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老师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ID：bjdxjypl）

作者：李琳琳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时空观的变迁和大学管理理念的变革，中国大学教师的时间观变化巨大并形塑着学术工作的生态。本文通过对24位中国大学教师的深入访谈，关注他们在时间深度、时间边界、时间节奏、时间冲突和时间轨迹的层面如何形成自己的时间观。结果发现，学术工作自身特征要求大学教师持一种有深度的思考时间观、工作与生活时间区分并互相调剂、以学术兴趣和能力为导向进行时间规划、用预约和计划机制来协调时间冲突、容忍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随机性与偶然性，进行较长的职业准备和持久的职业发展，但大学管理体现的时间要求与之截然不同。中国大学教师的日常实践就是在这两种冲突的时间观中挣扎，因而有必要调整大学行政部门的时间观，并遵循学术工作的时间规律改革学术管理制度，避免大学教师的身心健康、职业认同和学术创新陷入危机。

问题的提出

“自由时间”不仅是大学教师学术探究工作的必要前提，而且是这一职业很重要的内在回报之一 [1]。但当前的现实却是中国大学教师越来越疲于挤时间、省时间、赶时间，时不我待之感如影随形。时间俨然成为许多大学教师工作焦虑的来源 [2-3]。这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密切相关，在所有的行业领域，时间都被赋予了稀缺商品的性质，与金钱拥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4]；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领域，强调绩效、评估、竞争的新公共管理理念也要求大学和教师用最小的投入（包括时间投入）带来最大化产出 [5]。此外，大学教师的知识创新对全社会有重要意义，时间（例如，知识创新周期）还作为衡量标尺 [6] 对大学教师的知识创新形成加速增长的压力 [7]。

回顾国内外对大学教师时间的相关研究发现，已有研究首先从钟表时间的层面关注大学教师的时间分配和时间压力。物理层面的钟表时间作为学术工作的客观要素，可以被增加、减少、管理、操控和组织。随着大学管理变革的加速，大学教师的工作责任也在不断增加，工作时间不仅要分配给传统的核心学术工作（即教学、科研与服务），还必须完成多种与学术联系较弱的“次级工作”（second-tier activities，指筹集经费、团队协调、研究进程控制等非学术性工作）[8]，这些次级工作多由行政管理衍生出来，内容庞杂且与学术活动之间关联性不强，成为损害大学教师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罪恶之源 [9-10]。也有学者将现代学术工作分为学科性、机构性和额外性工作三类 [11]，每类工作都有独特的时间结构，因此大学教师面临日益增长并且相互冲突的时间周期、时间节奏和时间要求 [12]。许多学者通过量化实证研究关注了大学教师物理时间的分配规律，发现大学教师工作时间的总量持续增加，不同大学层级、不同学科、不同职称、是否有行政职务、不同性别的教师群体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群体差异[13]。

其次，从社会时间的层面关注大学教师的时间观、时间冲突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制度矛盾。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归纳出大学教师的四种时间观 [14]：时间表时间（scheduled time)、永恒时间（timeless time，指通过沉浸在工作中超越了时间）、契约时间(contracted time)和个人时间(personal time)，四种时间观应对学术工作的不同要求。通过表现性评价、质量控制和竞争，一种“短、平、快”的知识生产逻辑盛行，加速的学术工作只带来了微弱的正面影响，却使组织中每一个人都深陷无法赶上工作节奏的负面情绪之中 [15]，能否形成有效的时间策略、适时调整优先级、进行多任务处理、避免干扰，成为学术工作发展的关键 [16]。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学者认为，时间问题应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仅把时间看作行动的环境并只关注物理学意义上的钟表时间，会阻碍对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理解 [17]。透过时间对行动的诊断并分析时间产生的效果，正是社会科学对时间理解的关键。本文从学术工作的职业特点出发，关注在中国大学变革情境中大学教师的时间观，并试图通过这样的分析明确大学运行中不同群体的权利和义务边界，为行政部门管理和学术制度修订提供实证基础。本文重点关注以下研究问题：学术工作的运行有何时间特征？大学管理对大学教师提出了什么样的时间要求？大学教师在不同时间层面持什么样的时间观？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个案研究法，关注大学教师对时间的主观感受、行动理解和意义建构。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教师的时间观可能受到大学管理体制、学校层级、学科类别、性别、职称等因素的影响。在那些职称等级越分明的国家，职称间教师时间分配的差异越大，高职称的教师一般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和管理，低职称教师的教学时间比例更高 [18-19]。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把更多的时间分配于科研 [20-21]，相对于男性，女性教师在教学和服务方面投入的时间更多而研究时间更少 [22]。对二十余年间大学教师时间分配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教师用于研究和教学的时间都有增加的趋势，但与学生互动的时间日益减少 [23]。在传统的学术工作之外，课题申请所花费的时间快速增长 [24]。据此，本文的个案选择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在以上主要亚群体中都选择了典型个案，个案特征如表1所示。考虑到研究内容很少涉及群体利益或关系的敏感问题，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联系研究对象。

