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建始县调研乡风民俗问题。建始县现任县委书记早在2017年底的时候，就意识到当地有些行政村乱象丛生，上访的、阻挠工程建设的、敲诈外来企业的，应有尽有，表面上的说法是民风彪悍，实质上是治理失序。后来县委书记连续下乡蹲点调研，发现整顿乡风民俗是当地社会治理的牛鼻子，通过移风易俗带动其他领域的工作提档升级。于是下达了关于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其中，“破除歪风陋习”要做的工作包括狠刹“攀比奢侈风”、“好逸恶劳风”、“缠闹炒作风”、“黄赌毒黑风”等。
该县三道岩村所在的茅田乡从2018年起连续三年在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建设上有不同的工作创新。经过三年的整治，建始县包括茅田乡、三道岩村的相关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逐渐常态化。最典型的是三道岩村，该村在人情酒席上规定“三个不超过一百”，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一桌酒席不超过100元，一条香烟不超过100元。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农违背村规民约办酒席，后经说服教育认识到了错误，主动向全体村民写公开检讨信。
茅田乡的移风易俗、文明乡风建设除了基本的人情酒席之外，还开展到了庭院净化亮化美化工程。这个庭院工程，不仅要把屋外周边环境卫生搞好，修通水渠、建花坛、摆垃圾桶、树路灯等，还对屋内设施摆设、房间衣物整理提出要求。按理来说，屋内私密空间是农民最自由、最自主的空间，一般人按自己习惯打理，反感他人干涉。西方人说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说的是国家公权力不能干预私人生活，何况最私密的房间摆设。在其他地方，地方政府改厕政策基本上都要弄出一地鸡毛，老百姓旁边看、还不满，茅田乡改造农民屋内空间，理应也会引发冲突和不满。但是事实上，该政策不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访的群众满意，执行过程也相对平静，没有发生不和谐事件。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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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建始县对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工作的定位和态度有关系，即很重要、但不考核。
该项工作是县委书记亲自推动、亲自抓的工作，属于典型的“一号工程”。县委书记重视的长期工作，一般都会定位为全县的中心工作。为了推动中心工作，就要启动监督、检查、考核和问责系统，监督部门会把该项工作定位年度专项监督事项，相关工作部门成立专门检查工作组不定期予以检查，考核部门则会将该项工作列入年度综合考核、加大分值，或者进行单项考核，分值计入综合考核。有些这些配套工作，使得领导重视的工作变成了硬任务，下级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才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对待工作。
在布置任务、完成工作过程中，布置任务的上级与承担任务的下级之间没有谈判的空间，下级不能跟上级讨价还价。无论上级布置的任务符不符合下级的实际情况，下级有没有条件完成任务，下级都要“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下级无法将意见反馈给上级，无法对任务进行调整和改进，下级必须硬着头皮、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下级表现出不积极、打折扣或态度不好，一直盯着的监督考核体系就会启动纪律程序，包括政治问责。上级为了表达重视程度，就不断地加大监督考核力度，下级因为害怕被问责、被处分，就不得不加大刚性执行的力度。这个时候，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刚硬、直接，没有弹性、融通空间。
从层级上讲，县一级这样布置任务给乡镇一级，乡镇也这样布置任务给村一级。村一级与群众对接，它既有考核问责的压力，也拿到了县乡的尚方宝剑，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态度，就必然是刚性的、傲慢的和不讲条件的。于是乎，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也会变得相当僵化，乃至可能对立。
然而，在茅田乡我们却没有看到僵硬的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原因就在于建始县在移风易俗中，并没有启动严格的监督考核制度。这样，一方面移风易俗工作是县委书记重视的事情，一定要着力去推动，另一方面县委书记又没有将这个事情纳入监督考核之中，那么，相关部门包括县委办、宣传部等怎么样才能把工作落实下去，推动工作落地呢？县委办要落实县委书记的具体指示，将指示变成政策，并跟踪、监督政策执行效果；宣传部具体制定政策、推动、落实政策并保证政策效果。因为没有督查室、纪委、考核办等作为工作推动的抓手，作为工作推动部门的县委办、宣传部就不仅仅是在办公室制作文件、下达任务，还必须做这么两件事：
一是做通下级党委政府的工作，让他们意识到这不仅是县委书记重视的事情，更要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让他们思想上、认识上真正起变化，真正认为移风易俗做好了，就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其他工作。只有这样，下级党委政府才会真正将重视落实到实处，真正花功夫、花心思去推动该项工作。为此，工作推动部门就不能坐等下级来汇报工作，然后谈想法、不知任务，而必须不断地下到基层去调研、座谈、开会，做通下级的思想工作。
二是跟下级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干部一起干活，共同推动工作开展。在一些具有带动性、影响性、典型性的工作项目上，工作推动部门还必须亲自跟乡村两级工作人员一起想办法、出点子，乃至亲自干活。这样才能调动下面的人的积极性、热情，促使他们思想发生转变。上级部门都亲自下来干活了，下面的领导干部哪还有不重视、不积极的。
