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近年来，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日益繁荣，并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趋势，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了2021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第七次进行此一评选活动。在“《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十：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召开的同时，我们将最终评出的2021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公布如下：
一
从孔夫子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问题备受关注
中国道路需要中国理论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理论的两大重要来源，二者之间的关系持续受到学界关注。
在20世纪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的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主干儒学，一度被当作现代化的阻力遭受批判。而当代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瞩目成就，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成为近年来备受学界热议的命题。有学者提出，以儒学为基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孔夫子与马克思这两位相隔两千多年的东西方哲人，在哲学观念、精神气质、社会理想等层面有着融会贯通的内在可能性。无论是要更深刻地说明中国人民何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都需要站在历史高度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内在逻辑，这已成为学界无法绕过的重大理论命题。
参考文献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郑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与逻辑》，《哲学研究》2021第12期
王立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问题的思考》，《沂蒙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马永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生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李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百年思想演进》，《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刘建军：《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二
建党百年研究成果纷呈，党史研究学术化范式更趋成熟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增设“中共党史党建”为一级学科的拟议启动，被认为阻碍党史学科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有望得到解决，标示着党史研究正在开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近年来，党史研究成果纷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一批党史基本著作陆续出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取得显著进展，研究领域、视野和选题大为拓展，研究理念、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更新，中共党史研究正在步入一种更加宽阔、开放和谨严的学术境界。随着“大党史”“新党史”“新革命史”等新兴研究理念的提出与实践，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相关学科研究者的加入，随着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等学科藩篱的破除，随着相关学科的新的理论与方法被积极引入，党史学科的学术水准获得稳步提升，正在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规范加速靠拢。在党史研究学术化范式不断深化和成熟的背景下，党史学科将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版图中占据更为稳固而突出的地位。
参考文献
王奇生：《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民国档案》2021年第2期
黄道炫：《垂直和扁平：战时中共的政治构造》，《民国档案》2021年第2期
王建朗：《回顾与前瞻: 抗日战争研究三十年》，《抗日战争研究》2021年第3期
李金铮：《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
杨凤城、吴志军等：“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一），《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三
辛亥晚清热持续升温，学界聚焦“现代中国”之生成
晚清是传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的枢纽性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何看待辛亥晚清之际帝制中国向现代中国演进的断裂性与连续性，如何理解和认识“现代中国”之生成，一直是带有“看清来路，方知去向”意义的重要课题。
藉由辛亥革命110周年的契机，辛亥晚清研究持续升温，论著数量达近年之最。一系列重要的文集、日记、信札、档案等大宗史料汇编整理陆续面世，为勾勒中国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材料支撑。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纵向上将辛亥革命放置到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这一更长时段加以观察和思考，超越以往偏重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范式，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心理、文化等方面的长期变化，并在从帝制到共和的政体嬗变、国族问题的纠缠起伏、文化心理结构的根本变动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许多研究者指出，辛亥之后中国坎坷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历程表明，作为一个具有超长历史连续性的超大型文明体，中国的转型之路必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
参考文献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4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朱浒：《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
谭徐锋：《史料细化与视野转换——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省思》，《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四
从“毁家”到“回家”：依托“亲亲”文化对治“个体主义”弊病的思路渐成气候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通过对传统家族的彻底解构来摧毁宗法礼教。《狂人日记》、《吃人与礼教》、“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作品与评论，合力使政治上的反封建与家族内部的反宗法声气相通，“毁家”遂成为追求个体自由以及肯定人的自主权的重要表现。与之相对，近十几年来，一种以“家”为基点的哲学思考在中国学界持续发酵。麻国庆《永远的家》、杨效斯《家哲学》、吴飞《神圣的家》、张祥龙《家与孝》、孙向晨《论家》等论著相继问世，试图重新发现和确立“家”的正面价值，引起了广泛讨论。
