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国家在高校和科技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对年轻人的支持也需要做的更好，但是不能忘记两点事实：
1）中国最近三十年长期努力提高对年轻人的支持；
2）提出和执行支持年轻人计划的人，常常自己的待遇不仅毫无改变，而且还可能因为支持年轻人而成为矛盾的焦点，“自身利益”被损害。
新体制是支持年轻人发展、支持中国发展的最新环节，需要在改革中完善，而非废除。
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出“杰出青年基金”，专门选拔和支持45岁以下的年轻人。国家支持年轻人，越过了一些其他人。例如，那时，1966年之前上大学的教授和科研人员都还在工作期，他们在早期没有得到合适的支持，后来国家也没有专门支持他们，而是越过他们专门支持比他们年轻的人，他们当时大多数超过了45岁。
1994年，周光召院长开启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也是招聘年轻人。以后并入路甬祥院长1998年开始的“知识创新计划”的核心部分。招聘年轻人的待遇也逐渐超过科学院一批卓有成就的老教授的待遇。
1998年，教育部启动国家重点人才计划特聘教授，都是给年轻人。当时十万年薪，有些人最初不敢要。因为远高于当时老教授的收入。1998年，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还有很多健在。对这批多数还没有在国内有很多工作、只有海外工作经历的年轻人的支持高于两弹一星元勋，说明国家求贤若渴，对年轻人非常支持。1998年时年轻人的国家重点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待遇相比当时两弹一星的待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新”“老”待遇差别最大的特殊时期特例。但九十年代中晚期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和科研院所出现青黄不接，大批年轻人、中年人纷纷出国、留在海外，招聘和支持一批年轻人对稳定高校和科学院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我们一些在海外的人，也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回国的人。我自己在科学院、教育部领导方面多次支持陈竺、饶子和、裴钢等。
2000年代中期，中国多个单位领导意识到有条件再进一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率先以百万年薪招聘金力、舒红兵后，不久北京大学招聘我、清华大学招聘施一公等人回国领导生命科学学院（其中年龄最大的我也仅45）。招聘我们四人的校领导、学校组织人事和财务部领导没有一位因为招聘我们而待遇提高，他们的收入都不高，但他们认为这是学校发展的一步。我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回国就该只对比国外而心安理得，而认为自己一定要做事、做好事。我们也不认为应该自己独享利益、更不能唯我独尊，而是希望支持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公和我联手全职回国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工学院院长提议引才计划，一旦国家同意，我们很快加上“青年”部分，最后实际上青年人引才的数量远多于千人。一大批年轻人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作用明显。
没有新的计划、没有新的帽子，对年轻人的支持如果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难。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是国家事业编制，事业编制工资有全国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所规定。如果变动全国的工资体系，当时国家经费有限、负担不了。各个单位当时也不可能全员提高收入。在经费上可能提高很多人收入的时候，很多单位也清楚以前的人有些确实应该得到更高收入、有些不应该。但非常难以实施的时候区分原有的大量人员的支持。所以很多单位都直接支持年轻人，而没有支持原有的、当时大批量的“老人”。用新的计划、有时用新的帽子，不是游戏，而是为了支持新的人、最主要是年轻人的方法。而支持年轻人的校领导、人事财务科研部门并无一人自己的待遇提高。
做的比较好的北大清华，院士，包括老院士，收入提高都在年轻人之后。当然有些有条件拒不推行改革的单位，经常出现不是院士的领导给院士提高待遇在给年轻人之前。这种单位的领导一般是原来不是院士，用国家、单位资源给自己赢得院士选票后大部分有效。年轻人自己去看看就知道哪些单位是这样的。
