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遒：这一制度使“学历崇拜”成为扭曲“常态”

作者 ｜ 王义遒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激增，形成了一股“考研热”。

从数据看，2022年全国硕士生报名人数为457万，比2021年增长80万，增幅达21%。

此前的增长率在2021年与2020年分别为10.9%和17.2%，只是2019年为21.8%，略有超过。

而此前的一项统计结果表明，哈佛大学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曾位列所有被统计高校的最后一名。

英国某著名研究所里，其获得最高工资的是一名吹玻璃工。

如此鲜明对比，说明什么问题呢？

专业教育上移至研究生阶段

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研究生制度原则上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时就已建立，但研究生人数在民国乃至新中国初期还寥寥无几。

改革开放后，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研究生人数才有所增长。

1980年，我国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为1:40，到1985年，其比例已上升至约1:19.5。

彼时，高校为提高自身地位与声誉，纷纷要求成立研究生院，招收更多研究生。社会也需要有较多高一级学历的人才。

这进一步激发了研究生人数的增长。

但至2005年，我国研本生比为1:8.8，2010年为1:8.3，2015年的数字也基本维持不变，这表明研究生与本科生大体按比例同步增长。

2017年，这个比例才稍有增长，维持在比1:6稍高。而到2020年，研究生增幅接近10%，研究生年增长率达到从未有过的近两位数，在读研本生比至1:5.8。

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已大体相近，甚至有所超过。

它与本文开头提到的2019年考研人数大幅增长有密切关系。

可以看到，我国在读研究生人数的增长起伏较大，大体上是近年来（2017年以后）才快速增长。

从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看，最大的变化是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4%，进入“普及化”阶段。2020年又迅速达到54.4%。

这意味着国民的文化水平总体上大幅提高。同时，本科教育中通识教育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这表明大学本科教育有以打好学业基础的“通识化”为主体，而将较强的专业教育任务上移到研究生阶段的倾向，且这种倾向有越来越扩大到一般大学的趋势。

对于学生来说，这种趋势具有促进教育个性化的优点。

因为高中生在刚进入高校时，往往对专业的性质与前景，以及自身兴趣、爱好和特长并无充分了解，他们往往是通过上大学才对专业有所认识，并了解是否适合于自己的个性。

这样，“考研”就是使自己能适当“专业化”，以及选择比较理想的学校与专业的一条途径。

“新要求”与“旧常规”间存在矛盾

从社会角度看，目前我国经济正在转型，真正科技创新型企业并不算多，吸纳专业人才能力还不够强。

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用人单位本身的岗位培训能力也较弱，它们往往要求新职工能“即来即上手”。

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国有些著名高校的毕业生以能对某种机器“闭着眼睛也会拆卸装配”而闻名。

这种人才对于褊狭的专业知识十分娴熟，但肯定很难适应当下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时代。

这样，就会出现对学生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素质结构“通识化”新要求，与社会多数企事业单位“一来就能动手”的“旧常规”之间存在矛盾。

这也使得读研的学生多了。加之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本科毕业生就业难度正在加大。

这些因素使不少本科毕业生将考研作为推迟就业、寻找更好出路的策略。

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疫情猖獗与国际形势云谲波诡，相当一部分原来打算去国外读研的人转向国内，这也是考研人数一时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解决“学历崇拜”问题需要“伯乐”

至于“学历崇拜”“文凭至上”现象，不能不说也是“考研热”的另一个原因。但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并非一时冒出来。

总体上，各种“文凭”或“资质证书”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能够作出一定要求，所以可以算作一种相对简单的识别人才的通用办法，当然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对于人才市场或企业而言，从机构正常运转与发展的角度，它们还是最愿意使用“性价比”最好的人才，并不要求学历与资质越高越好，因为这些机构对优质人才的付出往往明显高于普通人。

东南沿海城市的一些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就业之所以相对容易，原因就在于它们中相当多数具有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优势，其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能直接投入对口行业工作。

企业何乐而不为？当然，这是对多数非创新型高科技企业而言的。

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科技和工艺迅猛更新，上述职业院校中，相当一部分专科将提升为本科，甚至会适当招收一些专业研究生，使其更能适应时代发展进步的需要。这与盲目的“学历崇拜”“文凭至上”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如何能在众多高校毕业生中物色到恰如其用的人才却一直是个难题。

