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博士生到985高校副教授，贫穷使人深知摆脱自卑的艰难

昨天往中国银行的固定账户存入400人民币。至此，还清了本科时候的国家助学贷款，加利息一共28000元。六年。但就是这么点小钱，折腾了我这么多年。我想写一点关于贫困生的故事。

从乡下考上市里高中成为贫困生算起，至今已十年。十年写一文，应该不算不务正业吧。这一篇不是年少轻狂，更不是艰难困苦，算是翻翻自己沉淀的底色，为了更坚定地前行。

从复旦博士生到985高校副教授，贫穷使人深知摆脱自卑的艰难

复旦博士黄振乾 图源：复旦大学

1、我家在云南大山里，在村里也是“中产”.从我出生之后，我家再也没有为温饱问题担心过。但上学依然成了一个大问题，家里的变现能力实在有限。我家酿酒很好，但最多只能卖到隔壁村。大部分我中学需要的钱来自养猪，但猪价行情不稳，再碰上五号病什么的，就会很头疼。我家自有田地不少，但产出有限。我家的资产只能供我读书到高中，上大学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我能来读重点大学当然是荣幸的。但上大学不得不抱国家大腿（国家贷款），我父母自然也会力所能及给一部分生活费。到上海读书，有一个很小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信上海这种大城市，贫困生会很少的，我或许能拿到更多的资助。

我高中的时候，班里50多人，一半是贫困生。果然，到上海的时候，班里贫困生只有五只，我每年几乎都能拿到专属于贫困生的国家励志奖学金，而且更容易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我甚至寒暑假的时候，成为了学校办公室的学生行政助理，用短暂时间曾经和校长书记“打成一片”.

所以，你当时借了国家多少钱？24000元，一年6000元，刚好够交学费，但生活费和住宿费需要自己出。那时候我们住郊区，也不可能有任何谈情说爱的希冀，那时候生活费没这么贵（不然，我估计也不得不求助“校园贷”）。

当时生活简单又单纯。我大一开学时候没钱买手机，参加学生会招聘都不知道录取与否，一整天在宿舍等电话通知，学姐忘了通知，还以为自己已落选，失落许久。还记得有一回。建军和我到松江老街买手机逛了一天，最后买了一台整条街最便宜的诺基亚基本款，花了400多，都已经做好了节衣缩食的准备。

2、本科四年的时间可以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晨读、上课、助管、图书馆、跑步、洗冷水澡（美名“磨练意志”）。每一天都是同样简单的生活。大学四年，直到自己毕业考上复旦，才去看过一部电影（居然是《阿凡达》！）。

2011年考上复旦研究生，谢天谢地，终于不用交学费了！可是，就因为研究生换了学校，国家要求我开始还款（为何不能缓刑三年？）。除了我之外，我们班借款的另外三个同学都用父母的钱一次还清了（还不用还利息）。我不想也不能够折腾父母。

决定自己开始还款，选了个年限最长的，六年，一个月还400元。利息一共4000元。当时，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健健康康的，不然这个钱还得父母来还。

读研究生不要学费，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所以，只能在研究生的时候再抱国家大腿，国家助学贷款15000元（一年5000），刚好填上本科的大坑。但是毕业也得自己还啊。欠谁都行，但不能欠国家。

每个月一次，我会准时去最近的中国银行还款，基本都是拖到最后一天。即便有狂风暴雨，也要风雨兼程。一共跑了72次（拖欠一次，当时担心不已，怕影响自己的信用记录）。

贫困对我造成的大打击，来自去中国银行开始还贷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自动还款机。我在陌生的银行排队等候的时候，看到前面一个操着上海话的大叔来取款，居然拎着一个黑色麻袋，把钱一捆一捆往里放。我真没见过（除了在电影里）。对，我当时异想天开：他要是我老爸该有多好（捂脸）。柜台叫到我的号的时候，我想逃，我用出生以来最没底气的声音告诉她：“麻烦您帮我把……400元存进……这个账号”.

为什么有的人这么富有，而有的人这么贫穷？我对这个社会的政治哲学思考，大概就开始于这件小事。

2007年那个时候，24000元在上海可能买得到一栋房子的一个平方，而我家那老房还不值这么多。上海一套房可以培养100个像我我这样的贫困生。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可不止100个，千千万万。上海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就是另一个国家。

为什么同一个国家，有的地方这么富有，有的地方这么贫瘠。为什么它们居然是同一个国家。我看到很多留学生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北上广的繁华，却不知道上不起学的大学生依然成千上万。

3、今天，终于，我把本科生的贷款还清了。

但我读研究生时候的时候又求助了国家，贷了15000大洋。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同样选择分期还款。虽然那个时候，我爸妈也能够凑足，但我觉得我已经说好了读研究生就不再花他们一分钱了。还好现在已经有存款机，再也不用担心银行美眉异样的目光了。