但是，无论是从发展还是管理角度，对于提高待遇的人需要提高要求。要不然，“老人”也不服气。
预聘制起到提高质量的把关作用。但预聘制也是对年轻人非常大的体制性支持。预聘制要求每个年轻人独立，不附属老教授、大教授。所谓广州某高校雇佣上千人的说法，那不是预聘制，而是绕开预聘制给已有教授和团队雇佣下级的做法。可以说是反对或者不想有效实行预聘制的一种做法。预聘制的单位不鼓励这种，如果有少量，一般也是要求由教授团队自己负责，不由学校出经费、给承诺，明确职位的风险。预聘制一般也不鼓励教授团队的人近亲繁殖晋升为独立研究人员，而鼓励去其他单位独立。
因为建立新体制不容易，所以预聘制做的好的单位不多，首先是新单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中心（披露，我自己参与创立领导）、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可能还有上海科技大学（我听说，但没有去过）。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做的很好，但毕竟需要协调。北大清华有丰富的经验，如何在原体系膨大的情况下逐步地、坚决地、有效地改革。一般单位可以专门与北大清华有关人员交流，其中相当经验可以借鉴。当然，交流对象不限于还在岗的，有部分起了很大作用、经验丰富的退休了。
新单位实行预聘制，行政人员的收入显著低于科研人员。有些新单位，行政人员最高收入接近新体制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收入，而远低于科研人员的高收入。行政支持和辅助定位清晰。这些新单位，有时出现需要要求和鼓励科研人员尊重行政人员的问题。
这些新单位，不仅加入了我们国家支持年轻人的行列，而且解决或努力解决年轻人诟病或担心的问题。
年轻人如果希望简单的环境，当然首选新单位，但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还要去各种老单位。去之前应该与用人单位谈清楚，需要文字合同，不能是个人或口头。
年轻人、以及对中国高教和科技不熟悉者可以提出合理建议和要求，也需要看清楚什么是合理的待遇和要求。不宜张冠李戴，不能把怨气投向支持年轻人的政策和人，更不能支持和推动废除支持年轻人的新体制。
新体制，是中国很多人努力支持年轻人的结果。可能需要完善，但不宜推翻而倒退。
中国的发展，需要年轻人。中国对年轻人的支持，也不要被忽略。
虽然我们国家在高校和科技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对年轻人的支持也需要做的更好，但是不能忘记两点事实：
1）中国最近三十年长期努力提高对年轻人的支持；
2）提出和执行支持年轻人计划的人，常常自己的待遇不仅毫无改变，而且还可能因为支持年轻人而成为矛盾的焦点，“自身利益”被损害。
新体制是支持年轻人发展、支持中国发展的最新环节，需要在改革中完善，而非废除。
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推出“杰出青年基金”，专门选拔和支持45岁以下的年轻人。国家支持年轻人，越过了一些其他人。例如，那时，1966年之前上大学的教授和科研人员都还在工作期，他们在早期没有得到合适的支持，后来国家也没有专门支持他们，而是越过他们专门支持比他们年轻的人，他们当时大多数超过了45岁。
1994年，周光召院长开启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也是招聘年轻人。以后并入路甬祥院长1998年开始的“知识创新计划”的核心部分。招聘年轻人的待遇也逐渐超过科学院一批卓有成就的老教授的待遇。
1998年，教育部启动国家重点人才计划特聘教授，都是给年轻人。当时十万年薪，有些人最初不敢要。因为远高于当时老教授的收入。1998年，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还有很多健在。对这批多数还没有在国内有很多工作、只有海外工作经历的年轻人的支持高于两弹一星元勋，说明国家求贤若渴，对年轻人非常支持。1998年时年轻人的国家重点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待遇相比当时两弹一星的待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新”“老”待遇差别最大的特殊时期特例。但九十年代中晚期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和科研院所出现青黄不接，大批年轻人、中年人纷纷出国、留在海外，招聘和支持一批年轻人对稳定高校和科学院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我们一些在海外的人，也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回国的人。我自己在科学院、教育部领导方面多次支持陈竺、饶子和、裴钢等。