“家哲学”的兴起，既是新世纪本土传统文化复兴潮流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思潮的一种具体反制，更是从学理上对治现代个体主义弊端的一种中国式努力。针对原子个体的无根性，以及这种个体本位独大所引发的社会离散等问题，“家哲学”的提倡者们强调“亲—子”“孝—慈”等传统伦理之于人格养成的根本意义，提出了设立“个体+亲亲”的双重本体、以“家”为枢纽重塑“健全个体”与“共同体文化”等主张。从“毁家”到“回家”，重估家的价值正成为一股新的思潮。
参考文献
孙向晨：《何以“归—家”——一种哲学的视角》，《哲学动态》2021年第3期
陈建洪：《如何理解儒“家”的当代复兴？》，《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张祥龙：《代际时间：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张在林：《欲本和家本：社会变革思潮中的二重曲——兼与孙向晨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孙向晨：《在现代世界中拯救“家”——关于“家”哲学讨论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五
乡村振兴战略进程加速，乡土文学及其研究面临新变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乡村文明现代化提升的速度加快，推动乡土文学创作发生转折性变化，由既往简单批判或歌颂为主的叙事策略与基调，转变为重建中国乡村精神的探寻和思索。这一深刻变化呼唤与之相匹配的理论研究，与新乡土文学相关的美学范式、价值体系、道德准则等亟待被重新建构。
自1921年鲁迅创作《故乡》《阿Q正传》起，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向度几经变迁：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基于现代性的启蒙视野批判乡村社会，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作家群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上反思现代文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群则重在反映乡村小生产者和无产者翻身解放的心声。近年来，乡土文学创作崭露新动向，包括关仁山、赵德发、胡学文在内的一大批作家重新发现乡村生活审美价值，探索当代乡村建设发展的可能性路径。相关研究也开始重视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对于乡土文学及乡村审美的重大影响。乡土文学及其研究的立意和视野不再限囿于农耕文化与工商社会的简单对立，乡村文明中所蕴含的人类普遍价值成分遂得以进一步彰显。
参考文献
刘大先：《确定性的显隐——乡土叙述的嬗变与“三农”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
郑斯扬：《乡土中国、性别立场与伦理观——对中国女性乡土写作的思考》，《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杨守森：《中国乡村美学研究导论》，《文史哲》2022年第1期
王春林：《当代乡村小说中的创业书写》，《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2期
魏策策：《社会转型与中国乡土文学的意涵之变》，《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宋学清、张丽军：《中国乡村的世纪转型与乡土小说的新变》，《文艺评论》2021年第4期
六
历史本位还是考古本位？考古学界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交锋
在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特致贺信，对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寄予厚望。考古学界在回顾和总结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中国特色考古学、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如何认识中国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紧密关联，考古学是否应该坚持历史学倾向，再度引发学界论争。多数学者对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本位持赞同态度，认为中国考古学长期定位于历史科学以及它与文献史学的密切结合，正是中国考古学的优势与特征；甚至有学者提出“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研究”才是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当然，也有学者明确反对历史学本位立场，认为百年来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的历史叙述体系，将传统的王朝史体系转变为考古学文化史体系；走出“证经补史”思维，建立考古学本位的“考古写史”才是重构中国上古信史的必由之路。如何看待与处理历史本位还是考古本位的分歧，虽是讨论了二十多年的旧问题，但对于站在新百年节点上的中国考古学来说，这次讨论却有其更为重大的意义，或将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起点。
参考文献
卜宪群：《推进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11月07日
晁天义：《2021年考古学研究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月24日
刘庆柱：《中国特色考古学解读：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之思考》，《考古学报》2021年第2期
韩建业：《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考古》2021年第4期
霍巍：《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考古学报》2021年第4期
徐良高：《以考古学构建中国上古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陈淳：《任重而道远的中国考古学》，《群言》2021年第10期
何努：《试论传说时代历史重建的方法论》，《华夏考古》2021年第4期
七
王安石诞辰千年，熙丰变法研究开拓新维度
2021年适逢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再度成为文史学界的热点话题，相关文献整理、年谱传记、研究论著集中涌现。对于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的重新梳理、对于荆公新学思想史意义的深入发掘、对于王安石生平事迹的翔实考察及其晚年心境的钩沉再现，都推动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多维度认识。
与以往研究中多把王安石变法视为社会矛盾发展必然结果的单一视角不同，当下的研究更强调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时代条件中把握王安石的思想与心境，进而对其行为、主张展开深入细致的考察与辨析，并把熙丰变法放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以对其作出更符合实际的评价。王安石变法研究更趋理性，与道德评判、党争集团、阶级理论渐行渐远，对王安石非褒即贬的评价模式大为改观，鲜活而多元的王安石形象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今天看来，王安石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力图解决所处时代的若干实际问题，更在于其思想和实践丰富了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内涵。以王安石变法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运作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参考文献
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中华书局2021年版
“纪念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专辑”，《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