在资料收集方面，鉴于访谈法的形式开放、灵活并能够让研究对象以一种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方式描述和反思自身的经验，本文在2015—2016年对这24位大学教师进行了半结构的深入访谈。访谈以物理钟表时间的分配进行导入，确定访谈方向，根据田野中自动浮现出的相关主题进行追问和对话。对那些体验深刻、思考深入的个案进行多次回访。在征求研究对象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录音并转录。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访谈数据、已有文献和研究者的经验三者持续进行循环互动。访谈数据自身浮现的主题和本土概念形成开放编码、根据时间从微观到宏观的特征，将开放编码中相似的主题归类为主轴编码。最后，将主轴编码与已有文献中的概念进行对比、分析与归纳，从时间深度、时间边界、时间冲突、时间节奏和时间轨迹五个层面形成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

01

时间深度：学术工作的时间要求与碎片化困扰    

时间深度（temporal depth）是指个体在进行一项事件时感受到的过去和未来的跨度，连续的时间比被分割的时间更能使个体感受到时间的深度 [25]。很多受访教师都表达了学术工作对“时间深度”的要求：

连续的时间当然是最好的，哪怕是读文献、构思一篇论文甚至是评价一篇论文，如果没有连续看完的话，思路就会被打断，也不利于思考。（文科副教授，2015-05-13）

我最想能天天沉浸在读书、思考、写东西里面，不被打扰，感觉会很幸福，我在国外读博的时候有这样的状态，工作之后反而没有了，杂事太多。（文科海归讲师，2015-5-24）

经常各个行政部门开会，一会儿发个邮件，一会儿填个表格。一会儿再交个材料。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还经常让我跑到另一个校区去开会，开会还只通知开始的时间，什么时候结束看（领导）发挥，大段大段废话。时间都浪费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了，你就看刚开学的这两个星期，我就没能坐下来（做研究）过。（理科副教授，2015-09-25）

像实验室买试纸、药水、组织会议、报销，国外都有专门的行政秘书来做，国内行政这块儿很不足，这些都是教师自己来（做），上班时间忙这个那个，基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做研究）。（工科“海归副研究员”，2015-06-23）

所有人都可以任意打碎我的时间，我现在很想把手机砸掉。所有的组织和课题都要建微信群，加上邮箱、短信、电话，它（手机）一会儿就响一下……我就像那个扯线木偶一样，联系的途径越多，身上的线越多，可以被控制得越精确。（文科副教授，2015-06-05）。

学术工作需要学者以好奇、耐心和开放性来探索未知领域，进行知识创新。它与流水线上的匀速生产全然不同。如韦伯(Max Weber)所言，学术工作需要学者冒着“灵感”或许不会来的风险，饱含热情地沉浸于对未知的探究之中 [26]。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教师需要连续的物理时间进行浸入式的阅读、思考或写作，完成知识的搜集、联系和创造。基于学术工作这种特殊的时间要求，有学者认为大学应该持一种 “思考时间”（thought-time）观，关注教师工作时间的深度及思想价值，而不应该像普通的工业企业一样，将时间视为可分割、可计算、可盈利的“金钱时间”（money-time），关注单位时间创造收益的金钱价值 [27]。

