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翻译与国际传播”工作中的挑战与对策

弗格森：首先需要的是懂得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人才。因为政治话语比较抽象，而且有许多专门的术语和词汇，所以要让外国人理解和接受中国故事，就需要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来讲述。好的故事应该是人的故事。因此，外语人才的角色和观念需要转变，他们要做的不只是翻译， 而是要理解所传递的内容本身，先内化吸收，之后再用外语去解释，成为讲故事的人。

弗格森：我认为学会与媒体打交道非常重要。西方国家的公众人物，如政治家和体育明星，基本都接受过应对媒体的训练。但在中国，这种训练还不是很普及。对中国来说，现在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有些西方媒体很有敌意，他们会提出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应对，需要有专业媒体顾问的协助，帮助公众人物提前做好准备，包括了解采访者的意图，以及预设问题和答案，要事前演练。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塑造中国的形象。所以，在对外交流中，除了讲好故事，学会应对媒体也很关键。

弗格森：是的，我认为好的作品应该要讲人的故事，相比起文绉绉的文章，平常人的故事更能打动人。我审校过的书中有三本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本书写的是宋庆龄的生平，里面有很多她生前的图片。第二本是谷文昌的传记，他曾担任福建省东山县县长、县委书记，带领全县军民植树造林，防治风沙。第三本是《梁家河》，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的生活。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都已翻译为英文并且出版。其实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喜欢听故事，中国人也很擅长讲故事。

弗格森：外语人才不仅要具备相应的语言知识，同时也要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商贸等领域，要知己知彼，才能够做好对外交流的工作。

弗格森：我更倾向于可读性，也就是说，相较于文字本身，信息更为重要。汉语和英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比其他欧洲语言和英语之间的差异都要大。如果拘泥于“忠实性”，很难将真正的信息传递给外国读者。比如说，如果只按照表面的形式来翻译中国古诗，那么一定会丢失诗意。因为中文是意合的语言，有时一句诗里只是几个意象连在一起，但背后的意蕴却非常深刻，如果过于“忠实”，翻译成英文就会像是辞藻的堆砌。古诗的翻译只是一个例子，我认为翻译时更要注重可读性。

弗格森：是的，我觉得翻译出来的英语应该要地道、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但这也很有挑战性。我记得我们之前谈过隐喻的翻译。我认为有些隐喻翻译出来，效果并不是很好，除非能找到英文中相对应的表达。因此我更倾向于不翻译隐喻，或者是用目的语中意思相近的隐喻来替换。

弗格森：我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的书，包括北京、广州、南通、苏州、延安等。其实我能够留给对每个城市做调查的时间并不多，而且中国的城市很大，历史悠久，所以我会利用有限的时间在当地寻找有趣的事物，采访一些比较传奇的人物，将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这些书都已由中国外文局出版了。我自己再回看这些书时，发现还是写得很不错的。

施晓菁：当前中译外工作的确面临一些困难，但并非都是中国方面的原因，也有来自西方（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偏见。当前中译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需要改变讲故事的方式和使用的语言。此处“讲故事”的范围，应当是非文学性，如新闻、评论、报告等。在表达同一观点时，文化 背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讲述方式。因此，有时候需要改写、编辑原文，以更好地为外国受众所接受。目前，这种“编辑”工作其实是由译者来做的，但这已经超出了译者的责任范围。在翻译前，就应有针对性地对原文进行这种“编辑”。这样的工作应该由专门的、有资格的中文编辑来做。

其次，在讲故事时，有时我们使用的语言并不恰当，可能会使外国受众感到难以理解，甚至产生误会。例如，在谈到“促进传播”时，我们常用“promote”一词，但是英语读者看到“promote”时马上联想到的可能是“商品促销、推销商品”，这就会让人觉得我们是在“推销”自己的故事，不仅不能理解我们的本意，甚至产生反感。因此，在当前中译外工作中，翻译工作者必须提高语言使用水平和敏感性，注意选择合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

最后，中译外有很多不同领域，如法律、金融等领域。在培养翻译人才过程中，各培养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为学生设置一些针对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课程。不同的高校也各有其专业特色，如医疗、体育、艺术、法律等。有些专业性大学也开设了口笔译课程。我认识一位体育学院的学生，她就在学习口笔译。我想，这些学校的学生在关注本专业领域的口笔译之余，也需要学习语言、文化类的通识课程。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需要在程序设计中进行“翻译”，如本地化、人工智能（AI）技术等。因此，他们也应接受一些口笔译训练。我们既需要“专家”，也需要“通才（多面手）”。