其实。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差点有机会还清贷款，我在复旦拿到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勤工助学）要比本科时候多得多。复旦爸爸真好。但这些价值不菲的褒奖全部拿来考托福和GRE了（我一共考了5次托福，5次GRE!），直到考到还不错的成绩。这是我在最穷的时候干过的最烧钱的事情了，没有之一，勒紧裤腰带考英语。

最后，从复旦毕业时候，裤兜里几乎连一枚硬币都不剩了。

不就是几万块钱吗？真的有那么难。嗯。怎么说呢。我现在还是贫困生。欠国家的，大概要到我博士毕业才能全部还回去。感谢国家。这是真心话。

其实，我就是想谈谈贫困生。我也看了最近澎湃新闻对北京状元小伙的采访，说得蛮好。这小孩如此大度清醒，日后必成大器。寒门难出贵子，这在哪里，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不需要去做贵子，但要跨越阶层，一样很难。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主义》提到了拼爹原则的兴起，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我的十年贫困生生活告诉我，贫困生没有什么不同。贫困不是值得骄傲的事，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更不是值得同情的事。贫困生当然没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偏好，但也有化蛹成蝶的机遇，前提是你要足够努力，足够耐心，以及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来一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嗯。至少得有这么说服自己的志气。

从复旦博士生到985高校副教授，贫穷使人深知摆脱自卑的艰难

黄振乾获得复旦大学第十一届“学术之星”特等奖

我读博之前，关于回家与留学的两次选择，我都选择了更难的路。第一次是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回家，你还别不信，我回家就是重点大学荣归故里的人才，入赘当地豪门都有希望。第二次是研究生期间，我母亲重病住院，我有过回家守护在她身边的想法。

我选择了留下来。回去的决定是难的，但回去让生活变得容易很多。留下的决定是容易的，但留下会让生活变得艰难，但这里有突破藩篱的灯光。我想做的事情，不在山沟沟里，在汪洋大海（难道不是星辰大海！）。我不觉得留下不好，留在山里也可以成功，可以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我的私人愿望的实现，非出村不可。仅此而已。

大概，我的固执与生俱来：我坚信任何人都能做成他想做成的事，需要绝对的付出甚至牺牲。以及，有时候甚至会变得冷酷，对自己，对亲人。

大概我的努力、卖力和笨笨，有一部分来自天生的不服，有一部分来自渴望被认可的欣喜，有一部分来自对不平等的愤慨。但真有一部分来自寻找OnePiece的赤忱，这部分从未褪色。

4、龙应台在《亲爱的安德烈》说出生贫困的小渔村给了她蔑视权威的勇气。我很不同意。底层出身多多少少容易带着对权威敢怒不敢言的卑微（我以前也是如此）。不是出身本身，而是通过努力、成长和蜕变，彻底摆脱了狭隘和自卑。

来自底层的需要蜕变，来自高层的亦是如此，大家要突破的，出身加载着的枷锁，都一样的艰难，只不过不同罢了。傲慢与偏见，无知与怨念，都是顽劣。

我觉得，虽然我还没做成什么大事，也不是成功人士。但我认为贫困生不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过河拆桥。新城市人约束未来的新城市人，脱困生反对贫困生。苟富贵，想封路。最严重的就是制度犯罪：固化利益，阻碍流动。

穷人的真正敌人，很多时候是多年后已经逆袭的自己。

从自己的经历来看。在普洱市一中读高中的我，是自卑而敏感的。在华政读本科的我，是渴望认可却又是能力不足的。到复旦读研究生时候的我，有些过度表达的虚假自负。而现在读博的我，或许是变得更好的那一个。

我渐渐懂得。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比你厉害的人，不是他智商比你高（尽管这有可能），而是他用正确的方法去做了正确的事情，我要能做到这样，我也能行。贫困之所以不同，同样的结果，无法要付出更多一些罢了。

我开始欣赏社会的多样性，开始了解、沟通和学习，去探求一些己所不欲却很重要的问题。我想研究非洲国家的制度变革，想理解外部世界如何影响非洲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怎么帮助非洲。大概是因为非洲也像人类社会的贫困生，它需要外部世界更多的了解、感知和关爱，非洲的独特性需要被认可。

我相信制度是脱贫的最大法宝，就像国家助学贷款这样的政策一样。如果没有，国家助学贷款，我现在或许是另外一个人，但恐怕不是我喜欢的那一个。

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永远是你正在走的路，以及路的方向，而不是出发的位置。

我也相信路不止有一条。

作者简介：

黄振乾，现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坦桑尼亚与东南非研究中心（教育部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研究员。2020年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学位。2020年复旦大学第十一届“学术之星”特等奖获得者、2020年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研究成果第一作者发表在《政治学研究》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等刊物。担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和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期刊匿名评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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