在我国大学的日常工作情境中，不同利益主体的时间要求通过多渠道的通讯途径，将大学教师的工作时间碎片化。大学内部不同的利益主体（包括校、院、系各级管理人员与不同部门的行政人员、学生）都要求获得大学教师的时间，教师的时间权利缺乏保护。这种繁多、缺乏计划、琐碎的时间要求给大学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访谈中很多教师自嘲自己是“填表教师”、“报销教师”和“开会教师”。这样的大学管理现状也使学者理想中那种完全由研究热情驱动、长时间专注和完全沉浸于学术探索、不受时间限制的“无限时间”[28]，成为遥不可及的理想。此外，通讯技术的发展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使本已有限的时间进一步碎片化。现代通讯技术使人们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处理的任务数增加，改变着人类的时间知觉，人们能明显感知到速度的提升 [29]，这却与学术探究所需的专注于某一领域进行浸入式思考的“慢时间”（slow time）[30] 形成矛盾。

02

 时间边界：大学教师工作与生活之间的模糊边界

现代时间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与人体生命时间的矛盾，造成了现代劳动时间与私人闲暇时间的对立 [31]。在当前社会的大部分职业中，时间的公共用途（以有偿劳动的方式消费掉）和私人用途（主要指无偿使用）之间的分界越来越明显。以节假日为标志的私人时间使个体从工作中暂时解放而得到调剂 [32]，但是以大学教师为典型代表的一些指向创新的脑力劳动者则面临日益模糊的时间边界。受访教师有这样一些感受：

我们时间上有一个好处，不用按点儿坐班儿。如果临时有些自己的事情，可以适当灵活安排。我家离学校很远，单程来学校就要一个多小时，我就可以把必须我人到场的工作安排在三、四天之内，一周其他几天就在家工作。（工科教授，2015-3-27）

(大学教师的工作)没有一个界限，没有所谓的“下班”和“放假”，工作离散在每天的24小时中，想着写个文章啊、申个课题啊、怎么备课啊。在很多生活时间都要承受工作的压力，睡觉前翻来覆去想的也是研究的事情。（文科副教授，2015-05-13）

我觉得有时候写文章就像箭在弦上一样，不得不发，但是平时（工作时间）都被占满了，确实没有时间去整理，科研还得靠假期。别人都羡慕老师有寒暑假，其实大学老师的假期比工作日更忙，收数据、开学术会议、写论文、做课题。我前几天还发朋友圈说：“假期是块儿唐僧肉，大家都想咬一口。”（理科副教授，2015-9-25）

现在工作时间都被教学和行政事务占满了，考核呢却考我们的科研，这个逻辑很荒谬，是要“种瓜得豆”嘛！我们学校今年开始还要求教师跨校区坐班，每周至少两个半天，是学生咨询的时间。那科研什么时候做？只能下班儿了做呗。（普通大学文科讲师，2015-06-04）

年轻的时候经常熬夜写文章，没办法，没成果就没发展，大家都这样。现在年纪大了，熬个夜很久都缓不过来，也不敢再多熬了，国内这些年经常有大学老师过劳死的、暴毙的、得癌症的，我也劝自己不能太拼了，身体受不了，当然（科研）产出就少了很多。（普通大学商科教授，2015-6-24）

工作与生活间的模糊边界除了给予大学教师一定的调配自由之外，也让工作压力充斥到大学教师的全部时间中。工作时间被各种与学术工作无关的责任固化，教师不得不将生活时间用于工作，延长“影子工作时间”（hidden work time）[33]，以求完成学术任务，满足绩效考核要求。其他国家的大学教师也有相似的境遇，42%的英国大学教师认为，他们必须要将私人生活的时间投入工作 [34]。另一项对英国大学教师的调查表明，只有那些能够在私人生活时间（包括晚上、周末和假期）进行研究的学者才有可能获得职业发展。[35] 通信技术的革命也提高了私人时间的可及性，私人时间不再受到地点、环境、空间的局限，成为随时可连接、随时可面向公众、随时可以转化为工作的时间 [36]。工作对私人时间的侵占，短期来看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对教师群体的身心健康水平与家庭生活质量都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使学术职业成为不幸福的高危行业。

03

 时间冲突：时间优先性中的权力关系

在时间优先性的讨论中，第一个问题是哪类工作的时间获得优先权，第二是谁的时间获得优先权。这些个案故事深入刻画了时间冲突中的权力关系：

上课的时间是学期一开始就在课表里固定好了的，特别是本科生课，绝对要保证的，不能调课，如果上课迟到了，就算教学事故，（后果）很严重的。（工科教授，2015-03-27）

刚工作的时候比较乖，如果有(会议)通知，我都认真去履行，大大小小的会很多很累，并且很多都是个形式。现在我就会选择了，不重要的会就不参加了，但是这样也会让领导不悦。所以我现在每一次不来会都要有理由，你会发现，自己的课题或者研究并不能成为正当理由，学校或者学院的事情才是领导认可的正当理由。（“985”大学文科副教授，2015-06-05）