施晓菁：对于归化和异化，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固定的标准。策略选择要取决于原文的性质以及目标读者群体。一般来说，文学翻译需要保留更多特色，但这样的策略选择可能是为了保留作品的原创性、想象力，而非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考虑。由于有“不可译”现象存在（如粗话、 俗语等），译者的选择空间也较小。

至于非文学翻译，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忠实于原文的意思，而非语言本身的“特色”，因此，可能更偏向归化。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这篇文章？想介绍什么？读者是谁？例如，在《新时代面对面》（Understanding China in the New Era）一书的翻译中，每章标题中的诗歌性的文字都被删除了，因为这本书的目的是向外国读者解释十九大的具体内容，保留诗歌性的文字无助于外国读者理解，还可能会造成困惑，因此删去了。

此外，随着英语语言的发展，异化表达也有可能转变为归化表达。例 如，“纸老虎”一开始对于外国受众来说是异化表达，但是，现在“paper tiger”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约定俗成的表达。在选择归化或者异化处理时，译者的语言能力也十分重要。有经验的译者可以在归化的同时，保留一些异化的特色。

施晓菁：译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主动性，但需要慎重。译者需要判断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发挥主动性，这种判断来自经验、知识背景、对原文的理解，以及对受众的了解等。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伊万·金（Evan King）在翻译《骆驼祥子》时，考虑到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修改了悲剧性的结尾，加入了其他角色和事件，使其更能吸引美国读者。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就有争议。我觉得不合适。他的译文更应该叫作“改编”（adaptation）。如何把握翻译的“度”，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不确定的话，还是贴近原文翻译为好。

施晓菁：首先，关键是要提高译者的语言能力。译者的语言能力强，才能够应用各种技巧。要更注重提高学生的口语和写作能力，努力做到少犯基础性错误，如搭配不当、语法错误等。因此，我们需要提供更具体、更有指导的练习，如改变句子中的词语顺序、同义词替换、改述，释义等练习。不求甚解的泛泛练习是不够的。学生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知道的词不少，但需要时说不出来，或者用起来不灵活。

其次，要提高译员的语用水平，通过情态动词、语气等正确传达想表达的意思。例如，要掌握礼貌的表达方式，学会如何礼貌地接受、拒绝或“模糊处理”；选用合适的连词把逻辑说清楚；注意说话语气等；要特别注意情态动词的使用。比如，在表达想法时，“might”比“may”更委婉礼貌。如果不注意这些，表达可能听起来过于直接、粗鲁或者有些奇怪。举个例子，当我们想要一件东西时，应当使用情态动词、委婉的语气，有时还需要使用问句。“I would like a cup of tea.”或“May I have a cup of tea?” 就比直接说“I want a cup of tea.”显得更客气，不那么粗鲁、没有教养。我们在教学中应该特别指出这些问题，引导学生注意和重视表达方法和语气。讲故事的内容固然重要，但讲故事的方法也同样重要。

最后，还要注重提高译者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补充文化背景及比较语言学的相关知识，使译者更敏锐地意识到语言的作用和语言的差别。在对翻译教师和翻译人员的评价方面，应注重实践应用能力、教学效果、实际工作经验等，而不能只注重研究论文的发表。不能把发表论文作为唯一评价标准。我们需要更多有实践经验的口笔译员，毕竟这些从事翻译实践的译员永远是大多数，翻译研究者则为相对少数。翻译教学要更注重对实践的反思。

施晓菁：当前是互联网的时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同时，翻译工作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要求以及可用工具也不断更新变化，北外在学生培养上要与时俱进，适应市场新需求，增加毕业后的就业机会。要培养学生学会使用新技术、新工具，如神经网络机器翻译（NMT）、人工智能 （AI），应该开设译前、译后编辑等相关课程。要关注新出现的翻译任务类型（如网络翻译、多模态翻译等），适应现在的新型翻译需求，如网站翻译、网络小说翻译、直播翻译等。同时，要注意这些翻译的特点，如需求变化快、周期短、注重翻译速度等。例如，直播的翻译速度要求很高，网络小说连载后也必须尽快翻译等。

学生也要学会在新形势下进行有关工作合同的沟通协商。例如，笔译员在使用数据库、软件辅助翻译时，薪酬计算方式是否和以前不同？是要按页数、字数还是稿件数计费？口译员则可能面临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带来的问题，如远程同传（Remote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RSI）是否存在工作时间压力、健康和安全问题？是否需要在会前进行平台使用的 培训？培训时间是否也要计费？在计算薪酬时是否应考虑到这些因素并明确地写到合同里？

最后，我们要注意新情况下的职业伦理问题。比如，远程同传中可能涉及的新的职业伦理问题（如新同事配合方式及新的工作规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