现采取相应行动以解决或改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了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认识或发现是否准确。”在这样的过程和经历中让研究者真正实现知行合一，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
必须真诚说明的是，本文对“转向”问题的讨论仍然属于“纸上谈兵”，发出的主要是呼吁。写作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学界同仁更多重视和关注马新观研究的实践指向问题。对广大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来讲，在观念和认识层面重视实践、走向实践仅是第一步，真正走向实践，研究“实践”才是更为关键、更为重要的问题。只有实践研究真正成为风气，马新观研究才能从当下“重史论，轻实践”的“偏重”状态转向史论与实践“并重”的优良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