有一次院领导的秘书上午给我打电话，让我下午去参加院里一个大型课题的会。我就跟秘书解释说，我很早就跟人约好了下午有其他的工作，不能参加。秘书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年轻老师竟然能这样做选择！所以在他们的逻辑里，官高一级就有绝对的时间上的优先权……因为这个我就没能加入这个课题，到现在我一直担心因为这个事情我们院领导对我印象很不好。（“985”大学文科副教授，2015-06-05）

比如说我有个学生提前两周跟我约了谈论文，我都放了他三次鸽子了，这感觉糟透了。但是我没办法控制啊，行政上的事儿都只提前一天甚至就临时通知你，你又不能拒绝，只好跟学生说抱歉了。还有一种最讨厌，说要开个会，但时间不定，要等领导有空了再通知，我们就要随时等着。每个人的时间都要跟着他的上级变，上级还有上级，所以大家的时间都不能控制，就都乱套了。（理科副教授，2015-03-27）

在工作内容的时间排序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作与机构目标之间的关系及工作参与者的数量。学术工作一般被分为教学、科研、服务、管理等类型。其中，教学时间的组织化程度最高，是预先约定的刚性时间，并通过“课程表”这一时间方案获得最强的优先权；管理活动一般缺乏系统的计划，具有临时性与紧急性，但因为管理活动与组织目标紧密相关，又受行政力量的推动，在我国的大学中获得了相对的优先权，做研究在大学管理者眼中并不能成为逃会的“正当理由”，也向追随者传达着不同工作的价值和重要序列 [37]——管理事务优先于科研活动时间；科研活动大部分是个体独立进行的，课题讨论或数据收集等环节会以群体互动的方式实现。因此科研活动大多在自我时间和互动时间进行，在优先性排序中最弱，经常是“被调用”“被挤占”或“被节省”的时间。教学、科研与管理在时间优先性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工作的难度，科研工作最需要时间深度又无法获得时间优先，成为大学教师时间焦虑的重灾区。

在不同主体时间要求的冲突中，预约机制是社会上普遍接受的时间协调方案；但在我国当下的高校情境中，预约机制的作用极为有限，因为拥有相对权力优势的个体能够让其他个体等待、调整和配合自己的时间安排 [38-39]。时间占用主体的相对社会地位、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决定了时间优先度，预约的时间被不断调整，预约机制失效。每一个人对自己时间的掌控能力降低，时间计划随时会被拥有相对权力的个体打乱。大学组织内的所有个体都陷入时间失控、临时调整时间计划的怪圈中，效率低下。

04

 时间节奏：倒计时生存压力

学术工作中教学、科研、管理、聘任、课题都有其速度、节点和周期。关于时间节奏，受访老师们有这样一些体验：

科研这个东西是没有规律的，这灵感不是我给自己定个计划，比如说十天以后就来灵感了，就有思路了？但是对老师的考评是有规律的，我们每年底都要述职，要对着全体同事说今年发表了什么。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很多老师都会因为发表量不够向大家道歉。（理科副教授，2015-3-27）

我们这几年的新教师都是6年（两个聘期）非升即走的，半个聘期考核一次，一个聘期再考核一次，两个聘期到了还没能晋升就直接走了。这之外每年底还要考。我的有些研究其实还想再做的深入成熟一些，但考评的时间快到了，只能把自己还不满意的半成品拿去发了。（“985”大学文科讲师，2015-3-20）

有时候这些要求想想都很荒谬，有些课题要求你一年甚至几个月就做完，怎么可能嘛！就算理论基础以前有了，还要收数据、分析数据、写文章、投稿还要有审稿和发表的周期的呀。还有些课题，你申请的时候就要你把研究发现、政策建议都写上，它就巴不得你在申请的时候就能结题。（文科讲师，2015-5-30）

时间节点在英文里叫deadline，直接翻译的话叫“死期”，大家（大学老师）都有太多的deadline，每一次都觉得自己要被（时间节点）逼死了。我现在同时加入了四个课题，只能是哪个时间节点在前面，就先完成哪个。时间比较宽裕的课题就只能排后面了。（商科讲师，2015-5-24）