2000年代中期，中国多个单位领导意识到有条件再进一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率先以百万年薪招聘金力、舒红兵后，不久北京大学招聘我、清华大学招聘施一公等人回国领导生命科学学院（其中年龄最大的我也仅45）。招聘我们四人的校领导、学校组织人事和财务部领导没有一位因为招聘我们而待遇提高，他们的收入都不高，但他们认为这是学校发展的一步。我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回国就该只对比国外而心安理得，而认为自己一定要做事、做好事。我们也不认为应该自己独享利益、更不能唯我独尊，而是希望支持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公和我联手全职回国的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工学院院长提议引才计划，一旦国家同意，我们很快加上“青年”部分，最后实际上青年人引才的数量远多于千人。一大批年轻人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作用明显。
没有新的计划、没有新的帽子，对年轻人的支持如果不是不可能，也非常困难。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是国家事业编制，事业编制工资有全国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所规定。如果变动全国的工资体系，当时国家经费有限、负担不了。各个单位当时也不可能全员提高收入。在经费上可能提高很多人收入的时候，很多单位也清楚以前的人有些确实应该得到更高收入、有些不应该。但非常难以实施的时候区分原有的大量人员的支持。所以很多单位都直接支持年轻人，而没有支持原有的、当时大批量的“老人”。用新的计划、有时用新的帽子，不是游戏，而是为了支持新的人、最主要是年轻人的方法。而支持年轻人的校领导、人事财务科研部门并无一人自己的待遇提高。
做的比较好的北大清华，院士，包括老院士，收入提高都在年轻人之后。当然有些有条件拒不推行改革的单位，经常出现不是院士的领导给院士提高待遇在给年轻人之前。这种单位的领导一般是原来不是院士，用国家、单位资源给自己赢得院士选票后大部分有效。年轻人自己去看看就知道哪些单位是这样的。
但是，无论是从发展还是管理角度，对于提高待遇的人需要提高要求。要不然，“老人”也不服气。
预聘制起到提高质量的把关作用。但预聘制也是对年轻人非常大的体制性支持。预聘制要求每个年轻人独立，不附属老教授、大教授。所谓广州某高校雇佣上千人的说法，那不是预聘制，而是绕开预聘制给已有教授和团队雇佣下级的做法。可以说是反对或者不想有效实行预聘制的一种做法。预聘制的单位不鼓励这种，如果有少量，一般也是要求由教授团队自己负责，不由学校出经费、给承诺，明确职位的风险。预聘制一般也不鼓励教授团队的人近亲繁殖晋升为独立研究人员，而鼓励去其他单位独立。
因为建立新体制不容易，所以预聘制做的好的单位不多，首先是新单位，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中心（披露，我自己参与创立领导）、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可能还有上海科技大学（我听说，但没有去过）。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做的很好，但毕竟需要协调。北大清华有丰富的经验，如何在原体系膨大的情况下逐步地、坚决地、有效地改革。一般单位可以专门与北大清华有关人员交流，其中相当经验可以借鉴。当然，交流对象不限于还在岗的，有部分起了很大作用、经验丰富的退休了。
新单位实行预聘制，行政人员的收入显著低于科研人员。有些新单位，行政人员最高收入接近新体制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收入，而远低于科研人员的高收入。行政支持和辅助定位清晰。这些新单位，有时出现需要要求和鼓励科研人员尊重行政人员的问题。
这些新单位，不仅加入了我们国家支持年轻人的行列，而且解决或努力解决年轻人诟病或担心的问题。
年轻人如果希望简单的环境，当然首选新单位，但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还要去各种老单位。去之前应该与用人单位谈清楚，需要文字合同，不能是个人或口头。
年轻人、以及对中国高教和科技不熟悉者可以提出合理建议和要求，也需要看清楚什么是合理的待遇和要求。不宜张冠李戴，不能把怨气投向支持年轻人的政策和人，更不能支持和推动废除支持年轻人的新体制。
新体制，是中国很多人努力支持年轻人的结果。可能需要完善，但不宜推翻而倒退。
中国的发展，需要年轻人。中国对年轻人的支持，也不要被忽略。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