对于乡镇一级来说，它的工作要落实到村一级，就必须调动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村一级是自治单位，村组干部要调动起来，花的功夫和精力要比县一级调动乡镇一级还要大。负责移风易俗的是乡镇宣传委员，他给各村支部书记下命令不是不可以，但是村支书听不听是另一回事。为此，他及他的团队就必须亲力亲为，到各村跑，往村组干部家里跑，跟村干部交心、交朋友，让他们的认识到移风易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共同讨论怎么把工作开展下去，以使村干部自觉地去做这件事情。他们不仅要召开村组干部会议，还要组织召开板凳会、院坝会、屋场会等，把思想工作做到群众中去。在工作推进华中，还要不断地下到农户家去看、去指导，听群众的意见和想法，村干部看到镇干部这么卖力，他们不卖力也就不好意思了；群众看到镇干部都来了多少次，足见国家很重视，事情很重要，对群众很有利，思想不通也慢慢地想通了，跟着做了。
接下来，虽然村干部意识到这件事很重要，但是他们也没有雷霆手段，不能吓唬农民说这是上面政治任务、不做也得做。于是他们也就必须做通群众的工作。群众工作，无非是放下身段，深入群众之中，跟群众交朋友、讲感情，把道理讲通，同时也了解群众的想法、困难和意见。移风易俗等都是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工作并不难做通，关键是要做细、做精、做到位。群众思想通了，认识到位了，自然就会主动配合工作，还可能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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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茅田乡移风易俗案例中，有没有监督考核很重要，上下级关系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其一，有监督考核，工作推动部门就有钦差、有尚方宝剑，对待下级就不会那么客气，下级思想通不通都得做。所谓“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说的就是这种刚性条件下的上下级关系。这种上下级关系就比较僵硬、刚性，下级没有还价、反馈的空间，任务、政策得不到调整，适应性打折扣。
其二，没有监督考核，中心工作既是工作推动部门的工作任务，也是下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任务，他们双方必须配合起来任务完成，否则双方都有责任。如此，工作推动部门就必须放下身段，多与下级协调沟通，做通下级的思想工作，让下级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主动开展工作。这种上下级关系相对具有柔性和弹性，相互间具有一定的协商空间，下级的意见和实际情况能够得到充分地反馈，任务、政策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因而适应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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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重要但不考核的前提下，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就变得重要，前者是体制内上下级的沟通机制，后者是体制与社会即干群的沟通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除了有强大的组织体系，可以将工作任务贯彻到底之外，还有两大优势：
一是思想工作，组织体系内的上下级关系看似僵硬、不讲条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其实上下级之间不仅仅是“命令—服从”的关系，还有做思想工作的关系。上级布置任务后，不是强制下级执行，而是在下级思想不通、认识不到位的情况下，通过面对面（多次）沟通意见、相互交流想法的方式，使上级的意志变成下级的想法，下级思想通了，就一通百通。思想不通，下级带着一股气或思想包袱工作，工作就干不好。在讲道理、摆事实的过程中，加深了上下级之间的感情沟通和联系。上下级关系也就不那么僵硬死板，而是带有情感色彩。
二是群众工作。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通过做群众工作，将农民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理解、支持和参与自己的工作。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也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反馈群众意见，调整任务、政策，使之更符合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也与群众建立鱼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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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宣传部副部长曾在乡镇工作过数年，他详细讲了他们那时收粮派款的经验。他说要想收上粮食、完成工作任务，就得与村支书建立感情，一起喝酒是关键。因为收粮派款是乡镇工作人员的工作，村干部只是配合，不是他的分内事情，更没有像现在一样的考核机制。副部长说，在村支书家只要酒一喝，支书就会让你在家休息一下、醒一下酒，他出去转一个上午，回来粮食就收了三分之一。村支书的做法是到个小组家走一圈，让小组长去做群众工作。如果你跟支书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只要你一到村支书家，支书没等你开口就自己垫钱把村里的税费给交了。但是如果你跟村支书关系不好，不接地气，装清高，村支书就会带你到各农户家转一圈，一个上午下来收不到两三家。村支书这一行为只是完成分内工作，引路，他是不去做工作的，乡镇干部做工作人家农户肯定不给面子。