我作为大学教师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文章催人老”。就是看到别人发表了新的论文的时候，时间压力最大。我也一直在忙啊忙，我的研究还没个头绪呢，新的期刊出来，我认识的谁谁谁又发了一篇文章，或者我也有类似的（研究）想法，但是人家已经写了发了，这个时候最焦虑。（文科副教授，2015-03-25）

大学教师的每项工作都有自身的时间节奏。例如，教学按照教学周、学期和学年的节奏进行，科研按照课题申报、中期考核和结题的时间要求来进行，对教师工作的评价按照年度和聘期来要求。受访者普遍感受到各项工作的时间节奏都有加速的趋势。随着短周期工作挤出长周期工作、快工作挤出慢工作 [40]，所有的工作周期都有缩短的趋势。知识创新这一职业目标给大学教师带来了加速的焦虑。老化的标准取决于革新的数量。革新的速度越快，过时趋向的增长越快。世界范围内的同时性为大学教师的研究、创新和知识生产提供了一种过度饱和的求知欲，这样一种求知欲被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学术评奖等学术交流机制进一步放大，最终使学术工作在竞争、比较与指标考核中进入加速与倒计时的轨道。

05

 时间轨迹：职业生涯发展

时间轨迹从个人生命历程这一宏观层面分析职业生涯的准备、开始、发展与结束。性别、年龄和教育经历的差异使得受访者经历不同的生涯困境：

我以前的同学大部分都在上海买房了。我读到现在才刚工作，（读书期间）一直花家里的钱，买房更是没影儿呢，（跟女朋友）一提结婚的事情就发愁。（普通高校文科男讲师，2015-5-30）。

（我）不敢生孩子，今年已经34了，再不要孩子可能（生理上）就要不了了。但是（如果）怀孕肯定会影响工作，各种考核、结题都通不过，晋升就更没希望了。（“985”高校理科女讲师，2015-3-27）

比如说讲师三年可以评副教授，如果超过这个时间还没晋升的话会有社会心理的压力。别人都评上了你没评上，会让自己觉得不如别人，或者别人觉得你能力有问题。（文科副教授，2015-05-13）

我今年39，才在大学工作了3年多，因为本科毕业先在其他机构工作，再读的硕士和博士，所以年龄比较大。很多地方很吃亏，现在什么都提倡年轻化，很多青年课题啊计划啊，我年龄都超过了，都申不了，感觉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普通大学文科讲师，39岁，2015-06-04）

科研本质上就是个知识创新的竞争，因为竞争有个马太效应，所以大家都很勤奋。博士毕业大概28岁，毕业后5到8年内，（学术生涯的）竞争基本上就决出胜负了，如果没有胜出，就沉沦了……现在高校给年轻人的成长期很短，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头衔或者帽子（例如“青年千人”）就会很痛苦，因为我们学科搞科研需要大量的设备经费，得不到资源支持的话，没办法做研究。（“985”大学工科海归副研究员，2015-06-23）

与其他职业相比，大学教师的专业化程度较高，需要较长的职业准备期和持久的职业发展期 [41]。国内外大学普遍将博士学位甚至博士后工作经历作为入职的基本要求，获得博士学位需要的平均修业时间却不断增加 [42]。较长的职业准备期不仅在经济、心理成本上对个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职业准备期和职业初期又与个体社会生理年龄中建立家庭及抚育下一代的责任相重叠，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时间焦虑。“青椒”“工蜂”等隐喻在受访青年教师的戏谑、调侃和自嘲中频频出现。

在职业发展方面，学术工作探求新知的特性使得大学教师在职业生涯的每一阶段都需持续进行专业发展。诸多实证研究也证明，年龄作为个体生理与社会实践时间的表征，在个体大学教师的学术成长上有明显的成熟效应和累积效应 [43-44]。但在当下中国，不仅社会舆论呈现出对学术人才年轻化的偏好 [45]，而且诸如教师聘任、职称晋升、课题申报、人才计划评选等各项学术制度也以年龄作为政策工具，重点关注、支持和资助低龄人才。此类政策对当下大学的学术发展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大学在“单位制”时代盛行的是论资排辈的文化 [46]，年长大学教师一度在资源分配、职称晋升等各方面都拥有相对优势。国外学界也有类似“老人统治”的传统 [47]。但随着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中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我国大学人事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那些研究范式转变剧烈的学科领域，新近入职的年轻大学教师掌握了国际最新学科范式，年长学者因经验积累而获得的年龄优势越来越少 [48]。学术管理政策对低龄学者的支持和资助有助于矫正“老人统治”，激发年轻学者的学术活力，推动范式革命并快速实现学科发展。但从我国学界的长期发展来看，需要摒弃生理年龄这一政策工具。因为学术知识创新的内生力量依然是学者通过长时间的探究、思考、积淀而实现的知识累积与创新，低龄偏好的学术政策会使制度中的学者陷入压缩职业准备期、职业成长期和个人家庭组建期的焦虑，“大器晚成者”或“深入持久的研究者”难有专业发展的时间和资源支持，处于职业中后期的学者也缺乏专业发展激励。

