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沦陷”的思考

电影《八佰》里有这样一个镜头，苏州河的北岸四行仓库里中国军人与日军进行着残酷的交战，而苏州河的南岸上海市民或者说在租界里生活着的人们还在歌舞升平甚至带着一种旁观者的心态隔岸观火。虽然这只是为了剧情需要的先抑后扬，但并不缺乏现实基础。租界时期的上海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中国的主权领土，其法治和外交完全由西方人控制。 英文里有个词叫classy，指的是由阶级和身份带来的优雅；上海话里有个相对应的词叫老克勒，专门指那些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礼仪教育，西装笔挺举止文雅的老上海人。实际上，接受过半个世纪西方文化浸淫的上海学会的不仅仅是腔调，而是一种以社会契约和公共准则为基础的处世原则。回到当年的四行仓库，战争终于把处于“国中之国”，“东方巴黎”的上海市民打醒，觉悟到再强大的局部和个体也阻止不了一个腐朽躯体的溃烂。

如果说除了新中国以外，近代中国最大的进步，无疑是改革开放，其中以浦东的发展最具代表性。浦东的战略思路就是以金融带动实业发展，所以成为了高科技产业的苗圃。而上海人高效与务实也是在投资强度较高的产业发展初期阶段所需的特质。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浦东四十年发展的奇迹，也赋予了上海文化新的内涵——科学和高效。浦东的新上海人已经习惯于以市场经济的思维和国际竞争格局看待身边的一切事物，习惯于高效率带来的社会繁荣和井然有序。

以上并不为了王婆卖瓜，而是想为接下来的讨论提供前提。针对此次上海在疫情中的沦陷，很多临床和技术专家已经从专业角度给予了分析，本文也无需狗尾续貂和滥竽充数，只是从一个在上海常年生活的普通市民的角度分析整个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以及经验教训。

首先，长久以来的科学防疫的光环效应麻痹了所有人。光环效应，又叫光晕效应，是一种心理学效应，指人们由某个特定点形成的印象而扩大到对整体的印象。应用到上海的防疫工作，就是在此之前太过完美，几乎零差错。包括为人津津乐道划定一个门牌号为中风险地区的果断和自信。上海防疫工作成了全国人民口中的典范，标尺甚至信仰。然而任何由人类组织和运行的工作，都不可能是零误差，零星疫情对整个系统仅仅是容错范围内的考验。但正是这种小范围的成功给上海防疫工作带来了致命的思维惯性——急于证明一切可控，忽略了资源的有限性，工作通量的压力和流程上的瓶颈。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敞口式决策的产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控制节点。

科学防疫思维模式直接导致了管理思路的偏差即技术至上主义，忽略了人性因素和复杂的现实情况。大数据和核酸检测都是先进的技术，但其也有着明显的制约因素。上海在2020年就成为了全球智慧城市的典范，与民生相关的市政服务和基础信息监控系统已经得到了全面整合。管理部门可以做到一个街道一个路口的人流和车流协调。但此次疫情中暴露出的微观管理混乱和无序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基础设施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比如全网皆知的健康云乌龙事件，试想如此荒唐的事情发生后，基层防疫工作管理人员如何面对上海的绿码，选择信还是不信？另一方面，精准的核酸检测成为了上海这次防疫工作中的阿喀琉斯之踵。从三月初开始各个密接小区启动核酸检测，但采样过程仍为开放式的集中采样，不仅未达到应有的覆盖率，还造成了更多的暴露。其结果就是一轮接一轮的做核酸，而阳性却一天天地增加。检测的目的是为了精准筛查和并有效推动下一环节（转运或者治疗）。前期的防疫工作更像是为了做核酸而做核酸，除了增加时间和人员成本，其精准有效防止病毒扩散的整体效益未得到体现。如果仅靠刷数据来证明管理的实效性，那么就偏离了防疫工作抑制病毒蔓延和恢复居民生活为最终目标的理性轨道。

中国大多数城市共有的缺乏扁平化管理意识和组织结构的缺点在此次疫情过程中也被无限放大。网上广为流传的防疫办和社区（南新四村？待求证）女领导电话录音引发了居民的广泛共鸣，紧急情况下基层组织的无力让人无奈。平时，上海社区管理称得上是全国的典范，办事效率和态度几乎是完美的。但疫情犹如战火，很多资源和信息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处理和分配，没有充分的授权和行动指南任何管理者都寸步难行。上海近三千万的人口，几千个社区，固然有共性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个性化的需求。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源的“小巷总理”们，在重重压力下，除了展现出较高的素质和充分的同理心以外很难给居民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对于目前指责乃至谩骂基层管理人员的个别人，只能劝他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回望73年前，陈毅元帅曾感叹道解放上海的战役就像“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把城市打烂。此时此刻，正如彼时彼刻，数十万计的专业人员，基层服务人员和社区管理人员奋战在一线，为实现清零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至于这场战役所产生的影响，也许需要我们再花十到二十年再去评价和反思。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只有创造历史。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