李华瑞：《近二十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重新认识——为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而作》，《史学月刊》2021年第11期
朱汉民：《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马志浩：《论王安石对宋初儒学的继承与开拓》，《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王健：《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中国日报网，2021年12月18日
八
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评选启动，史学研究的公共化书写渐成潮流
202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启动并颁布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该奖项强调作品的写作方式和阅读体验，旨在发掘和鼓励优秀的历史写作者，推动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倡导公共化的历史书写和讨论。进入初选“十强”的作品覆盖从春秋到近代的历史时段，涉及战争史、家族史、区域史、传记写作等多种题材，反映出当今通俗历史写作的蓬勃生态。
近些年来，通俗历史写作和公共历史讨论日益升温，公众对于历史知识的渴求更加专业而多元。自媒体时代，阅读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来自读者的反馈和互动对于历史写作施加了愈发明显的型塑作用。专业与通俗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仅非职业学者的通俗历史写作更趋学术化，职业历史学者的专业研究也开始尝试更具吸引力的历史书写方式。叙述史、微观史、生命史、景观史、日常生活史等富有现场感和可读性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晦涩死板的历史叙述方式渐趋边缘。历史书写要面向公众、面向现实，正在重新成为学界共识；是否有趣、是否可读，也成为现今评判历史著作的重要标准。史学研究的公共化书写正在成为潮流，国内历史写作范式或将迎来大面积转型。
参考文献
《历史如何更开放地切近公众？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颁出》，澎湃新闻，2022年1月10日
《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揭晓：学术和通俗的界线正在模糊，非科班出身也能写出好作品》，界面新闻，2022年1月10日
《专访张邦炜：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宋史热”？》，《新京报·书评周刊》2021年12月7日
《历史学界讨论宋朝热，学者称吴钩的写作存在问题，会把历史拆得七零八落》，界面新闻，2021年10月20日
《作为一种方法的史景迁》，《经济观察报》2021年12月29日
九
“后疫情时代”登场，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发热议
“新冠”疫情在全球层面的长期持续，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我们熟悉的世界。尽管这种改变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但并不妨碍目前已有人用“后疫情时代”一词来标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后疫情时代，面临重塑的不仅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更重要的是已经开启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全球化进程会不会遭遇结构性的调整甚至出现历史性的转折？这一问题吸引了众多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
学者指出，历史上的所有大疫情均对国际形势造成过巨大冲击，新冠疫情也不例外。由于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的受限，原本以经济为中心的全球化的局限性和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又放大了国际间的政治分歧、经济差距和文化冲突。疫情下的世界秩序明显出现了地方化、区域化的特征，甚至不乏逆全球化的举措出现。这种态势是否会根本扭转全球化的大趋势？另有学者认为，由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更加凸显了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防疫措施的成熟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全球化要素的流动必将逐步恢复，全球化将以新的形式进入复苏轨道。“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究竟会何去何从，已成当下人类社会的普遍忧虑。
参考文献：
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2021年版
黄玉顺：《儒家文明发展的时代问题》，《国际儒学》辑刊2021年第3期
王怀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后疫情时代的价值与趋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第2期
席来旺：《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大势的几点看法——兼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持久性与新内涵》，《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3期
王栋、贾子方：《新冠肺炎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的全球化趋势》，《国际论坛》2021年第1期
十
“元宇宙”创世，学界省思虚拟世界的存在论地位
本年度，众多国内外科技公司和机构高调启动“元宇宙”布局，2021年因此被业界称为“元宇宙元年”。构想中的元宇宙，是一个既独立于现实世界，又能与现实世界无缝连接的平行虚拟世界。假使这场科技领域的重大革新得以渐次落地，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或将迎来又一次深刻变化。
人文社科学界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动态，并就元宇宙的存在论地位展开了讨论。有观点认为，在传统的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划分之外，元宇宙的到来将增加虚拟世界的维度，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体、人格、行为等基础概念定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动；甚至有观点认为，元宇宙实践意味着“人的意识创造了宇宙，而非宇宙创造了人的意识”，这足以颠覆有关存在与意识的经典认知。但也有学者对此予以否定，认为现实世界的权力、资本、影响力格局势必复现于虚拟世界，而人在时间与注意力上的有限性也使虚拟世界无法真正脱离现实，就此而言，元宇宙或将全方位改变人类生活，但它并不具备独立于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地位。不论元宇宙的实际前景如何，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变化，都会对人类既有认知体系造成不可忽视的冲击。
参考文献
赵国栋、易欢欢、徐远重：《元宇宙》，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
闫勇：《多国学者审慎关注“元宇宙”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5日第3版
王峰：《元宇宙是否造成了人文断裂》，《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于京东：《元宇宙：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重构与挑战》，《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赵汀阳：《假如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
来源：学术派、中华读书报、《文史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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