研究结论与讨论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在每个时间层面进一步归纳学术工作需要的时间观与管理要求所体现的时间观，对比的结果如表2。学术工作所需的是一种有深度、有边界、少冲突、慢节奏、缓轨迹的时间观，管理要求体现的是一种碎片化、无边界、多冲突、快节奏、陡轨迹的时间观，两种时间观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与矛盾。大学教师的日常实践在这两种时间观中挣扎，由此导致身心健康、职业认同和学术创新都面临危机，可能使整个学术工作进入一个畸形发展的怪圈。

大学管理要求体现的时间观是当前加速发展社会背景下的缩影，大多行业和领域都体现出相似的时间特征，再空谈“闲逸的好奇”已经是对不可逆转的学术时间环境的一种乡愁式留恋，大学教师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提升多任务处理和时间协调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49]。但大学这一社会机构的特殊性在于将知识本身作为其目的进行探究和传播 [50]，当整个社会都屈从于时间的规训与焦虑之时，大学里的学术人员应该保持清明和冷静，建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思考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51-52]。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大学教师的时间观还面临如下独特困境。

01

大学行政部门的时间观亟需调整

大学行政部门本应为学术工作提供支持，缓冲管理要求对学术工作的时间压力。但在本文的被调查对象看来，侵占学术工作时间、加剧学术时间压力的恰恰是行政部门。大学通过年度和聘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对学术人员的时间效率进行了严密监控，但对行政人员的时间效率和时间成本缺乏关注，行政事务占用学术人员的时间也没有上限，使得形式化、重复性、繁琐化的事务泛滥，行政事务成为制约大学时间效率的短板。因此，有必要增强行政工作的计划性和协调性，减少时间冲突并形成时间协调的预约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时间优先序列的任意干扰。行政权力对时间优先的任意干扰使大学中所有个体失去对自己时间的掌控而陷入焦虑，严重影响大学组织运行的效率。

02

学术制度设计应尊重学术发展的时间规律，摒弃“生理年龄”这一政策工具

知识创新的积累性、随机性、偶然性特质要求学术制度的设计遵循学术创新的自然规律，形成和保护学术工作所需的有深度、有边界、少冲突、慢节奏的时间。此外，在学术制度的设计中应摒弃将“生理年龄”作为政策工具，对职业初期学者的支持，以“职业年龄”或“职业发展阶段”作为划分依据，对职业中后期的学者不设年龄限制。首先，生理年龄是一种人力无法改变的先天特征，作为政策工具易形成歧视，不利于吸引各年龄层的优秀人才进入学术职业，西方一些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禁止年龄歧视 [53]。以对职业初期学者的支持项目为例，与我国普遍按照年龄划分各类“青年课题”不同，美国的资助对象是终身轨的助理教授 [54]，香港资助从事全职学术工作三年以内的学者 [55]，澳大利亚资助获得博士学位五年之内的学者或者因为一些事件中断、又欲回归学术职业的学者 [56]。其次，当前学术制度中的低龄偏好违背学术工作需要一定职业准备期和职业成长期的特征，还对个体的家庭组建期形成压力。最后，在当下劳动力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中国，需要充分激发所有年龄阶段学者的学术活力，避免对职业发展中后期的学者设立年龄限制。

大学教师挣扎于学术工作的时间特征与外在管理的时间要求之间。管理制度通过时间来规训大学教师群体，使大学教师或不堪重负而出走，或无可奈何而将这种时间的规训主体化。长此以往，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其后果可能不是生产大量“时不我待”的产业化学术工人，而是在未来某个时间使我国大学和学界“时不我待”地亡羊补牢。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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