一般企事业单位要从高校毕业生中招收新职工，除了凭借“学历证书”“资质证书”“到校考察”等办法以外，通常只有通过“面试”这一招。

然而，人性是多元的，一个人的真实本领很难通过一次“面试”就能完全显露。

因此，“学历崇拜”尽管不理想，存在片面性，但在大规模人才选择中却也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制度化，恐怕也是长期难以避免的。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鉴别人才的人都是“伯乐”。

 “学历崇拜”是“五唯”痼疾的一种

然而，“谁是伯乐？”这又成为问题。

此前曾有过一项统计，哈佛大学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曾位列所有被统计高校的最后一名。

对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赞扬说，这说明哈佛大学确实是鹤立鸡群，敢于聘用没有博士学位但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任教。

这也正像当年蔡元培先生将只想来北大当学生的梁漱溟聘为教师。

这在当下是不可想象的，而我国规定学校“办学自主权”，就是给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留有空间。

但这种事例毕竟是少数，因此“学历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将会继续存在。

不过，“学历”毕竟不能代表知识、能力、态度等素质。

“高分低能”与“低学历高能力”的人同时并存。如果将拔尖人才看成是“状元”，那“行行出状元”就是常态。

那么，这个“拔尖”是从哪一方面来看呢？我认为绝不是所谓“五唯”，而是讲贡献、讲创新。

笔者曾多次说过，在英国某著名研究所，其获得最高工资的是一名吹玻璃工，美国某研究所工资最高的是一位熟知各种材料性质，能根据科研工作需要合成调配出适当材料的技师。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如果你的“身份”被定为“工人”“技师”，即使你的能力再强、贡献再大，至少在学校里，你休想成为教授。

这种制度规定使“学历崇拜”成为一种绝对、不合理且扭曲的“常态”。

它无疑就是“五唯”顽瘴痼疾的一种。不消除这种状态，就只能让“学历崇拜”继续肆孽。

联系到“考研”问题，研究生当然是比本科生更高层次的“学历”，却并不是更高层次的“人才”。

所谓“高层次人才”，是指其对事业、对国家人民作出了出类拔萃的贡献。贡献越大，人才的档次越高。

目前，我国研究生除了有硕士和博士两种学历上的区别外，还有学术型和专业型之分。

不过无论是哪种研究生，“研究”总是其基本任务，只是在对象和内容上有所不同而已——学术型研究生要求在学科的学理上有所创造发现，专业型研究生则要求在职业的“产品”与工艺技术上有所创新与发明，能解决专业领域里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

但其成果不管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总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这就与一般做常规工作有了很大差别。因此，没有痴心于研究的兴趣和愿望的人是不宜当研究生的。

将过分的“考研热”控制在恰当程度

可以说，当下我国出现“考研热”的原因错综复杂。

既有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某些精英高校将本科教育“通识化”，而将专业教育上移到研究生阶段的实情，也有新时代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所导致的研究生人数的合理增长。

与此同时，也确有部分企事业单位和人才市场存在“学历崇拜”的传统观念，盲目地追求高学历，把学历看成是知识与能力的体现，以为具有高学历的人一定能力更强，同时又存在着“高学历低使用”的人才使用不当的问题。

另外，一些临时性因素，如疫情、出国难等也助推了“考研热”。

既然问题是复杂的，解决途径也需要有针对性。

在高等教育内部，应该对高校层次结构加以区别。

在研究型大学里，多数毕业生可以以考研为主渠道；对于普通高校中有较强研究志趣与能力的学生，也可以鼓励其考研，其余则应该为适应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时代，在拓宽其学科宽度的基础上，多与实际应用部门加强联系，以便他们能接触实际，早日投入实际工作的主战场。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要继续发扬校企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优势，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新形势下，更要适当拓宽学生的基础，并创造条件逐步将专科升为本科，使之有较多适应性，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职业变换。

高等教育结构的这种变换将使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以致消失。

它们共同培养为生产、服务第一线基本工作人员。

如此，高等教育普及了，研究生却不可能也达到“普及”程度。研究生也不再是“精英”，只是更专门一些。

在此情况下，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数比例以多少为宜，是一个需要根据社会发展情况来研究确定的，目前很难得出明确结论。

同样，社会环境也要作出必要的调整，要摒弃“学历崇拜”观念、量才录用。

企事业单位也应加强岗位培训能力。目前有的科技企业已经在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岗位培训其实也是这些企业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外，在人事待遇政策上，无论企事业单位都要以业绩与贡献作为衡量标准，杜绝“五唯”的顽瘴痼疾。

只有从两方面发力，我们才能将过分的“考研热”控制在一个恰当的程度，使高等教育走上更正规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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