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章开沅：好制度比好校长更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但我自己却唯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我的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

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但是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并且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灌铸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绝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的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至少是能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性，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

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入校教育，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工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事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循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

文章来源：选自《回归大学之道：章开沅口述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转自尔雅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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