还有一个案例是，志军做增减挂钩的工作。这是给乡镇赚钱的工作，党委书记很重视，但又无法通过给村干部考核来督促村干部做这项工作。于是党委书记将该项工作交给了自己提拔上来的、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志军。这项工作跟分管的工作不搭边，他没法动员分管站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做村支书工作，只能单打独斗。他首先是去做自己所住三个村的村支书的工作，相互之间工作时间长、感情好，很容易做通工作，三个支书都很配合，主动去做群众工作，把工作做在全乡镇前头。志军在以这几个村为榜样去做其他村支书的工作，虽然其他村的工作没有那么好做，但是他只有多下村去，与村支书沟通，都会或多或少做下来。于是，在他一个人的努力下，有两年时间每年给乡镇创收一百多万元。
以上两个案例中的工作任务，都是重要的工作，乡镇党委书记很重视，工作需要乡镇来做或配合，但都没有列入乡镇对村级的考核范畴。于是，负责具体工作的人就得怀揣重要任务去做村支书（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再由村支书去做农民的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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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做思想工作，还是做群众工作，都是细致耐心的工作，既需要情感投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跟下级交心交流，也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次数要多、方法还要对。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激发的是下级的主体性，让他们认识、思想、乃至感情起变化，产生工作的使命感和自觉性，才积极主动、心悦诚服、任劳任怨地去干工作，在工作中才会有创造性和获得感。
十八大以后，体制内的监督、检查、考核、问责体系不断建立，从中央来讲是为了规范地方和基层的行为，构建规则之治；从工作具体推动部门来讲，则是为了强化工作的推动力度，使工作更好地落地。党政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督查考核的范畴，以此提高下级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党委政府则拉纪委、巡视（察）组进具体工作领导小组，类似用枪指着下级的头让他们干活。到县一级党委政府，更多地是考虑工作的推动。
监督考核体系建立起来后，基层推动工作的手段就更多了，用起来也更方便，那么，啰嗦、耗时的思想工作也就不再必要，或者逐渐减少。到乡村两级，干部有压力和尚方宝剑，做群众工作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农民思想通不通都得按要求办。
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是体制的灵魂。思想工作疏通体制，使得体制有血、有肉、有温情，不那么刚性、死板、公事公办。群众工作则让体制与群众接触时不那么生硬，而是鱼水交融。
当思想工作、群众工作退却后，体制就只有规则、制度和工作关系，上级对下级只有布置任务和下达要求，而缺乏对下级的关心和关爱，下级对上级也只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要把工作干好。干群关系也变化，在干部这边，纯粹是为了完成工作；在群众这边，则思想不通，就觉得不关自己的事，于是普遍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干部干了群众还不满意。干部为完成工作而完成工作，很容易把工作做成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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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考核”和“思想（群众）工作”，是推动工作的两种不同的机制。“监督考核”来得方便、直接了当，节省上级的时间、精力、注意力等资源，效果也立竿见影，因此上级使用该方式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基层工作越来越简单粗暴的原因。
“思想（群众）工作”需要花费上级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由于上级的工作越来越多，没有时间、精力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且每项工作的时间期限越来越短，根本没留下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的时间。受访的村支书介绍说，某老村干部做群众工作非常细致、到位、有经验，基本不留后遗症，上下都满意，过去这种方式很凑效；但已不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因为等他做通群众工作，早过了上级规定的工作期限。所以，许多工作也就不再通过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来完成。
以上的逻辑是，体制内的工作任务越重、要求越高、时间越紧，思想（群众）工作越难以实施，上级就越依赖于“监督考核”来推动工作，下级的压力就越大，他们就越可能加大监督考核的力度，“思想（群众）工作”越没有空间，工作也就越依赖于“监督考核”，由此形成负反馈。
体制内上下级之间没有了思想工作这个桥梁，体制与社会接触面缺少了群众工作这个纽带，体制就会失去灵魂，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至刚易折。
转自：学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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